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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影响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促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推进和演化。而在疫情期间，大国之间的舆论博弈愈演愈烈。如今国际社会已进入后疫情时代，疫情时期的余波仍在，更多国家关注到了话语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量，也开始加入舆论博弈之中，进行舆论战。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应该吸取疫情时期的舆论调控经验，积极探索新的路径，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国际舆论；调控；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4-0107-03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河南省开封市社科联项目“新媒体助推开封宋文化传承及夜经济发展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XSKGH-2021-0630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合作、跨文化传播结构和世界基本格局的影响逐渐凸显，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秩序发生了巨变，包括国际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等。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新冠肺炎疫情激发了世界政治、政治制度与传播范式在认知层面的变化。
在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格局也呈现新的态势，林利民等（2021）认为“以全球合作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客观需求将继续上升”[1]，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增加跨文化传播的难度。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国际传播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疫情使国际传播格局发生了改变，导致传统的传播模式和舆情治理模式失效。在后疫情时代，日渐复杂化的国际舆论环境要求我们利用媒介占领国际舆论高地，通过政府活动更高质量地开展国际舆论活动，以回应国际舆论关切，指明舆论调控应该关注的问题，以有效影响国际舆论。
一、制造对立：国际舆论事件的过度政治化倾向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个国家的交流和交往日益密切。但国际交往会受到各个国家自身政治意愿和政治策略的影响，导致全球化进程十分曲折，国际关系十分复杂。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各个国家之间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制衡关系，受到这些制衡因素的影响，国家间的交流和交往也充斥着各国经济发展战略、文化交往理念等多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中，国际舆论场中的舆论背后也隐藏着一定的政治化因素，各国利益冲突的加剧，导致一些国际舆论事件中会存在过度政治化的倾向。有些媒体甚至会故意制造对立，以宣传符合自身国家整体战略的舆情言论。当某一国家内的舆论事件发酵后，还会吸引一些其他国家的舆论主体加入事件讨论中来。而不同国家的媒介和受众会依据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解读其他国家的舆论事件，他们在特定的文本框架之下进行具有政治属性的讨论，舆情讨论会经由线上的互联网舆论场进一步影响到线下的国际舆论场。受线上线下两个舆论场舆论环境的影响，以及各国不同的政治策略的影响和制约，国际舆论场笼罩着政治化的阴影。近年来，我国由于话语权逐步提升，话题热度增加，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在国际舆论场中面对着多国家、多方式、多层面的舆论政治化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东亚的整体控制水平和控制手段都要优于西方，使得全球权力的分配向东转移。在全球政治经济优势向东方转移的背景之下，我国的国际交往环境也面临新的问题。近几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话语权不断提升，西方媒体更加关注我国具有国际性特征的热点事件，并且对发生在我国的舆论事件无限放大，将其引向过度政治化的泥淖。在疫情暴发初期，西方媒体就夸大和扭曲武汉“封城”这一正常的疫情防治工作，甚至不惜编造、拼接和剪辑一些无关的镜头，丑化当时处于疫情防控前线的中国群众和医务工作者；对于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以及我国在抗疫工作中展现出来的制度性优势，西方媒体却视而不见，甚至以“不民主”“反人权”的论调继续丑化中国形象。西方媒体利用舆论将中国疫情防控专业工作过度政治化，进一步影响和干扰到了国际舆论场，这样的框架选择和文本构建的背后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偏见在作祟，其目的是预备对中国发起舆论战，从而转移其国内矛盾，同时丑化中国形象。而在后疫情时代，国际舆论的过度政治化倾向更为明显。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指责甚至没有任何依据，具有诽谤和污蔑的意味。例如，2021年3月以来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炮制的“新疆棉花”事件就罔顾事实，意图歪曲和丑化中国形象。这样的议程设置背后隐藏着过度政治化的倾向性，国际媒体的内容创作过度服务于其政治主张和政治战略，忽略了真实性这一新闻的基本属性，甚至以诽谤、捏造的方式制造对立，影响到了国际舆论环境的公正和客观，不利于舆论的良性发展，也难以更好地掌握意见气候，进行合理的舆论引导。
