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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欧洲思想史上，马基雅维里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似乎有着两张不同的面孔，一是在《君主论》中呈现出来的绝对君主主义者的面孔，另一是在《论李维》中所展现的共和主义者的面孔。不过，在研读过他的主要著作之后，我却发现他的思想从《君主论》到《论李维》是一以贯之的。因为马基雅维里是在同一时期撰写这两本著作的，而且它们之间交织着某些共同的观念，即“现实主义的共和主义”。
关键词：现实主义的共和主义；能力；自由；大西洋共和主义
中图分类号：B5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5-0070-07
在欧洲思想史上，马基雅维里是谜一般的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大相径庭。他似乎拥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在《君主论》中呈现出来的“绝对君主主义者”的面孔，另一张则是《论李维》中的“共和主义者”的面孔。不过，仔细研读马基雅维里的主要著作之后，我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从历史记载上看，马基雅维里是在同一时期里(1513-1517年)撰写了这两本书，而且从这两本书的结构上看，有部分交错之处，即在《君主论》中夹杂着对共和国的讨论，而在《论李维》中亦有关于君主国和专制的议论。
据此，我认为，马基雅维里原先很可能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试图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从政经验出发，系统地研究国家的类型、制度、统治者和人民的能力、精神以及命运，探讨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可以说，马基雅维里是从1513年开始撰写这一著作的。在1513年12月10日“致维托里的信”中，他说自己白天为家里柴米油盐奔忙，而到了晚上，一头扎进古书之中，勾沉探微，研究治国之术。当时马基雅维里很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考虑到当时意大利的混乱状态，马基雅维里认为要重新统一意大利，必须要有一位卓越的君主。为此，他在1515年左右把先行写出的文字整理成《君主论》，献给洛伦佐·美第奇。但是，《君主论》并未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不过，马基雅维里并不气馁，继续探讨古今治亡之道，到1517年撰写出了《论李维》，认为共和国优越于君主国，因为共和国的优势就是自由，所以一个君主要想让自己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就要建立共和体制。而在共和国历史上，又以罗马共和国为典范，而罗马共和国得以长治久安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混合体制和卓越的公民精神。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思想在《君主论》中已有了一点表露，如在第5章，在谈到被外敌占领时，他指出，与君主国相比较，“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
简言之，面对当时意大利的混乱局面，马基雅维里认为最好能有一位卓越的君主出来把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然后，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位君主必须在意大利确立共和政体。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其实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共和主义者。
一、现实主义的共和主义
其实，马基雅维里只是不想谈论什么是理想的或普世的权力运作，而是要揭示现实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不过，马基雅维里并非藐视政治理想，而是要求从现实的权力运作中引申出恰当的政治理想，切忌空谈。在《君主论》第15章，他写道：“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像方面。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
可以说，他并非俗人眼里的“非道德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化身，而是揭示了政治理想与道德得以可能的条件，即如何“因时制宜”。为此，马基雅维里大约在同一时期撰写了《君主论》与《论李维》，分析了历史上存在过的两种权力运作的类型：君主国与共和国。
与经院哲学家不同，马基雅维里对政治的研究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立足于当时他生活的意大利和欧洲的政治现象。对于他来说，政治现象不是他静观的对象，与他毫无利害关系，而是他作为相关方参与其中的各种事件。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从140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击败米兰大公国开始，欧洲的政治版图就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争斗所左右。在当时的意大利境内，就存在着教皇国、米兰大公国、那不勒斯王国、威尼斯共和国和佛罗伦萨共和国。可以说，在马基雅维里生活的时代，君主制与共和制一直处在此消彼长、胜负未分的状态下。为了结束意大利的混乱状态，摆脱外敌的干涉、实现统一，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提出了由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统一意大利的模式。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他在《论李维》中又认为共和制优越于君主制，因为人民比君主更聪明、忠诚，更加热爱自由、祖国和公共利益，从而使得共和国比君主国更加长治久安。对于这两本书的关系，长久以来，人们有着不同的解读。不过，如果我们参考一下马基雅维里后来撰写的《论再造佛罗伦萨政府》一文，再细读《君主论》和《论李维》，就不难理解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
