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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共都借助英模表彰制度及其运作机制，塑造着不同的典型和模范，实现着不同的政治目标。这里英模的概念，较为宽泛，包括革命烈士、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道德模范等等。
英模标准与现实政治的需要密不可分，英模在承担着政治模范、军事模范、经济模范及文化模范等诸多功能的同时，更是一定时期政治斗争的急先锋和政治动向的风向标。
肇始于苏联
中共英模表彰制度，肇始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革命动员和表彰活动，成熟于延安时期的英模表彰运动。1943年11月在延安召开的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是其成熟的标志，此后该模式逐步制度化，最终定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从革命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后，英模表彰由运动演变为制度，再从制度衍生成各种运动，一直游走于两者之间，这同中共的政治文化与政治需要有关。
学习苏联英模表彰运动，主要是塑造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开展标兵人物运动。国人非常熟悉的保尔·柯察金便是革命理想主义的集中体现者。这一源自于奥斯特洛夫斯基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英雄人物，他对敌斗争的坚决意志、对党的热爱忠诚和以解放全世界被压迫者为己任的共产主义理想，是苏联褒扬的英雄人格，也是中共着力介绍和宣传，借以塑造新型政治人格的蓝本。这本书所宣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新道德不仅对苏联影响极大，对其他兄弟政党及国家也影响巨大，对于中共更是如此。该书1935年在莫斯科完整出版，1937年便有了中译本。新中国成立后影响更甚。根据出版界的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销量较大的文艺小说中，唯一的译作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再就是学习苏联建设中表彰运动的开展。例如，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就借鉴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斯达汉诺夫是一名表现杰出的工人），开展了“赵占魁运动”。毛泽东在获知赵占魁的事迹后，立即给主管职工工作的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的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大规模地宣传和推广“斯达汉诺夫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向模范学习。
自身生存需要英模
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产生，与延安时期开展的英模表彰运动密不可分。延安英模表彰运动的推广，为中共渡过经济难关，贡献甚大。抗战初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其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外援：一是国民政府拨付的款项，称为“协款”；二是海外华侨和后方人士的捐款。随着边区人口增长，国共关系恶化，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完全停止了“协款”的发放和捐款的汇兑，致使边区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举步维艰。
在如此严峻的政治环境下，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中共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早在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全党和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动员广大民众和全体党员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中共结合苏维埃时期的动员经验和表彰方式，借鉴苏联的表彰模式，在边区开展了表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在开展向劳动英雄吴满有看齐的“吴满有运动”中，朱德在一次会上发言说，“吴满有这篇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而这个数目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的总数。
此外，中共此时的英模表彰运动也跟整风运动密切相关。毛泽东按照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重塑新人的革命理念去发现、选择和培养新人，树立符合政治需要且又能立足于民间的英雄模范，从而在加强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同时，证明中共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为人民服务的。
中共还对传统旌表制度的合理部分进行了继承和改造，除了在形式上作了变通，赋予革命意义（如将牌坊改为纪念碑或建立纪念馆，祖先祭拜变通为规定时节进行扫墓等）以外，更多的则是吸收了传统旌表制度重视道德伦理的特点，将其与革命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相结合，以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
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追悼张思德、白求恩、“四八烈士”等英模人物，从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上为中共建构政治道德标准，并要求全体党员学习和追求此标准，以达到锻造新人、改造社会的目的。
表彰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恢复社会生产和进行国家整合的过程中，中共积极开展英模表彰活动。1950年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是新生政权建立以后，对那些在革命与生产建设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优秀分子的表彰与奖励仪式，也是一场盛大的政治检阅和革命总结活动，意义极其重大。
这一时期的英模表彰实践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国家的政治话语权，号召全面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工业建设方面，借鉴“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模式，在各行业树典范、学榜样，以破纪录、高标准、技术创新等为目标，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加快工业化建设。这一时期各行业出现的典型很多，如郝建秀的“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王崇伦的“快速切割法”、张淑云的“张淑云工作法”等。