面对愈加明显的具有火药味的国际舆论環境，我们更应该积极探索国际舆论调控机制。毋庸置疑，舆论的过度政治化会伤害各国利益，不管是疫情暴发初期一部分海外媒体编造的所谓武汉“封城”后城内一片狼藉、混乱失序的谎言，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炮制的“新疆棉花”事件，这些国际舆论事件本身都极具荒诞性，缺乏历史视野，是充满偏见和恶意，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实际上，在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中，意识形态偏见长期存在，这一情况直接影响了国际舆论事件的传播。因此，我们在进行国际舆论传播和调控的过程中，在面对各个国家以政治立场和政治目的为导向的预先设定的议题，以及能直接以某种负面标签来强化焦点效应的新闻时，应该坚持因地制宜，坚持“一国一策”，关注不同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导向，了解我国与不同国家的历史冲突与民族矛盾，预先设立应对框架。在国际舆论调控过程中，不仅要以事实说话，还要重视传播的逻辑，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播手段对国际舆论传播进行干预，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阐述，避免被西方媒体恶意扭曲。
二、无视新闻客观性：意识形态偏见与西方媒体的选择框架
在国际秩序变革加剧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偏见是带来国际秩序变革、国际环境动荡、国际发展路径曲折等多方面问题的根本原因，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上所表现的选择框架直接体现了这一点。立足于世界发展的角度，多国积极合作应对国家发展的客观问题，是促进世界进步发展的推动力。历史上，国家合作也作为一种制衡手段存在，这种方式往往是一个国家取得安全感的方式，政治合作有时可以看作是处于劣势的国家抵抗不平等的一种合作方式，比如北约等政治同盟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国际政治影响。但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合作却具有负面的意义，合作以共同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衡为目的，而在这样的合作关系中，新闻的生产、舆论的传播就会受到很强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从疫情期间多个西方国家媒体对我国的报道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偏见使得报道以一种偏见性、双标化的选择框架对被制衡的国家进行打压和抵制。 在国际舆论场上，意识形态偏见主要通过西方媒体报道的议程选择框架表现出来，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的议程设置上具有明显的偏见性，对中国问题报道的双标行为相当明显。具体主要表现为西方媒体对涉华报道的新闻内容进行污名化，对本国的负面新闻则轻描淡写，甚至混淆舆论、颠倒黑白。在疫情暴发初期，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歪曲我国实行的正常的“封城”政策，报道称其“给人们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对于意大利的“封城”行为，则褒奖其为“冒着牺牲自己經济的风险阻止这场欧洲最严重的疫情的蔓延”，从此可以看出部分西方媒体的报道完全无视新闻客观性的准则。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西方媒体新闻框架的选择具有双标性。在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之下，信息的选择和新闻的生产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对于新闻事实的报道客观性缺失，必然导致舆情事件的讨论和传播不具备公正性，在非公众的舆情构建中进行舆情讨论，也必定会将舆情发展引向异端。而在后疫情时代，这样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愈演愈烈，西方媒体在所谓的“新闻客观性”的幌子下，无视新闻事实故意歪曲涉华报道的内容，而对西方国家的负面新闻着力粉饰。例如，在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放问题的报道上，部分西方媒体报道主要围绕“日本将福岛核废水排到海洋中为什么可行”这一问题展开，完全无视新闻客观性问题，忽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反对声音，直接探讨其合理性。在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之下，舆情框架的构建也不顾人文诉求，无视新闻客观性，长久下去不仅会使我国的舆论环境面临挑战，国际舆论环境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因此，面对国际舆论传播的这一特征，我们应该积极寻找合适的传播策略，在媒介报道上着力克服西方涉华报道意识形态偏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从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来看，面对国际舆论的复杂问题，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话语本身的体系性和结构性问题。在日常国际报道的交流之中，要注重话题设置，要既能够追随热点又能够表达立场。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疫苗研发使用等国际性社会话题时要积极在国际社交平台进行议程设置和话题设计，促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效发声，增强我国媒体的媒体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面对西方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框架选择，我们应该变被动为主动，牢牢把握住国际议题的阐释权、表达权，同时要注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把握，努力塑造一个客观公正的媒体形象，尽量淡化政治因素和制度因素，从人类的整体处境进行议题设置。不仅要积极应对他国因意识形态偏见性而导致的舆论生产问题，还要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国际舆论环境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三、社交媒体的助推：国际舆论传播的网络化与复杂化
