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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柯俊先生长达百年的人生岁月中，抗战初期在武汉的一年多的时光，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段在当时全民抗战时代洪流中铭刻下的历史，亦令后人读之肃然起敬。
〔关键词〕柯俊；抗战；学生；内迁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5-0001-05
2017年8月8日，著名材料物理学及科学技术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在80年前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刚刚点燃的时候，柯俊曾以流亡学生的身份求学于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毕业后又曾以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技术员的身份参与过武汉地区厂矿的内迁工作。1999年，他被评为第二届“武汉大学杰出校友”。在临终前，他曾留下遗愿，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为国家的教育科学事业做出最后的贡献，足见他对武汉大学的深厚感情。在柯俊先生长达百年的人生岁月中，抗战初期在武汉的一年多时光，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段在当时全民抗战时代洪流中铭刻下的历史，亦令后人读之肃然起敬。
一、 国立武汉大学的“借读毕业生”
从1932年到1937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高中生柯俊，在天津的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先后完成了大学预科两年与化学系本科前三年的学业。正当他即将升入四年级开始最后一年的学业时，又因“七七事变”爆发，天津迅速沦陷，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来不及撤离，而广大师生又不愿在侵华日军的铁蹄下奉令复课，该校便就此停办，于是柯俊也再次因日寇的侵略而失学。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战区的失学学生分配到后方的大中学校继续就学，柯俊原本是被分配到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不过，在南下途中，几经辗转，他最终决定转往国立武汉大学就读。
由于抗战的战场最初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一带，而武汉地区因深处内陆腹地，远离前线，在抗战初期相对而言还比较安全。因此，不少以西南各省为最终目的地的内迁高校，此时均以武汉为中转站；另有不少因家乡已经或是面临沦陷、所在高校停办或是正在迁徙途中的所谓“战区学生”，也纷纷流亡到武汉，并就近转入武汉地区各大高校借读。面对这样的形势，1937年10月1日召开的国立武汉大学第311次校务会议决定组织成立一个“借读生审查委员会”。10月19日召开的临时校务会议则审定通过了由这个委员会所拟定的借读生名单，并要求他们在22、23日来校报到，办理入学手续。①当时，柯俊在向武大方面呈缴了“河北工学院证明书”、“原校校长证明书一纸”、“原校化学系主任历年成绩证明书一张”之后，即被批准入学，成为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四年级的借读生，其学号为“借350”。②截至1937年11月为止，当时本校的在校学生总数不超过800人的国立武汉大学，竟已收容了来自全国各大学以及少量从日本回国的借读生多达576人，使大批流亡学生能够比较顺利地继续和完成学业，在那个国难深重、民族危急的重大历史关头，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据时任校长王星拱后来所言，“当时珞珈山周遭的气氛，特别显示出紧张，活跃。不过紧张中却含有充分的理智，活跃并不曾无谓的骚动。因此，师生间除在不影响课业的原则之下，做些切实有效的抗战工作外，一向特有的读书精神，仍未尝减削，自是一件可喜的事……开战后半年多，东湖水涯，珞珈山顶，弦歌的声浪，依然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后来日人毒计，想毁灭我文化，遂到处派机摧毁我文化机关。珞珈山的領空，也时常发现它们的阴影，但每过一次，只平添了我们无限的敌忾和仇恨，从没有遭遇过损失。就当时国内一般的大学情况来说，那个时代的珞珈山，还比较幸运，还不失为青年读书的好场所”。王星拱：《抗战以来的武汉大学》，《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第6页。
