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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银都属于稀有的贵重金属。金银器因其质材贵重稀少，颜色华丽庄重，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视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金银器也因质材具有美丽的光泽，质地柔软，易于加工，成为历代工艺匠人最受欢迎的加工对象。虽然金银器的产生，要从采矿、冶炼、加工等复杂的程序人手，总体数量上较为稀少，但金银器文物仍在中国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
在自然界中，黄金是以游离状态存在的。它具有性能稳定，不怕氧化，不易生锈，不溶于酸碱，有很强的延伸性等特点。银在自然界中虽然也有单质存在，但绝大部分是以化合态的形式存在。我国是最早使用白银的国家，历代提炼白银多在含银方铅矿中进行。黄金与白银在自然界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类使用黄金的年代要早于白银。另一方而，黄金、白银的存在方式也决定了在同一技术条件下。黄金的开采要比白银的开采容易得多。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唐代以前漫长历史时期，黄金的产量远远大于白银，其使用的频度也高于白银。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物显示，春秋战国其后直至清，不同形制的历代金银器均有出现。
从出上文物资料考察，我国发现最早的黄金饰品是1976年在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金耳环和金鼻环，经碳上四测定年代约当公元前1900～1700年。时代最早金片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金箔，主要用于装饰器物表面。时代最早的金器皿，为1987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的金盏、金勺、金杯等。从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金器考察，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黄金的熔点。对黄金熔点的掌握，是浇铸金器的基础，也使得范铸金器成为可能。用范浇铸器物，是批量生产同一型制器物的前提。战国金器的造型特征，明显地受到青铜器的影响，显得古朴凝重，其花纹内容，如云雷纹、蟠螭纹等，更是青铜器上的常见花纹。这些事实说明，当时金器的制造，是继承我国传统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产生的。
1965年江苏省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出土的交龙金带钩在浇铸工艺的基础之上(图1)，还使用了镶嵌工艺，这是黄金制造工艺的又一重大发展，堪称古代金器中的瑰宝。交龙金带钩造型为战国时期流行的琵琶形，钩端兽首形，钩柄阴刻两条夔龙，钩身似一对首尾相交的夔龙，上铸浮雕式的兽面纹。兽面纹饰以鼻梁为中轴线。两侧双眼突出，眼睛浑圆透空，眉梢附有内卷的双角，两腮旁铸有波浪形外向卷曲的须髭，形似羽翅，飘逸飞动。额上正中有一桃形透空的小孔，原嵌有黑色料珠。孔后兽体很短，上面刻有重叠式的鳞纹。鳞纹两侧有交龙相对，交龙首部的眼睛和鼻翼均突出，龙身向后内弧曲，前脚趾爪皆曲张，左前肢虬结在眉上，右前肢屈伸在兽体背部两旁。整体构图，以中轴线分割成型，左右均齐对称，并且采用了分层迭加的装饰手法。层次分明，立体感强。
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的金银货币较多。如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包金铜贝1548枚，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银布币18块，总重3072.9克，金版与金饼392块，总重8183.3克。安徽寿县城南郊出土楚金币19块，总重5187.25克等。但最著名的是江苏盱眙县南窑庄发现的西汉时代窖藏，窖藏中共出土文物38件，有郢11块(图2)，其中一块长12.2厘米，宽8厘米，重610克，正面钤正面篆书“郢爰”阴文印记54个，加上6个不完整方格印记，方格总数有60个，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郢爰”金版。
文献记载，西汉是个著名的多金王朝，黄金数量惊人，为各代罕见，有关西汉朝廷和皇帝将黄金用于赏赐、馈赠、聘礼、储存、贸易的记载屡见不鲜。然而，考古发现却与文献记录形成强烈的反差，出土的黄金器物数量并不是很多，成为千古之迷。但仍偶有黄金重器出土，尚可一窥西汉黄金之盛。1982年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窖藏中出土的金兽就是一例(图3)。金兽高10.2厘米，长16厘米，宽17.8厘米，重9100克。空腹、厚壁，浇铸成形。兽体呈蜷伏状，头枕伏于前腿之上，两前腿并拢，两前爪八指一字排列，屈腰团身，首靠前膝，耳贴脑门两侧，头大，尾长，长尾环绕后股伸入腹下，身短而粗壮，造型十分巧妙独特。金兽的制造工艺采用浑铸、锤打、刻凿等技术，尤其是通体的圆形斑纹均是一一捶击而成，代表了西汉黄金铸造工艺和捶击工艺这两种技法完美结合，较为罕见。这件金器为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之金器，弥足珍贵。1995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金扣腰带则体现出文化交流的意趣(图4)。带扣黄金铸成，每副带扣由一对形状相同、图案相对的金板构成。扣面浅浮雕图案，主体为猛兽咬斗纹，周边为勾喙鸟首纹。背面光素，四周具边框，中部为两个横向双环纽。每块带板的内下角有一略近三角形的小孔。这两块带扣构图明显具有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风格，但工艺特点暗示着它们已脱离北方，当为汉地所出。