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不论是国内舆论场还是国际舆论场，舆论的表达和传播都具有网络性和虚拟性，国际舆论传播的网络化可以帮助不同国家消除交流障碍和文化隔阂，促进不同国家受众的交流与交往，有利于国际网络环境的良性发展，促进国家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但是，网络环境又有一些风险性特征，如匿名性、虚拟性等网络本身的特征就会使舆论表达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受到影响。同时，网络空间是一个集合了海量数据的“宏”空间[2]，国际舆论的控制和有效引导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挑战性极强。而网络空间中受众媒介素养参差不齐，且媒介环境又有情绪表达群体感染的特性，使得一些具有特殊目的的人有机可乘，利用互联网络信息传播的迅速性、传播主体的匿名性和情绪渲染等特征发布虚假信息，恶意引导舆论。例如，针对各类涉华报道，西方国家也会利用网络进行介入，并利用媒介进行情感煽动，利用这些议题发起舆论攻击，影响我国的国家形象，污染我国的网络环境。
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充分验证[3]。疫情期间，网络空间把关难度增大，某些反华势力无孔不入，充斥在各种微小的角落中进行负面舆论传播，扭曲我国的抗疫工作，带动部分受众的情绪，进行言论抨击，严重影响了国家名誉。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物质系统和信息系统之间的互动影响作用愈发明显，信息在社会资源和社会物质系统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而在网络环境之中，如何获取更多的信息，如何掌握甚至操纵信息资源，成为引导和传播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社交网络平台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同时能对信息资源进行主观性的操作，且信息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率都要强于传统的广播电视。而受到疫情的冲击，国际信息秩序还处于繁杂混乱的状态之中，在国际格局大变动的背景之下，一些反华势力关注到了网络平台的巨大影响力和舆情的推动作用，不断在我国网络平台上渗透西方价值观，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的发展。在当下这个社交媒体纷繁多样的互联网场域之中，在西方媒体丑化中国形象的报道中，社交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强互动性和强社交性特征，使得舆论事件总会在社交媒体上通过复制、评论、转发和再创作的形式助推事件的发酵，实现舆论传播范围的升级与突破。这些都指向了国际舆论环境一个新的特点和趋势，即国际舆论的网络化倾向。复杂的网络环境给国际舆论的传播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国际舆论传播范围的扩大，参与主体的增多，我们应该更重视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避免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恶意操纵信息，影响舆论走向，从而影响到我国的国际舆论地位。
面对社交网络空间无孔不入的反华势力言论的影响，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上对中国不利的态势下，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国际上的热点新闻事件，关注国际上重要人物、重要国家、重要媒介组织的总体言论走向，综合利用社交媒介、主流媒体、政府会议等方式进行舆论的回应，媒介和政府都要更加注重对信息的把关，同时要放眼世界环境，引导信息构建和传播以积极的价值观念为导向。另外，面对信息治理整体上呈现出的缺位和秩序紊乱的情形，更要认识到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要注重网民媒介素养的培养，积极扶持一些有特色、高质量的意见领袖在国际舆论平台上发声，如活跃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李子柒等等，以定制化传播的方式塑造国家的品牌[4]，不能将舆论当成一种暂时性的媒体公关和话术斗争。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文化思想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有些僵化、散漫，且过于依赖少数官方机构，未来要依靠政府、媒介和受众这三个主体的力量，更好地应对网络空间中的恶性舆论，创设一个清朗的网络舆论空间。
四、结语
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对国际传播、跨文化交流和国际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环境的变动使得国家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矛盾的催化则导致国家间的交流和国际社交行为都蒙上了政治化的阴影，这种政治化特征在国际媒体的舆论传播中有着过度化的倾向，而受到这种政治化的影响，新闻的真实性也受到冲击。面对一些世界性热点事件，我们应该抢占先机，及时创设新闻框架，第一时间进行新闻报道，增强我国的话语主动性，避免事实被其他媒体扭曲，化被动为主动，以疏代堵。同时要综合运用新技术和国际社交媒体，进行新闻内容创作和舆情引导，重视受众的参与力量，培养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意见领袖积极在国际平台上发声，创设多元的国际舆论渠道，努力争取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主动权、参与权，使国际舆论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整体国家战略。
参考文献：
[1] 林利民，李莹.试论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的深远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21（03）：15-23，63-64.
[2] 崔莹，张爱军.微博舆论导向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1-3.
[3] 丁柏铨.后疫情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与社会治理[J].新闻爱好者，2021（05）：4-9.