2011年7月，时已95岁高龄的柯俊先生在北京寓中接受本文三位作者的访谈时，对当年在武汉大学求学的经历仍然记忆深刻。他表示，当时国立武汉大学的化学系在全国声名在外，地位很高。而作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国立大学，能进入武汉大学借读的流亡学生，都是在原来学校成绩一流的优秀同学。当时的校长王星拱教授也是化学专业出身，他待学生很亲切，没有校长的架子，特别是对在校借读的流亡学生非常关心，在1938届同学毕业时，还曾专门召集全校的流亡学生谈话，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学校特别为流亡学生开设了物美价廉的食堂，对他们在生活上给予关照。在武大的各地流亡学生，彼此也团结互助，还组织了一个流亡同学会，经常在图书馆外面举行活动。此外，柯俊先生的夫人邱绪瑶女士，当时也是从燕京大学来到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四年级借读的流亡学生，在校期间他们见过几次面，但并不熟识，不过，这些流亡学生在抗战的烽火中颠沛流离，最后辗转来到武汉大学继续求学、同甘共苦的相似生活经历与共同命运，也让他们彼此间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同学情谊，并在日后共同服务于抗战大后方期间的多次联系和相聚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10月
第33卷第5期刘文祥、吴骁、姜曦：从流亡学生到内迁干将
当时武汉大学的男生宿舍，是一座依山而建，气势恢宏的宫殿式建筑，其内部设施与住宿条件也相当优越，每间寝室原住二人，面对大量流亡学生的涌入，武大的同学们非常友好地在自己的房间里增设床铺，予以接纳。按照教育部当时的规定，柯俊在武汉大学享受公费生的待遇，在学费和伙食费方面均有一定的资助。由于家庭经济来源早已断绝，柯俊入学武大后不久，就在化学系的实验室帮助老师带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做分析试验，通过劳动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韩汝玢、石新明编著：《柯俊传》，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在1937年前后，武汉大学化学系在本科第四学年所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本系教授邬保良的高等物理化学、原子论，陶延桥的有机工业化学、工业分析、化学工程、工业分析实验，钟兴厚的化学热力学，本系讲师葛毓桂的燃料化学、燃料化学实验以及毕业论文、普通体育等必修课程，还有本系教授陈鼎铭的胶体化学、化学史，叶峤、陶延桥的国防化学，物理系教授查谦、葛正权的理论物理，工学院教授邵逸周的冶金化学、试金术以及第二外国语等选修课程。《廿五年度理工课程》，《武汉大学1936年理工课程安排表》，国立武汉大学档案，档号6L71936JX21；《理学院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五年度）》，国立武汉大学1936年编印，第122页，第125-126页；《理学院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六、廿七年度合刊）》，国立武汉大学1939年编印，第177-178页。上述的大部分课程，柯俊均有可能曾经学习过，而对他影响最深的无疑是邬保良教授的高等物理化学课，多年以后，他曾如此回忆道： 以我大学期间学的一门课为例，就是邬保良老师讲授的物理化学课，用的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一本教材，工学院和武汉大学时各学习了一遍，印象很深刻。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每张都是半页纸的原理，然后后面紧接着四五页的练习题。虽说练习题很多，但学生通过习题可以将相关理论和规律推导出来，并常常由此而激发出新的灵感，产生许多新的甚至奇怪的想法。虽然这些想法可能有80%都是不正确的，但却需要学生自己动手去思考，去寻找原因。韩汝玢、石新明編著：《柯俊传》，第15-16页。
总之，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柯俊在邬保良教授的高等物理化学课上获益匪浅，对其未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十多年过后，柯俊便于1956年在当时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物理化学系。
1937年底，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的形势也日益紧张。1938年2月21日，国立武汉大学第322次校务会议议决通过了“迁校问题案”，决定“呈商教育部四年级学生留校上课，一二三年级学生暂迁嘉定”。《国立武汉大学校务会议纪录》第7册，第82-83页，国立武汉大学档案，档号6L71938JX114。从3月中旬起，武汉大学的部分教职员及一、二、三年级学生，开始分批前往四川乐山，而包括柯俊在内的四年级学生则继续留守在日益空旷的珞珈山校园以完成学业。此时，武汉在事实上已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首都，大量政府机关和军政要员皆云集武汉。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内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不久后又在武汉大学校园内举办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并且经常亲自对参训的高级军官点名训话。在此期间，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时常居住在珞珈山上的听松庐，每到傍晚时分，他们还经常在东湖湖滨散步，或在湖上泛舟。作为当时继续留校上课的四年级学生，柯俊和邱绪瑶均曾在校园内遇到正在散步的蒋介石夫妇。