从其他出土器物来看，两汉时期的金器制作工艺较以前有了显著的进步。具体表现为掐丝和焊缀金珠工艺成熟。掐丝工艺，是将黄金锤打成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焊缀金珠工艺，首先是把金片剪成线，切成段，加热后熔聚成粒，然后用珠粒做装饰。颗粒较小时，自然浑圆，颗粒较大时需要再在两块木板间碾研。还可以将金丝加热，用吹管吹向端点，受热熔化而落下圆珠。有时无需吹落，使圆珠凝结在金丝的一端备用。掐丝工艺和焊缀金珠工艺均是用于焊接在黄金器物上作装饰的工艺。1980年5月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龙形金饰和品字形金胜饰是掐丝工艺和焊缀金珠工艺的典型代表。龙形金饰(图5)，用薄金片剪凿成镂空龙和云的形象，虬龙有双角，反首回头，张嘴露齿，四足前举，飞跃在云雾之中，在黄豆粒大大小的龙头上，用细小的掐丝和小金珠点缀龙头、嘴鼻牙角须和身上的鳞甲。龙头前部和脚下的云朵镶嵌色珠。为片状金饰，呈龙形，尾部已断缺，制作精细，头部的眼、鼻、牙、角、须等具有掐丝法焊接而成。龙的前部为火焰形，中心原有嵌饰，已失落。品字形金胜饰(图6)，高2.1厘米，宽1.5厘米，厚0.6厘米，为三个亚字形拼接而成的品字形金饰，表面均用细金球连接成重环纹制作，很精细，两面基本相同。
金器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繁荣发展后，又融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异域风情。这一时期，历史文献记述中的黄金数量锐减，考古出土的金器的数量也不多，已知的器物种类与战国、汉代相比未发现重大改变。尽管这一现象可能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和偶然性有关，但更可能是反映出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出土的金器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多是些小型器件，大都是首饰和服饰，少量为器物上的装饰。耳环、戒指、金钗、金栉背等为首饰件。金器数量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黄金产量减少，器物制作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是佛教兴 盛耗费了大量黄金。南北朝时期，几乎历朝历代帝王都崇信佛教，并开始大肆兴建佛寺，以金银为华丽的装饰，还不惜工本用金铸佛造像摩拜，使宫中和民间需要大量金银。在工艺上，魏晋南北朝沿袭了汉代的一些制作工艺，如出土于苏州的东晋张镇墓的羽人驭龙金饰(图7)，采用錾刻焊珠工艺制成。仅长4.5厘米，宽2.5厘米，制作精细。
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对金银器的巨大需求，唐王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专门负责制作金银器的机构“金银作坊院”和“文思院”。诗人王建在《宫词》中写道，“一样金盘五千面，红酥点出牡丹花”，虽不乏夸张，但也反映了唐宫廷大量使用金银器的事实。
宋代的金银器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不仅王公贵族享用金银器，就连富有的平民也都大量使用金银器。当时民间还开设了专门制作金银器的银铺。金银器开始世俗化和商品化的转变，有的出土器物上出现商号标记。宋代金银器无论在造型上，还是在纹饰上，一反唐代的雍容华贵，转为素雅生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造型玲珑奇巧，新颖雅致，多姿多彩，构思巧妙。比之唐代，宋代纹饰的题材来源于社会生活，其表现内容更为广阔，亦更为世俗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几乎囊括了象征美好幸福、繁荣昌盛、健康长寿等寓意的花卉瓜果、鸟兽鱼虫和人物故事等。纹饰布局突破了唐代流行的团花格式，多因器施画，以取得造型艺术与装饰艺术美的和谐统一。工艺技法在继承唐代的钣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锤、凿、镶嵌手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其富有灵活性与创造性。还出现了夹层技法、立体浮雕形凸花工艺和镂雕的装饰工艺。1970年江苏省句容县崇明寺大圣塔地宫内出土的宋元祐八年(1093年)银椁(图8)，就代表反映了宋代银工艺的高超水平。该银椁四面有释迦涅磐一佛二弟子等佛传故事图案。椁盖有西番莲花等花卉图案。底座四周有仰莲图案，镂空刻花。银椁采用了锤揲、刻划工艺，纹饰细腻，线条流畅。