该文是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去世后(约1520年)应罗马教皇列奥十世的要求写的。列奥十世是想向马基雅维里征询在洛伦佐去世后如何在佛罗伦萨建立长治久安的政府的。马基雅维里认为，在公民们习惯于不平等的城市中，要建立共和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仅仅靠法律是不可能废除贵族的特权，让他们与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就必需有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控制贵族们，让他们服从法律。假以时日，通过共和美德的教育，也许会过渡到共和国。而在人们习惯于平等的城市里，要想建立君主制，也是困难重重。因为真要这么做的话，就必需建立贵族制，让他们享有各种特权，而他们为了保持特权，就会支持君主。0但是，当时佛罗伦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洛伦佐死后再建立绝对君主专制，条件已不具备了。因为以往在洛伦佐统治时期，佛罗伦萨人要交很多税，现在，在洛伦佐去世后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是不愿再回到过去的。而且，他们在历史上曾享受过长久的自由和平等。因此，马基雅维里大胆向列奥十世建议，在洛伦佐去世后，有必要在佛罗伦萨建立共和体制。
让我们再来读《君主论》和《论李维》。在《君主论》第6章中，马基雅维里就认为像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路斯这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因为“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不过，在制度方面，马基雅维里认为共和制优越于君主制。而在历史上的各种共和国中，他又最推崇罗马共和国。在他看来，罗慕路斯不仅是罗马的第一个君主，而且更为罗马共和国建立了一整套法律制度，为罗马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人民要比君主更爱国，所以君主要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达此目的，只靠专制是不行的，必须给于人民以自由与法 制，而共和制就是以自由和法制为基础的。在此意义上，有远见的君主就要适时建立共和制。
而在《论李维》那里，马基雅维里也认为，共和国不是只有自由和公正，有时也需要专制和暴力。比如，在第1卷第9章中，他就指出，“若要建立新共和国，或撇开其古老制度对它进行彻底改造，只能大权独揽”。因此，共和制亦包含专制的成分。比如，罗马共和国的创始人罗慕路斯就是一个强势君主。而且，在共和国遇到重大危机时，元老院亦会赋予执政官或某个人以全权。
因此，我们可以推定，马基雅维里心目中推崇的是罗慕路斯这样伟大的君主和他所创建的罗马共和国。而他把《君主论》献给洛伦佐·美第奇的目的，就是希望后者能够效法罗慕路斯等人，“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不过，一旦获得君权之后，要想保持长治久安，就要采取新的制度。而在制度方面，从历史上看，共和制优越于君主制。比如，罗马共和国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罗慕路斯为罗马共和国建立的一套自由和公正的法律制度，应该是这些君主们的榜样。因此，我们可以说，《论李维》是《君主论》不可或缺的续篇。
二、《君主论》
具体而言，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第6章中，通过研究摩西、居鲁士和罗慕路斯等人凭借自己的才能而非幸运创立国家的业绩，发现他们在创立和维护国家方面有一些共同特征和步骤。
首先，在创建一个新的国家方面，他们要善于发现机会，“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在此，马基雅维里仍然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论来分析摩西等人是如何利用机会提供的“质料”(物力)，把它整合成新的秩序，即新的国家。
其次，他们还必须具备卓越的能力，因为如果能力平平，即便有再好的机会，也会白白丧失。
第三，在建立国家时，他们都制定了一套新的法律制度。但是，要维护这套制度，并使之行之有效，单靠说服和宗教信仰是不够的，因为“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在说服和宗教信仰之外，还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
随后，马基雅维里认为国家的主要基础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就军队而言，它分为雇佣军、援军、混合的军队和本国的军队。首先，雇佣军和援军是危险的。比如，罗马帝国的覆灭首先就是从以哥特人为雇佣军开始的。其次，由雇佣军和援军构成的混合的军队虽然比前两种军队要好些，但是仍远不及本国的军队。而本国的军队是由国内的臣民、市民或属民构成的，它不仅是一个君主国稳定的保证，而且也是君主权力的基础。此外，军事应该是君主的主要专业，要想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君主必须精通军事这门专业。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君主也要加强军事训练，并且身体力行。不仅如此，君主还要勤于思考战争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获胜或战败的原因。
此外，马基雅维里还对君主的“能力”和“命运”的互动关系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换情况而转变”。而这种“精神准备”就是君主的“能力”(virtue)。“Virtue”以前主要指道德层面上的“美德”，而马基雅维里则把它转变为如何在具体处境下“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的能力。不过，马基雅维里并不是“绝对的非道德主义者”。在第15章中，他就反对柏拉图、西塞罗、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人从想像出发，奢谈理想的国家应该如何。。相反，他认为最好是回到事物的实际状态，看看人们实际上是如何生活的，然后再得出君主应当具备的“品质”或“能力”。
