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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年前，岭南八月的一天，一叶轻舟沿着东江溯流而上，向上游重镇龙川缓缓驶来。江边是绵延无尽的青山，绿树郁郁苍苍，江面氤氲着浓重的暑气，就像轻舟上旅人的愁绪，化不开、祛不散。
大文人苏辙坐在这叶轻舟上，脸上挂着疲倦，一路陪伴他的是儿子苏远。他们对一路的风景极为陌生，也无心观赏，更不知道这条水路到底要抵达什么地方，迎接他们的又是怎样的命运。
四川眉山人苏辙这次浮荡于岭南的山水，委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动。1098年，苏辙被诏移居循州（治所即今天的广东龙川县佗城），也就是说，他是以贬官的身份来到龙川的。
苏辙的文化才情与诗文功夫自然非凡了得，尤擅政论与史论，对此历史早有定论，“唐宋八大家”三苏”等名号绝非浪得虚名。对于苏辙诗文的水准，哥哥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曾评价：子由（即苏辙）的文章实际上比我的要好，可是世人不知道，竟以为他的文章不如我的。他为人深沉，他的文章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时则汪洋肆恣，时则澹泊清静，有一唱三叹、回味无穷之感，而他的俊秀杰出的气质，终究不能隐藏在文章中。
苏辙一身文人风骨，他虽然生性慎重，但也有仗义执言的气格，导致其触怒权威，不被赏识。纵看苏辙一生，他曾拜相参政，但也仕途坎坷，几次被流落八荒：
1069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出。
1079年，因牵连“乌台诗案”，被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五年内不得升调。
1094年，上书反对宋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为知汝州;几个月后，连遭贬黜。
1097年，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
苏辙并没有惹来杀身之祸，这姑且算一种幸运。但通过苏轼在岭南流寓七年之后，北迁途径大庾岭时，老泪纵横之际写下的诗句，仍可看出贬官的命运：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同时代的秦观，作为婉约派的一代词宗，在即要回迁的时候，死在了广西藤县。
【兄弟情深】
苏辙的一缕沉重愁绪，和他的哥哥苏轼有关。
在这之前，他刚刚和苏轼诀别，地点也在岭南。苏轼、苏辙的兄弟情谊，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典范，今人对苏辙的认知，更多是从“二苏”关系开始的。
苏洵给两个儿子起名时，就曾根据自己的期许，分别予“轼”和“辙”以深意。轼”裸露在外，锋芒毕露，容易与外物发生碰撞。而“辙”却贴地前行，默默转动，低调而不引人注目。事实上，两人的一生也确实应验了父亲的预言，一个恃才傲物、不合时宜，一个恭谨内敛、深沉稳重。两人性情不同，但情意深重。几十年间，兄弟俩诗词唱和纷纷扬扬，无话不说，无心不谈。
苏辙只比苏东坡小两岁，苏辙回忆幼年和哥哥在一起时说：“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每遇危险，哥哥都是自己撩起衣裾在前边探路，把安全留给弟弟。父亲苏洵去世后，二人更是相依为命。苏轼曾说：“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而对于哥哥的厚意，苏辙则言：“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对此，《宋史·苏辙传》评价道：“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
苏辙一生中随兄长一起载浮载沉，他们同科进士、同科制举，同朝为官。苏辙升任中书舍人，苏轼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辙虽两次上状辞免，但均未获准，只好就任，结果兄弟两人同时分掌内外制。自苏辙还朝以来，他们兄弟有三年多的时间同时在朝，不但分掌内外制，而且说来也巧，还曾同一天转对。所谓转对，就是指百官轮番奏事，言朝政得失。宋代转对，每次限定两人，因此两兄弟同一天转对是相当罕见的。但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他们却轮到一起了。苏辙有《转对状》，苏轼也有《转对条上三事状》。