元代虽然短暂，但从出土资料来看，元代金银器工艺水平仍然很高。元代金器纹饰与宋代大致相似，花纹装饰题材十分广泛，大致分为花卉瓜果、鸟兽鱼虫、人物故事、亭台楼阁及鉴刻诗词等。但元代金银器的纹饰趋向华丽繁复。从元代金器的出土情况看，有相当一部份集中在长江下游与太湖之间，这说明以苏州为中心的金银器手工业极其发达，技术水平亦很高。江苏吴县元代吕师孟墓出土的出土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吕师孟墓是1959年1月于苏州虎丘山北黄桥乡建窑时发现的。从同出的《故宣慰嘉议吕公墓志铭》知道，这是吕师孟及其妻束氏的合葬墓，其中出土金器33件，银器21件，在一座墓中出土数量如此之多，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工艺精湛的金银器，在元代墓葬中还是比罕见的。
香囊是古代挂系在衣服上盛装香料的器具，主要形状有圆形和鸡心形。吕师孟墓出土的一件鸳鸯荷花金香囊为鸡心形(图9)，腹部徽鼓，中空以盛香料，香气可从镂孔中溢出。正反面錾刻镂空彩帛八吉纹，中部是鸳鸯戏嬉图，在一株连理枝的掩映下，一对鸳鸯伸颈昂首，嬉戏在莲塘之中。下部是莲叶图，一柄硕大的莲叶翻卷舒展，似随风摇曳在荷塘之中，组成一幅“和合八吉”图，纹饰生动活泼。两块镂空金片边沿均垂直镶包一圈金片，成子母口相合。这件香囊综合运用了锤揲、錾刻、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工艺精湛，为元代以前金银器制作中所少见。
吕师孟墓出土的最为精美的金银器是缠枝莲花纹金盘(图10)。金盘锤揲镌刻而成。器形作四出菱花式，以四个阳文如意纹为盘的轮廓，中心再以四个小如意云朵构成四瓣花。如意云纹既是纹样，又是构成器形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装饰与造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意云头尖角向外，呈放射状伸展，为盘形奠定了方形的四角，四个如意云头的八个卷涡纹以虚线相连，形成外缘圆而内缘方的图形，而盘心的小如意云头则以同样的十字交叉形式组成外方内圆的形状，使该盘的方圆组合达到圆融无碍的境界。纹饰布满全器，犹如百花斗艳，花纹继承了唐宋以来所盛行的缠枝花的造型，其中以石榴为主，间有莲花和宝相花，花瓣茂密呈放射状，非常丰满。且表现手法也继承晚唐的风格，着重表瑚细部，如花瓣中的花筋、叶片中的叶脉，都一一表现无遗。外底凿“闻宣造”铭。“闻宣”应当是元代制作金银器的匠师。这件金盘造型新奇、做工精湛，富有韵律美。四个如意头纹样象征“事事如意”，代表着当时人们多种多样祈福纳祥的心理渴求。此盘反映了元代金器精湛的工艺水平，为元代黄金工艺的巅峰之作。
吕师孟墓出土的银器也很精美。八棱鎏金银果盒(图11)，直口、直腹、平底。银盒平面为八棱莲花瓣形，腹与底的连接采用圆角过渡，器底下焊接高1.1厘米、直径17.5厘米的圈足，盒分上下二层，出土时盖已不在，在口沿上承一浅盘，直径24.1厘米的圈足，高1.6厘米，平沿、浅腹、圆底。八棱鎏金银果盒造型奇特，它改变了以往器形多以圆筒形为基本形所带来的单调感，而着重以正、反S形曲线来构成器形的平面，以圆寓曲，使形体圆曲多变，造型强烈的动态感，取得非常美观的造型，这是宋元时期始创的一种新的器用造型。具有着鲜明的特色，与同时元代绘画的恬静典雅含蓄之美有着共同之处。
另外，还有镀金团花银盒和柿形银水盂也非常有特点。镀金团花银盒(图12)，捶制制作工艺，素身，微有光泽，直唇折腹平底，盖上有钮，上镀金凿饰团形花朵。盖内面见凿痕。器底凿印“沈二郎造”四字。柿形银水盂(图13)，仿柿形，高仅3.4厘米，萼、蔓俱全，小巧可爱。
明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金器使用较为广泛的一个时期，上层社会大量用黄金制作数量惊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其设计科学合理，工艺技术高超，制作精细入微，集传统的花丝、镂雕、錾刻、镶嵌技术之大成。这一方面依赖于明初的经济复苏，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所设的专门组织生产供宫廷所需的各类金银器物的“银作局”。银作局的设置，能够荟萃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由于工匠多为各地名手，进入银作局后又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从而形成明代独有的风格，使打造的金银器具令人叹为观止，从而提升了明代金器的整体制作水平。这时期的宝石镶嵌等讲究华丽装饰的金器开始大量出现。从出土器物来看，无论是质量和数量都让人惊叹，尤其体现在首饰上。“金蝉玉叶”就是一例。
金蝉玉叶(图14)，1954年苏州五峰山博士坞明代弘治年进士张安晚家族墓出土。整体形象是一只形神毕肖、金光闪耀的蝉，悠然自得地栖息在一片近乎透明的玉叶上。玉叶叶脉分明，洁白无瑕，将其微微托起。金蝉头部前伸，双眼凸起，以横竖线条勾出头、颈，蝉身錾刻平行减地横凸纹八层，每层以无数竖直短线表现细部。蝉翼左右各两翼：外翼长1.7厘 米，宽约0.8厘米，厚仅0.2毫米，表现了蝉翼轻而薄的特点，蝉足简化为三对，一对前足翘起，一对后足微微抬起。嘴巴微开，好似在奏鸣。整个蝉体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经鉴定，金蝉含金量很高，成色达到95％。玉叶系用新疆和田所产羊脂白玉精工琢磨而成，晶莹润泽，呈半透明凝脂状，给人温柔细腻之感。金蝉玉叶的制作技术十分复杂。金蝉采用了压模铸范、薄叶延展、錾刻、焊接等工艺。玉叶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等多种琢玉工艺，抛光细腻，薄胎圆润，琢工精致，使其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金蝉玉叶器物的造型构思奇妙，动静相宜，妙趣横生。金蝉玉叶是“金枝(知了)玉叶”的谐音，金蝉奏鸣，玉叶振动，又是金声玉振的艺术再现。古人还有金蝉脱壳之说，金蝉脱壳，预示着生命的再生，因此金蝉又有延年益寿、生命不止的寓意。