接着，马基雅维里分别从“慷慨与吝啬”、“残酷与仁慈”、“守信与背信”、“受人尊敬与被人憎恨”、“君主与大臣”和“君主与谄媚者”等方面，具体论述了君主应当具备的“品质”。
从第25章开始，马基雅维里直接讨论起“君主的能力”与“命运”的关系。他认为，面对命运，人不仅具有自由意志，而且一旦作好充分准备，还可以战而胜之。君主的权力无论是世袭而来，还是靠外力得到，都离不开命运。但是，“命运”不是“命定”。在这方面，他继承了李维等古典人文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命运”是位女神，作为女人，她会为男性的勇气与力量(virtu)所吸引，因此，“命运支持勇者”。后来，这一观点被基督教所否弃，如波埃修在《哲学的慰籍》中，就反对“命运支持勇者”的观点，而把命运与神恩联系起来，认为世俗的荣耀与财富对于获救毫无价值。对此，马基雅维里认为这完全背离了政治现实。相反，君主就是要追求名利，勇敢地让命运女神青睐自己，为此，不仅要巧妙地引诱她，必要时甚至可以粗暴地对待她。这是君主应有的德性(virtu)。
不过，马基雅维里也不完全赞同古典人文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命运女神青睐勇敢者，但是命运并不完全在勇敢者的理性掌握之中，有时会是非理性的。在这一方面，他最推崇的是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而非运气成为君主的人，如摩西、居鲁士和罗慕路斯等人，认为要将意大利从蛮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要以他们为榜样，凭着自己的能力(virtue)在政治博弈中赢得对手，成为命运的主宰。在他看来，要成为命运的主宰，君主必须具备卓越的能力和素质。具体说来，君主应该像狐狸和狮子一样，既有狐狸的狡猾，又有狮子般的勇气和主见。
三、《论李维》
由于马基雅维里是从政治现实出发的，主张君主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要给于人民以自由，最好以共和制为立国的根基，所以在《君主论》之后，再撰写《论李维》来讨论共和国的制度形式、公民精神和它与命运的关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里讨论的主题是如何统治才能让共和国获得最大的荣耀和力量。为此，他仔细研究了罗马共和国成功的历史经验。首先，罗马共和国是个自由的城邦，即与君主国不同，它是由人民自己来统治自己的，其中每个公民都会努力为实现城邦“共同的美德”而努力(virtu)的。但是，不是每个个人都会把共同的美德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这样，就会产生“腐败”。为此，要用法律来统治，让人民在法律的范围里追求自己的私利，从而最终实现共同的美德。
其实，《论李维》与《君主论》是互为表里的。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最好以共和国为榜样，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而在《论李维》中，他则强调，虽然共和国优于君主国，但是，共和国并不排斥君主专制，而是通过选举和协商产生出许多君主，让他们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断创新，为人类的历史谱写新的篇章。
在《论李维》第1卷中，马基雅维里讨论了国家的起源、共和国的类型、混合统治的结构、执政官、元老院与平民之间的制衡关系，以及如何捍卫自由、军队的作用等问题。而在第2卷中，他又对共和国的“德性”(即公民们的“公共精神”)与“命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最后，在第3卷中，他更是直接讨论人民、将领与统治者等人的“德性”。
对于国家的类型，马基雅维里通过读解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著作，认为在古代，国家的类型 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但是，君主制易于蜕变为专制统治，而贵族制则会转变为寡头制，民主制则有可能演变成大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共和国的创始者无论采用其中的何种形式，都无法实现长治久安。比如，梭伦在雅典推行民主制，并未给雅典带来长久的安宁，相比斯巴达和罗马，就短命的多。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斯巴达和罗马的共和制避免了以上三种制度的弊端，采用了兼容并包的统治形式。其中，斯巴达的创始人利库尔戈斯让国王、贵族和平民相互制衡，使国家获得了长达800年的安宁。而罗马则因各种历史机缘，实现了元老院、执政官和护民官相互制衡和协调的混合政体，兼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特点，“它在授权于贵族时，未全然放弃君主制的品质；在授权于平民时，亦未攫尽贵族的权力”，堪称“完美的共和国。
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对混合政体的讨论。他认为，一个人的专制统治很难持久，因此，经常出现的是两种政体：少数人的精英统治(贵族制)和多数人的平民统治(民主制)。因为这两种政体各有优点，所以最好是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政体。不过，亚里士多德指出，这种混合政体是与专制不相容的。对此，马基雅维里并不赞同，认为专制亦是混合政体的必要要素之一，并和精英的影响力、平民的统治相互监督、制衡。而且，以这种混合政体为基础的共和国比其他政体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提出君主的基本素质是能够“因时制宜”。不过，在《论李维》中，他认为共和国优越于君主国，其原因就在于共和国比君主国更能因时制宜。一方面，共和国是以自由为基础的，它有着各种拥有不同能力的公民们，他们比君主更爱国，必要时可以推选他们出来应对危机。另一方面，共和国包含着君主独裁、贵族精英和平民统治三个要素，因此，在必要时可以通过自由推选，实行独裁统治或平民统治，从而使得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更有成效和胜算。
可以说，对于“因时制宜”的讨论，是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中最出彩的地方。他就认为共和国有时也可以断然采取“专制手段”，比如“共和国在危难之际，若不能托庇于独裁官或类似的权力之下以求自保，则必毁于严重的事端”。不过与君主专制不同，共和国设置的“独裁官”是临时的，目的在于让他拥有足够的权力，为克服危机而独断专行，“行事不必与人磋商，惩罚也不必请示他人。但是他不能做损害国家的事，例如剥夺元老院或人民的权力，对城市的制度废旧立新”。而且，从历史上看，这种“因时制宜”的政治措施确实有益于罗马共和国。