甚至连遭遇政治厄运，两人也惊人地相似。1097年，苏轼从广东惠州被贬到海南儋州，苏辙亦被贬谪到广东雷州，一个是大陆之外的荒凉海岛，一个是大陆的最南端，当时，苏轼60岁，苏辙58岁。
这一年的3月，苏辙得到诏命，沿着三年前苏轼赴岭南所走的路线行进。4月17日，苏轼也得到诏命，他们皆被命即行，但相互间并不知道。苏轼到梧州（今属广西），才听说苏辙还在前面百来里处的藤州，很快即将追上。他们已经三年不见了，苏轼写诗安慰弟弟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苏轼非常幽默，他说琼州、雷州虽为海所隔，但还可隔海相望，这正是皇恩浩荡呵。
5月11日，两兄弟终于在广西藤州见面，苏轼后悔当初没有听弟弟劝他效仿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话，作诗《和陶止酒》云：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6月11日，苏氏兄弟相别于海滨。环顾大海，天水相连，茫茫无际，苏轼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陆地，流落到一个孤岛上去，不禁伤感道：“何时得出此岛耶？”但一转念，他又觉得千山万壑齐鸣，好像是群山“喜我归有期”。对于离别的场景，苏辙后来在写给哥哥的一首唱和诗里这样记述：
我迁海康郡，犹在寰海中。
送君渡海南，风帆若张弓。
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
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穷。
惜无好勇夫，从此乘桴翁。
……
在这首《次韵子瞻过海》的唱和诗中，苏辙鉴于时局艰险，清醒地告诉哥哥，他们很难逃出其“笼樊”“缰锁”，劝哥哥要做好终老岭南的思想准备。
两人也许对人生归处有过种种设想，但一定想不到，一别之后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1101年，苏轼拖着老迈的身躯从岭南折返之后，病殁于常州。哥哥临终时，最大的遗憾是未能见弟一面，他留下遗言，要苏辙把他葬在嵩山之下，并为他作《墓志铭》。弟弟接到噩耗，则“号乎不闻，泣血至地”。
苏轼死后，苏辙亲自写下七千多字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墓志铭中，这样的篇幅非常罕见。苏辙用了很多文字书写兄长在各地任所的作为，但对他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成就，反倒是一笔带过。这么做，委实是用心良苦——他是要用事實为兄长辩诬。苏轼文华绝代，时人已有共识，根本无须多言，但他在政治上的是非功过仍然颇多争议。苏辙不厌其烦地陈述事实，是想让后人依据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 1102年元月，苏辙同时葬兄苏轼、嫂王氏（南迁前卒于京师）于郏城（今河南郏县）小峨眉山，并卖掉了自己的部分田产，得九千多钱，资助苏轼之子。每睹苏轼遗墨，未尝不唏嘘流泪。
【看淡荣辱得失】
苏辙贬居雷州仅一年，存诗29首，其中有25首是苏辙的和兄之作，另外四首为苏辙原唱，苏轼也有和作。在穿越琼州海峡的鸿雁传书中，我们能清晰感触到，苏氏兄弟远离故土的困顿与落寞，以及逆境中人格的超脱与坚韧，当然，还包括二人的彼此慰藉、相互取暖。苏辙不习惯海滨生活，吃不惯腥膻之物，来到雷州十来天就瘦得“帽宽带落惊僮仆”，苏轼便劝弟弟要入乡随俗，适应当地的生活;苏辙在寓所后面看到一株被砍伐的月季花，残根在雨后又冒出了新芽，不禁感叹“势穷虽云病，根大未容拔”，哥哥则和之“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笋茁”。苏轼的关照与鼓励，是苏辙的重要精神支柱。
1098年，苏辙再迁循州，脱掉乌纱帽流寓此地，不准住官舍，处境很不乐观。为此，他接受了哥哥的建议，留家罗浮山下，单独与幼子苏远乘小舟赴循州的治所龙川。
初来乍到的苏辙，在龙川水土不服、语言不通。一开始，父子俩不准入住官舍，便暂居在城东一座寺庙的僧舍里，“闭门索然，无以终日”。自己带的书不多，就在邻里之间借书看，结果从一姓黄的邻居那里找来一部《白居易文集》。只是那时苏辙的视力已经大不如前，看几行字就不得不将书抛在一边，闭目养神。
