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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2004年，在人民大会堂的商业演出达33场次。
人民大会堂。全球首演。
音乐舞台剧《卡萨布兰卡》在媒体的各种宣传中，都着力强调这两点。
这出根据电影《卡萨布兰卡》改编的大型音乐舞台剧选在中国做全球首演，也算得上是“国内首次”。记者获悉，该剧定在中国首演时，曾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犹豫不决。而很大程度上让外方下决心的，是北京方面推荐的“人民大会堂”这个场地。
人民大会堂：日益热闹的舞台
建于1958年的人民大会堂，从兴建伊始，其定位就是全国人民的议事机构。至今，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即“两会”仍在此举行。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的演出，可以上溯至41年前大型音乐剧《东方红》。此后，国家庆典、建交纪念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文艺演出，也间断在此上演。如果说，这些演出都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那么大会堂开始商业演出的时间，基本与中国演出市场的开放进程同步：90年代中期，一些极具票房号召力的香港歌星集体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过，诸如“四大天王”、梅艳芳、谭咏麟等，不过那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演，演出方称其为“慈善演出”。
真正的滥觞来自这一两年接连不断的大动作：经典音乐剧《猫》、古典王子波切利演唱会、祖宾·梅塔指挥的以色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音乐剧《芝加哥》、土耳其舞蹈《火舞》、爱尔兰踢踏舞剧《大河之舞》等众多国际演出连续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大河之舞》因装台时间紧张本来打算在首都体育馆上演，后来因“非典”意外获得延长的时间，随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民大会堂。其舞台技术总监马修德鲁认为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是“荣誉的象征”，他为此根据大会堂的场地，在舞美、灯光、地板、音响及舞台等方面重新量身订做；《猫》的舞美技术总协调特丽莎也表示，“人民大会堂尽管不是《猫》演出史上最大的舞台，却是有史以来演出场所中级别最高的……”仅2004年，就有19出剧，33场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其中商演达14出，28场次)。所有选择此地演出的单位，都看中了人民大会堂在中国独一无二的“级别”。
因其特殊地位，凡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总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年代，谁能引来更多注意，谁的胜算就多出一分。再加上媒体的宣传攻势，大会堂的演出总能取得不错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猫》、《大河之舞》在开演前已经一票难求，不仅场场爆满，《大河之舞》后来不得不加演两场。
而操作这一系列大型演出的中演公司能在中国演出行业稳坐龙头老大的位置，除了其政府背景之外，它成功组织数场在大会堂的演出，也“显示了杰出的策划能力”，赢了票房又赢口碑。
演出商心中的“圣殿”
人民大会堂的场租费是中国演出场地中最高的。
据记者了解，保利剧院最低每晚场租为4万元，是北京目前演出剧院中最高的；世纪剧院最低场租为3.5万元，上海大剧院稍贵达到8万元；而人民大会堂至少得12万～15万元，有时视演出的项目还可能更高，黄金演出季期间场租也要提高。
高昂的场租费，抵挡不了演出商对大会堂的热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员指出其中端倪，“最主要的一条，规格高。人民大会堂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无论什么演出都能引来各方关注，国内外演出团体都以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为荣，这样和演出方谈判的时候也比较方便操作。”北京弘扬东方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陶颖告诉记者，一般演出公司运作大型演出需要大量资金，资金来源往往通过企业赞助，而对在普通剧院演出，赞助企业通常不很感兴趣，但人民大会堂就不一样，“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的圣殿，他们所赞助的演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本身对企业就是一种宣传。”
还有极具北京特色的一个原因是，北京的演出市场和上海不太一样，上海人有自己买票看演出的习惯，团体票不多；而北京的演出票房一半以上是靠团体票撑起来的，而团购很大程度是单位拿来送客户和关系单位的，“票送出去要有面子，那么场地是不是在人民大会堂，就有很大差别了。”业内人士说出了北京的演出市场共守的默契。
其次，座位多，好卖票。除了人民大会堂，全国找不出另外一个能容纳近万人的室内演出场馆；即使像《猫》那样为了保证演出效果封闭了三楼观众席，搭建的舞台也占用部分观众席位，每场仍能保证有5000个座位的票房。
