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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道与术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大学理论研究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道与术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关系中，道应该是指引性的，术是受规定的。
关键词：人文；技术；教育
我们在此讨论的道是“大道”，它相关于人类对自己，对世界，对自然和宇宙的一般认识和理解，即现在一般称为“基础理论”的东西。它们虽然不能产生实际的利益，没有实用价值，却对于人性的完善和提高，以及人类的文明程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里所指的术是技术，这类知识与社会需要密切相关，具有广泛的实用性，给人类带来直接利益。在古代思想中道与技是一体的，道属于超越界，它决定着人以何种方式构筑和栖居与自己的世界之中。作为一种超前性观念根据，它引导和规范着技术的发展趋向；技术仅涉及个别的局部的生存领域，例如狩猎技术之于狩猎活动，种植技术之于农业生产。它所关涉的仅仅是量之多与少的问题，因而仅具有有限的生存工具性价值。道与技的区别还体现在理性的人文价值系统与科技知识系统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是今天它们之间原有的一体关系被打破，科学技术成为日益重要的生产力因素，并因此获得了迅猛发展，渐渐超越于人和自然之上成为了一种规定性力量，它不再是“以技进道”的那个技，而是一种促逼和强制，日益据于人类文化知识系统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在当今的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已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技术主义，主宰着社会的日常活动。而不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理性的人文价值知识系统则愈来愈受到社会的轻视并日益边缘化，从而导致了我们今天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广泛讨论。
当代大学教育应该是“道”的教育，还是“术”的教育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道和术是一体关系，关键的问题是“道”的教育和“术”的教育之间谁居于主导地位。从西方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大学是中世纪的产物。最早的意大利大学主要是职业性教育机构，后来牛津，剑桥等大学以绅士教育为特征，是典型的人文教育。大学地位的真正提升是洪堡式的德国大学，它强调科学研究在大学的核心地位，强调知识的创新，从而使德国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在短期内突飞猛进。十九世纪以来，美国人引进，借鉴德国大学模式改革美国大学，创造性地融合了不同的大学理念，发展出具有特色的美国大学，美国大学模式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使他们的大学制度容纳了社会服务功能，这在当时的欧洲大学并不多见。虽然美国大学强调人文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并举，但美国大学显然是以技术教育为主导的。
在现代科技浪潮中，人文教育的大学理念显得那么辽阔和不切实际。“在某种新的意义上，目前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1］为了适应现代技术主义的逻辑，现代大学日益丧失了其主体性，经济杠杆和市场规律使得大学日趋商业化。大学教育主要是一种服务于现实社会需要的工具，它为高度技术化和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培养了各个方面的专家和人才。
培养专家和专业人才当然是大学教育的目的，但教育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唤醒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促成受教育者的“人之自觉”，使受教育者觉醒并了解人之存在并不是为人之外的客体世界。“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的职责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2］人首先必须成为人，然后才能谈到人以外的客体世界的建设和改善。更进一步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平衡的人”，而不是“单面的人”。教育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格，而不是开发人的某一单方面的能力，而将人变成一个工具。孔子说“君子不器”，就是从培养完整的人，建立人的主体性而说的。孟子关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的论叙最多，他主张人通过自身的修养将自然之气转变为精神世界的“浩然之气”。并且反过来将之充塞于天地之间，作用于客观世界，从而达到心身一如的境界。这种修养是指向心灵的，而不是心外之物。先秦儒家的教育理念在南宋大儒朱子手中获得了最充分的发挥。朱子提出教育以“为己之学”为目标，这个目标与朱子的人性观以及朱子对“自我”的新概念结合在一起，强调人在道德上的“自任”与精神上的“自得”。这是典型的新儒家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通贯于宋明清儒家著作和所谓“豪杰之士”或“大丈夫”等说法之中。所谓“为己之学”是指教育不应仅仅为政治或社会目标服务，教育必须以实践每个个人完全的人性潜力为目标。
但是，我们还需要认识到这样一点，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强调人文教育的同时并不是削弱科学研究。历史的事实向我们表明，虽然传统中国修齐治平的人文主义教育造就了一个具有独特政治责任感的“士”的阶层，但是，这种人文教育在面对西方现代科学的冲击时显得不够有力。鸦片战争中西方人的坚船利炮着实让中国人领教了一番，所以，自晚清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追求科学。五四时期的两个口号，科学与民主，十分精确地概括了在中西碰撞中彼之所长，我之所短。今天我们面临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重大任务，发展科学仍然是大学的核心任务。
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在大学教育中不仅指培养人的道德的完善。在实践的意义上，它还指一种自主探讨，研究问题的自由精神。在中世纪的欧洲，university（大学）一词的主要意思是一种联合，相当于城中经常可以发现的各种行会组织，可以用于任何行业公会或任何有组织的团体，而不是“大型企业式的大学”，它不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之下存在着严格内在约束的大学。大学的学术和教学应该是脱离指导性组织原则的自由探讨，它既不受内在的大学教师制度、待遇、福利等制度的约束，也不受外在的知识的实际利益的驱迫，这种自由精神正是大学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对于“道”的知识来说，本身就是没有规定性的，它的获得不是谋划的结果，而是探索的结果，探索与谋划的差别体现在，探索是无规定性的，自由的；谋划是预设目标实现价值的。作为一种探索，虽然可能有大致的领域和方向，但在人们取得成功之前，并不可能预先知道它的具体方法，途径，甚至也不知道这种发现和新思想究竟有何实际的意义。
