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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解读叶剑英的相关史料为切入口，从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文艺与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加强团结和提高创作质量等方面，阐述其具有时代特点的文艺观点；从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分析其自信进取、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同时指出叶剑英的相关论述丰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宝库，值得后人学习、借鉴和运用。
【关键词】叶剑英；文艺观点；文化胸怀
一代儒帅叶剑英，虽然不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门学者，但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文化问题作过不少的探讨和研究，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宝贵的富于启迪意义的精神财富，诚如1994年1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叶剑英选集>·出版前言》所言：“叶剑英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外交等领域，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人有些文化”，是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评价。①叶剑英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有待后人学习、体会，并进而研究、借鉴和运用。本文谨就叶剑英的文艺观点和文化胸怀作初步的探讨。
一、叶剑英的文艺观点
在笔者目前所能阅读到叶剑英著作中，集中阐述他对文艺问题看法的有《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49年7月2日）、《在华南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1950年9月25日）和《在中南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3年6月27日）。叶剑英在新中国诞生前后发表的这两个讲话和一个报告，并非就文艺谈文艺，而是作为一个开国元勋，就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文艺在教育人的特殊作用及文化人团结和提高创作质量等问题，提出了具有政治指导色彩的观点。
关于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叶剑英在1950年9月25日讲话中，总结新文艺的历史经验，指出：“革命的文艺工作，从来就是和政治结合的。文艺结合政治，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最高利益而斗争。”②1949年7月2日讲话指出：“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给人民以什么？不仅要满足人民普遍需要的东西，而且还要继续提高人民的要求，提高人民的文化，提高人民的思想。人民将更进一步地要求文艺工作者给他们更多的东西，更高级的东西。因此，我们说为工农兵服务，不是站在工农兵之外，而是和工农兵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去了解工农兵的斗争，如果离开了人民的斗争，而想知道人民的需要的东西，那是主观主义的空想。因此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在生活中锻炼，要和工农兵在一起，从事战争、从事建设，这样才能交接他们需要。”③1950年9月25日讲话结合当时正在启动的抗美援朝运动，说明什么是当时的最大政治和文艺如何与政治结合：“目前全世界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组织战争，保卫和平。这也即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世界人民最大的利益。我们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目的服务。这个正当的要求，今天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已成为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方向。”“和平不能等待，我们要主动争取。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最高真理的准则。所以一切文艺工作、文艺作品，是好，还是坏；是进步还是倒退；就要看是否合乎人民最高最长远的利益。”“我们现在要创作小说、诗歌、电影，利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宣传教育工作，使这些政策、理论普及于人民中间，为他们所了解和为他们自己作掌握。”在1953年6月27日的报告中，叶剑英指出：“我们是为政治而文艺的，列宁说过：‘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文学是我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作家要想很好地用文艺武器为政治服务，就必须加强政治学习。”“不关心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作家必须加强政治学习，才能使自己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不仅反映生活，而且能影响生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为作家真正负起了‘灵魂工程师’的任务。”①叶剑英的这种观点丰富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②邓小平也指出：“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③叶剑英以人民最高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文艺观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指导的最高原则。
关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叶剑英在1949年7月2日讲话中，就深刻地指出：“只有提高我们的文化，新社会的建设才有保障。抛开文化建设、思想建设、文艺建设，单纯地高经济建设、物质建设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文化工作和其他工作，是互相联
系、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叶剑英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初步提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并认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新社会的建设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即新社会的建设客观上要求两个文明同步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在1953年6月27日的报告中，叶剑英结合当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指出：“祖国经济建设的热情就是我们作家的热情。五年计划在颇大的程度内决定了我们的题材，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到祖国的经济建设这方面去。这样我们的作家就应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努力学习，深入到各个部门中去，观察、分析、体验这伟大的生活。只有真正钻进生活中去，才能对它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才有可能集中地、典型地形象地把事物的本质表现出来，用以激发生产热情，批评缺点，有力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叶剑英的这些观点是邓小平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观点的重要思想资料。