[4] 匡文波，马茜茜.后疫情时代改善与重塑国家形象的新媒体传播策略[J].新闻与写作，2021（05）：77-81.
作者简介：苏洁（1996—），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国际新闻与传播。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国际舆论；调控；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4-0107-03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河南省开封市社科联项目“新媒体助推开封宋文化传承及夜经济发展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XSKGH-2021-0630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合作、跨文化传播结构和世界基本格局的影响逐渐凸显，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秩序发生了巨变，包括国际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等。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新冠肺炎疫情激发了世界政治、政治制度与传播范式在认知层面的变化。
在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格局也呈现新的态势，林利民等（2021）认为“以全球合作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客观需求将继续上升”[1]，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增加跨文化传播的难度。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国际传播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疫情使国际传播格局发生了改变，导致传统的传播模式和舆情治理模式失效。在后疫情时代，日渐复杂化的国际舆论环境要求我们利用媒介占领国际舆论高地，通过政府活动更高质量地开展国际舆论活动，以回应国际舆论关切，指明舆论调控应该关注的问题，以有效影响国际舆论。
一、制造对立：国际舆论事件的过度政治化倾向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个国家的交流和交往日益密切。但国际交往会受到各个国家自身政治意愿和政治策略的影响，导致全球化进程十分曲折，国际关系十分复杂。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各个国家之间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制衡关系，受到这些制衡因素的影响，国家间的交流和交往也充斥着各国经济发展战略、文化交往理念等多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中，国际舆论场中的舆论背后也隐藏着一定的政治化因素，各国利益冲突的加剧，导致一些国际舆论事件中会存在过度政治化的倾向。有些媒体甚至会故意制造对立，以宣传符合自身国家整体战略的舆情言论。当某一国家内的舆论事件发酵后，还会吸引一些其他国家的舆论主体加入事件讨论中来。而不同国家的媒介和受众会依据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解读其他国家的舆论事件，他们在特定的文本框架之下进行具有政治属性的讨论，舆情讨论会经由线上的互联网舆论场进一步影响到线下的国际舆论场。受线上线下两个舆论场舆论环境的影响，以及各国不同的政治策略的影响和制约，国际舆论场笼罩着政治化的阴影。近年来，我国由于话语权逐步提升，话题热度增加，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在国际舆论场中面对着多国家、多方式、多层面的舆论政治化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东亚的整体控制水平和控制手段都要优于西方，使得全球权力的分配向东转移。在全球政治经济优势向东方转移的背景之下，我国的国际交往环境也面临新的问题。近几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话语权不断提升，西方媒体更加关注我国具有国际性特征的热点事件，并且对发生在我国的舆论事件无限放大，将其引向过度政治化的泥淖。在疫情暴发初期，西方媒体就夸大和扭曲武汉“封城”这一正常的疫情防治工作，甚至不惜编造、拼接和剪辑一些无关的镜头，丑化当时处于疫情防控前线的中国群众和医务工作者；对于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以及我国在抗疫工作中展现出来的制度性优势，西方媒体却视而不见，甚至以“不民主”“反人权”的论调继续丑化中国形象。西方媒体利用舆论将中国疫情防控专业工作过度政治化，进一步影响和干扰到了国际舆论场，这样的框架选择和文本构建的背后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偏见在作祟，其目的是预备对中国发起舆论战，从而转移其国内矛盾，同时丑化中国形象。而在后疫情时代，国际舆论的过度政治化倾向更为明显。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指责甚至没有任何依据，具有诽谤和污蔑的意味。例如，2021年3月以来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炮制的“新疆棉花”事件就罔顾事实，意图歪曲和丑化中国形象。这样的议程设置背后隐藏着过度政治化的倾向性，国际媒体的内容创作过度服务于其政治主张和政治战略，忽略了真实性这一新闻的基本属性，甚至以诽谤、捏造的方式制造对立，影响到了国际舆论环境的公正和客观，不利于舆论的良性发展，也难以更好地掌握意见气候，进行合理的舆论引导。
面对愈加明显的具有火药味的国际舆论環境，我们更应该积极探索国际舆论调控机制。毋庸置疑，舆论的过度政治化会伤害各国利益，不管是疫情暴发初期一部分海外媒体编造的所谓武汉“封城”后城内一片狼藉、混乱失序的谎言，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炮制的“新疆棉花”事件，这些国际舆论事件本身都极具荒诞性，缺乏历史视野，是充满偏见和恶意，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实际上，在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中，意识形态偏见长期存在，这一情况直接影响了国际舆论事件的传播。因此，我们在进行国际舆论传播和调控的过程中，在面对各个国家以政治立场和政治目的为导向的预先设定的议题，以及能直接以某种负面标签来强化焦点效应的新闻时，应该坚持因地制宜，坚持“一国一策”，关注不同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导向，了解我国与不同国家的历史冲突与民族矛盾，预先设立应对框架。在国际舆论调控过程中，不仅要以事实说话，还要重视传播的逻辑，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播手段对国际舆论传播进行干预，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阐述，避免被西方媒体恶意扭曲。
