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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政论家,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主持写作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为第二次思想解放推波助澜。2006年发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再次为推进改革呐喊。
今天的“杀出血路”与二三十年前不一样了
《同舟共进》:您如何评价近30年来的转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周瑞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实现了三大转型:一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变,二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三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三大社会和体制的转型,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回顾历史,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欧洲国家纷纷发展跨海海洋贸易,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这当中,欧洲经历了多少战争和革命,充满了血腥与掠夺。18世纪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搞圈地运动,“羊吃人”,当时曼彻斯特童工的悲惨状况就类似我们前几年揭露出来的“黑砖窑”现象。美国在向工业社会转型中也是这样。20世纪初,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钢铁、石油等大财团垄断了经济,穷苦工人大量失业,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也很严重。当时美国威尔逊总统发动了“扒粪运动”,让媒体大量揭露这些阴暗面,引起全社会的震动和关注。随后罗斯福总统推进了行政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缓解了社会矛盾。从体制转型看,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剧烈动荡的,通货膨胀率曾达1000%以上。而中国在三大转型过程中,在3000多万工人下岗再就业,500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搞城镇化,近1.5亿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保持国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没有引起战争和流血,也没有引起全国性的大的动荡,这说明近30年的转型还是成功的。当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200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要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同舟共进》:比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改革,现阶段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周瑞金:当时的改革,是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主导中国政局,他们很有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勇于与传统利益结构切割,打破了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手法,所以能够大破大立,开启改革开放的三大转型,中国才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转型期的矛盾比较复杂,我觉得今天遇到的阻力比七八十年代要大,主要是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以及旧思想、旧理念、旧路线的回归。现在大家普遍感觉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比较严重,解决不力,对此感到担忧。
《同舟共进》:一位领导人曾说:过政改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
周瑞金:改革推进是需要80、90年代的勇气和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但今天的杀出血路与二三十年前不一样了。当初凭着一种理想热情就能推动改革与发展,今天凭理想热情已不够了。30年后的今天,社会分层逐渐形成,利益集团错综复杂,30年前无法与此相比。现阶段改革面临很多问题,如何解决?是扩张政府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是缩小政府权力、扩大社会各阶层自治的力量;在经济领域,是走国进民退、国有垄断企业做强做大的道路,还是不断壮大民营经济的力量(国有企业应该退出竞争性的行业,是十五大就决定的政策);解决农业问题,有人提出要重新搞集体化、归大堆,那么,究竟是要回到老的集体化经济的道路上去,还是要坚持走家庭承包责任制道路,加强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社会化,加强土地流转,让农村中种田能手来兼并、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这些都是当前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都面临着两种选择。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另外三个方面的改革——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
改革与发展一样可分“三步走”
《同舟共进》:您认为哪方面的改革现阶段有可能启动?您心目中有没有大致的改革“路线图”——短期做什么,中期做什么,长期做什么?
周瑞金: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上世纪末应达到初步小康社会、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是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第三步是向发达国家前进。大体到本世纪中叶就能实现。
我认为,经济发展有三步走,改革发展也有三步走:第一步花了30年的时间,进行了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第二步应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要花20年左右的时间;第三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要20～30年时间。现阶段的重点是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就改革的路线图而言,经济体制改革要过渡到以宪政民主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经过社会体制改革的阶段,社会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民生和社会结构问题。只有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包括住房、就业、治安、医疗、教育、司法公正等,才能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是承上启下的,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又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社会结构上的准备。
社会体制改革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民生问题。当前面临的看病难、房价高、读书难、就业难等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改革中面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二是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市场经济改革走到这一步,与之相适应的就要改变社会结构,扩大中产阶层,减少农民比例,从而形成一个橄榄形的社会,这样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这就需要推进城镇化。三是发展社会事业,比如完善廉租房制度,实现居者有其屋——有钱的人有产权房,经济困难的人有廉租房。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三权构架”:政府的公权力,政府的职能是管理、服务社会,而不是包办整个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力,社会的问题由广大民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企业资源配置的权力,创造社会财富应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不要过度干预,政企要分开。这样三权构架的公民社会是比较和谐的社会。这就要改变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要搞全能主义、统包一切,否则,就业问题、环境保护、灾难救援、慈善救助等统统都要找政府,政府管不了,更管不好。现在地方政府越来越像公司,只重视追求收益最大化,而不是追求服务最优化。所以,应该回归以公共服务为主体的服务型政府、不统包社会事务的有限政府,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舟共进》:从目前情况看,社会体制改革已经开启了吗?