1938年7月，柯俊以优异的成绩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其“毕业总成绩”高达91.7分，在同期毕业的17名各学院“借读毕业生”中名列第一，其“毕业证书号数”为“借字第11号”。《国立武汉大学二十六年度毕业生名册（借读生）》，《武大1937年度学生毕业名册》，国立武汉大学档案，档号6L71937JX14。在这一届的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即将踏出校门之际，王星拱校长曾对他们谆谆教诲道：
大学毕业，是个人生活历程中一件重大的事情；对日抗战，是我们民族复兴事业中一件艰巨的任务。诸位同学在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换代着个人幼学壮行的阶段，纪念必更深切，认识必更清晰；因此，我们以后献身于社会国家，意志也必更坚定，力量也必更充实。
在现在的世界之中，我们想树立一个国家，非近代化我们的国家不可……要近代化我们的国家，必须有近代化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诸位都已经学到可资应用的程度了。诸位以后不但要寻觅机会去使用这些知识技能，并且要推进我们的国家，改造我们的社会，使我们的国家社会里边，发生各种新式事业，在这些事业之中，需要使用近代化的知识和技能。这不但是诸位的成功，这也就是国家的成功，民族的成功。《校长序》，《国立武汉大学第七届毕业纪念册》，1938年。
正如王星拱校长所期待的那样，在全民族抗战的时代洪流中，刚刚走出武汉大学校门的柯俊，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充分运用自己在校园里所获得的各种知识与技能，直接服务于抗战事业的大好机会，在1938年夏秋之际武汉地区厂矿内迁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参与武汉厂矿内迁的青年技术员
1938年春，国民政府改组成立经济部，由翁文灏任部长。原军事委员会工况调整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被改组为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翁文灏亲兼处长，张兹闿任财务组组长、林继庸任业务组组长。当时平、津、沪、宁等华北、华东大城市均已沦陷，大量工矿企业迁来武汉暂驻。然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武汉也日益危急，在汉集中的民族工业，亟待尽快进一步迁往四川、湖南、陕西、贵州、云南等大后方，工矿调整处正是由此应运而生。该处当时主要负责各地迁来武汉及武汉周边地区原有各大民营厂矿的内迁工作，同时也积极协助国营、省营厂矿的西迁。这是一项艰巨而庞杂的任务，需要大量充满热情、精力充沛、不畏困难，同时又具备相应学识，通晓技术的技术人才。林继庸曾回忆，“工矿调整处于廿七年四月初间，订有技术人员征集办法，以安置其失业者。凡化学、机械、电器、矿冶、土木、纺织等科的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学识经验者，均可向工矿调整处申请登记任用……此办法实施后，青年技术人员一时闻风前来申请者百余人，工矿调整处就其所能，均予妥为安插。其愿留处服务者，多能发挥其效力，为国效劳。后来于武汉退却时，彼等甚著劳绩……”林继庸：《抗战时期民营厂矿的内迁——我国工业总动员之序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张朋园、林泉访问，林泉纪录：《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83-84页。
1938年夏，当柯俊从武汉大学毕业时，他以前在原河北省立工业学院读书时的恩师姚南枝，当时正在经济部任职，经其向翁文灏推荐，柯俊得以进入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工作，并根据其技术专长，被分配到了业务组。此后，除了去外地工作外，平时他仍然住在武汉大学校内，每天坐船渡江去汉口上班。业务组是工矿调整处最重要的部门，承担各厂矿拆迁搬运的具体组织协调工作，任务繁杂艰巨。柯俊入职后，便立即投入了大冶地区的厂矿拆迁工作。大冶地处武汉下游的鄂东南，境内有汉冶萍公司的大冶铁矿、大冶铁厂，湖北省建设厅的象鼻山铁矿，以及启新华记水泥厂、利华煤矿、源华煤矿等，是当时武汉周边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马垱、湖口失守后，日军已迫近湖北，工矿调整处奉令立即协同交通部、经济部等部门，加速拆迁大冶各厂矿。7月5日，柯俊作为工矿调整处职员，在经济部代表李景潞（亦为工矿调整处业务组副组长）带领下到达大冶开展工作。“其时敌军前锋行将抵阳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敌机飞经矿上，往来不绝。象矿已被炸两次，白昼只得在厂内做拆卸装箱工作，黄昏时将机件抬往河边，晚间运上船。机件置船底，煤屑铺船面。”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大冶各厂矿在8月初已基本完成拆迁，“计水泥厂运出二千五百吨，源华一千四百吨，利华九百吨，象矿机件……共运出九百余吨，各厂合计运出五千七百余吨……最后决定放弃该地时，乃将所余物料沉于江中，或加以爆炸”。林继庸：《抗战时期民营厂矿的内迁——我国工业总动员之序幕》，《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第94-95页。大冶抢运是在时间极为紧张、战火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开展的，年轻的柯俊刚走出宁静的珞珈山校园，便在这场拆迁动员中担当重任，出色完成了任务。