从明代开始，金质冥钱逐渐开始流行，从已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发现，大多数墓葬不仅使用行用铜钱作冥钱，而且还出现了金质冥钱。到了明代中后期，金质冥钱的使用，更为普遍。这些金质冥钱形制不一，钱文各异，蔚为大观，构成了中国货币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1973年，江苏吴县洞庭山明代许裕甫墓中，出土了“花开见佛”等六枚金质冥钱(图15)。这类冥钱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主要是保佑墓主人的灵魂安宁并顺利升入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金质冥钱，钱形规整。在穿郭上下或左右，模压有半圆形凸起连珠纹弧线两道，两两相背，互相对称，两条弧线中部均位于穿孔附近，形成穿孔的两道内郭。弧线两边向外延伸直到外郭。钱的外郭有两道，外一道为模压凸起阳线，内一道也为凸起连珠纹。弧线与外郭内道形成四出内郭。钱面被分成上下左右四个区域，钱文分别刻写在这四个区域中。钱文为模压阳文正楷，清晰秀丽，制作精细。
清代金银器保留下来的极多，大部分为传世品。从风格上看，清代金银器既有传统风格的继承，也有其他艺术、宗教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继承吸收古今中外多重文化营养因素的基础上，清代金银器工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洋洋大观和多姿多彩。华丽浓艳是清代金器的显著特征。该时期内，金器造型与制作均讲究美观与精细，以至流之于繁琐，褪尽了唐宋时期的勃勃生机。但清代金银器的社会功能更加多样，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工艺手法还是有很大进步。乾隆时期的金器，其制作工艺有范铸、锤揲、焊接、点翠等，并综合了突起、隐起、阴线、阳线、镂空等各种手法。展现精雕细琢的高超工艺与富丽堂皇的整体效果。大体上说，明代金银器仍未脱尽生动古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可及的。
清代金银器最具代表性的是金凤冠和七级金佛塔。金凤冠(图16)，冠框由金丝编成，上面缀云彩，牡丹花卉，饰金凤七只，中心一朵大牡丹，内嵌碧玺一颗。圆形火焰字牌8个，各阴刻楷书一字，“日月”、“奉天”、“诰命”、“朝冠”，另有长方形火焰牌一块上阴刻“恩荣”二字。抹额为双龙戏珠纹。此金凤冠为毕沅妻子墓葬中的随葬品，毕沅，苏州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卒于嘉庆二年(1797年)，自号严灵山人，他是乾隆进士，授修撰；历任陕西、河南、山东巡抚，官至湖广总督。他当官治学甚广，通经史旁及小学、金石、地理，能诗文。同时他又是一位文物收藏家，从他和他的夫人及五位侧室(妾)的合葬墓中，出土了14件历代文物，这就是其中一件精品。
七级金佛塔(图17)，通高43厘米。佛塔为七层八面楼阁式密檐塔。顶端的塔刹为火焰顶镶嵌珊瑚宝珠。塔身每层四门四窗，每门内坐佛一尊，盘腿坐在双层莲花座上。四扇镂孔花瓣形长方形窗棂，门窗每层错位间隔。每层塔顶有八条龙为屋脊，龙嘴衔风铃一只。塔基为栏杆式及五层台阶各四处。佛塔一般是为供奉佛主而造，以备祈福之用，也有作为陈设装饰品。此件金佛塔工艺精湛，传世罕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工艺价值。
金银相映，熠熠生辉。中国金银器文物，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形成了与时代特征相契合的艺术风格，同时又伴生着地域艺术特征。南京博物院地处江苏，大致说来，唐宋以前的江苏偏处一域，远离中国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区，因而也远离政治、军事集团冲突的核心，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与摧毁，地缘上的因素反使这里少受震荡而享有一个长久安宁、稳定的环境。从晚唐到宋代，江苏地区虽也遭受战火侵扰，但总的说来是宁静而和平的。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江苏尤其是江南成为全国的赋税重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江南人文民风“多勤”。所谓多勤，就是勤劳、敬业，这一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因“多勤”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而兴盛，并供养着外方之民。江南又重商，崇尚物质享受，公开言利言色。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江南地区奢侈之风的形成创造了一定条件。