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抛弃了传统政治的抽象道德观，即国家应该以道德为基础，让自己制定的政策符合道德要求。相反，他提出了国家要因时制宜地制定政策，有时即使违反道德，也要实行。而且，他也不主张国家的政治与法律都要建立在举国一致的基础之上。相反，“自由源于冲突”，不同阶层之间的异议和冲突反而会强化国家的力量。在《论李维》第1卷第4章中，他就发现，“罗马平民与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使得这个共和国既自由，又强有力”。
不过，问题是如何协调好这个冲突，也即把它文明化?在《论李维》第1卷第55章中，他认为“平等”的公民精神最为重要。“在大体平等或能够做到大体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共和国；在有着严重不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君主国，不然它会失去平衡，难以长久。根据克利科(Bernard Crick)的研究，马基雅维里认为实行共和体制要满足六个条件：(1)尊重习惯和传统；(2)乡镇决定国家；(3)存在大量中产阶级；(4)人民的力量已经被制度化；(5)公民精神没有腐化；(6)对以上条件已经有了认识。0而且，为了达到目的，统治者或人民必须尽力满足必需的条件，制服“命运”。在此，“必需"(Neeessita)并非18、19世纪所说的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的政治必需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马基雅维里并不是决定论者。当然，他认为人必须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根据“必需”采取行动，但是，历史的“必需”只是缩小了选择的范围，人还是有如何选择的自由的。在《论李维》第1卷第26、27章中，他指出，要获得成功，人必须善于利用“大善大恶”，比如马其顿的国王的“残忍”和佩鲁贾的乔旺帕格罗的基督教式的仁慈。对于基督教和古代罗马人的异教道德，他的态度也是暖昧的，这两种道德在生活中都同时存在，就看人如何利用。
四、马基雅维里与“大西洋共和主义”
在整个中世纪里，罗马公民概念已遭遗忘，而被基督徒概念和臣民概念所取代。只是到了中世纪晚期，由于一些地区共同体(如意大利、荷兰和德意志地区的许多城市)追求独立，而且当时罗马法已经开始复兴，再加上城市中市民阶层的出现，古典的公民概念才开始复兴。于是，以公民自由概念和权力制衡为基础的共和主义也就盛行一时。在这方面，马基雅维里无疑是重要的代表之一。波考克(JohnG.A.Pocock)认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现实主义后来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弥赛亚主义相结合就形成了“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不仅对许多欧美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成为美国立国的思想基础。从历史上看，波考克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英国17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詹姆斯·哈林顿就深受马基雅维里《论李维》一书中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撰写出了对18世纪启蒙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的《大洋国》。
当然，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思想被嫁接到英法等国的共和主义传统之中，也是有历史根源的。因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贸易中心逐渐从环地中海地区转移到了大西洋。到了17世纪中叶，英国更是在世界贸易中举足轻重。而且比起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它更是以贸易和商业立国。贸易讲究的是等价交换，因此强调个人权益与自由。而要保护个人权益，共和主义所强调的代议制要比直接民主制更有效。因此，洛克在《政府论》中就非常强调这一点。不过，虽然代议制非常有效，但是，它有着限制公民直接参与和分享政治“决定”与“公职”的地方。对此，卢梭很是反对。他强调要像古代那样，强化公民直接参与和分享政治“决定”与“公职”。这一思想后来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可以说，在马基雅维里之后，洛克与卢梭在“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中，分别发展出了自由主义传统与共同体主义传统。像孟德斯鸠、休谟、亚当·斯密、杰佛逊、麦迪逊和贡斯坦等人都继承了洛克的自由主义传统。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石的。因为在古希腊，自由公民是靠奴隶的劳动才获得闲暇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他本人是没有劳动和谋生能力的，而到了现代商业社会，奴隶已经不复存在，公民得靠自由劳动和商业交换来谋生，所以更注重个人自由和私人生活，而公共生活则交由“代理人”(被选举出的议员)去打理，公民只要经常检查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这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共和主义无疑构成了美国立国的意识形态。
不过，虽然波考克有关马基雅维里与大西洋共和主义之间传承关系的分析很有见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人为地“缩小”了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历史意义。尽管共和主义是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其思想内涵却远远超越了共和主义的范畴。和奎恰迪尼一样，马基雅维里敏锐地发现了“近代国家”概念已经成形。因此，为了国家利益，政治家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恰当的政治”，比如在适合采取君主政体的国家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并且同时在国内推行共和美德的教育，逐渐转向