8月8日，他结束了在大冶的工作，返回汉口。后来，李景潞向工矿调整处呈报了拆迁经过，8月14日，林继庸批示：“此次督拆迁大冶厂矿工作繁重，应付困难，本处所派李副组长景潞、柯组员俊两员，辛劳月余，处置有方，其劳可念，拟请传谕嘉勉。”翁文灏随后又批示：“即办文呈部。”对此次大冶拆迁的结果予以充分认可。黄振亚：《长江大撤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及至9月，日军已迫近武汉，形势危急，而在汉尚有许多工厂尚未完成迁移。柯俊与李景潞等人在武汉沦陷前夕的最后抢运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清末张之洞督鄂以来，武汉曾在工业建设上大放异彩，然而由于众多原因，民国以后特别是国民政府时期，武汉的工业发展日益萧条，许多清末民初的工廠陆续停产倒闭，厂区荒芜，至1938年时，许多企业已停工多年。然而，这些闲置的设备对于后方发展和长期抗战，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它们也成为了武汉沦陷前夕工矿调整处最后拆迁抢运的主要目标。如汉口市区下游的谌家矶造纸厂，原为清末度支部官纸厂，该厂建筑宏伟，设备先进，主要机器为美国伯格利恩苏位尔公司制造，但已停产多年。9月初，柯俊与李景潞率领工人三十余人前往拆卸，经过一个月的努力，该厂内大部分造纸设备均已拆卸装船，运出武汉。“这副行年五十的机器，后来经工矿调整处派专门委员陈彭年一番修配，改名为‘建国造纸厂’，竟能雄长川西的造纸业。”林继庸：《抗战时期民营厂矿的内迁——我国工业总动员之序幕》，《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第104页。在拆卸过程中，李景潞、柯俊二人还将厂房建筑所用洋松木料拆下，赠送给既济水电公司，用以作为该公司拆卸吊装锅炉、电机等重型设备所急需的大木吊杆。
柯俊参与拆迁的另一个荒废已久的重要企业，便是著名的汉阳铁厂。该厂自1924年起便已停产，此前已有经济部和军政部兵工署所组织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组织拆迁，高炉等设备已拆迁完毕，但此时仍有一些机器遗留。经过工矿调整处的努力，在最后关头又从厂内拆卸下一台2500千瓦发电机，并准备运上当时在汉的最后一艘轮船——三北公司“凤浦轮”撤离。但此时上海天原电化厂从国外购回的一台三效蒸发器也由香港抢运至汉口，亦请工矿调整处设法运出。柯俊等人权衡大局，当机立断，“以天原无蒸发器必难复工，工矿调整处无发电机则尚可另为设法，两者不能兼顾……不得已乃将发电机的吨位让给天原，发电机则用木驳运载”。10月21日，负责组织协调此事的柯俊给长官林继庸的信中汇报此事道：“本处电机之驳船（原定装凤浦轮者）由申新、中福拖轮于今日拖出金口以上，但是否时间容许全部驳船六只拖出，难有把握。”《柯俊致林继庸报告》，1938年10月21日，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黄振亚：《长江大撤退》，第221页。10月23日下午，柯俊等人乘坐凤浦轮离开了武汉。据林继庸回忆，装载汉阳铁厂发电机的木驳船虽然抢在金口封锁以前成功拖出武汉上游，但“行至城陵矶，为敌机追及炸沉。这个以性命血汗换来的发电机，在抗建期间竟无利用之日，至今思之，犹堪痛惜”。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天原化工厂则因工矿调整处协助抢运出了这台关键设备蒸发器，得以在重庆顺利复工，“所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等，足以供给后方皂烛、造纸、染炼工业需用，而天盛耐酸陶瓷厂、天厨味精厂，亦赖以维持恢复，对于后方化学工业之树立，关系甚大”。林继庸：《抗战时期民营厂矿的内迁——我国工业总动员之序幕》，《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第105-106页。
林继庸后来曾回忆，撤退到重庆后，工矿调整处一位青年技术员曾对他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都是体格健壮，意志坚决的青年人，来自不同的战区，临时参加此项迁移的工作。在工矿调整处担任技术员，待遇低微，仅能维持生活，工作危险，甚忙碌，然我们并不感痛苦。我们能将前往物资多向后方迁移一些，免资敌用，即觉得自己为国家多尽了一些责任。每日所接触的人群，是厂主、工程师、码头夫、工人、木船主、军队等，由于与各种不同阶级的人群接触，可增加许多社会常识与经验，在工作中，曾受过不少的欺骗与障碍……工作时遇到种种困难，皆须谦和、敏捷、小心、勇敢、公正随机应付，方能完成使命。得着长官们的指导，各员分工合作，增加了个人办事能力与工作效能。拆迁机件，须要经过绘图、标记、拆卸、装箱、登记、搬运、装船、领护照、报关、办保险等手续。白昼忙于工厂的督迁，及机器拆卸装运工作，又要时往码头各处不停奔跑，夜间则须预备计划及工作报告。工作是忙碌，精神倒真痛快！”林继庸：《抗战时期民营厂矿的内迁——我国工业总动员之序幕》，《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第109-110页。虽然林继庸并没有写下这位技术员的姓名，但其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包括柯俊在内的当时参与过这场“长江大撤退”的所有工矿调整处技术员共同的经历和感受。从这热血沸腾的话语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以柯俊先生为代表的这一群爱国青年，在1938年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历史关头挥洒汗水，以青春和热忱报效国家的伟大壮举。