二是纪念和追思已逝的英雄和革命烈士，并以国家名义进行褒扬和表彰。如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刘胡兰、董存瑞等，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黄继光、罗盛教等，尤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为主。从1958年《人民日报》公布的资料看，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8月，志愿军中涌现三等以上功臣30多万名，集体立三等功以上的单位6100多个。其中，特级英雄、特等功臣2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黄继光和杨根思；一级英雄、特等功臣46名；一级模范、特等功臣4名；一级英雄、一等功臣4名；二级英雄、特等功臣72名；二级模范、特等功臣4名；二级英雄、一等功臣105名；二级模范、一等功臣45名；特等功臣89名。在这些功臣中，有231190人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的各种勋章和奖章。但据后来修订的《抗美援朝战争纪事》可知，实际数字远大于上述数目。 困难时期的政治象征
从1957到1965年，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生活风云多变，政治路线急于冒进，英模表彰活动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1959年和1960年，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全国性英模表彰活动。60年代以后的英模，更多地体现了政治符号的象征性。例如，工农业生产战线分别予以表彰的王进喜和陈永贵，成为当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两面旗帜，即“工业学大庆”与“农业学大寨”。对以雷锋为代表的英模的表彰和宣传，其根本目的是以他们的模范行为与强烈的阶级感情，尤其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和忠诚性，提高民众共产主义品质的修养。
这一时期英模表彰活动的特点可归纳为两点：生产战线上高扬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崇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政治上强调阶级性，忠于领袖。后者正如周恩来为雷锋题词所赞扬的那样：“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文革”英模“样板化”
“文革”时期，由于受“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干扰，褒扬的英模有三个特点：一是“忠”为先，在延续原有忠于党忠于领袖的政治标准之下，更加强调无条件的服从，甚至极力推崇愚忠。这集中体现在“三忠于”与“四无限”方面。“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一般和“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连用。
二是女英模的凸显。以八个样板戏为例，《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李奶奶；《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沙奶奶；《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等；《海港》中的方海珍；《白毛女》中的喜儿；《奇袭白虎团》中的崔大娘等，她们或是“革命的好帮手”，或是革命领导者之一。
三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换，原有英模绝大部分被贬黜，有些甚至被折磨致死。尤其是一些劳模，被当作所谓执行刘少奇黑路线的“代言人”或“追随者”打倒，处境甚为凄惨。
“文革”结束初期，政治上延续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国家恢复了“文革”前通过召开全国大会奖励模范、表彰先进的做法。从1977年到197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召开五次全国性代表大会来表彰全国劳模、先进集体及先进生产者。
但此时现实情况已发生变化，英模们在民间遭受质疑，甚而成为被嘲讽、打击的对象，因此，自1979年12月全国劳模会议召开之后，这一方式就中止了。重新确立英模标准和遴选新的英模成为一种急迫需要。
改革开放后政治激情消退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原有的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政治激情逐步消退，部分民众开始羡慕西方国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甚至出现信仰危机。
鉴于此，中共从1983年开始，再次掀起“学雷锋”高潮，随后又陆续推出张海迪、朱伯儒、张华、赖宁等新一批的英雄模范，以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这其中，尤以宣传和学习张海迪为甚。1983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邓小平、叶剑英等八位中央领导同志号召“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亲笔题词。身残志坚、不断追求进步的张海迪的励志故事，迅速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对象。
1989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国家再次启动了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表彰英模的模式，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表彰那些在各条战线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发扬良好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坚持主流舆论导向，踏踏实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理念的模范人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些英模标准的指导下，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模范人物。例如，见义勇为的英雄战士徐洪刚，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人孔繁森，女售票员李素丽等等。
进入21世纪，国家更加强调英模人物的先进性，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以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为例，被表彰的英模群体中，绝大多数人获得过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是本地区、本系统的杰出代表，并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有些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先进典型。比如在抗击非典斗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医学专家钟南山，新时期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许振超，人民的好法官宋鱼水，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张云泉等。
可见，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家表彰的模范和树立的典型人物，与毛泽东时代表彰的英模相较，其标准已发生重大变化。
总之，中共英模表彰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体现国家政治意志、动员和教育民众、满足个体政治诉求等方面贡献巨大。这种激励措施和奖赏制度的运行及其实践，事实上形成了对国家管理体系的有力补充，不同英模的榜样力量，将党的政治意志柔性地渗入民间，以完成不同的政治任务。英模表彰制度因其具有的强大社会整合功能，仍然是当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方式之一。