再次，地理位置优越。地铁和多条公交线路从此经过，保证出行便利。
最后，严格的存包和安检手续保证了安全。在有领导人出席的时候，也不会存在安全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虽然有这般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从视听效果而言，大会堂并不是个欣赏演出的理想场所，“真正的芭蕾舞爱好者、音乐爱好者是不愿意到大会堂来欣赏演出的”，陶颖表示。
艺术演出的尴尬
作为重要议政场所的人民大会堂，久负盛誉；其主体建筑万人大礼堂为穹窿顶、大跨度、无立柱结构，宽76米，长60米，高33米，容积达93000立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礼堂，也是新中国的建筑奇观之一。
当时为解决巨大空间里的回声问题，科技人员利用穿孔板吸声、分散声源等办法，即在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一个小的扬声器，屋顶和墙内装置矿渣棉，天花板上钻了几百万个孔，使它变成钻孔吸音板，以达到音质清晰的效果。
但这样的音响设置对于文艺演出，尤其是音质要求较高的交响乐演出，就很难能满足专业的要求了。
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指挥滕矢初解释，一个合适的音乐厅最多容纳二千到三千人，这样不用扬声器，就能在建筑内部产生自然的反射、折射，利用建筑声学原理还原真实的音色。
“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功能就是开会，所以为了弥补空间太大造成的不足，必然要使用电声和扩音器。开会的时候效果不错，但如果在演出中，乐队的配器千变万化，话筒的布置、音量大小的调节、音色的调配，任何一点跟不上配器的变化都会失衡，也就会损失乐器本色的音质。”滕矢初说。国家大剧院演出部主任周志强也认为，很多舞台的艺术效果好，就是完全采用建筑声学原理，完全还原音质及原有的艺术魅力。“否则去剧场听和在家里听碟有什么区别呢？何况，人民大会堂的音质可能还不如碟来得好。”
这也是为什么国外一些大的交响乐团到人民大会堂演完一两场后，再转战到别的剧场的原因1998年美国纽约爱乐乐团在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库特·马祖尔的带领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分别在北京的世纪剧院和人民大会堂举行两场音乐会；2000年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首次访华，分别在人民大会堂和世纪剧院演出；法国国家交响乐团二度来访时也选择了上述两个地方分别演出；而去年底由祖宾·梅塔与以色列爱乐乐团带来的新年音乐会，也在人民大会堂和北展剧场分别举行。对他们而言，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只是一种政治待遇，而之后的演出才显示其真正的艺术水准。与音效一起受到质疑的，还有万人大礼堂巨大的舞台主席台台面宽达32米，高18米。
“标准舞台的比例是有规矩的，一般在16∶12或15∶9，显然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台口过宽，任何演出都得先压台口。”周志强说。压台口是为了压出个标准舞台比例，“但是台口一压就很难看了，相当于一个大台口里套一个小台口，把舞台套在里面。”
最明显的例子是去年底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芝加哥》，本来这是一个小剧场的音乐剧，就连演职人员自己也表示以前演出的剧院只能容纳一两千人，当她们看到人民大会堂那么巨大的场地时，简直惊呆了。最后只好在这个巨大舞台的中央压出了一个“小方洞”状的小舞台，整个演出只是在这个“小方洞”中进行。“我觉得很悲哀，这样的演出方式完全把品牌剧目给糟蹋了。”周志强不无感慨地说。
相比《芝加哥》的微缩法，像《卡萨布兰卡》、《大河之舞》这样本来就有宏大场面的演出在舞美方面遇到的困难就更多了。
由于人民大会堂的特殊身份，不可能对舞台进行大幅度的拆解和改造：电影屏幕是被固定的、平时用的幕布不能拆卸、十面红旗的背景也不能动，这样只能用到舞台2/3的深度。
“由于吊杆数量有限，本来想全景呈现的艾菲尔铁塔，不得不做出割舍。”《卡》剧的舞美总监约翰遗憾地表示，最后的演出只出现了艾菲尔铁塔下半部。
而《猫》是一部最讲究互动效果的音乐剧，强调台上台下的零距离互动。因此，如何在人民大会堂缔造出“零距离”的剧场效果，成了演出方的“难题”。最后，只好在原舞台不动的基础上，再新搭建一个延伸至观众席的舞台。即便如此，一楼远处和二楼的观众还是无缘与“猫”们亲密接触。
政治圣殿，是否也是艺术殿堂？这是人民大会堂永远的尴尬。
人民大会堂不能承受之“重”
尽管演出效果不理想，演出商仍趋之若鹜地想在人民大会堂做项目，很多也是不得已为之。一方面，目前北京正常的演出消费市场，还没有吸纳众多高端演出的能力，不得不靠其他外在因素刺激观众的购买欲望，或使演出票干脆成为装点颜面的“礼品”。而大会堂这个场地，难得地提供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与北京缺乏标志性顶级剧院不无关系。比如上海大剧院的落成，毫无争议地成为当地最顶级的演出场所，它也是目前亚洲最大、世界最先进的舞台之一。人民大会堂在身负政治使命的同时，还要求它能达到演出水准，实在有些强人所难。
即将在人民大会堂西侧落成的国家大剧院，由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三个功能划分明确的剧场组成。它从一开始便定位于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对终结人民大会堂商业性文艺演出，打破大会堂颇具政治色彩的演出垄断，仿如具有一层别样的深意。