（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柯俊；抗战；学生；内迁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5-0001-05
2017年8月8日，著名材料物理学及科学技术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在80年前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刚刚点燃的时候，柯俊曾以流亡学生的身份求学于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毕业后又曾以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技术员的身份参与过武汉地区厂矿的内迁工作。1999年，他被评为第二届“武汉大学杰出校友”。在临终前，他曾留下遗愿，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为国家的教育科学事业做出最后的贡献，足见他对武汉大学的深厚感情。在柯俊先生长达百年的人生岁月中，抗战初期在武汉的一年多时光，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段在当时全民抗战时代洪流中铭刻下的历史，亦令后人读之肃然起敬。
一、 国立武汉大学的“借读毕业生”
从1932年到1937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高中生柯俊，在天津的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先后完成了大学预科两年与化学系本科前三年的学业。正当他即将升入四年级开始最后一年的学业时，又因“七七事变”爆发，天津迅速沦陷，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来不及撤离，而广大师生又不愿在侵华日军的铁蹄下奉令复课，该校便就此停办，于是柯俊也再次因日寇的侵略而失学。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战区的失学学生分配到后方的大中学校继续就学，柯俊原本是被分配到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不过，在南下途中，几经辗转，他最终决定转往国立武汉大学就读。
由于抗战的战场最初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一带，而武汉地区因深处内陆腹地，远离前线，在抗战初期相对而言还比较安全。因此，不少以西南各省为最终目的地的内迁高校，此时均以武汉为中转站；另有不少因家乡已经或是面临沦陷、所在高校停办或是正在迁徙途中的所谓“战区学生”，也纷纷流亡到武汉，并就近转入武汉地区各大高校借读。面对这样的形势，1937年10月1日召开的国立武汉大学第311次校务会议决定组织成立一个“借读生审查委员会”。10月19日召开的临时校务会议则审定通过了由这个委员会所拟定的借读生名单，并要求他们在22、23日来校报到，办理入学手续。①当时，柯俊在向武大方面呈缴了“河北工学院证明书”、“原校校长证明书一纸”、“原校化学系主任历年成绩证明书一张”之后，即被批准入学，成为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四年级的借读生，其学号为“借350”。②截至1937年11月为止，当时本校的在校学生总数不超过800人的国立武汉大学，竟已收容了来自全国各大学以及少量从日本回国的借读生多达576人，使大批流亡学生能够比较顺利地继续和完成学业，在那个国难深重、民族危急的重大历史关头，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据时任校长王星拱后来所言，“当时珞珈山周遭的气氛，特别显示出紧张，活跃。不过紧张中却含有充分的理智，活跃并不曾无谓的骚动。因此，师生间除在不影响课业的原则之下，做些切实有效的抗战工作外，一向特有的读书精神，仍未尝减削，自是一件可喜的事……开战后半年多，东湖水涯，珞珈山顶，弦歌的声浪，依然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后来日人毒计，想毁灭我文化，遂到处派机摧毁我文化机关。珞珈山的領空，也时常发现它们的阴影，但每过一次，只平添了我们无限的敌忾和仇恨，从没有遭遇过损失。就当时国内一般的大学情况来说，那个时代的珞珈山，还比较幸运，还不失为青年读书的好场所”。王星拱：《抗战以来的武汉大学》，《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第6页。
2011年7月，时已95岁高龄的柯俊先生在北京寓中接受本文三位作者的访谈时，对当年在武汉大学求学的经历仍然记忆深刻。他表示，当时国立武汉大学的化学系在全国声名在外，地位很高。而作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国立大学，能进入武汉大学借读的流亡学生，都是在原来学校成绩一流的优秀同学。当时的校长王星拱教授也是化学专业出身，他待学生很亲切，没有校长的架子，特别是对在校借读的流亡学生非常关心，在1938届同学毕业时，还曾专门召集全校的流亡学生谈话，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学校特别为流亡学生开设了物美价廉的食堂，对他们在生活上给予关照。在武大的各地流亡学生，彼此也团结互助，还组织了一个流亡同学会，经常在图书馆外面举行活动。此外，柯俊先生的夫人邱绪瑶女士，当时也是从燕京大学来到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四年级借读的流亡学生，在校期间他们见过几次面，但并不熟识，不过，这些流亡学生在抗战的烽火中颠沛流离，最后辗转来到武汉大学继续求学、同甘共苦的相似生活经历与共同命运，也让他们彼此间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同学情谊，并在日后共同服务于抗战大后方期间的多次联系和相聚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10月