因而代表财富和权力的重要金银器文物，无论是货币形态的，还是艺术饰品的，亦或是生活用品的，也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传世的收藏，江南地区都屡有极其重要的发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自然界中，黄金是以游离状态存在的。它具有性能稳定，不怕氧化，不易生锈，不溶于酸碱，有很强的延伸性等特点。银在自然界中虽然也有单质存在，但绝大部分是以化合态的形式存在。我国是最早使用白银的国家，历代提炼白银多在含银方铅矿中进行。黄金与白银在自然界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类使用黄金的年代要早于白银。另一方而，黄金、白银的存在方式也决定了在同一技术条件下。黄金的开采要比白银的开采容易得多。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唐代以前漫长历史时期，黄金的产量远远大于白银，其使用的频度也高于白银。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物显示，春秋战国其后直至清，不同形制的历代金银器均有出现。
从出上文物资料考察，我国发现最早的黄金饰品是1976年在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金耳环和金鼻环，经碳上四测定年代约当公元前1900～1700年。时代最早金片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金箔，主要用于装饰器物表面。时代最早的金器皿，为1987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的金盏、金勺、金杯等。从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金器考察，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黄金的熔点。对黄金熔点的掌握，是浇铸金器的基础，也使得范铸金器成为可能。用范浇铸器物，是批量生产同一型制器物的前提。战国金器的造型特征，明显地受到青铜器的影响，显得古朴凝重，其花纹内容，如云雷纹、蟠螭纹等，更是青铜器上的常见花纹。这些事实说明，当时金器的制造，是继承我国传统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产生的。
1965年江苏省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出土的交龙金带钩在浇铸工艺的基础之上(图1)，还使用了镶嵌工艺，这是黄金制造工艺的又一重大发展，堪称古代金器中的瑰宝。交龙金带钩造型为战国时期流行的琵琶形，钩端兽首形，钩柄阴刻两条夔龙，钩身似一对首尾相交的夔龙，上铸浮雕式的兽面纹。兽面纹饰以鼻梁为中轴线。两侧双眼突出，眼睛浑圆透空，眉梢附有内卷的双角，两腮旁铸有波浪形外向卷曲的须髭，形似羽翅，飘逸飞动。额上正中有一桃形透空的小孔，原嵌有黑色料珠。孔后兽体很短，上面刻有重叠式的鳞纹。鳞纹两侧有交龙相对，交龙首部的眼睛和鼻翼均突出，龙身向后内弧曲，前脚趾爪皆曲张，左前肢虬结在眉上，右前肢屈伸在兽体背部两旁。整体构图，以中轴线分割成型，左右均齐对称，并且采用了分层迭加的装饰手法。层次分明，立体感强。
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的金银货币较多。如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包金铜贝1548枚，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银布币18块，总重3072.9克，金版与金饼392块，总重8183.3克。安徽寿县城南郊出土楚金币19块，总重5187.25克等。但最著名的是江苏盱眙县南窑庄发现的西汉时代窖藏，窖藏中共出土文物38件，有郢11块(图2)，其中一块长12.2厘米，宽8厘米，重610克，正面钤正面篆书“郢爰”阴文印记54个，加上6个不完整方格印记，方格总数有60个，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郢爰”金版。
文献记载，西汉是个著名的多金王朝，黄金数量惊人，为各代罕见，有关西汉朝廷和皇帝将黄金用于赏赐、馈赠、聘礼、储存、贸易的记载屡见不鲜。然而，考古发现却与文献记录形成强烈的反差，出土的黄金器物数量并不是很多，成为千古之迷。但仍偶有黄金重器出土，尚可一窥西汉黄金之盛。1982年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窖藏中出土的金兽就是一例(图3)。金兽高10.2厘米，长16厘米，宽17.8厘米，重9100克。空腹、厚壁，浇铸成形。兽体呈蜷伏状，头枕伏于前腿之上，两前腿并拢，两前爪八指一字排列，屈腰团身，首靠前膝，耳贴脑门两侧，头大，尾长，长尾环绕后股伸入腹下，身短而粗壮，造型十分巧妙独特。金兽的制造工艺采用浑铸、锤打、刻凿等技术，尤其是通体的圆形斑纹均是一一捶击而成，代表了西汉黄金铸造工艺和捶击工艺这两种技法完美结合，较为罕见。这件金器为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之金器，弥足珍贵。1995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金扣腰带则体现出文化交流的意趣(图4)。带扣黄金铸成，每副带扣由一对形状相同、图案相对的金板构成。扣面浅浮雕图案，主体为猛兽咬斗纹，周边为勾喙鸟首纹。背面光素，四周具边框，中部为两个横向双环纽。每块带板的内下角有一略近三角形的小孔。这两块带扣构图明显具有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风格，但工艺特点暗示着它们已脱离北方，当为汉地所出。