白居易是唐代大诗人，他写过很多针砭时弊的讽喻诗，也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颇具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主张，但同时，他也是一位颇懂得闲情与乐趣的生活家，深谙退隐的妙机与散淡的智慧，“闲适诗”这一诗歌门类就由他首创。苏辙在人生的低谷，重新发现了白居易达观、闲适的一面，在《书白乐天集后二诗》中，他评价道：乐天（白居易）少年好读佛书，练习禅定，进入社会后历经忧患，胸中了然，深知各种幻想都是空的。因此他回朝作侍从官时，稍不合意，就辞职不干，在陪都洛阳做清闲的分司官，闲适终老。唐代的士大夫，旷达如白居易的太少了。我刚遭漂泊不定的人生风浪，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儿，读他的遗文，感到心中有愧
白居易的生命哲学给了苏辙重大启发，他不再那么消沉，开始逐渐接受窘迫的境遇，在陌生的地方努力经营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家人也都来到了龙川，苏辙用积蓄买了一座小宅，大小房屋共10间，房屋虽有破损，但略加修缮后，总算能遮挡风雨。他还跟儿子苏远在院子的空地上荷锄耕作，种起了韭菜、大葱、葵菜、芥菜等蔬菜。此时，苏辙的生活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般无异了。而且，他还和乡邻多有来往，产生了深切的情谊。那位借给他白居易文集的“黄氏老”，就和他来往密切。黄氏老家里种有紫竹，苏辙从他那里求得一根做成竹杖，常拄杖到黄家借书、饮酒。
1099年闰九月，在苏辙入龙川的第二年，他过了两个重阳节。前一个重阳节暑气仍盛，后一个重阳节就变得秋高气爽了，“偶逢闰月还重九，酒熟风高喜不胜”。兴致上来，他便与父老乡亲把酒言欢。苏辙为久违的淳朴友谊所动，在《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中，他如此表露心声：“获罪清时世共憎，龙川父亲尚相寻。直须便作乡关看，莫起天涯万里心。”
颇为巧合的是，哥哥苏轼也留有一阙词，同样说到把岭南当作故乡。在《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他写道：“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因为受到“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至岭南宾州。临行前，王巩散尽妻妾，其歌妓柔奴（别名寓娘）却毅然随行。1083年，王巩奉旨北归，苏轼为他设宴接风。席间，柔奴连敬苏轼多杯酒，苏轼问她岭南风土如何，柔奴欣然作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便作词以赞。想不到的是，十年之后，他自己也拖着年迈身躯到了岭南，并发出了“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感慨。
遗憾的是，在苏辙来到龙川之后，苏家兄弟间的诗词唱和与书信往来，因为距离遥远，明显减少了。苏辙曾将《书白乐天集后》寄给苏轼，苏轼亦曾因“久不得子由书，忧不去心”，便用《周易》为弟弟占卜，以知弟近况，求弟平安。
其实，要彻底放下，真的做到无欲无求，对于一个有抱负、有道义的儒家士大夫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苏辙便常把满腹苦水向神灵倾诉，祈求神灵能使他否极泰来、化险为夷。他写下青词（古时道教徒祷告用的疏文，通常以红笔写在青藤纸上而得名）《龙川二首》，愿望很简单，只求上天对他“稍垂宽宥”，不再那么穷苦劳困，只要能让他骨肉团聚、阖家北归就可以了。但他又想到自己年老体弱，不由得“常惧寄死南荒，永隔乡井”。尤其是在第二年，苏辙的小儿媳黄氏在龙川死于瘴毒，苏辙认为是自己“不善处世，得罪乎朝”所致，父辈的灾难却要连累子女一起承受，这让他的心里充满愧疚。
命运如此困顿，怎么办？更多的时候，还需自我解脱，自我安慰。苏辙在青词《龙川二首》中又曾说：“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遇有方便，知无不为。或在庙堂，或在田野，并推此心，无有变易……”在他眼里，只要“遇有方便”，他还可重回朝廷;如未遇“方便”，亦可归隐“田野”。显然，他已看淡荣辱得失，纵然一生留在偏远的乡野，也无伤大碍。
【被改写的岭南历史】
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历史又开始了新的嬗变。
就在元宵节这一天，苏辙在龙川度过两个春节之后，发下新年愿望：愿南北眷属，各保安宁，北归之时，能一一相见。他这次发愿终于有了回声。