邓小平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多次回顾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深有感触地说精神文明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真正优势。要实现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和整体进步，自然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高度的物质文明，但绝不能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应该依靠这一优势来发展生产力。如果“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④ 关于文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作用，叶剑英在1949年7月2日的讲话指出：“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像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作战对象，主要的不是公开的敌人，而是存在于人们思想中间、心坎中间的敌人。这种敌人，用枪是打不倒，必须用文艺大军，用你们的手和笔，在文学艺术方面，如雕刻、音乐、图画等，用这些工具来向敌人作战。这些就是我们文艺界的一种武器，用这种武器来打倒残留于人们思想中间的封建残余，或者资本主义残余，甚至法西斯残余。”叶剑英一生重视思想改造，1973年7月30日，他接见美国友人劳伦斯·罗辛吉和夫人，谈到中国建设问题时指出：“加强思想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同同志们讲话时，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地球有几个半球？’地球有两个半球：东半球、西半球。我还要加上另一个半球，即‘上半球’（指头上部）。东西半球的革命，改变所有制较容易，‘上半球’的思想改造十分困难。人类要真正仅到共产主义，就要不断地努力改造‘上半球’。”①以叶剑英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的观点，对照后来邓小平提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②其观点虽然由于时段不同而具体内容不同，但思想脉络却是一致的。
关于加强团结和提高创作质量的问题，叶剑英在1950年9月25日讲话中，首先深刻指出：“中国原来是个落后的国家，许多落后的思想存在人们的头脑中。”“中国自古文人相轻，闹宗派主义。这是落后国家的一般现象，一切落后国家都一样。”其次，说明文化人团结的重要性：“不团结的因素，是落后、宗派、自私自利，是还没有看清全世界人民鲜明的方向。”“团结才有力量，才有智慧，所谓‘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文艺界要有最高的智慧从事工作，创造新内容新形式的文艺作品，为世界人民、中国人民服务。大家团结起来，在最高的目标与共同的方向下努力奋斗。一切妨碍团结的东西，我们要坚决抛弃。”最后，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文化人团结问题的锐利武器：“我们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作武器，扫除妨碍我们进步的旧东西。我们文艺界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好像天天洗脸，天天洗澡除掉身上的尘垢，不断改造自己。”他表示相信“文艺大军当能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扩大并巩固团结。”在1953年6月27日的报告中，叶剑英“希望大家加紧学习，深入生活，研究生活的现状和历史，发掘人民固有的勤劳、勇敢、智能等优良质量，创作出卓越地、值得大家学习的人物形象，这样，大家才真正能通过作品为祖国经济建设服务！”他并“希望大家在工作中注意，那就是‘低’、‘小’、‘深’、 ‘评’四个字。‘低’——就是要从低处着手，同志们决不可忽视低的东西，它正是大量存在的东西，是高的东西的基础和起点。如果轻视低的东西，不从低处着手，则永远得不到高的东西，永远悬在半天空。‘小’——就是要注意小的东西，大作品是由小作品写起的。斯大林讲到列宁的重要遗训之一就是：‘在工作中无论何时都不要拒绝小事情，因为大事是小事积成的。’‘深’——就是要深入生活的内部，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它的本质。要力戒浮夸，使自己的作品有深刻的动人的力量。‘评’——就是批评自我批评。‘文人相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家要互相关心，要时常交换心得，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不断提高作品的质量。”
二、叶剑英的文化胸怀
任何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既是自身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又是不断吸取和借鉴外来文化的营养的过程。因此，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是衡量一个政党、国家及其领导人是否具有海纳百川、为我所用、推陈出新的文化胸怀重要标准。叶剑英主张对传统文化要继承和超越，要古为今用、厚今薄古；他历来强调“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主张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吸收和借鉴外国先进文化，洋为中用。他在有关军事科学的座谈中反复指出：“一定要在‘以我为主’的原则下去研究古今中外的东西”，“把古今中外融会贯通”③这两句话颇能表现叶剑英的文化胸怀。所谓“以我为主”，就是要按照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区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和外国军事科学在内的文化遗产，摆正今和古、中与洋的位置，着眼现实和服务现实。“把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就是要真正弄通古今中外的文化实质，从客观规律性上找到今古之间、中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桥梁，变古法为今法，化洋谋为中策，从而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发展中国新文化。他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其所作诗词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体现他对中华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与此同时，他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努力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尤其注重西方科技。叶剑英的文化胸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气概。如何对待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是衡量一个政党、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文化胸怀宽窄深浅的重要标准。叶剑英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一个缩影。