英模标准与现实政治的需要密不可分，英模在承担着政治模范、军事模范、经济模范及文化模范等诸多功能的同时，更是一定时期政治斗争的急先锋和政治动向的风向标。
肇始于苏联
中共英模表彰制度，肇始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革命动员和表彰活动，成熟于延安时期的英模表彰运动。1943年11月在延安召开的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是其成熟的标志，此后该模式逐步制度化，最终定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从革命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后，英模表彰由运动演变为制度，再从制度衍生成各种运动，一直游走于两者之间，这同中共的政治文化与政治需要有关。
学习苏联英模表彰运动，主要是塑造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开展标兵人物运动。国人非常熟悉的保尔·柯察金便是革命理想主义的集中体现者。这一源自于奥斯特洛夫斯基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英雄人物，他对敌斗争的坚决意志、对党的热爱忠诚和以解放全世界被压迫者为己任的共产主义理想，是苏联褒扬的英雄人格，也是中共着力介绍和宣传，借以塑造新型政治人格的蓝本。这本书所宣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新道德不仅对苏联影响极大，对其他兄弟政党及国家也影响巨大，对于中共更是如此。该书1935年在莫斯科完整出版，1937年便有了中译本。新中国成立后影响更甚。根据出版界的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销量较大的文艺小说中，唯一的译作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再就是学习苏联建设中表彰运动的开展。例如，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就借鉴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斯达汉诺夫是一名表现杰出的工人），开展了“赵占魁运动”。毛泽东在获知赵占魁的事迹后，立即给主管职工工作的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的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大规模地宣传和推广“斯达汉诺夫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向模范学习。
自身生存需要英模
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产生，与延安时期开展的英模表彰运动密不可分。延安英模表彰运动的推广，为中共渡过经济难关，贡献甚大。抗战初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其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外援：一是国民政府拨付的款项，称为“协款”；二是海外华侨和后方人士的捐款。随着边区人口增长，国共关系恶化，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完全停止了“协款”的发放和捐款的汇兑，致使边区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举步维艰。
在如此严峻的政治环境下，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中共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早在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全党和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动员广大民众和全体党员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中共结合苏维埃时期的动员经验和表彰方式，借鉴苏联的表彰模式，在边区开展了表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在开展向劳动英雄吴满有看齐的“吴满有运动”中，朱德在一次会上发言说，“吴满有这篇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而这个数目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的总数。
此外，中共此时的英模表彰运动也跟整风运动密切相关。毛泽东按照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重塑新人的革命理念去发现、选择和培养新人，树立符合政治需要且又能立足于民间的英雄模范，从而在加强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同时，证明中共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为人民服务的。
中共还对传统旌表制度的合理部分进行了继承和改造，除了在形式上作了变通，赋予革命意义（如将牌坊改为纪念碑或建立纪念馆，祖先祭拜变通为规定时节进行扫墓等）以外，更多的则是吸收了传统旌表制度重视道德伦理的特点，将其与革命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相结合，以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
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追悼张思德、白求恩、“四八烈士”等英模人物，从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上为中共建构政治道德标准，并要求全体党员学习和追求此标准，以达到锻造新人、改造社会的目的。
表彰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恢复社会生产和进行国家整合的过程中，中共积极开展英模表彰活动。1950年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是新生政权建立以后，对那些在革命与生产建设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优秀分子的表彰与奖励仪式，也是一场盛大的政治检阅和革命总结活动，意义极其重大。
这一时期的英模表彰实践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国家的政治话语权，号召全面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工业建设方面，借鉴“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模式，在各行业树典范、学榜样，以破纪录、高标准、技术创新等为目标，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加快工业化建设。这一时期各行业出现的典型很多，如郝建秀的“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王崇伦的“快速切割法”、张淑云的“张淑云工作法”等。