(责任编辑：陈晓东)
关键词：现实主义的共和主义；能力；自由；大西洋共和主义
中图分类号：B5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5-0070-07
在欧洲思想史上，马基雅维里是谜一般的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大相径庭。他似乎拥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在《君主论》中呈现出来的“绝对君主主义者”的面孔，另一张则是《论李维》中的“共和主义者”的面孔。不过，仔细研读马基雅维里的主要著作之后，我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从历史记载上看，马基雅维里是在同一时期里(1513-1517年)撰写了这两本书，而且从这两本书的结构上看，有部分交错之处，即在《君主论》中夹杂着对共和国的讨论，而在《论李维》中亦有关于君主国和专制的议论。
据此，我认为，马基雅维里原先很可能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试图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从政经验出发，系统地研究国家的类型、制度、统治者和人民的能力、精神以及命运，探讨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可以说，马基雅维里是从1513年开始撰写这一著作的。在1513年12月10日“致维托里的信”中，他说自己白天为家里柴米油盐奔忙，而到了晚上，一头扎进古书之中，勾沉探微，研究治国之术。当时马基雅维里很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考虑到当时意大利的混乱状态，马基雅维里认为要重新统一意大利，必须要有一位卓越的君主。为此，他在1515年左右把先行写出的文字整理成《君主论》，献给洛伦佐·美第奇。但是，《君主论》并未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不过，马基雅维里并不气馁，继续探讨古今治亡之道，到1517年撰写出了《论李维》，认为共和国优越于君主国，因为共和国的优势就是自由，所以一个君主要想让自己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就要建立共和体制。而在共和国历史上，又以罗马共和国为典范，而罗马共和国得以长治久安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混合体制和卓越的公民精神。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思想在《君主论》中已有了一点表露，如在第5章，在谈到被外敌占领时，他指出，与君主国相比较，“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
简言之，面对当时意大利的混乱局面，马基雅维里认为最好能有一位卓越的君主出来把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然后，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位君主必须在意大利确立共和政体。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其实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共和主义者。
一、现实主义的共和主义
其实，马基雅维里只是不想谈论什么是理想的或普世的权力运作，而是要揭示现实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不过，马基雅维里并非藐视政治理想，而是要求从现实的权力运作中引申出恰当的政治理想，切忌空谈。在《君主论》第15章，他写道：“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像方面。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
可以说，他并非俗人眼里的“非道德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化身，而是揭示了政治理想与道德得以可能的条件，即如何“因时制宜”。为此，马基雅维里大约在同一时期撰写了《君主论》与《论李维》，分析了历史上存在过的两种权力运作的类型：君主国与共和国。
与经院哲学家不同，马基雅维里对政治的研究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立足于当时他生活的意大利和欧洲的政治现象。对于他来说，政治现象不是他静观的对象，与他毫无利害关系，而是他作为相关方参与其中的各种事件。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从140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击败米兰大公国开始，欧洲的政治版图就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争斗所左右。在当时的意大利境内，就存在着教皇国、米兰大公国、那不勒斯王国、威尼斯共和国和佛罗伦萨共和国。可以说，在马基雅维里生活的时代，君主制与共和制一直处在此消彼长、胜负未分的状态下。为了结束意大利的混乱状态，摆脱外敌的干涉、实现统一，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提出了由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统一意大利的模式。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他在《论李维》中又认为共和制优越于君主制，因为人民比君主更聪明、忠诚，更加热爱自由、祖国和公共利益，从而使得共和国比君主国更加长治久安。对于这两本书的关系，长久以来，人们有着不同的解读。不过，如果我们参考一下马基雅维里后来撰写的《论再造佛罗伦萨政府》一文，再细读《君主论》和《论李维》，就不难理解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