既然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革新，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是文化发展和演进的一般规律，那么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尊重这一规律。如何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法，成为问题的关键。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①叶剑英的传统文化观与毛泽东是一致的。1978年3月15日， 叶剑英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20周年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从军事学术的角度，说明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有着及其丰富的军事典籍和军事学术遗产。我们要吸收其精华，批判地继承下来，使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更加绚丽多采。”②对传统文化如何批判地继承，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叶剑英认为必须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1958年4月29日，叶剑英作为军事科学院长兼政委，在对各研究部部长的讲话中将要而深刻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厚今薄古，我们研究工作也要遵循这个方向。过去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后王，也就是个厚今还是厚古的问题。孟子主张事事博古，事事要按照古代所办过的那样去办。荀子反对这个东西，提倡启发于后，启发于现代。‘厚今’还是‘博古’（《叶剑英选集》第318页不是“博”而是“薄”，笔者反复研读这段文字，认为从前后文的语气和意思来看，似乎是印错了。）今天来看还是荀子的方向是对的。我们研究过去，研究古代战争，是为了解决现代的战争问题，不是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博古是为了通今。所以在研究工作上一定要掌握这个方向，不然就会返古。”“尤其是在现代，研究是为了解决现代问题。博古不是目的，是为了通今。”甚至为了军队的现代化，叶剑英在1956年就大胆地提出：“对于我军多年的传统习惯，也要分析批判，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既不要硬性地改变，也不宜机械地搬用。”③当时人民解放军建军不到30年，在刚刚打败国民党美式装备军队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可谓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时候，叶剑英提出这个观点，这种敢于超越自己的精神，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固有内涵之一。 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外国文化？毛泽东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外国进步文化，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他生动而深刻地论述了对待外国文化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中国应该大胆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食粮，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化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④
叶剑英的观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1956年10月19日，他在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中指出：“对于外国的军事学术、军事教材、训练计划以及生活制度上的各种条令，也是如此。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先向他们学习，经过学习，进行批判。分析哪些是先进的，适合我们情况的，目前可以学的；哪些虽然先进，可是根据我们目前的条件，暂时还不能学的；哪些是属于生活习惯，但对于我军并不习惯，可以不必学的。我们对待生活习惯，应该和对待科学理论有所区别。”①与此同时，叶剑英在对待外国文化的一些论述还丰富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化思想。首先，在中西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他多次强调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的观点。1973年7月30日， 他接见美国友人劳伦斯·罗辛吉和夫人，谈到中国建设问题时指出：“要谈中国问题，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看。中国处在世界动荡中，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会影响中国的建设。因此，我们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自己的问题。”②1977年11月25日至29日，叶剑英在接见家乡广东省和梅县地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讲一段十分生动的有关面向世界的话：“同志们埋头地方工作，要抬头看看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公民、每个工作人员都应该这样。我从前在延安山上打野鸡，野鸡找东西吃，低下脑袋啄几下，又抬头看看。它是我们的老师。老鼠也如此，偷吃东西的时候，常常抬头看看四周有危险没有。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好，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也好，既要埋头工作，又要抬头看看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影响全世界。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③其次，十分重视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一贯认为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科学。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7月14日，叶剑英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就指出：“本国科学家与世界科学家，都是在实际工作中互相联系着、互相作用着的，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科学，也没有孤立的科学家。”④1972年在大动乱的“文革”时期，1972年叶剑英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听取国防科委、通信兵和总参情报部汇报卫星飞船情况时分析中国的科技现状：“我们的科学技术，包括陆地、海上、空中方面进攻性的武器，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建国二十年来发展是快的，但是在世界上还是落后的，有的落后十年，有的甚至二十年。因此我们要谦虚，不要骄傲自满。”并借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之口，说明当时中国科研的问题：“杨振宁对祖国还是有感情的，回祖国两次，从他自己的经验中，看到了我们的缺点。他指出我国科学界最大的问题是不交流，孤立地搞，好像又回到古代的部落时代。科学是没有孤立的。”⑤这些论述，体现了叶剑英作为战略家在文化上的开放态度和胸怀。
1980年5月，83岁高龄的叶剑英又一次踏上故乡。17日，在接见家乡干部时有一个简短的讲话。这个讲话收入《叶剑英选集》时题目叫《向山区进军》，文中最后一段有一句话：“梅县原来文化水平很高，但是有文化无科学，要提高文化，提高科学。”看似很随意说出的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却概括了叶剑英的整个文化思想乃至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思想。很显然这句话的“有文化”、“文化水平”的“文化”是指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科学”是指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提高文化”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古为今用，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提高科学”指按照中国实际，吸收西方科技，变“无科学”为“有科学”，并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尽管叶剑英说这句是针对故乡的，然而梅县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将“梅县”扩大为“中国”，也何尝不是同样适用呢！微言大义往往只能出自伟人之口。正如叶剑英自己说的，“真理本来是简单的，但认识真理并不简单”。⑥