从其他出土器物来看，两汉时期的金器制作工艺较以前有了显著的进步。具体表现为掐丝和焊缀金珠工艺成熟。掐丝工艺，是将黄金锤打成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焊缀金珠工艺，首先是把金片剪成线，切成段，加热后熔聚成粒，然后用珠粒做装饰。颗粒较小时，自然浑圆，颗粒较大时需要再在两块木板间碾研。还可以将金丝加热，用吹管吹向端点，受热熔化而落下圆珠。有时无需吹落，使圆珠凝结在金丝的一端备用。掐丝工艺和焊缀金珠工艺均是用于焊接在黄金器物上作装饰的工艺。1980年5月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龙形金饰和品字形金胜饰是掐丝工艺和焊缀金珠工艺的典型代表。龙形金饰(图5)，用薄金片剪凿成镂空龙和云的形象，虬龙有双角，反首回头，张嘴露齿，四足前举，飞跃在云雾之中，在黄豆粒大大小的龙头上，用细小的掐丝和小金珠点缀龙头、嘴鼻牙角须和身上的鳞甲。龙头前部和脚下的云朵镶嵌色珠。为片状金饰，呈龙形，尾部已断缺，制作精细，头部的眼、鼻、牙、角、须等具有掐丝法焊接而成。龙的前部为火焰形，中心原有嵌饰，已失落。品字形金胜饰(图6)，高2.1厘米，宽1.5厘米，厚0.6厘米，为三个亚字形拼接而成的品字形金饰，表面均用细金球连接成重环纹制作，很精细，两面基本相同。
金器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繁荣发展后，又融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异域风情。这一时期，历史文献记述中的黄金数量锐减，考古出土的金器的数量也不多，已知的器物种类与战国、汉代相比未发现重大改变。尽管这一现象可能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和偶然性有关，但更可能是反映出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出土的金器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多是些小型器件，大都是首饰和服饰，少量为器物上的装饰。耳环、戒指、金钗、金栉背等为首饰件。金器数量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黄金产量减少，器物制作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是佛教兴 盛耗费了大量黄金。南北朝时期，几乎历朝历代帝王都崇信佛教，并开始大肆兴建佛寺，以金银为华丽的装饰，还不惜工本用金铸佛造像摩拜，使宫中和民间需要大量金银。在工艺上，魏晋南北朝沿袭了汉代的一些制作工艺，如出土于苏州的东晋张镇墓的羽人驭龙金饰(图7)，采用錾刻焊珠工艺制成。仅长4.5厘米，宽2.5厘米，制作精细。
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对金银器的巨大需求，唐王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专门负责制作金银器的机构“金银作坊院”和“文思院”。诗人王建在《宫词》中写道，“一样金盘五千面，红酥点出牡丹花”，虽不乏夸张，但也反映了唐宫廷大量使用金银器的事实。
宋代的金银器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不仅王公贵族享用金银器，就连富有的平民也都大量使用金银器。当时民间还开设了专门制作金银器的银铺。金银器开始世俗化和商品化的转变，有的出土器物上出现商号标记。宋代金银器无论在造型上，还是在纹饰上，一反唐代的雍容华贵，转为素雅生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造型玲珑奇巧，新颖雅致，多姿多彩，构思巧妙。比之唐代，宋代纹饰的题材来源于社会生活，其表现内容更为广阔，亦更为世俗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几乎囊括了象征美好幸福、繁荣昌盛、健康长寿等寓意的花卉瓜果、鸟兽鱼虫和人物故事等。纹饰布局突破了唐代流行的团花格式，多因器施画，以取得造型艺术与装饰艺术美的和谐统一。工艺技法在继承唐代的钣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锤、凿、镶嵌手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其富有灵活性与创造性。还出现了夹层技法、立体浮雕形凸花工艺和镂雕的装饰工艺。1970年江苏省句容县崇明寺大圣塔地宫内出土的宋元祐八年(1093年)银椁(图8)，就代表反映了宋代银工艺的高超水平。该银椁四面有释迦涅磐一佛二弟子等佛传故事图案。椁盖有西番莲花等花卉图案。底座四周有仰莲图案，镂空刻花。银椁采用了锤揲、刻划工艺，纹饰细腻，线条流畅。