二、无视新闻客观性：意识形态偏见与西方媒体的选择框架
在国际秩序变革加剧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偏见是带来国际秩序变革、国际环境动荡、国际发展路径曲折等多方面问题的根本原因，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上所表现的选择框架直接体现了这一点。立足于世界发展的角度，多国积极合作应对国家发展的客观问题，是促进世界进步发展的推动力。历史上，国家合作也作为一种制衡手段存在，这种方式往往是一个国家取得安全感的方式，政治合作有时可以看作是处于劣势的国家抵抗不平等的一种合作方式，比如北约等政治同盟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国际政治影响。但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合作却具有负面的意义，合作以共同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衡为目的，而在这样的合作关系中，新闻的生产、舆论的传播就会受到很强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从疫情期间多个西方国家媒体对我国的报道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偏见使得报道以一种偏见性、双标化的选择框架对被制衡的国家进行打压和抵制。 在国际舆论场上，意识形态偏见主要通过西方媒体报道的议程选择框架表现出来，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的议程设置上具有明显的偏见性，对中国问题报道的双标行为相当明显。具体主要表现为西方媒体对涉华报道的新闻内容进行污名化，对本国的负面新闻则轻描淡写，甚至混淆舆论、颠倒黑白。在疫情暴发初期，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歪曲我国实行的正常的“封城”政策，报道称其“给人们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对于意大利的“封城”行为，则褒奖其为“冒着牺牲自己經济的风险阻止这场欧洲最严重的疫情的蔓延”，从此可以看出部分西方媒体的报道完全无视新闻客观性的准则。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西方媒体新闻框架的选择具有双标性。在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之下，信息的选择和新闻的生产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对于新闻事实的报道客观性缺失，必然导致舆情事件的讨论和传播不具备公正性，在非公众的舆情构建中进行舆情讨论，也必定会将舆情发展引向异端。而在后疫情时代，这样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愈演愈烈，西方媒体在所谓的“新闻客观性”的幌子下，无视新闻事实故意歪曲涉华报道的内容，而对西方国家的负面新闻着力粉饰。例如，在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放问题的报道上，部分西方媒体报道主要围绕“日本将福岛核废水排到海洋中为什么可行”这一问题展开，完全无视新闻客观性问题，忽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反对声音，直接探讨其合理性。在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之下，舆情框架的构建也不顾人文诉求，无视新闻客观性，长久下去不仅会使我国的舆论环境面临挑战，国际舆论环境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因此，面对国际舆论传播的这一特征，我们应该积极寻找合适的传播策略，在媒介报道上着力克服西方涉华报道意识形态偏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从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来看，面对国际舆论的复杂问题，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话语本身的体系性和结构性问题。在日常国际报道的交流之中，要注重话题设置，要既能够追随热点又能够表达立场。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疫苗研发使用等国际性社会话题时要积极在国际社交平台进行议程设置和话题设计，促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效发声，增强我国媒体的媒体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面对西方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框架选择，我们应该变被动为主动，牢牢把握住国际议题的阐释权、表达权，同时要注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把握，努力塑造一个客观公正的媒体形象，尽量淡化政治因素和制度因素，从人类的整体处境进行议题设置。不仅要积极应对他国因意识形态偏见性而导致的舆论生产问题，还要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国际舆论环境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三、社交媒体的助推：国际舆论传播的网络化与复杂化