该文是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去世后(约1520年)应罗马教皇列奥十世的要求写的。列奥十世是想向马基雅维里征询在洛伦佐去世后如何在佛罗伦萨建立长治久安的政府的。马基雅维里认为，在公民们习惯于不平等的城市中，要建立共和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仅仅靠法律是不可能废除贵族的特权，让他们与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就必需有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控制贵族们，让他们服从法律。假以时日，通过共和美德的教育，也许会过渡到共和国。而在人们习惯于平等的城市里，要想建立君主制，也是困难重重。因为真要这么做的话，就必需建立贵族制，让他们享有各种特权，而他们为了保持特权，就会支持君主。0但是，当时佛罗伦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洛伦佐死后再建立绝对君主专制，条件已不具备了。因为以往在洛伦佐统治时期，佛罗伦萨人要交很多税，现在，在洛伦佐去世后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是不愿再回到过去的。而且，他们在历史上曾享受过长久的自由和平等。因此，马基雅维里大胆向列奥十世建议，在洛伦佐去世后，有必要在佛罗伦萨建立共和体制。
让我们再来读《君主论》和《论李维》。在《君主论》第6章中，马基雅维里就认为像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路斯这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因为“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不过，在制度方面，马基雅维里认为共和制优越于君主制。而在历史上的各种共和国中，他又最推崇罗马共和国。在他看来，罗慕路斯不仅是罗马的第一个君主，而且更为罗马共和国建立了一整套法律制度，为罗马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人民要比君主更爱国，所以君主要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达此目的，只靠专制是不行的，必须给于人民以自由与法 制，而共和制就是以自由和法制为基础的。在此意义上，有远见的君主就要适时建立共和制。
而在《论李维》那里，马基雅维里也认为，共和国不是只有自由和公正，有时也需要专制和暴力。比如，在第1卷第9章中，他就指出，“若要建立新共和国，或撇开其古老制度对它进行彻底改造，只能大权独揽”。因此，共和制亦包含专制的成分。比如，罗马共和国的创始人罗慕路斯就是一个强势君主。而且，在共和国遇到重大危机时，元老院亦会赋予执政官或某个人以全权。
因此，我们可以推定，马基雅维里心目中推崇的是罗慕路斯这样伟大的君主和他所创建的罗马共和国。而他把《君主论》献给洛伦佐·美第奇的目的，就是希望后者能够效法罗慕路斯等人，“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不过，一旦获得君权之后，要想保持长治久安，就要采取新的制度。而在制度方面，从历史上看，共和制优越于君主制。比如，罗马共和国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罗慕路斯为罗马共和国建立的一套自由和公正的法律制度，应该是这些君主们的榜样。因此，我们可以说，《论李维》是《君主论》不可或缺的续篇。
二、《君主论》
具体而言，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第6章中，通过研究摩西、居鲁士和罗慕路斯等人凭借自己的才能而非幸运创立国家的业绩，发现他们在创立和维护国家方面有一些共同特征和步骤。
首先，在创建一个新的国家方面，他们要善于发现机会，“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在此，马基雅维里仍然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论来分析摩西等人是如何利用机会提供的“质料”(物力)，把它整合成新的秩序，即新的国家。
其次，他们还必须具备卓越的能力，因为如果能力平平，即便有再好的机会，也会白白丧失。
第三，在建立国家时，他们都制定了一套新的法律制度。但是，要维护这套制度，并使之行之有效，单靠说服和宗教信仰是不够的，因为“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在说服和宗教信仰之外，还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
随后，马基雅维里认为国家的主要基础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就军队而言，它分为雇佣军、援军、混合的军队和本国的军队。首先，雇佣军和援军是危险的。比如，罗马帝国的覆灭首先就是从以哥特人为雇佣军开始的。其次，由雇佣军和援军构成的混合的军队虽然比前两种军队要好些，但是仍远不及本国的军队。而本国的军队是由国内的臣民、市民或属民构成的，它不仅是一个君主国稳定的保证，而且也是君主权力的基础。此外，军事应该是君主的主要专业，要想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君主必须精通军事这门专业。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君主也要加强军事训练，并且身体力行。不仅如此，君主还要勤于思考战争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获胜或战败的原因。
此外，马基雅维里还对君主的“能力”和“命运”的互动关系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换情况而转变”。而这种“精神准备”就是君主的“能力”(virtue)。“Virtue”以前主要指道德层面上的“美德”，而马基雅维里则把它转变为如何在具体处境下“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的能力。不过，马基雅维里并不是“绝对的非道德主义者”。在第15章中，他就反对柏拉图、西塞罗、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人从想像出发，奢谈理想的国家应该如何。。相反，他认为最好是回到事物的实际状态，看看人们实际上是如何生活的，然后再得出君主应当具备的“品质”或“能力”。
接着，马基雅维里分别从“慷慨与吝啬”、“残酷与仁慈”、“守信与背信”、“受人尊敬与被人憎恨”、“君主与大臣”和“君主与谄媚者”等方面，具体论述了君主应当具备的“品质”。