周瑞金:应该说,已经引起重视,各方面正在推进中,可以说是开启了。但怎么进一步明确起来,重点应做哪些工作,怎么更规范化,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借重民众的创造力,领导层及时加以肯定和推广,以形成制度固定下来。
《同舟共进》:现在全国不少地方,针对民生问题不断出台新措施,其中有些效果显著,但这些创新很少能形成制度。
周瑞金:是的,现在社会很多问题的解决都交给了地方政府,随之也带出一些新问题。比如房价高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税制改革后,地方的财权在减少,中央的财权在增加,相反,交给地方政府的事情越来越多,这就造成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政府直接主导房地产业,既造成楼价居高不下,又让房地产业成为滋生腐败的渊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平衡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举这个事例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现在全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了。地方政府现在是百花齐放,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对调整社会结构,都出台自己的措施。各地区的不平衡必然反映到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平衡上来,所以解决的力度和范围是有差别的。从短期看,先让各地从实际出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好的;但从长远、从制度层面看,这是不合理的,各地不能永远不平衡,所以最后还是要由中央来调节,形成制度化的东西,出台全国统一的规范。
《同舟共进》:您刚才谈到社会体制改革应该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能否具体谈谈?
周瑞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借鉴,我认为应该重视民间的创造力和地方政府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努力,这样先起步。中央政府要有一个机构操作部署,规划社会体制改革的步骤、内容、政策和实施,并不断总结推广地方的经验,为形成全国制度层面的设置做好准备。现在,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如医疗、养老、失业基本保险问题,为困难人群解决住房问题等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中央正在研究出台一些规定和措施,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这是好现象。但要在这个基础上,更有成效地推进,就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协调部署。
有“和谐人”才有“和谐社会”
《同舟共进》:壮大中产阶层,使之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是许多国家成功转型的经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学生就业困难,中产阶层的物质、精神生活均受挤压,让人不免担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中产阶层能否壮大,二是即便中产阶层壮大了,又能否担当起社会转型稳定器的重任呢?
周瑞金:白领阶层本来是中产阶层的主要力量,但现在遇到生活空间不断被挤压的困境。目前中产阶层的财产性收入难有增长空间——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进入股市,又很不稳定。难以增大财产,上升空间就受到较大限制。年轻的白领,比如80后,受到影响更大一些。以收入而论,月收入在5000～20000元,都可以看作是中产阶层。但是中产阶层必然要有资产不断增值的空间,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并有利于推动资产升值的良性循环。这就需要政策的调整,比如2009年放松信贷,好几万亿一下子涌出来,推动了股市和房市,但这容易造成资产泡沫,好或坏现在也难以评估。还有,很重要的是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涌向人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就业困难后,整个白领工资水平下降。本来大学毕业生工资,一般而言,应该是3000～5000元的,但现在只有1000～3000元。这些都是社会转型期遇到的问题。所以我提出要把调整社会结构的问题作为重点研究,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中产阶层能否担当起社会转型稳定器的重任,也是新的问题。中产阶层担当社会责任,与社会的政策环境有关,也与中产阶层本身的人格素养有关。在汶川地震中,很多中产阶层虽然收入不高,资产不多,但投入救灾活动非常积极,捐赠很大方,这表明他们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并不是收入高才有社会责任感,才能搞慈善,这就涉及中产阶层的人格素养、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和社会的承受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其实,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也是培育中产阶层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改革最积极最敢闯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有人说,当时赚大钱的都是山上下来的、牢里出来的人,这是什么道理?因为这些人无所顾忌,敢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而体制内的人往往比较保守,反复考虑能不能做、好不好做,跳到商海去的能动性就小了。所以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即通过改革来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我曾经提出,改革开放前是“政治人”,人人都讲阶级斗争、关心政治。经过30年的改革,变成了“经济人”,大家都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关心怎么创造社会财富,但“经济人”有一个弱点,就是更多地从享受主义、物质主义、金钱主义来考虑问题。现在要转向“和谐人”, 即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要意识到有钱不等于幸福,更多地转向精神层面的追求,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和平衡。改革的深入推进,也应该是一个塑造“和谐人”的过程。社会体制改革既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也是培养社会人的过程,要有“和谐人”才有“和谐社会”。
《同舟共进》:中国再度出发时,必先有清醒的目标。那么,社会转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
周瑞金:今天,老百姓希望通过改革,生活能越来越富裕,尽管近30年来老百姓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06年,世界银行有两份报告值得关注。其中一份报告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的增长超过了200%,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另一份报告指出,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怎么解决发展起来后财富分配的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引起人们对社会公平问题的不满;在发展过程中,腐败的滋生也引起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冲突,群体性事件频发。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快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标很明确,就是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法治文明的公民社会。
今天的“杀出血路”与二三十年前不一样了