（作者系广州体育学院历史教研室教授）
【关键词】叶剑英；文艺观点；文化胸怀
一代儒帅叶剑英，虽然不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门学者，但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文化问题作过不少的探讨和研究，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宝贵的富于启迪意义的精神财富，诚如1994年1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叶剑英选集>·出版前言》所言：“叶剑英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外交等领域，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人有些文化”，是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评价。①叶剑英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有待后人学习、体会，并进而研究、借鉴和运用。本文谨就叶剑英的文艺观点和文化胸怀作初步的探讨。
一、叶剑英的文艺观点
在笔者目前所能阅读到叶剑英著作中，集中阐述他对文艺问题看法的有《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49年7月2日）、《在华南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1950年9月25日）和《在中南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3年6月27日）。叶剑英在新中国诞生前后发表的这两个讲话和一个报告，并非就文艺谈文艺，而是作为一个开国元勋，就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文艺在教育人的特殊作用及文化人团结和提高创作质量等问题，提出了具有政治指导色彩的观点。
关于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叶剑英在1950年9月25日讲话中，总结新文艺的历史经验，指出：“革命的文艺工作，从来就是和政治结合的。文艺结合政治，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最高利益而斗争。”②1949年7月2日讲话指出：“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给人民以什么？不仅要满足人民普遍需要的东西，而且还要继续提高人民的要求，提高人民的文化，提高人民的思想。人民将更进一步地要求文艺工作者给他们更多的东西，更高级的东西。因此，我们说为工农兵服务，不是站在工农兵之外，而是和工农兵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去了解工农兵的斗争，如果离开了人民的斗争，而想知道人民的需要的东西，那是主观主义的空想。因此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在生活中锻炼，要和工农兵在一起，从事战争、从事建设，这样才能交接他们需要。”③1950年9月25日讲话结合当时正在启动的抗美援朝运动，说明什么是当时的最大政治和文艺如何与政治结合：“目前全世界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组织战争，保卫和平。这也即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世界人民最大的利益。我们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目的服务。这个正当的要求，今天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已成为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方向。”“和平不能等待，我们要主动争取。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最高真理的准则。所以一切文艺工作、文艺作品，是好，还是坏；是进步还是倒退；就要看是否合乎人民最高最长远的利益。”“我们现在要创作小说、诗歌、电影，利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宣传教育工作，使这些政策、理论普及于人民中间，为他们所了解和为他们自己作掌握。”在1953年6月27日的报告中，叶剑英指出：“我们是为政治而文艺的，列宁说过：‘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文学是我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作家要想很好地用文艺武器为政治服务，就必须加强政治学习。”“不关心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作家必须加强政治学习，才能使自己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不仅反映生活，而且能影响生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为作家真正负起了‘灵魂工程师’的任务。”①叶剑英的这种观点丰富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②邓小平也指出：“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③叶剑英以人民最高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文艺观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指导的最高原则。
关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叶剑英在1949年7月2日讲话中，就深刻地指出：“只有提高我们的文化，新社会的建设才有保障。抛开文化建设、思想建设、文艺建设，单纯地高经济建设、物质建设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文化工作和其他工作，是互相联
系、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叶剑英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初步提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并认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新社会的建设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即新社会的建设客观上要求两个文明同步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在1953年6月27日的报告中，叶剑英结合当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指出：“祖国经济建设的热情就是我们作家的热情。五年计划在颇大的程度内决定了我们的题材，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到祖国的经济建设这方面去。这样我们的作家就应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努力学习，深入到各个部门中去，观察、分析、体验这伟大的生活。只有真正钻进生活中去，才能对它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才有可能集中地、典型地形象地把事物的本质表现出来，用以激发生产热情，批评缺点，有力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叶剑英的这些观点是邓小平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观点的重要思想资料。邓小平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多次回顾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深有感触地说精神文明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真正优势。