第33卷第5期刘文祥、吴骁、姜曦：从流亡学生到内迁干将
当时武汉大学的男生宿舍，是一座依山而建，气势恢宏的宫殿式建筑，其内部设施与住宿条件也相当优越，每间寝室原住二人，面对大量流亡学生的涌入，武大的同学们非常友好地在自己的房间里增设床铺，予以接纳。按照教育部当时的规定，柯俊在武汉大学享受公费生的待遇，在学费和伙食费方面均有一定的资助。由于家庭经济来源早已断绝，柯俊入学武大后不久，就在化学系的实验室帮助老师带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做分析试验，通过劳动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韩汝玢、石新明编著：《柯俊传》，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在1937年前后，武汉大学化学系在本科第四学年所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本系教授邬保良的高等物理化学、原子论，陶延桥的有机工业化学、工业分析、化学工程、工业分析实验，钟兴厚的化学热力学，本系讲师葛毓桂的燃料化学、燃料化学实验以及毕业论文、普通体育等必修课程，还有本系教授陈鼎铭的胶体化学、化学史，叶峤、陶延桥的国防化学，物理系教授查谦、葛正权的理论物理，工学院教授邵逸周的冶金化学、试金术以及第二外国语等选修课程。《廿五年度理工课程》，《武汉大学1936年理工课程安排表》，国立武汉大学档案，档号6L71936JX21；《理学院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五年度）》，国立武汉大学1936年编印，第122页，第125-126页；《理学院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六、廿七年度合刊）》，国立武汉大学1939年编印，第177-178页。上述的大部分课程，柯俊均有可能曾经学习过，而对他影响最深的无疑是邬保良教授的高等物理化学课，多年以后，他曾如此回忆道： 以我大学期间学的一门课为例，就是邬保良老师讲授的物理化学课，用的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一本教材，工学院和武汉大学时各学习了一遍，印象很深刻。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每张都是半页纸的原理，然后后面紧接着四五页的练习题。虽说练习题很多，但学生通过习题可以将相关理论和规律推导出来，并常常由此而激发出新的灵感，产生许多新的甚至奇怪的想法。虽然这些想法可能有80%都是不正确的，但却需要学生自己动手去思考，去寻找原因。韩汝玢、石新明編著：《柯俊传》，第15-16页。
总之，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柯俊在邬保良教授的高等物理化学课上获益匪浅，对其未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十多年过后，柯俊便于1956年在当时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物理化学系。
1937年底，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的形势也日益紧张。1938年2月21日，国立武汉大学第322次校务会议议决通过了“迁校问题案”，决定“呈商教育部四年级学生留校上课，一二三年级学生暂迁嘉定”。《国立武汉大学校务会议纪录》第7册，第82-83页，国立武汉大学档案，档号6L71938JX114。从3月中旬起，武汉大学的部分教职员及一、二、三年级学生，开始分批前往四川乐山，而包括柯俊在内的四年级学生则继续留守在日益空旷的珞珈山校园以完成学业。此时，武汉在事实上已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首都，大量政府机关和军政要员皆云集武汉。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内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不久后又在武汉大学校园内举办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并且经常亲自对参训的高级军官点名训话。在此期间，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时常居住在珞珈山上的听松庐，每到傍晚时分，他们还经常在东湖湖滨散步，或在湖上泛舟。作为当时继续留校上课的四年级学生，柯俊和邱绪瑶均曾在校园内遇到正在散步的蒋介石夫妇。
1938年7月，柯俊以优异的成绩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其“毕业总成绩”高达91.7分，在同期毕业的17名各学院“借读毕业生”中名列第一，其“毕业证书号数”为“借字第11号”。《国立武汉大学二十六年度毕业生名册（借读生）》，《武大1937年度学生毕业名册》，国立武汉大学档案，档号6L71937JX14。在这一届的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即将踏出校门之际，王星拱校长曾对他们谆谆教诲道：