从第25章开始，马基雅维里直接讨论起“君主的能力”与“命运”的关系。他认为，面对命运，人不仅具有自由意志，而且一旦作好充分准备，还可以战而胜之。君主的权力无论是世袭而来，还是靠外力得到，都离不开命运。但是，“命运”不是“命定”。在这方面，他继承了李维等古典人文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命运”是位女神，作为女人，她会为男性的勇气与力量(virtu)所吸引，因此，“命运支持勇者”。后来，这一观点被基督教所否弃，如波埃修在《哲学的慰籍》中，就反对“命运支持勇者”的观点，而把命运与神恩联系起来，认为世俗的荣耀与财富对于获救毫无价值。对此，马基雅维里认为这完全背离了政治现实。相反，君主就是要追求名利，勇敢地让命运女神青睐自己，为此，不仅要巧妙地引诱她，必要时甚至可以粗暴地对待她。这是君主应有的德性(virtu)。
不过，马基雅维里也不完全赞同古典人文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命运女神青睐勇敢者，但是命运并不完全在勇敢者的理性掌握之中，有时会是非理性的。在这一方面，他最推崇的是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而非运气成为君主的人，如摩西、居鲁士和罗慕路斯等人，认为要将意大利从蛮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要以他们为榜样，凭着自己的能力(virtue)在政治博弈中赢得对手，成为命运的主宰。在他看来，要成为命运的主宰，君主必须具备卓越的能力和素质。具体说来，君主应该像狐狸和狮子一样，既有狐狸的狡猾，又有狮子般的勇气和主见。
三、《论李维》
由于马基雅维里是从政治现实出发的，主张君主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要给于人民以自由，最好以共和制为立国的根基，所以在《君主论》之后，再撰写《论李维》来讨论共和国的制度形式、公民精神和它与命运的关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里讨论的主题是如何统治才能让共和国获得最大的荣耀和力量。为此，他仔细研究了罗马共和国成功的历史经验。首先，罗马共和国是个自由的城邦，即与君主国不同，它是由人民自己来统治自己的，其中每个公民都会努力为实现城邦“共同的美德”而努力(virtu)的。但是，不是每个个人都会把共同的美德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这样，就会产生“腐败”。为此，要用法律来统治，让人民在法律的范围里追求自己的私利，从而最终实现共同的美德。
其实，《论李维》与《君主论》是互为表里的。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最好以共和国为榜样，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而在《论李维》中，他则强调，虽然共和国优于君主国，但是，共和国并不排斥君主专制，而是通过选举和协商产生出许多君主，让他们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断创新，为人类的历史谱写新的篇章。
在《论李维》第1卷中，马基雅维里讨论了国家的起源、共和国的类型、混合统治的结构、执政官、元老院与平民之间的制衡关系，以及如何捍卫自由、军队的作用等问题。而在第2卷中，他又对共和国的“德性”(即公民们的“公共精神”)与“命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最后，在第3卷中，他更是直接讨论人民、将领与统治者等人的“德性”。
对于国家的类型，马基雅维里通过读解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著作，认为在古代，国家的类型 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但是，君主制易于蜕变为专制统治，而贵族制则会转变为寡头制，民主制则有可能演变成大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共和国的创始者无论采用其中的何种形式，都无法实现长治久安。比如，梭伦在雅典推行民主制，并未给雅典带来长久的安宁，相比斯巴达和罗马，就短命的多。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斯巴达和罗马的共和制避免了以上三种制度的弊端，采用了兼容并包的统治形式。其中，斯巴达的创始人利库尔戈斯让国王、贵族和平民相互制衡，使国家获得了长达800年的安宁。而罗马则因各种历史机缘，实现了元老院、执政官和护民官相互制衡和协调的混合政体，兼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特点，“它在授权于贵族时，未全然放弃君主制的品质；在授权于平民时，亦未攫尽贵族的权力”，堪称“完美的共和国。
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对混合政体的讨论。他认为，一个人的专制统治很难持久，因此，经常出现的是两种政体：少数人的精英统治(贵族制)和多数人的平民统治(民主制)。因为这两种政体各有优点，所以最好是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政体。不过，亚里士多德指出，这种混合政体是与专制不相容的。对此，马基雅维里并不赞同，认为专制亦是混合政体的必要要素之一，并和精英的影响力、平民的统治相互监督、制衡。而且，以这种混合政体为基础的共和国比其他政体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提出君主的基本素质是能够“因时制宜”。不过，在《论李维》中，他认为共和国优越于君主国，其原因就在于共和国比君主国更能因时制宜。一方面，共和国是以自由为基础的，它有着各种拥有不同能力的公民们，他们比君主更爱国，必要时可以推选他们出来应对危机。另一方面，共和国包含着君主独裁、贵族精英和平民统治三个要素，因此，在必要时可以通过自由推选，实行独裁统治或平民统治，从而使得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更有成效和胜算。
可以说，对于“因时制宜”的讨论，是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中最出彩的地方。他就认为共和国有时也可以断然采取“专制手段”，比如“共和国在危难之际，若不能托庇于独裁官或类似的权力之下以求自保，则必毁于严重的事端”。不过与君主专制不同，共和国设置的“独裁官”是临时的，目的在于让他拥有足够的权力，为克服危机而独断专行，“行事不必与人磋商，惩罚也不必请示他人。但是他不能做损害国家的事，例如剥夺元老院或人民的权力，对城市的制度废旧立新”。而且，从历史上看，这种“因时制宜”的政治措施确实有益于罗马共和国。