要实现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和整体进步，自然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高度的物质文明，但绝不能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应该依靠这一优势来发展生产力。如果“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④ 关于文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作用，叶剑英在1949年7月2日的讲话指出：“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像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作战对象，主要的不是公开的敌人，而是存在于人们思想中间、心坎中间的敌人。这种敌人，用枪是打不倒，必须用文艺大军，用你们的手和笔，在文学艺术方面，如雕刻、音乐、图画等，用这些工具来向敌人作战。这些就是我们文艺界的一种武器，用这种武器来打倒残留于人们思想中间的封建残余，或者资本主义残余，甚至法西斯残余。”叶剑英一生重视思想改造，1973年7月30日，他接见美国友人劳伦斯·罗辛吉和夫人，谈到中国建设问题时指出：“加强思想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同同志们讲话时，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地球有几个半球？’地球有两个半球：东半球、西半球。我还要加上另一个半球，即‘上半球’（指头上部）。东西半球的革命，改变所有制较容易，‘上半球’的思想改造十分困难。人类要真正仅到共产主义，就要不断地努力改造‘上半球’。”①以叶剑英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的观点，对照后来邓小平提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②其观点虽然由于时段不同而具体内容不同，但思想脉络却是一致的。
关于加强团结和提高创作质量的问题，叶剑英在1950年9月25日讲话中，首先深刻指出：“中国原来是个落后的国家，许多落后的思想存在人们的头脑中。”“中国自古文人相轻，闹宗派主义。这是落后国家的一般现象，一切落后国家都一样。”其次，说明文化人团结的重要性：“不团结的因素，是落后、宗派、自私自利，是还没有看清全世界人民鲜明的方向。”“团结才有力量，才有智慧，所谓‘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文艺界要有最高的智慧从事工作，创造新内容新形式的文艺作品，为世界人民、中国人民服务。大家团结起来，在最高的目标与共同的方向下努力奋斗。一切妨碍团结的东西，我们要坚决抛弃。”最后，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文化人团结问题的锐利武器：“我们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作武器，扫除妨碍我们进步的旧东西。我们文艺界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好像天天洗脸，天天洗澡除掉身上的尘垢，不断改造自己。”他表示相信“文艺大军当能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扩大并巩固团结。”在1953年6月27日的报告中，叶剑英“希望大家加紧学习，深入生活，研究生活的现状和历史，发掘人民固有的勤劳、勇敢、智能等优良质量，创作出卓越地、值得大家学习的人物形象，这样，大家才真正能通过作品为祖国经济建设服务！”他并“希望大家在工作中注意，那就是‘低’、‘小’、‘深’、 ‘评’四个字。‘低’——就是要从低处着手，同志们决不可忽视低的东西，它正是大量存在的东西，是高的东西的基础和起点。如果轻视低的东西，不从低处着手，则永远得不到高的东西，永远悬在半天空。‘小’——就是要注意小的东西，大作品是由小作品写起的。斯大林讲到列宁的重要遗训之一就是：‘在工作中无论何时都不要拒绝小事情，因为大事是小事积成的。’‘深’——就是要深入生活的内部，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它的本质。要力戒浮夸，使自己的作品有深刻的动人的力量。‘评’——就是批评自我批评。‘文人相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家要互相关心，要时常交换心得，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不断提高作品的质量。”
二、叶剑英的文化胸怀
任何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既是自身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又是不断吸取和借鉴外来文化的营养的过程。因此，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是衡量一个政党、国家及其领导人是否具有海纳百川、为我所用、推陈出新的文化胸怀重要标准。叶剑英主张对传统文化要继承和超越，要古为今用、厚今薄古；他历来强调“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主张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吸收和借鉴外国先进文化，洋为中用。他在有关军事科学的座谈中反复指出：“一定要在‘以我为主’的原则下去研究古今中外的东西”，“把古今中外融会贯通”③这两句话颇能表现叶剑英的文化胸怀。所谓“以我为主”，就是要按照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区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和外国军事科学在内的文化遗产，摆正今和古、中与洋的位置，着眼现实和服务现实。“把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就是要真正弄通古今中外的文化实质，从客观规律性上找到今古之间、中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桥梁，变古法为今法，化洋谋为中策，从而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发展中国新文化。他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其所作诗词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体现他对中华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与此同时，他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努力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尤其注重西方科技。叶剑英的文化胸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气概。如何对待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是衡量一个政党、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文化胸怀宽窄深浅的重要标准。叶剑英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一个缩影。