《同舟共进》:您如何评价近30年来的转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周瑞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实现了三大转型:一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变,二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三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三大社会和体制的转型,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回顾历史,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欧洲国家纷纷发展跨海海洋贸易,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这当中,欧洲经历了多少战争和革命,充满了血腥与掠夺。18世纪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搞圈地运动,“羊吃人”,当时曼彻斯特童工的悲惨状况就类似我们前几年揭露出来的“黑砖窑”现象。美国在向工业社会转型中也是这样。20世纪初,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钢铁、石油等大财团垄断了经济,穷苦工人大量失业,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也很严重。当时美国威尔逊总统发动了“扒粪运动”,让媒体大量揭露这些阴暗面,引起全社会的震动和关注。随后罗斯福总统推进了行政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缓解了社会矛盾。从体制转型看,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剧烈动荡的,通货膨胀率曾达1000%以上。而中国在三大转型过程中,在3000多万工人下岗再就业,500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搞城镇化,近1.5亿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保持国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没有引起战争和流血,也没有引起全国性的大的动荡,这说明近30年的转型还是成功的。当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200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要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同舟共进》:比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改革,现阶段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周瑞金:当时的改革,是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主导中国政局,他们很有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勇于与传统利益结构切割,打破了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手法,所以能够大破大立,开启改革开放的三大转型,中国才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转型期的矛盾比较复杂,我觉得今天遇到的阻力比七八十年代要大,主要是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以及旧思想、旧理念、旧路线的回归。现在大家普遍感觉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比较严重,解决不力,对此感到担忧。
《同舟共进》:一位领导人曾说:过政改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
周瑞金:改革推进是需要80、90年代的勇气和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但今天的杀出血路与二三十年前不一样了。当初凭着一种理想热情就能推动改革与发展,今天凭理想热情已不够了。30年后的今天,社会分层逐渐形成,利益集团错综复杂,30年前无法与此相比。现阶段改革面临很多问题,如何解决?是扩张政府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是缩小政府权力、扩大社会各阶层自治的力量;在经济领域,是走国进民退、国有垄断企业做强做大的道路,还是不断壮大民营经济的力量(国有企业应该退出竞争性的行业,是十五大就决定的政策);解决农业问题,有人提出要重新搞集体化、归大堆,那么,究竟是要回到老的集体化经济的道路上去,还是要坚持走家庭承包责任制道路,加强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社会化,加强土地流转,让农村中种田能手来兼并、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这些都是当前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都面临着两种选择。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另外三个方面的改革——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
改革与发展一样可分“三步走”
《同舟共进》:您认为哪方面的改革现阶段有可能启动?您心目中有没有大致的改革“路线图”——短期做什么,中期做什么,长期做什么?
周瑞金: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上世纪末应达到初步小康社会、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是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第三步是向发达国家前进。大体到本世纪中叶就能实现。
我认为,经济发展有三步走,改革发展也有三步走:第一步花了30年的时间,进行了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第二步应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要花20年左右的时间;第三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要20～30年时间。现阶段的重点是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就改革的路线图而言,经济体制改革要过渡到以宪政民主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经过社会体制改革的阶段,社会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民生和社会结构问题。只有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包括住房、就业、治安、医疗、教育、司法公正等,才能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是承上启下的,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又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社会结构上的准备。
社会体制改革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民生问题。当前面临的看病难、房价高、读书难、就业难等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改革中面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二是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市场经济改革走到这一步,与之相适应的就要改变社会结构,扩大中产阶层,减少农民比例,从而形成一个橄榄形的社会,这样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这就需要推进城镇化。三是发展社会事业,比如完善廉租房制度,实现居者有其屋——有钱的人有产权房,经济困难的人有廉租房。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三权构架”:政府的公权力,政府的职能是管理、服务社会,而不是包办整个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力,社会的问题由广大民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企业资源配置的权力,创造社会财富应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不要过度干预,政企要分开。这样三权构架的公民社会是比较和谐的社会。这就要改变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要搞全能主义、统包一切,否则,就业问题、环境保护、灾难救援、慈善救助等统统都要找政府,政府管不了,更管不好。现在地方政府越来越像公司,只重视追求收益最大化,而不是追求服务最优化。所以,应该回归以公共服务为主体的服务型政府、不统包社会事务的有限政府,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舟共进》:从目前情况看,社会体制改革已经开启了吗?