到二月，苏辙即被命迁往永州（今湖南零陵），后又到岳州（今湖南岳阳）、鄂州（今湖北鄂州）等地。经过短暂的起伏与转移后，1104年，苏辙定居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颍水之滨。
在颍川，苏辙少与时局有瓜葛，从“兼济天下”彻底转向“独善其身”。在人生最后的光阴里，他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闲居乡间，躬耕田亩，教敕子孙，以读书著述自悦。这种恬静的状态，《宋史·蘇辙传》中说：“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十年。”显而易见，这是他在龙川生活方式的延续。
古人在世有“三不朽”之说，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其实，中国文人在三者之外，还有另一情怀——立趣。尤其是在遭受困厄，或者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趣味的追寻尤为自觉与坚定。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昭显出生命的可爱与神采，凸显出文化的意韵与灵性。晚年的苏辙觉醒了，一定要给自己的生命建造一个“趣味之屋”。毋庸讳言，这一意识在龙川时已经萌发。从此意义上讲，龙川生涯，不啻为他人生路上的一个分水岭。一位文人与一个地方，就这样发生了紧密的关联，凝固成一段永久的传奇。
1112年，苏辙在许州颍川去世。自他30岁最后一次离开蜀地后，再也没有踏回过故土四川。
除了苏辙，还有诸多久远且又生动的文化传奇在龙川的土地上流传。倘若我们将视野再扩大一些，将南下的文人足迹扩展到整个岭南，便会发现一种辽阔壮观的流寓文化图景。据典籍记载，唐朝有200多位官员被贬岭南，宋代则有400多人次。唐宋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代，被贬谪的官员与文人，多把文化的精魂带到了岭南。
于是，一路悲欢都洒在了唐诗宋词里;于是，广东的历史由此改写——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文教开始兴盛，文明得以繁衍，蛮荒不再是蛮荒，边缘不再是边缘。也就从那个时候起，岭南文明有了内生的原动力。
（作者系文史学者）
大文人苏辙坐在这叶轻舟上，脸上挂着疲倦，一路陪伴他的是儿子苏远。他们对一路的风景极为陌生，也无心观赏，更不知道这条水路到底要抵达什么地方，迎接他们的又是怎样的命运。
四川眉山人苏辙这次浮荡于岭南的山水，委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动。1098年，苏辙被诏移居循州（治所即今天的广东龙川县佗城），也就是说，他是以贬官的身份来到龙川的。
苏辙的文化才情与诗文功夫自然非凡了得，尤擅政论与史论，对此历史早有定论，“唐宋八大家”三苏”等名号绝非浪得虚名。对于苏辙诗文的水准，哥哥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曾评价：子由（即苏辙）的文章实际上比我的要好，可是世人不知道，竟以为他的文章不如我的。他为人深沉，他的文章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时则汪洋肆恣，时则澹泊清静，有一唱三叹、回味无穷之感，而他的俊秀杰出的气质，终究不能隐藏在文章中。
苏辙一身文人风骨，他虽然生性慎重，但也有仗义执言的气格，导致其触怒权威，不被赏识。纵看苏辙一生，他曾拜相参政，但也仕途坎坷，几次被流落八荒：
1069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出。
1079年，因牵连“乌台诗案”，被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五年内不得升调。
1094年，上书反对宋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为知汝州;几个月后，连遭贬黜。
1097年，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
苏辙并没有惹来杀身之祸，这姑且算一种幸运。但通过苏轼在岭南流寓七年之后，北迁途径大庾岭时，老泪纵横之际写下的诗句，仍可看出贬官的命运：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同时代的秦观，作为婉约派的一代词宗，在即要回迁的时候，死在了广西藤县。