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不论是国内舆论场还是国际舆论场，舆论的表达和传播都具有网络性和虚拟性，国际舆论传播的网络化可以帮助不同国家消除交流障碍和文化隔阂，促进不同国家受众的交流与交往，有利于国际网络环境的良性发展，促进国家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但是，网络环境又有一些风险性特征，如匿名性、虚拟性等网络本身的特征就会使舆论表达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受到影响。同时，网络空间是一个集合了海量数据的“宏”空间[2]，国际舆论的控制和有效引导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挑战性极强。而网络空间中受众媒介素养参差不齐，且媒介环境又有情绪表达群体感染的特性，使得一些具有特殊目的的人有机可乘，利用互联网络信息传播的迅速性、传播主体的匿名性和情绪渲染等特征发布虚假信息，恶意引导舆论。例如，针对各类涉华报道，西方国家也会利用网络进行介入，并利用媒介进行情感煽动，利用这些议题发起舆论攻击，影响我国的国家形象，污染我国的网络环境。
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充分验证[3]。疫情期间，网络空间把关难度增大，某些反华势力无孔不入，充斥在各种微小的角落中进行负面舆论传播，扭曲我国的抗疫工作，带动部分受众的情绪，进行言论抨击，严重影响了国家名誉。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物质系统和信息系统之间的互动影响作用愈发明显，信息在社会资源和社会物质系统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而在网络环境之中，如何获取更多的信息，如何掌握甚至操纵信息资源，成为引导和传播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社交网络平台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同时能对信息资源进行主观性的操作，且信息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率都要强于传统的广播电视。而受到疫情的冲击，国际信息秩序还处于繁杂混乱的状态之中，在国际格局大变动的背景之下，一些反华势力关注到了网络平台的巨大影响力和舆情的推动作用，不断在我国网络平台上渗透西方价值观，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的发展。在当下这个社交媒体纷繁多样的互联网场域之中，在西方媒体丑化中国形象的报道中，社交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强互动性和强社交性特征，使得舆论事件总会在社交媒体上通过复制、评论、转发和再创作的形式助推事件的发酵，实现舆论传播范围的升级与突破。这些都指向了国际舆论环境一个新的特点和趋势，即国际舆论的网络化倾向。复杂的网络环境给国际舆论的传播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国际舆论传播范围的扩大，参与主体的增多，我们应该更重视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避免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恶意操纵信息，影响舆论走向，从而影响到我国的国际舆论地位。
面对社交网络空间无孔不入的反华势力言论的影响，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上对中国不利的态势下，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国际上的热点新闻事件，关注国际上重要人物、重要国家、重要媒介组织的总体言论走向，综合利用社交媒介、主流媒体、政府会议等方式进行舆论的回应，媒介和政府都要更加注重对信息的把关，同时要放眼世界环境，引导信息构建和传播以积极的价值观念为导向。另外，面对信息治理整体上呈现出的缺位和秩序紊乱的情形，更要认识到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要注重网民媒介素养的培养，积极扶持一些有特色、高质量的意见领袖在国际舆论平台上发声，如活跃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李子柒等等，以定制化传播的方式塑造国家的品牌[4]，不能将舆论当成一种暂时性的媒体公关和话术斗争。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文化思想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有些僵化、散漫，且过于依赖少数官方机构，未来要依靠政府、媒介和受众这三个主体的力量，更好地应对网络空间中的恶性舆论，创设一个清朗的网络舆论空间。
四、结语
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对国际传播、跨文化交流和国际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环境的变动使得国家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矛盾的催化则导致国家间的交流和国际社交行为都蒙上了政治化的阴影，这种政治化特征在国际媒体的舆论传播中有着过度化的倾向，而受到这种政治化的影响，新闻的真实性也受到冲击。面对一些世界性热点事件，我们应该抢占先机，及时创设新闻框架，第一时间进行新闻报道，增强我国的话语主动性，避免事实被其他媒体扭曲，化被动为主动，以疏代堵。同时要综合运用新技术和国际社交媒体，进行新闻内容创作和舆情引导，重视受众的参与力量，培养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意见领袖积极在国际平台上发声，创设多元的国际舆论渠道，努力争取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主动权、参与权，使国际舆论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整体国家战略。
参考文献：
[1] 林利民，李莹.试论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的深远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21（03）：15-23，63-64.
[2] 崔莹，张爱军.微博舆论导向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1-3.
[3] 丁柏铨.后疫情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与社会治理[J].新闻爱好者，2021（05）：4-9.
[4] 匡文波，马茜茜.后疫情时代改善与重塑国家形象的新媒体传播策略[J].新闻与写作，2021（05）：77-81.
作者简介：苏洁（1996—），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国际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