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抛弃了传统政治的抽象道德观，即国家应该以道德为基础，让自己制定的政策符合道德要求。相反，他提出了国家要因时制宜地制定政策，有时即使违反道德，也要实行。而且，他也不主张国家的政治与法律都要建立在举国一致的基础之上。相反，“自由源于冲突”，不同阶层之间的异议和冲突反而会强化国家的力量。在《论李维》第1卷第4章中，他就发现，“罗马平民与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使得这个共和国既自由，又强有力”。
不过，问题是如何协调好这个冲突，也即把它文明化?在《论李维》第1卷第55章中，他认为“平等”的公民精神最为重要。“在大体平等或能够做到大体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共和国；在有着严重不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君主国，不然它会失去平衡，难以长久。根据克利科(Bernard Crick)的研究，马基雅维里认为实行共和体制要满足六个条件：(1)尊重习惯和传统；(2)乡镇决定国家；(3)存在大量中产阶级；(4)人民的力量已经被制度化；(5)公民精神没有腐化；(6)对以上条件已经有了认识。0而且，为了达到目的，统治者或人民必须尽力满足必需的条件，制服“命运”。在此，“必需"(Neeessita)并非18、19世纪所说的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的政治必需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马基雅维里并不是决定论者。当然，他认为人必须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根据“必需”采取行动，但是，历史的“必需”只是缩小了选择的范围，人还是有如何选择的自由的。在《论李维》第1卷第26、27章中，他指出，要获得成功，人必须善于利用“大善大恶”，比如马其顿的国王的“残忍”和佩鲁贾的乔旺帕格罗的基督教式的仁慈。对于基督教和古代罗马人的异教道德，他的态度也是暖昧的，这两种道德在生活中都同时存在，就看人如何利用。
四、马基雅维里与“大西洋共和主义”
在整个中世纪里，罗马公民概念已遭遗忘，而被基督徒概念和臣民概念所取代。只是到了中世纪晚期，由于一些地区共同体(如意大利、荷兰和德意志地区的许多城市)追求独立，而且当时罗马法已经开始复兴，再加上城市中市民阶层的出现，古典的公民概念才开始复兴。于是，以公民自由概念和权力制衡为基础的共和主义也就盛行一时。在这方面，马基雅维里无疑是重要的代表之一。波考克(JohnG.A.Pocock)认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现实主义后来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弥赛亚主义相结合就形成了“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不仅对许多欧美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成为美国立国的思想基础。从历史上看，波考克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英国17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詹姆斯·哈林顿就深受马基雅维里《论李维》一书中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撰写出了对18世纪启蒙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的《大洋国》。
当然，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思想被嫁接到英法等国的共和主义传统之中，也是有历史根源的。因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贸易中心逐渐从环地中海地区转移到了大西洋。到了17世纪中叶，英国更是在世界贸易中举足轻重。而且比起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它更是以贸易和商业立国。贸易讲究的是等价交换，因此强调个人权益与自由。而要保护个人权益，共和主义所强调的代议制要比直接民主制更有效。因此，洛克在《政府论》中就非常强调这一点。不过，虽然代议制非常有效，但是，它有着限制公民直接参与和分享政治“决定”与“公职”的地方。对此，卢梭很是反对。他强调要像古代那样，强化公民直接参与和分享政治“决定”与“公职”。这一思想后来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可以说，在马基雅维里之后，洛克与卢梭在“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中，分别发展出了自由主义传统与共同体主义传统。像孟德斯鸠、休谟、亚当·斯密、杰佛逊、麦迪逊和贡斯坦等人都继承了洛克的自由主义传统。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石的。因为在古希腊，自由公民是靠奴隶的劳动才获得闲暇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他本人是没有劳动和谋生能力的，而到了现代商业社会，奴隶已经不复存在，公民得靠自由劳动和商业交换来谋生，所以更注重个人自由和私人生活，而公共生活则交由“代理人”(被选举出的议员)去打理，公民只要经常检查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这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共和主义无疑构成了美国立国的意识形态。
不过，虽然波考克有关马基雅维里与大西洋共和主义之间传承关系的分析很有见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人为地“缩小”了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历史意义。尽管共和主义是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其思想内涵却远远超越了共和主义的范畴。和奎恰迪尼一样，马基雅维里敏锐地发现了“近代国家”概念已经成形。因此，为了国家利益，政治家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恰当的政治”，比如在适合采取君主政体的国家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并且同时在国内推行共和美德的教育，逐渐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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