【兄弟情深】
苏辙的一缕沉重愁绪，和他的哥哥苏轼有关。
在这之前，他刚刚和苏轼诀别，地点也在岭南。苏轼、苏辙的兄弟情谊，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典范，今人对苏辙的认知，更多是从“二苏”关系开始的。
苏洵给两个儿子起名时，就曾根据自己的期许，分别予“轼”和“辙”以深意。轼”裸露在外，锋芒毕露，容易与外物发生碰撞。而“辙”却贴地前行，默默转动，低调而不引人注目。事实上，两人的一生也确实应验了父亲的预言，一个恃才傲物、不合时宜，一个恭谨内敛、深沉稳重。两人性情不同，但情意深重。几十年间，兄弟俩诗词唱和纷纷扬扬，无话不说，无心不谈。
苏辙只比苏东坡小两岁，苏辙回忆幼年和哥哥在一起时说：“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每遇危险，哥哥都是自己撩起衣裾在前边探路，把安全留给弟弟。父亲苏洵去世后，二人更是相依为命。苏轼曾说：“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而对于哥哥的厚意，苏辙则言：“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对此，《宋史·苏辙传》评价道：“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
苏辙一生中随兄长一起载浮载沉，他们同科进士、同科制举，同朝为官。苏辙升任中书舍人，苏轼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辙虽两次上状辞免，但均未获准，只好就任，结果兄弟两人同时分掌内外制。自苏辙还朝以来，他们兄弟有三年多的时间同时在朝，不但分掌内外制，而且说来也巧，还曾同一天转对。所谓转对，就是指百官轮番奏事，言朝政得失。宋代转对，每次限定两人，因此两兄弟同一天转对是相当罕见的。但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他们却轮到一起了。苏辙有《转对状》，苏轼也有《转对条上三事状》。
甚至连遭遇政治厄运，两人也惊人地相似。1097年，苏轼从广东惠州被贬到海南儋州，苏辙亦被贬谪到广东雷州，一个是大陆之外的荒凉海岛，一个是大陆的最南端，当时，苏轼60岁，苏辙58岁。
这一年的3月，苏辙得到诏命，沿着三年前苏轼赴岭南所走的路线行进。4月17日，苏轼也得到诏命，他们皆被命即行，但相互间并不知道。苏轼到梧州（今属广西），才听说苏辙还在前面百来里处的藤州，很快即将追上。他们已经三年不见了，苏轼写诗安慰弟弟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苏轼非常幽默，他说琼州、雷州虽为海所隔，但还可隔海相望，这正是皇恩浩荡呵。
5月11日，两兄弟终于在广西藤州见面，苏轼后悔当初没有听弟弟劝他效仿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话，作诗《和陶止酒》云：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6月11日，苏氏兄弟相别于海滨。环顾大海，天水相连，茫茫无际，苏轼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陆地，流落到一个孤岛上去，不禁伤感道：“何时得出此岛耶？”但一转念，他又觉得千山万壑齐鸣，好像是群山“喜我归有期”。对于离别的场景，苏辙后来在写给哥哥的一首唱和诗里这样记述：
我迁海康郡，犹在寰海中。
送君渡海南，风帆若张弓。
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
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穷。
惜无好勇夫，从此乘桴翁。
……
在这首《次韵子瞻过海》的唱和诗中，苏辙鉴于时局艰险，清醒地告诉哥哥，他们很难逃出其“笼樊”“缰锁”，劝哥哥要做好终老岭南的思想准备。
两人也许对人生归处有过种种设想，但一定想不到，一别之后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1101年，苏轼拖着老迈的身躯从岭南折返之后，病殁于常州。哥哥临终时，最大的遗憾是未能见弟一面，他留下遗言，要苏辙把他葬在嵩山之下，并为他作《墓志铭》。弟弟接到噩耗，则“号乎不闻，泣血至地”。