周瑞金:应该说,已经引起重视,各方面正在推进中,可以说是开启了。但怎么进一步明确起来,重点应做哪些工作,怎么更规范化,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借重民众的创造力,领导层及时加以肯定和推广,以形成制度固定下来。
《同舟共进》:现在全国不少地方,针对民生问题不断出台新措施,其中有些效果显著,但这些创新很少能形成制度。
周瑞金:是的,现在社会很多问题的解决都交给了地方政府,随之也带出一些新问题。比如房价高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税制改革后,地方的财权在减少,中央的财权在增加,相反,交给地方政府的事情越来越多,这就造成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政府直接主导房地产业,既造成楼价居高不下,又让房地产业成为滋生腐败的渊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平衡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举这个事例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现在全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了。地方政府现在是百花齐放,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对调整社会结构,都出台自己的措施。各地区的不平衡必然反映到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平衡上来,所以解决的力度和范围是有差别的。从短期看,先让各地从实际出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好的;但从长远、从制度层面看,这是不合理的,各地不能永远不平衡,所以最后还是要由中央来调节,形成制度化的东西,出台全国统一的规范。
《同舟共进》:您刚才谈到社会体制改革应该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能否具体谈谈?
周瑞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借鉴,我认为应该重视民间的创造力和地方政府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努力,这样先起步。中央政府要有一个机构操作部署,规划社会体制改革的步骤、内容、政策和实施,并不断总结推广地方的经验,为形成全国制度层面的设置做好准备。现在,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如医疗、养老、失业基本保险问题,为困难人群解决住房问题等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中央正在研究出台一些规定和措施,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这是好现象。但要在这个基础上,更有成效地推进,就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协调部署。
有“和谐人”才有“和谐社会”
《同舟共进》:壮大中产阶层,使之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是许多国家成功转型的经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学生就业困难,中产阶层的物质、精神生活均受挤压,让人不免担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中产阶层能否壮大,二是即便中产阶层壮大了,又能否担当起社会转型稳定器的重任呢?
周瑞金:白领阶层本来是中产阶层的主要力量,但现在遇到生活空间不断被挤压的困境。目前中产阶层的财产性收入难有增长空间——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进入股市,又很不稳定。难以增大财产,上升空间就受到较大限制。年轻的白领,比如80后,受到影响更大一些。以收入而论,月收入在5000～20000元,都可以看作是中产阶层。但是中产阶层必然要有资产不断增值的空间,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并有利于推动资产升值的良性循环。这就需要政策的调整,比如2009年放松信贷,好几万亿一下子涌出来,推动了股市和房市,但这容易造成资产泡沫,好或坏现在也难以评估。还有,很重要的是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涌向人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就业困难后,整个白领工资水平下降。本来大学毕业生工资,一般而言,应该是3000～5000元的,但现在只有1000～3000元。这些都是社会转型期遇到的问题。所以我提出要把调整社会结构的问题作为重点研究,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中产阶层能否担当起社会转型稳定器的重任,也是新的问题。中产阶层担当社会责任,与社会的政策环境有关,也与中产阶层本身的人格素养有关。在汶川地震中,很多中产阶层虽然收入不高,资产不多,但投入救灾活动非常积极,捐赠很大方,这表明他们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并不是收入高才有社会责任感,才能搞慈善,这就涉及中产阶层的人格素养、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和社会的承受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其实,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也是培育中产阶层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改革最积极最敢闯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有人说,当时赚大钱的都是山上下来的、牢里出来的人,这是什么道理?因为这些人无所顾忌,敢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而体制内的人往往比较保守,反复考虑能不能做、好不好做,跳到商海去的能动性就小了。所以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即通过改革来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我曾经提出,改革开放前是“政治人”,人人都讲阶级斗争、关心政治。经过30年的改革,变成了“经济人”,大家都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关心怎么创造社会财富,但“经济人”有一个弱点,就是更多地从享受主义、物质主义、金钱主义来考虑问题。现在要转向“和谐人”, 即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要意识到有钱不等于幸福,更多地转向精神层面的追求,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和平衡。改革的深入推进,也应该是一个塑造“和谐人”的过程。社会体制改革既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也是培养社会人的过程,要有“和谐人”才有“和谐社会”。
《同舟共进》:中国再度出发时,必先有清醒的目标。那么,社会转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
周瑞金:今天,老百姓希望通过改革,生活能越来越富裕,尽管近30年来老百姓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06年,世界银行有两份报告值得关注。其中一份报告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的增长超过了200%,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另一份报告指出,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怎么解决发展起来后财富分配的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引起人们对社会公平问题的不满;在发展过程中,腐败的滋生也引起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冲突,群体性事件频发。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快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标很明确,就是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法治文明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