编者按
　　白求恩不会是一个孤单的背影。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么一些人，和他一样，跋涉在志愿道路上，只为实现超越“利己”的满足，追求“利他”的快乐。柴春芽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电话那头，柴春芽在咳嗽，他说，从纯净的草原回到城市，肺已经不能适应。我开玩笑，这是贵族病——像古老的欧洲贵族一样，只有生活在远离尘嚣的偏僻原野，身心才能康复。柴春芽的“病”，是精神上容不得污染，至少，他要对污染表示反抗。
　　２００５年８月辞去《南方周末》摄影记者职务后，柴春芽开始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汪布顶乡各麦村小学志愿支教一年的生活，临行时的声明中说“坚持不宣传”，“我希望自己像马骅一样”，支教“只因为心灵的需要”。
　　在这所有３０名藏族学生的学校，柴春芽是汉语、英语老师。不过他似乎是带着些“启蒙”的任务去的，他把自己的诗谱上曲，教给孩子，还自编了据说融合中国古代养生和武术的体操让孩子们锻炼，有人去看望学校，孩子们自然要舞弄一番，拿个大顶，去看望的人说：“等２００８年让他们去参加奥运会吧。”
　　在藏区，在除了教学外缺少交流机会的草原，柴春芽有更多时间读书、冥想和反省，这也是他“心灵需要”的一部分，所以，回来后，他常常流露出对这一年孤独生活的留恋，在孤独中，自我变得比在人群中清晰很多。
　　有的人注定流浪，注定按照心灵的指引，去完成让别人快乐的事情，这大概应该是“志愿”本身的含义。
　　
　　一
　　
　　像所有那些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和幻想的人一样，２００５年８月临进草原前，我对自己的草原生活进行过种种设想。我想象自己骑着马，在平坦的草原上向县城进发，我在马背上捧着一本诗集，当流云和鹰隼从头顶掠过的时候，我正沉迷于一首诗的韵律中。我甚至想象过，必定会有一个名叫卓玛或央金的姑娘，将和我发生一段浪漫的爱情。现实中，我是个对生活和爱情早已绝望的人，我之所以还保持着健康的愤怒以快乐的姿态活在这荒凉的人世上，想必是心中的幻想还没有死去。
　　可是，当我骑马走在陡峭逼仄的山路上，俯视马镫之下布满乌鸦和兀鹫的悬崖，我有些害怕。当然，比之于后来从广州、深圳、西安等地来看望我的那些朋友在进山路上因惊恐而大呼小叫的样子，我还是算得上勇敢。我甚至敢于纵马跟随那些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藏人，跑过一个又一个垭口。但在马背上读书的想法，却因这危险的栈道而破灭了。
　　从我所寄居的戈麦高山牧场到德格县城，有一段艰难的路程。四野茫茫的路上，很少有人迎面而来。狼和狗熊经常出没的峡谷里，充满了山涧湍流的喧响。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不管是骑马而行还是徒步穿越。
　　好在我有长年在西北农村成长的经历。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足以支撑我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去。我不想把草原生活的艰苦夸大其词，对我而言，那样的生活毫无艰苦可言。我可以半个多月没有蔬菜，一天两顿煮挂面。我也可以没有高压锅，只是用村民给我提供的一口铝锅。有一天在县城，我《南方周末》的同事杨瑞春说：“我给你赞助一口高压锅吧。”于是就买了一口高压锅，突然发现生活的质量大大提高。从来煮不熟的挂面第一次煮熟了。
　　
　　二
　　
　　我经常会想：马骅在云南那个叫雨崩村地方呆了一年，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一个像他那样自幼在城市长大的人来说。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没有电和通讯，没有朋友与你交谈，当学生放学离开以后，空旷的校园孤立在空旷的山坡上，只有你一个人，形只影单，孤独便像一个小偷蹑手蹑脚，来到你身边，偷走你的浪漫想象。
　　因此，你就不得不学会对着旷野呼喊，或者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一遍，把所有会背的诗朗诵一遍，再或者，捧着加缪戏剧集，用不同的腔调扮演不同的角色，一个人演戏……一个人生活，经常会泪流满面——坐在山坡上，突然想起曾经的恋人，想她曾给你写的诗，想她曾给你唱过的歌，泪水便不知不觉湿润了两腮。
　　有一天，我骑马来到德格县城，在那充满烟草、浓痰、汗臭以及一声声网络游戏者高声尖叫的网吧里，我右边的少年玩着血腥暴力的杀人游戏，我却泪流满面。我看到我的诗人兄弟嘎代才让写给我的一首诗——《柴春芽的行走与停顿》。
　　他在诗中这样写道：“晚上十点／什么烦恼也没有。那么容易地／想到柴春芽了。他多么幸福：赞美和依赖／还有一场不可逆转的命运安排／一切都很随意。在西藏／掩埋着他一生最炫耀的呼吸／由此，另一个黄昏／他醉酒了。走过这样的途径／面朝着太阳，等待又一个黑夜／这正是他尽欢的一夜／我想了很多……猛然起立的时刻，仿佛还在昨天／你和很多人同时走在路上／但西藏的秘密最终还是被你发现的／从这么遥远的路途／你总是固执己见。这么多年／你可能是习惯了／激情膨胀，偶然我也会发现你的这一点／以回忆的方式，在这个／半明半暗的夜色里／我会向你要眼睛／我会向你要心脏／／最后，我要你的哭声／我要你昨天说话的心态／你／应当成为一个能让我开心的／人物。我也必须是你身边／爱说“我已习惯这样”的流浪汉／鸟飞得很低，你走得很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世界踏遍”。