苏轼死后，苏辙亲自写下七千多字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墓志铭中，这样的篇幅非常罕见。苏辙用了很多文字书写兄长在各地任所的作为，但对他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成就，反倒是一笔带过。这么做，委实是用心良苦——他是要用事實为兄长辩诬。苏轼文华绝代，时人已有共识，根本无须多言，但他在政治上的是非功过仍然颇多争议。苏辙不厌其烦地陈述事实，是想让后人依据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 1102年元月，苏辙同时葬兄苏轼、嫂王氏（南迁前卒于京师）于郏城（今河南郏县）小峨眉山，并卖掉了自己的部分田产，得九千多钱，资助苏轼之子。每睹苏轼遗墨，未尝不唏嘘流泪。
【看淡荣辱得失】
苏辙贬居雷州仅一年，存诗29首，其中有25首是苏辙的和兄之作，另外四首为苏辙原唱，苏轼也有和作。在穿越琼州海峡的鸿雁传书中，我们能清晰感触到，苏氏兄弟远离故土的困顿与落寞，以及逆境中人格的超脱与坚韧，当然，还包括二人的彼此慰藉、相互取暖。苏辙不习惯海滨生活，吃不惯腥膻之物，来到雷州十来天就瘦得“帽宽带落惊僮仆”，苏轼便劝弟弟要入乡随俗，适应当地的生活;苏辙在寓所后面看到一株被砍伐的月季花，残根在雨后又冒出了新芽，不禁感叹“势穷虽云病，根大未容拔”，哥哥则和之“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笋茁”。苏轼的关照与鼓励，是苏辙的重要精神支柱。
1098年，苏辙再迁循州，脱掉乌纱帽流寓此地，不准住官舍，处境很不乐观。为此，他接受了哥哥的建议，留家罗浮山下，单独与幼子苏远乘小舟赴循州的治所龙川。
初来乍到的苏辙，在龙川水土不服、语言不通。一开始，父子俩不准入住官舍，便暂居在城东一座寺庙的僧舍里，“闭门索然，无以终日”。自己带的书不多，就在邻里之间借书看，结果从一姓黄的邻居那里找来一部《白居易文集》。只是那时苏辙的视力已经大不如前，看几行字就不得不将书抛在一边，闭目养神。
白居易是唐代大诗人，他写过很多针砭时弊的讽喻诗，也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颇具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主张，但同时，他也是一位颇懂得闲情与乐趣的生活家，深谙退隐的妙机与散淡的智慧，“闲适诗”这一诗歌门类就由他首创。苏辙在人生的低谷，重新发现了白居易达观、闲适的一面，在《书白乐天集后二诗》中，他评价道：乐天（白居易）少年好读佛书，练习禅定，进入社会后历经忧患，胸中了然，深知各种幻想都是空的。因此他回朝作侍从官时，稍不合意，就辞职不干，在陪都洛阳做清闲的分司官，闲适终老。唐代的士大夫，旷达如白居易的太少了。我刚遭漂泊不定的人生风浪，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儿，读他的遗文，感到心中有愧
白居易的生命哲学给了苏辙重大启发，他不再那么消沉，开始逐渐接受窘迫的境遇，在陌生的地方努力经营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家人也都来到了龙川，苏辙用积蓄买了一座小宅，大小房屋共10间，房屋虽有破损，但略加修缮后，总算能遮挡风雨。他还跟儿子苏远在院子的空地上荷锄耕作，种起了韭菜、大葱、葵菜、芥菜等蔬菜。此时，苏辙的生活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般无异了。而且，他还和乡邻多有来往，产生了深切的情谊。那位借给他白居易文集的“黄氏老”，就和他来往密切。黄氏老家里种有紫竹，苏辙从他那里求得一根做成竹杖，常拄杖到黄家借书、饮酒。
1099年闰九月，在苏辙入龙川的第二年，他过了两个重阳节。前一个重阳节暑气仍盛，后一个重阳节就变得秋高气爽了，“偶逢闰月还重九，酒熟风高喜不胜”。兴致上来，他便与父老乡亲把酒言欢。苏辙为久违的淳朴友谊所动，在《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中，他如此表露心声：“获罪清时世共憎，龙川父亲尚相寻。直须便作乡关看，莫起天涯万里心。”
颇为巧合的是，哥哥苏轼也留有一阙词，同样说到把岭南当作故乡。在《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他写道：“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因为受到“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至岭南宾州。临行前，王巩散尽妻妾，其歌妓柔奴（别名寓娘）却毅然随行。1083年，王巩奉旨北归，苏轼为他设宴接风。席间，柔奴连敬苏轼多杯酒，苏轼问她岭南风土如何，柔奴欣然作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便作词以赞。想不到的是，十年之后，他自己也拖着年迈身躯到了岭南，并发出了“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感慨。