既然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革新，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是文化发展和演进的一般规律，那么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尊重这一规律。如何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法，成为问题的关键。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①叶剑英的传统文化观与毛泽东是一致的。1978年3月15日， 叶剑英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20周年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从军事学术的角度，说明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有着及其丰富的军事典籍和军事学术遗产。我们要吸收其精华，批判地继承下来，使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更加绚丽多采。”②对传统文化如何批判地继承，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叶剑英认为必须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1958年4月29日，叶剑英作为军事科学院长兼政委，在对各研究部部长的讲话中将要而深刻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厚今薄古，我们研究工作也要遵循这个方向。过去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后王，也就是个厚今还是厚古的问题。孟子主张事事博古，事事要按照古代所办过的那样去办。荀子反对这个东西，提倡启发于后，启发于现代。‘厚今’还是‘博古’（《叶剑英选集》第318页不是“博”而是“薄”，笔者反复研读这段文字，认为从前后文的语气和意思来看，似乎是印错了。）今天来看还是荀子的方向是对的。我们研究过去，研究古代战争，是为了解决现代的战争问题，不是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博古是为了通今。所以在研究工作上一定要掌握这个方向，不然就会返古。”“尤其是在现代，研究是为了解决现代问题。博古不是目的，是为了通今。”甚至为了军队的现代化，叶剑英在1956年就大胆地提出：“对于我军多年的传统习惯，也要分析批判，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既不要硬性地改变，也不宜机械地搬用。”③当时人民解放军建军不到30年，在刚刚打败国民党美式装备军队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可谓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时候，叶剑英提出这个观点，这种敢于超越自己的精神，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固有内涵之一。 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外国文化？毛泽东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外国进步文化，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他生动而深刻地论述了对待外国文化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中国应该大胆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食粮，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化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④
叶剑英的观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1956年10月19日，他在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中指出：“对于外国的军事学术、军事教材、训练计划以及生活制度上的各种条令，也是如此。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先向他们学习，经过学习，进行批判。分析哪些是先进的，适合我们情况的，目前可以学的；哪些虽然先进，可是根据我们目前的条件，暂时还不能学的；哪些是属于生活习惯，但对于我军并不习惯，可以不必学的。我们对待生活习惯，应该和对待科学理论有所区别。”①与此同时，叶剑英在对待外国文化的一些论述还丰富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化思想。首先，在中西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他多次强调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的观点。1973年7月30日， 他接见美国友人劳伦斯·罗辛吉和夫人，谈到中国建设问题时指出：“要谈中国问题，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看。中国处在世界动荡中，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会影响中国的建设。因此，我们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自己的问题。”②1977年11月25日至29日，叶剑英在接见家乡广东省和梅县地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讲一段十分生动的有关面向世界的话：“同志们埋头地方工作，要抬头看看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公民、每个工作人员都应该这样。我从前在延安山上打野鸡，野鸡找东西吃，低下脑袋啄几下，又抬头看看。它是我们的老师。老鼠也如此，偷吃东西的时候，常常抬头看看四周有危险没有。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好，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也好，既要埋头工作，又要抬头看看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影响全世界。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③其次，十分重视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一贯认为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科学。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7月14日，叶剑英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就指出：“本国科学家与世界科学家，都是在实际工作中互相联系着、互相作用着的，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科学，也没有孤立的科学家。”④1972年在大动乱的“文革”时期，1972年叶剑英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听取国防科委、通信兵和总参情报部汇报卫星飞船情况时分析中国的科技现状：“我们的科学技术，包括陆地、海上、空中方面进攻性的武器，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建国二十年来发展是快的，但是在世界上还是落后的，有的落后十年，有的甚至二十年。因此我们要谦虚，不要骄傲自满。”并借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之口，说明当时中国科研的问题：“杨振宁对祖国还是有感情的，回祖国两次，从他自己的经验中，看到了我们的缺点。他指出我国科学界最大的问题是不交流，孤立地搞，好像又回到古代的部落时代。科学是没有孤立的。”⑤这些论述，体现了叶剑英作为战略家在文化上的开放态度和胸怀。
1980年5月，83岁高龄的叶剑英又一次踏上故乡。17日，在接见家乡干部时有一个简短的讲话。这个讲话收入《叶剑英选集》时题目叫《向山区进军》，文中最后一段有一句话：“梅县原来文化水平很高，但是有文化无科学，要提高文化，提高科学。”看似很随意说出的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却概括了叶剑英的整个文化思想乃至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思想。很显然这句话的“有文化”、“文化水平”的“文化”是指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科学”是指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提高文化”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古为今用，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提高科学”指按照中国实际，吸收西方科技，变“无科学”为“有科学”，并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尽管叶剑英说这句是针对故乡的，然而梅县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将“梅县”扩大为“中国”，也何尝不是同样适用呢！微言大义往往只能出自伟人之口。正如叶剑英自己说的，“真理本来是简单的，但认识真理并不简单”。⑥
（作者系广州体育学院历史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