二是纪念和追思已逝的英雄和革命烈士，并以国家名义进行褒扬和表彰。如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刘胡兰、董存瑞等，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黄继光、罗盛教等，尤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为主。从1958年《人民日报》公布的资料看，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8月，志愿军中涌现三等以上功臣30多万名，集体立三等功以上的单位6100多个。其中，特级英雄、特等功臣2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黄继光和杨根思；一级英雄、特等功臣46名；一级模范、特等功臣4名；一级英雄、一等功臣4名；二级英雄、特等功臣72名；二级模范、特等功臣4名；二级英雄、一等功臣105名；二级模范、一等功臣45名；特等功臣89名。在这些功臣中，有231190人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的各种勋章和奖章。但据后来修订的《抗美援朝战争纪事》可知，实际数字远大于上述数目。 困难时期的政治象征
从1957到1965年，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生活风云多变，政治路线急于冒进，英模表彰活动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1959年和1960年，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全国性英模表彰活动。60年代以后的英模，更多地体现了政治符号的象征性。例如，工农业生产战线分别予以表彰的王进喜和陈永贵，成为当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两面旗帜，即“工业学大庆”与“农业学大寨”。对以雷锋为代表的英模的表彰和宣传，其根本目的是以他们的模范行为与强烈的阶级感情，尤其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和忠诚性，提高民众共产主义品质的修养。
这一时期英模表彰活动的特点可归纳为两点：生产战线上高扬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崇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政治上强调阶级性，忠于领袖。后者正如周恩来为雷锋题词所赞扬的那样：“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文革”英模“样板化”
“文革”时期，由于受“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干扰，褒扬的英模有三个特点：一是“忠”为先，在延续原有忠于党忠于领袖的政治标准之下，更加强调无条件的服从，甚至极力推崇愚忠。这集中体现在“三忠于”与“四无限”方面。“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一般和“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连用。
二是女英模的凸显。以八个样板戏为例，《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李奶奶；《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沙奶奶；《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等；《海港》中的方海珍；《白毛女》中的喜儿；《奇袭白虎团》中的崔大娘等，她们或是“革命的好帮手”，或是革命领导者之一。
三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换，原有英模绝大部分被贬黜，有些甚至被折磨致死。尤其是一些劳模，被当作所谓执行刘少奇黑路线的“代言人”或“追随者”打倒，处境甚为凄惨。
“文革”结束初期，政治上延续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国家恢复了“文革”前通过召开全国大会奖励模范、表彰先进的做法。从1977年到197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召开五次全国性代表大会来表彰全国劳模、先进集体及先进生产者。
但此时现实情况已发生变化，英模们在民间遭受质疑，甚而成为被嘲讽、打击的对象，因此，自1979年12月全国劳模会议召开之后，这一方式就中止了。重新确立英模标准和遴选新的英模成为一种急迫需要。
改革开放后政治激情消退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原有的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政治激情逐步消退，部分民众开始羡慕西方国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甚至出现信仰危机。
鉴于此，中共从1983年开始，再次掀起“学雷锋”高潮，随后又陆续推出张海迪、朱伯儒、张华、赖宁等新一批的英雄模范，以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这其中，尤以宣传和学习张海迪为甚。1983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邓小平、叶剑英等八位中央领导同志号召“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亲笔题词。身残志坚、不断追求进步的张海迪的励志故事，迅速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对象。
1989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国家再次启动了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表彰英模的模式，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表彰那些在各条战线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发扬良好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坚持主流舆论导向，踏踏实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理念的模范人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些英模标准的指导下，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模范人物。例如，见义勇为的英雄战士徐洪刚，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人孔繁森，女售票员李素丽等等。
进入21世纪，国家更加强调英模人物的先进性，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以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为例，被表彰的英模群体中，绝大多数人获得过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是本地区、本系统的杰出代表，并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有些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先进典型。比如在抗击非典斗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医学专家钟南山，新时期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许振超，人民的好法官宋鱼水，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张云泉等。
可见，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家表彰的模范和树立的典型人物，与毛泽东时代表彰的英模相较，其标准已发生重大变化。
总之，中共英模表彰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体现国家政治意志、动员和教育民众、满足个体政治诉求等方面贡献巨大。这种激励措施和奖赏制度的运行及其实践，事实上形成了对国家管理体系的有力补充，不同英模的榜样力量，将党的政治意志柔性地渗入民间，以完成不同的政治任务。英模表彰制度因其具有的强大社会整合功能，仍然是当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