遗憾的是，在苏辙来到龙川之后，苏家兄弟间的诗词唱和与书信往来，因为距离遥远，明显减少了。苏辙曾将《书白乐天集后》寄给苏轼，苏轼亦曾因“久不得子由书，忧不去心”，便用《周易》为弟弟占卜，以知弟近况，求弟平安。
其实，要彻底放下，真的做到无欲无求，对于一个有抱负、有道义的儒家士大夫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苏辙便常把满腹苦水向神灵倾诉，祈求神灵能使他否极泰来、化险为夷。他写下青词（古时道教徒祷告用的疏文，通常以红笔写在青藤纸上而得名）《龙川二首》，愿望很简单，只求上天对他“稍垂宽宥”，不再那么穷苦劳困，只要能让他骨肉团聚、阖家北归就可以了。但他又想到自己年老体弱，不由得“常惧寄死南荒，永隔乡井”。尤其是在第二年，苏辙的小儿媳黄氏在龙川死于瘴毒，苏辙认为是自己“不善处世，得罪乎朝”所致，父辈的灾难却要连累子女一起承受，这让他的心里充满愧疚。
命运如此困顿，怎么办？更多的时候，还需自我解脱，自我安慰。苏辙在青词《龙川二首》中又曾说：“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遇有方便，知无不为。或在庙堂，或在田野，并推此心，无有变易……”在他眼里，只要“遇有方便”，他还可重回朝廷;如未遇“方便”，亦可归隐“田野”。显然，他已看淡荣辱得失，纵然一生留在偏远的乡野，也无伤大碍。
【被改写的岭南历史】
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历史又开始了新的嬗变。
就在元宵节这一天，苏辙在龙川度过两个春节之后，发下新年愿望：愿南北眷属，各保安宁，北归之时，能一一相见。他这次发愿终于有了回声。
到二月，苏辙即被命迁往永州（今湖南零陵），后又到岳州（今湖南岳阳）、鄂州（今湖北鄂州）等地。经过短暂的起伏与转移后，1104年，苏辙定居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颍水之滨。
在颍川，苏辙少与时局有瓜葛，从“兼济天下”彻底转向“独善其身”。在人生最后的光阴里，他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闲居乡间，躬耕田亩，教敕子孙，以读书著述自悦。这种恬静的状态，《宋史·蘇辙传》中说：“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十年。”显而易见，这是他在龙川生活方式的延续。
古人在世有“三不朽”之说，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其实，中国文人在三者之外，还有另一情怀——立趣。尤其是在遭受困厄，或者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趣味的追寻尤为自觉与坚定。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昭显出生命的可爱与神采，凸显出文化的意韵与灵性。晚年的苏辙觉醒了，一定要给自己的生命建造一个“趣味之屋”。毋庸讳言，这一意识在龙川时已经萌发。从此意义上讲，龙川生涯，不啻为他人生路上的一个分水岭。一位文人与一个地方，就这样发生了紧密的关联，凝固成一段永久的传奇。
1112年，苏辙在许州颍川去世。自他30岁最后一次离开蜀地后，再也没有踏回过故土四川。
除了苏辙，还有诸多久远且又生动的文化传奇在龙川的土地上流传。倘若我们将视野再扩大一些，将南下的文人足迹扩展到整个岭南，便会发现一种辽阔壮观的流寓文化图景。据典籍记载，唐朝有200多位官员被贬岭南，宋代则有400多人次。唐宋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代，被贬谪的官员与文人，多把文化的精魂带到了岭南。
于是，一路悲欢都洒在了唐诗宋词里;于是，广东的历史由此改写——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文教开始兴盛，文明得以繁衍，蛮荒不再是蛮荒，边缘不再是边缘。也就从那个时候起，岭南文明有了内生的原动力。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