人民大会堂。全球首演。
音乐舞台剧《卡萨布兰卡》在媒体的各种宣传中，都着力强调这两点。
这出根据电影《卡萨布兰卡》改编的大型音乐舞台剧选在中国做全球首演，也算得上是“国内首次”。记者获悉，该剧定在中国首演时，曾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犹豫不决。而很大程度上让外方下决心的，是北京方面推荐的“人民大会堂”这个场地。
人民大会堂：日益热闹的舞台
建于1958年的人民大会堂，从兴建伊始，其定位就是全国人民的议事机构。至今，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即“两会”仍在此举行。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的演出，可以上溯至41年前大型音乐剧《东方红》。此后，国家庆典、建交纪念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文艺演出，也间断在此上演。如果说，这些演出都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那么大会堂开始商业演出的时间，基本与中国演出市场的开放进程同步：90年代中期，一些极具票房号召力的香港歌星集体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过，诸如“四大天王”、梅艳芳、谭咏麟等，不过那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演，演出方称其为“慈善演出”。
真正的滥觞来自这一两年接连不断的大动作：经典音乐剧《猫》、古典王子波切利演唱会、祖宾·梅塔指挥的以色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音乐剧《芝加哥》、土耳其舞蹈《火舞》、爱尔兰踢踏舞剧《大河之舞》等众多国际演出连续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大河之舞》因装台时间紧张本来打算在首都体育馆上演，后来因“非典”意外获得延长的时间，随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民大会堂。其舞台技术总监马修德鲁认为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是“荣誉的象征”，他为此根据大会堂的场地，在舞美、灯光、地板、音响及舞台等方面重新量身订做；《猫》的舞美技术总协调特丽莎也表示，“人民大会堂尽管不是《猫》演出史上最大的舞台，却是有史以来演出场所中级别最高的……”仅2004年，就有19出剧，33场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其中商演达14出，28场次)。所有选择此地演出的单位，都看中了人民大会堂在中国独一无二的“级别”。
因其特殊地位，凡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总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年代，谁能引来更多注意，谁的胜算就多出一分。再加上媒体的宣传攻势，大会堂的演出总能取得不错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猫》、《大河之舞》在开演前已经一票难求，不仅场场爆满，《大河之舞》后来不得不加演两场。
而操作这一系列大型演出的中演公司能在中国演出行业稳坐龙头老大的位置，除了其政府背景之外，它成功组织数场在大会堂的演出，也“显示了杰出的策划能力”，赢了票房又赢口碑。
演出商心中的“圣殿”
人民大会堂的场租费是中国演出场地中最高的。
据记者了解，保利剧院最低每晚场租为4万元，是北京目前演出剧院中最高的；世纪剧院最低场租为3.5万元，上海大剧院稍贵达到8万元；而人民大会堂至少得12万～15万元，有时视演出的项目还可能更高，黄金演出季期间场租也要提高。
高昂的场租费，抵挡不了演出商对大会堂的热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员指出其中端倪，“最主要的一条，规格高。人民大会堂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无论什么演出都能引来各方关注，国内外演出团体都以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为荣，这样和演出方谈判的时候也比较方便操作。”北京弘扬东方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陶颖告诉记者，一般演出公司运作大型演出需要大量资金，资金来源往往通过企业赞助，而对在普通剧院演出，赞助企业通常不很感兴趣，但人民大会堂就不一样，“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的圣殿，他们所赞助的演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本身对企业就是一种宣传。”
还有极具北京特色的一个原因是，北京的演出市场和上海不太一样，上海人有自己买票看演出的习惯，团体票不多；而北京的演出票房一半以上是靠团体票撑起来的，而团购很大程度是单位拿来送客户和关系单位的，“票送出去要有面子，那么场地是不是在人民大会堂，就有很大差别了。”业内人士说出了北京的演出市场共守的默契。
其次，座位多，好卖票。除了人民大会堂，全国找不出另外一个能容纳近万人的室内演出场馆；即使像《猫》那样为了保证演出效果封闭了三楼观众席，搭建的舞台也占用部分观众席位，每场仍能保证有5000个座位的票房。
再次，地理位置优越。地铁和多条公交线路从此经过，保证出行便利。