元代虽然短暂，但从出土资料来看，元代金银器工艺水平仍然很高。元代金器纹饰与宋代大致相似，花纹装饰题材十分广泛，大致分为花卉瓜果、鸟兽鱼虫、人物故事、亭台楼阁及鉴刻诗词等。但元代金银器的纹饰趋向华丽繁复。从元代金器的出土情况看，有相当一部份集中在长江下游与太湖之间，这说明以苏州为中心的金银器手工业极其发达，技术水平亦很高。江苏吴县元代吕师孟墓出土的出土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吕师孟墓是1959年1月于苏州虎丘山北黄桥乡建窑时发现的。从同出的《故宣慰嘉议吕公墓志铭》知道，这是吕师孟及其妻束氏的合葬墓，其中出土金器33件，银器21件，在一座墓中出土数量如此之多，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工艺精湛的金银器，在元代墓葬中还是比罕见的。
香囊是古代挂系在衣服上盛装香料的器具，主要形状有圆形和鸡心形。吕师孟墓出土的一件鸳鸯荷花金香囊为鸡心形(图9)，腹部徽鼓，中空以盛香料，香气可从镂孔中溢出。正反面錾刻镂空彩帛八吉纹，中部是鸳鸯戏嬉图，在一株连理枝的掩映下，一对鸳鸯伸颈昂首，嬉戏在莲塘之中。下部是莲叶图，一柄硕大的莲叶翻卷舒展，似随风摇曳在荷塘之中，组成一幅“和合八吉”图，纹饰生动活泼。两块镂空金片边沿均垂直镶包一圈金片，成子母口相合。这件香囊综合运用了锤揲、錾刻、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工艺精湛，为元代以前金银器制作中所少见。
吕师孟墓出土的最为精美的金银器是缠枝莲花纹金盘(图10)。金盘锤揲镌刻而成。器形作四出菱花式，以四个阳文如意纹为盘的轮廓，中心再以四个小如意云朵构成四瓣花。如意云纹既是纹样，又是构成器形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装饰与造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意云头尖角向外，呈放射状伸展，为盘形奠定了方形的四角，四个如意云头的八个卷涡纹以虚线相连，形成外缘圆而内缘方的图形，而盘心的小如意云头则以同样的十字交叉形式组成外方内圆的形状，使该盘的方圆组合达到圆融无碍的境界。纹饰布满全器，犹如百花斗艳，花纹继承了唐宋以来所盛行的缠枝花的造型，其中以石榴为主，间有莲花和宝相花，花瓣茂密呈放射状，非常丰满。且表现手法也继承晚唐的风格，着重表瑚细部，如花瓣中的花筋、叶片中的叶脉，都一一表现无遗。外底凿“闻宣造”铭。“闻宣”应当是元代制作金银器的匠师。这件金盘造型新奇、做工精湛，富有韵律美。四个如意头纹样象征“事事如意”，代表着当时人们多种多样祈福纳祥的心理渴求。此盘反映了元代金器精湛的工艺水平，为元代黄金工艺的巅峰之作。
吕师孟墓出土的银器也很精美。八棱鎏金银果盒(图11)，直口、直腹、平底。银盒平面为八棱莲花瓣形，腹与底的连接采用圆角过渡，器底下焊接高1.1厘米、直径17.5厘米的圈足，盒分上下二层，出土时盖已不在，在口沿上承一浅盘，直径24.1厘米的圈足，高1.6厘米，平沿、浅腹、圆底。八棱鎏金银果盒造型奇特，它改变了以往器形多以圆筒形为基本形所带来的单调感，而着重以正、反S形曲线来构成器形的平面，以圆寓曲，使形体圆曲多变，造型强烈的动态感，取得非常美观的造型，这是宋元时期始创的一种新的器用造型。具有着鲜明的特色，与同时元代绘画的恬静典雅含蓄之美有着共同之处。
另外，还有镀金团花银盒和柿形银水盂也非常有特点。镀金团花银盒(图12)，捶制制作工艺，素身，微有光泽，直唇折腹平底，盖上有钮，上镀金凿饰团形花朵。盖内面见凿痕。器底凿印“沈二郎造”四字。柿形银水盂(图13)，仿柿形，高仅3.4厘米，萼、蔓俱全，小巧可爱。
明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金器使用较为广泛的一个时期，上层社会大量用黄金制作数量惊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其设计科学合理，工艺技术高超，制作精细入微，集传统的花丝、镂雕、錾刻、镶嵌技术之大成。这一方面依赖于明初的经济复苏，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所设的专门组织生产供宫廷所需的各类金银器物的“银作局”。银作局的设置，能够荟萃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由于工匠多为各地名手，进入银作局后又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从而形成明代独有的风格，使打造的金银器具令人叹为观止，从而提升了明代金器的整体制作水平。这时期的宝石镶嵌等讲究华丽装饰的金器开始大量出现。从出土器物来看，无论是质量和数量都让人惊叹，尤其体现在首饰上。“金蝉玉叶”就是一例。
金蝉玉叶(图14)，1954年苏州五峰山博士坞明代弘治年进士张安晚家族墓出土。整体形象是一只形神毕肖、金光闪耀的蝉，悠然自得地栖息在一片近乎透明的玉叶上。玉叶叶脉分明，洁白无瑕，将其微微托起。金蝉头部前伸，双眼凸起，以横竖线条勾出头、颈，蝉身錾刻平行减地横凸纹八层，每层以无数竖直短线表现细部。蝉翼左右各两翼：外翼长1.7厘 米，宽约0.8厘米，厚仅0.2毫米，表现了蝉翼轻而薄的特点，蝉足简化为三对，一对前足翘起，一对后足微微抬起。嘴巴微开，好似在奏鸣。整个蝉体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经鉴定，金蝉含金量很高，成色达到95％。玉叶系用新疆和田所产羊脂白玉精工琢磨而成，晶莹润泽，呈半透明凝脂状，给人温柔细腻之感。金蝉玉叶的制作技术十分复杂。金蝉采用了压模铸范、薄叶延展、錾刻、焊接等工艺。玉叶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等多种琢玉工艺，抛光细腻，薄胎圆润，琢工精致，使其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金蝉玉叶器物的造型构思奇妙，动静相宜，妙趣横生。金蝉玉叶是“金枝(知了)玉叶”的谐音，金蝉奏鸣，玉叶振动，又是金声玉振的艺术再现。古人还有金蝉脱壳之说，金蝉脱壳，预示着生命的再生，因此金蝉又有延年益寿、生命不止的寓意。