　　我还看到大哥才旺瑙乳给我写的信：“你留言的第二天中午我就看到了。说实话我也流泪了……遥祝兄弟你在那里过得愉快。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过得愉快。要不我们的信仰和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不能不过得愉快！”
　　还有我的妹妹春霞，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我物质和精神的支持。
　　每次从县城回草原，心情都很愉快。我知道我的兄弟和亲人惦念着我。虽然有时候，我是徒步７小时进城和回草原的。一路上，我都在想着远方的那些兄弟和亲人。多年以来，不断有朋友出卖和背叛友谊，不断有姑娘欺骗和亵渎爱情，出卖和背叛，欺骗和亵渎，也常常使我痛不欲生，由此对友谊和爱情产生怀疑和绝望，但正是这些经过时间之流的淘洗，最终成为生命中热血相许的兄弟和亲人，却成为我活着和继续美丽绚烂地生活下去的理由和根据。
　　
　　三
　　
　　就这样孤独而自由，像一片云那样，留在海拔４０００米的高山牧场上。我那些可爱的藏族孩子，把他们天真烂漫的欢乐带到身边。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那么放松，常常因为语言的障碍而用相视一笑的温柔表达心曲。草原上，草枯草荣华，花落花馥郁，四季递嬗，不变的，竟是一个人内心的澹泊宁静，如我日日鸟瞰的高山下的海子，容纳了四季苍茫却又守口如瓶。
　　这样的山村小学，由３０个脏兮兮的孩子，一个嗜酒的藏文民办老师，还有我这个被唤作亚嘎的汉人，以及我收养的一只藏狗和一只猫组成。日子平凡地流淌着，因其平凡，所以带不起内心的喧嚣。清晨，两只喜鹊在我的窗户上喳喳叫个不停，直到把我吵醒。没有表的日子，它们是我的时钟。步出小木屋，在草原上漫步，看金沙江上云朵如莲，渐次漂移到脚下。迎面遇见从牧场上赶来上学的孩子，看见他们的破球鞋被草上的露水打湿，但他们全不在意，他们早就习惯了风雨无阻和粗糙而健康的成长。
　　许多令我感动的事情，我怎能轻易说出。
　　有一次在县城，我正走在前往更庆寺的土路上，身后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亚嘎老师——亚嘎老师——”回头看见我以前的学生根秋多吉。在春节后的第三天，他的阿爸带他走进寺院，削去头发，成为一个小小的喇嘛。我看见他在袈裟中摸索出６块钱塞进我手里。他说：“亚嘎老师，您去买水喝吧。”那天，他走了大半天山路，来到县城，怀揣着积攒下来的十几块钱。那天，我身无分文，正漫步在前往更庆寺的土路上。除了这１２岁的少年，没有人知道我那时的贫穷和困苦。
　　常常，在饥饿的早晨，没有早餐，有那从遥远牧场上来的孩子，手里提着一瓶他（她）的阿妈挤下的新鲜牛奶，来到我的小木屋。
　　
　　四
　　
　　草原这一年，并没有一个名叫卓玛或央金的姑娘给我爱情。
　　远方也没有恋人急切地等我回去。
　　命中注定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所以就从不抱怨什么，只是一如既往地平静着，行走着，追寻那虚无缥缈的某种东西。因为给一方水土留存了爱和希望的种子，所以还有一种幸福在心中滋生，如草木和源泉。这就已经足够了。我知道自己从来就是一个有着微不足道的愿望的人。和马骅一样，和从兰州赶赴而来接替我工作的朋友吴铁一样，我们只希望过一种纯洁的生活。
　　７月，诗人高晓涛来草原看我，说当他从北京出发时，正是友人马骅的一周年忌日，他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去年，他曾去过马骅在云南德钦支教的雨崩村。去年，他从书页中翻出马骅给他抄赠的一首美国诗人奥哈拉写给阿什伯瑞的诗。马骅失踪后，晓涛才发现这首诗充满了不祥的预言。
　　诗是这样写的：“我不相信真的没有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将坐在山顶，将新写的诗／读给彼此听／你是杜甫，我是白居易／而孙猴女士将在月亮上嘲笑／我们不合时宜的头脑／我们看着白雪落下，草地／已不是我们年轻是看到的模样／而月亮，今晚当它升起／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它意味着：‘你凋落，像朵花。’”当晓涛给我朗诵这首诗的时候，我想起６月的一个晚上，梦见马骅的情景。
　　有一段时间，我写下大量有关死亡的诗歌。瑙乳大哥在电话里提醒我注意。所幸，我活着离开了草原。活着很好，就在今年８月的陇西，诗人杞伯对我说：我们要用纯洁的生告诉那些肮脏而卑贱地活着的人——人生其实本可以如此圣洁、绚烂。
　　我多么希望马骅活着。我多么希望他和我和晓涛一起，坐在山顶上，和月亮上的孙猴女士一起嘲笑这个失去了纯洁的世界。看多了太多追名逐利的小人，我们只希望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