最后，严格的存包和安检手续保证了安全。在有领导人出席的时候，也不会存在安全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虽然有这般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从视听效果而言，大会堂并不是个欣赏演出的理想场所，“真正的芭蕾舞爱好者、音乐爱好者是不愿意到大会堂来欣赏演出的”，陶颖表示。
艺术演出的尴尬
作为重要议政场所的人民大会堂，久负盛誉；其主体建筑万人大礼堂为穹窿顶、大跨度、无立柱结构，宽76米，长60米，高33米，容积达93000立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礼堂，也是新中国的建筑奇观之一。
当时为解决巨大空间里的回声问题，科技人员利用穿孔板吸声、分散声源等办法，即在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一个小的扬声器，屋顶和墙内装置矿渣棉，天花板上钻了几百万个孔，使它变成钻孔吸音板，以达到音质清晰的效果。
但这样的音响设置对于文艺演出，尤其是音质要求较高的交响乐演出，就很难能满足专业的要求了。
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指挥滕矢初解释，一个合适的音乐厅最多容纳二千到三千人，这样不用扬声器，就能在建筑内部产生自然的反射、折射，利用建筑声学原理还原真实的音色。
“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功能就是开会，所以为了弥补空间太大造成的不足，必然要使用电声和扩音器。开会的时候效果不错，但如果在演出中，乐队的配器千变万化，话筒的布置、音量大小的调节、音色的调配，任何一点跟不上配器的变化都会失衡，也就会损失乐器本色的音质。”滕矢初说。国家大剧院演出部主任周志强也认为，很多舞台的艺术效果好，就是完全采用建筑声学原理，完全还原音质及原有的艺术魅力。“否则去剧场听和在家里听碟有什么区别呢？何况，人民大会堂的音质可能还不如碟来得好。”
这也是为什么国外一些大的交响乐团到人民大会堂演完一两场后，再转战到别的剧场的原因1998年美国纽约爱乐乐团在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库特·马祖尔的带领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分别在北京的世纪剧院和人民大会堂举行两场音乐会；2000年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首次访华，分别在人民大会堂和世纪剧院演出；法国国家交响乐团二度来访时也选择了上述两个地方分别演出；而去年底由祖宾·梅塔与以色列爱乐乐团带来的新年音乐会，也在人民大会堂和北展剧场分别举行。对他们而言，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只是一种政治待遇，而之后的演出才显示其真正的艺术水准。与音效一起受到质疑的，还有万人大礼堂巨大的舞台主席台台面宽达32米，高18米。
“标准舞台的比例是有规矩的，一般在16∶12或15∶9，显然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台口过宽，任何演出都得先压台口。”周志强说。压台口是为了压出个标准舞台比例，“但是台口一压就很难看了，相当于一个大台口里套一个小台口，把舞台套在里面。”
最明显的例子是去年底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芝加哥》，本来这是一个小剧场的音乐剧，就连演职人员自己也表示以前演出的剧院只能容纳一两千人，当她们看到人民大会堂那么巨大的场地时，简直惊呆了。最后只好在这个巨大舞台的中央压出了一个“小方洞”状的小舞台，整个演出只是在这个“小方洞”中进行。“我觉得很悲哀，这样的演出方式完全把品牌剧目给糟蹋了。”周志强不无感慨地说。
相比《芝加哥》的微缩法，像《卡萨布兰卡》、《大河之舞》这样本来就有宏大场面的演出在舞美方面遇到的困难就更多了。
由于人民大会堂的特殊身份，不可能对舞台进行大幅度的拆解和改造：电影屏幕是被固定的、平时用的幕布不能拆卸、十面红旗的背景也不能动，这样只能用到舞台2/3的深度。
“由于吊杆数量有限，本来想全景呈现的艾菲尔铁塔，不得不做出割舍。”《卡》剧的舞美总监约翰遗憾地表示，最后的演出只出现了艾菲尔铁塔下半部。
而《猫》是一部最讲究互动效果的音乐剧，强调台上台下的零距离互动。因此，如何在人民大会堂缔造出“零距离”的剧场效果，成了演出方的“难题”。最后，只好在原舞台不动的基础上，再新搭建一个延伸至观众席的舞台。即便如此，一楼远处和二楼的观众还是无缘与“猫”们亲密接触。
政治圣殿，是否也是艺术殿堂？这是人民大会堂永远的尴尬。
人民大会堂不能承受之“重”
尽管演出效果不理想，演出商仍趋之若鹜地想在人民大会堂做项目，很多也是不得已为之。一方面，目前北京正常的演出消费市场，还没有吸纳众多高端演出的能力，不得不靠其他外在因素刺激观众的购买欲望，或使演出票干脆成为装点颜面的“礼品”。而大会堂这个场地，难得地提供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与北京缺乏标志性顶级剧院不无关系。比如上海大剧院的落成，毫无争议地成为当地最顶级的演出场所，它也是目前亚洲最大、世界最先进的舞台之一。人民大会堂在身负政治使命的同时，还要求它能达到演出水准，实在有些强人所难。
即将在人民大会堂西侧落成的国家大剧院，由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三个功能划分明确的剧场组成。它从一开始便定位于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对终结人民大会堂商业性文艺演出，打破大会堂颇具政治色彩的演出垄断，仿如具有一层别样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