大学毕业，是个人生活历程中一件重大的事情；对日抗战，是我们民族复兴事业中一件艰巨的任务。诸位同学在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换代着个人幼学壮行的阶段，纪念必更深切，认识必更清晰；因此，我们以后献身于社会国家，意志也必更坚定，力量也必更充实。
在现在的世界之中，我们想树立一个国家，非近代化我们的国家不可……要近代化我们的国家，必须有近代化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诸位都已经学到可资应用的程度了。诸位以后不但要寻觅机会去使用这些知识技能，并且要推进我们的国家，改造我们的社会，使我们的国家社会里边，发生各种新式事业，在这些事业之中，需要使用近代化的知识和技能。这不但是诸位的成功，这也就是国家的成功，民族的成功。《校长序》，《国立武汉大学第七届毕业纪念册》，1938年。
正如王星拱校长所期待的那样，在全民族抗战的时代洪流中，刚刚走出武汉大学校门的柯俊，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充分运用自己在校园里所获得的各种知识与技能，直接服务于抗战事业的大好机会，在1938年夏秋之际武汉地区厂矿内迁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参与武汉厂矿内迁的青年技术员
1938年春，国民政府改组成立经济部，由翁文灏任部长。原军事委员会工况调整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被改组为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翁文灏亲兼处长，张兹闿任财务组组长、林继庸任业务组组长。当时平、津、沪、宁等华北、华东大城市均已沦陷，大量工矿企业迁来武汉暂驻。然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武汉也日益危急，在汉集中的民族工业，亟待尽快进一步迁往四川、湖南、陕西、贵州、云南等大后方，工矿调整处正是由此应运而生。该处当时主要负责各地迁来武汉及武汉周边地区原有各大民营厂矿的内迁工作，同时也积极协助国营、省营厂矿的西迁。这是一项艰巨而庞杂的任务，需要大量充满热情、精力充沛、不畏困难，同时又具备相应学识，通晓技术的技术人才。林继庸曾回忆，“工矿调整处于廿七年四月初间，订有技术人员征集办法，以安置其失业者。凡化学、机械、电器、矿冶、土木、纺织等科的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学识经验者，均可向工矿调整处申请登记任用……此办法实施后，青年技术人员一时闻风前来申请者百余人，工矿调整处就其所能，均予妥为安插。其愿留处服务者，多能发挥其效力，为国效劳。后来于武汉退却时，彼等甚著劳绩……”林继庸：《抗战时期民营厂矿的内迁——我国工业总动员之序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张朋园、林泉访问，林泉纪录：《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83-84页。
1938年夏，当柯俊从武汉大学毕业时，他以前在原河北省立工业学院读书时的恩师姚南枝，当时正在经济部任职，经其向翁文灏推荐，柯俊得以进入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工作，并根据其技术专长，被分配到了业务组。此后，除了去外地工作外，平时他仍然住在武汉大学校内，每天坐船渡江去汉口上班。业务组是工矿调整处最重要的部门，承担各厂矿拆迁搬运的具体组织协调工作，任务繁杂艰巨。柯俊入职后，便立即投入了大冶地区的厂矿拆迁工作。大冶地处武汉下游的鄂东南，境内有汉冶萍公司的大冶铁矿、大冶铁厂，湖北省建设厅的象鼻山铁矿，以及启新华记水泥厂、利华煤矿、源华煤矿等，是当时武汉周边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马垱、湖口失守后，日军已迫近湖北，工矿调整处奉令立即协同交通部、经济部等部门，加速拆迁大冶各厂矿。7月5日，柯俊作为工矿调整处职员，在经济部代表李景潞（亦为工矿调整处业务组副组长）带领下到达大冶开展工作。“其时敌军前锋行将抵阳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敌机飞经矿上，往来不绝。象矿已被炸两次，白昼只得在厂内做拆卸装箱工作，黄昏时将机件抬往河边，晚间运上船。机件置船底，煤屑铺船面。”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大冶各厂矿在8月初已基本完成拆迁，“计水泥厂运出二千五百吨，源华一千四百吨，利华九百吨，象矿机件……共运出九百余吨，各厂合计运出五千七百余吨……最后决定放弃该地时，乃将所余物料沉于江中，或加以爆炸”。林继庸：《抗战时期民营厂矿的内迁——我国工业总动员之序幕》，《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第94-95页。大冶抢运是在时间极为紧张、战火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开展的，年轻的柯俊刚走出宁静的珞珈山校园，便在这场拆迁动员中担当重任，出色完成了任务。8月8日，他结束了在大冶的工作，返回汉口。后来，李景潞向工矿调整处呈报了拆迁经过，8月14日，林继庸批示：“此次督拆迁大冶厂矿工作繁重，应付困难，本处所派李副组长景潞、柯组员俊两员，辛劳月余，处置有方，其劳可念，拟请传谕嘉勉。”