从明代开始，金质冥钱逐渐开始流行，从已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发现，大多数墓葬不仅使用行用铜钱作冥钱，而且还出现了金质冥钱。到了明代中后期，金质冥钱的使用，更为普遍。这些金质冥钱形制不一，钱文各异，蔚为大观，构成了中国货币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1973年，江苏吴县洞庭山明代许裕甫墓中，出土了“花开见佛”等六枚金质冥钱(图15)。这类冥钱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主要是保佑墓主人的灵魂安宁并顺利升入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金质冥钱，钱形规整。在穿郭上下或左右，模压有半圆形凸起连珠纹弧线两道，两两相背，互相对称，两条弧线中部均位于穿孔附近，形成穿孔的两道内郭。弧线两边向外延伸直到外郭。钱的外郭有两道，外一道为模压凸起阳线，内一道也为凸起连珠纹。弧线与外郭内道形成四出内郭。钱面被分成上下左右四个区域，钱文分别刻写在这四个区域中。钱文为模压阳文正楷，清晰秀丽，制作精细。
清代金银器保留下来的极多，大部分为传世品。从风格上看，清代金银器既有传统风格的继承，也有其他艺术、宗教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继承吸收古今中外多重文化营养因素的基础上，清代金银器工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洋洋大观和多姿多彩。华丽浓艳是清代金器的显著特征。该时期内，金器造型与制作均讲究美观与精细，以至流之于繁琐，褪尽了唐宋时期的勃勃生机。但清代金银器的社会功能更加多样，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工艺手法还是有很大进步。乾隆时期的金器，其制作工艺有范铸、锤揲、焊接、点翠等，并综合了突起、隐起、阴线、阳线、镂空等各种手法。展现精雕细琢的高超工艺与富丽堂皇的整体效果。大体上说，明代金银器仍未脱尽生动古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可及的。
清代金银器最具代表性的是金凤冠和七级金佛塔。金凤冠(图16)，冠框由金丝编成，上面缀云彩，牡丹花卉，饰金凤七只，中心一朵大牡丹，内嵌碧玺一颗。圆形火焰字牌8个，各阴刻楷书一字，“日月”、“奉天”、“诰命”、“朝冠”，另有长方形火焰牌一块上阴刻“恩荣”二字。抹额为双龙戏珠纹。此金凤冠为毕沅妻子墓葬中的随葬品，毕沅，苏州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卒于嘉庆二年(1797年)，自号严灵山人，他是乾隆进士，授修撰；历任陕西、河南、山东巡抚，官至湖广总督。他当官治学甚广，通经史旁及小学、金石、地理，能诗文。同时他又是一位文物收藏家，从他和他的夫人及五位侧室(妾)的合葬墓中，出土了14件历代文物，这就是其中一件精品。
七级金佛塔(图17)，通高43厘米。佛塔为七层八面楼阁式密檐塔。顶端的塔刹为火焰顶镶嵌珊瑚宝珠。塔身每层四门四窗，每门内坐佛一尊，盘腿坐在双层莲花座上。四扇镂孔花瓣形长方形窗棂，门窗每层错位间隔。每层塔顶有八条龙为屋脊，龙嘴衔风铃一只。塔基为栏杆式及五层台阶各四处。佛塔一般是为供奉佛主而造，以备祈福之用，也有作为陈设装饰品。此件金佛塔工艺精湛，传世罕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工艺价值。
金银相映，熠熠生辉。中国金银器文物，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形成了与时代特征相契合的艺术风格，同时又伴生着地域艺术特征。南京博物院地处江苏，大致说来，唐宋以前的江苏偏处一域，远离中国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区，因而也远离政治、军事集团冲突的核心，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与摧毁，地缘上的因素反使这里少受震荡而享有一个长久安宁、稳定的环境。从晚唐到宋代，江苏地区虽也遭受战火侵扰，但总的说来是宁静而和平的。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江苏尤其是江南成为全国的赋税重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江南人文民风“多勤”。所谓多勤，就是勤劳、敬业，这一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因“多勤”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而兴盛，并供养着外方之民。江南又重商，崇尚物质享受，公开言利言色。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江南地区奢侈之风的形成创造了一定条件。因而代表财富和权力的重要金银器文物，无论是货币形态的，还是艺术饰品的，亦或是生活用品的，也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传世的收藏，江南地区都屡有极其重要的发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