翁文灏随后又批示：“即办文呈部。”对此次大冶拆迁的结果予以充分认可。黄振亚：《长江大撤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及至9月，日军已迫近武汉，形势危急，而在汉尚有许多工厂尚未完成迁移。柯俊与李景潞等人在武汉沦陷前夕的最后抢运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清末张之洞督鄂以来，武汉曾在工业建设上大放异彩，然而由于众多原因，民国以后特别是国民政府时期，武汉的工业发展日益萧条，许多清末民初的工廠陆续停产倒闭，厂区荒芜，至1938年时，许多企业已停工多年。然而，这些闲置的设备对于后方发展和长期抗战，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它们也成为了武汉沦陷前夕工矿调整处最后拆迁抢运的主要目标。如汉口市区下游的谌家矶造纸厂，原为清末度支部官纸厂，该厂建筑宏伟，设备先进，主要机器为美国伯格利恩苏位尔公司制造，但已停产多年。9月初，柯俊与李景潞率领工人三十余人前往拆卸，经过一个月的努力，该厂内大部分造纸设备均已拆卸装船，运出武汉。“这副行年五十的机器，后来经工矿调整处派专门委员陈彭年一番修配，改名为‘建国造纸厂’，竟能雄长川西的造纸业。”林继庸：《抗战时期民营厂矿的内迁——我国工业总动员之序幕》，《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第104页。在拆卸过程中，李景潞、柯俊二人还将厂房建筑所用洋松木料拆下，赠送给既济水电公司，用以作为该公司拆卸吊装锅炉、电机等重型设备所急需的大木吊杆。
柯俊参与拆迁的另一个荒废已久的重要企业，便是著名的汉阳铁厂。该厂自1924年起便已停产，此前已有经济部和军政部兵工署所组织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组织拆迁，高炉等设备已拆迁完毕，但此时仍有一些机器遗留。经过工矿调整处的努力，在最后关头又从厂内拆卸下一台2500千瓦发电机，并准备运上当时在汉的最后一艘轮船——三北公司“凤浦轮”撤离。但此时上海天原电化厂从国外购回的一台三效蒸发器也由香港抢运至汉口，亦请工矿调整处设法运出。柯俊等人权衡大局，当机立断，“以天原无蒸发器必难复工，工矿调整处无发电机则尚可另为设法，两者不能兼顾……不得已乃将发电机的吨位让给天原，发电机则用木驳运载”。10月21日，负责组织协调此事的柯俊给长官林继庸的信中汇报此事道：“本处电机之驳船（原定装凤浦轮者）由申新、中福拖轮于今日拖出金口以上，但是否时间容许全部驳船六只拖出，难有把握。”《柯俊致林继庸报告》，1938年10月21日，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黄振亚：《长江大撤退》，第221页。10月23日下午，柯俊等人乘坐凤浦轮离开了武汉。据林继庸回忆，装载汉阳铁厂发电机的木驳船虽然抢在金口封锁以前成功拖出武汉上游，但“行至城陵矶，为敌机追及炸沉。这个以性命血汗换来的发电机，在抗建期间竟无利用之日，至今思之，犹堪痛惜”。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天原化工厂则因工矿调整处协助抢运出了这台关键设备蒸发器，得以在重庆顺利复工，“所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等，足以供给后方皂烛、造纸、染炼工业需用，而天盛耐酸陶瓷厂、天厨味精厂，亦赖以维持恢复，对于后方化学工业之树立，关系甚大”。林继庸：《抗战时期民营厂矿的内迁——我国工业总动员之序幕》，《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第105-106页。
林继庸后来曾回忆，撤退到重庆后，工矿调整处一位青年技术员曾对他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都是体格健壮，意志坚决的青年人，来自不同的战区，临时参加此项迁移的工作。在工矿调整处担任技术员，待遇低微，仅能维持生活，工作危险，甚忙碌，然我们并不感痛苦。我们能将前往物资多向后方迁移一些，免资敌用，即觉得自己为国家多尽了一些责任。每日所接触的人群，是厂主、工程师、码头夫、工人、木船主、军队等，由于与各种不同阶级的人群接触，可增加许多社会常识与经验，在工作中，曾受过不少的欺骗与障碍……工作时遇到种种困难，皆须谦和、敏捷、小心、勇敢、公正随机应付，方能完成使命。得着长官们的指导，各员分工合作，增加了个人办事能力与工作效能。拆迁机件，须要经过绘图、标记、拆卸、装箱、登记、搬运、装船、领护照、报关、办保险等手续。白昼忙于工厂的督迁，及机器拆卸装运工作，又要时往码头各处不停奔跑，夜间则须预备计划及工作报告。工作是忙碌，精神倒真痛快！”林继庸：《抗战时期民营厂矿的内迁——我国工业总动员之序幕》，《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第109-110页。虽然林继庸并没有写下这位技术员的姓名，但其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包括柯俊在内的当时参与过这场“长江大撤退”的所有工矿调整处技术员共同的经历和感受。从这热血沸腾的话语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以柯俊先生为代表的这一群爱国青年，在1938年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历史关头挥洒汗水，以青春和热忱报效国家的伟大壮举。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