2000年，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马库斯、米歇尔五名诺贝尔奖得主和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在访问中国时指出，中国如果能给予科研人员充分的独立性，灵活性，自由度，就可在科研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杨振宁特别强调，中国科学研究和美国“从下向上”的科学政策正好相反，有一种“从上而下”的倾向。他认为“从上而下”的运作方式虽然有利于攻关式的科研项目，却忽视了基层科研人员的自发式研究，不利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对于基础研究来说，散兵式战术更有效。 强调教育的自主性主要是针对现代教育物化，工具化而提出的，这不意味着教育应该坚持一种理想观念，漠视教育赖以维持和实施的社会条件和基础。教育应该还是一种在人类精神方面对于社会的引导，人文精神的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应该突显出其主导价值和意义。蔡元培说“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在他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人文主义教育的不足正好体现在此。今天的大学人文教育比较强调个人人格的培养，偏重人的理论能力的发展，因而将大学教育主要视为一个纯粹科学和学术的机构，人们在其中从事的只是纯粹科学的，精神的活动。但大学的成员，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是远离尘世，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们和别人一样，首先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和责任，这种身份和责任主要体现在大学教育对于社会的指导和示范意义，使其培养和建立的价值理想成为全社会的理想，将道德理想变为有力的实践行动的典型。而这些正是目前大学人文教育所缺失的，人文主义学者们满足于阅读经典，模仿经典，丧失了创造性，从而也从自身导致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衰落。
人文主义精神的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今天的大学中人文学科被看成不接受任何标准和原则的科学，事实上，人文科学虽然不是英文中science那种意义上的科学,但它属于德文中wissenschaft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它指的是一种理性化的知识，是一种可以积累的，进步的，可以有客观标准评价的知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客观性，它不以人的意志和观念来对待对象事实，为了获得客观有效的知识，科学研究所借助的是定量性手段，一切对象都是可以实证的，可以度量的，没有个人的主观任意性。人文科学显然不可能获得这种客观有效性，因为人文科学关涉的是人的精神领域，而不是自然事物，精神是不可度量和实证的，但是人文科学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根据个人的历史主观性来展开精神的追问，如果是一种个人精神的历史，那么人文科学就只是相对主义的知识，人文科学虽然没有自然科学中那种可度量的客观性，但是它具有诉诸于人的价值意向的客观性。人文科学所获得的客观性不关涉经验事实，而是人的灵魂定向，是人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真实的普遍内在要求。它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可以切实地感到它的存在。康德关于审美的“普遍可传达性”，胡塞尔所寻求的纯粹理念都具有这种价值的客观性。
这种内在精神意志的普遍原则是以人文价值指导工具理性，将道德理想变为有力的实践行动的基础，同时，只有在道德理想的实践行动中才能建立这种人文精神的普遍原则，只有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亲证才能使一个普遍主义的人文原则与实践中的个体主义达到统一。提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代大学教育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当代知识界，教育界人文精神的缺失不仅仅是教育技术化所带来的，同时，也是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腐败和萎缩带来的。人文知识分子要树立责任意识，不仅要把学问做好，还要关注今天的人文环境。为此，他要同各种各样的遗忘和历史命定论作斗争，并至少在社会风气的层面上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而抗争。
今天，现代技术主义的理性原则已渗入到了大学教育的每个层面，如何在日益强大和无孔不入的权力和金钱挤压下维护大学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独立和自由，已是任何关心大学命运的人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而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大学理念本身，而且也关乎人类的命运。在此意义上，大学的今天，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面人》［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8页。
［2］［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M］，商务印书馆，1980，第40页。
关键词：人文；技术；教育
我们在此讨论的道是“大道”，它相关于人类对自己，对世界，对自然和宇宙的一般认识和理解，即现在一般称为“基础理论”的东西。它们虽然不能产生实际的利益，没有实用价值，却对于人性的完善和提高，以及人类的文明程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里所指的术是技术，这类知识与社会需要密切相关，具有广泛的实用性，给人类带来直接利益。在古代思想中道与技是一体的，道属于超越界，它决定着人以何种方式构筑和栖居与自己的世界之中。作为一种超前性观念根据，它引导和规范着技术的发展趋向；技术仅涉及个别的局部的生存领域，例如狩猎技术之于狩猎活动，种植技术之于农业生产。它所关涉的仅仅是量之多与少的问题，因而仅具有有限的生存工具性价值。道与技的区别还体现在理性的人文价值系统与科技知识系统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是今天它们之间原有的一体关系被打破，科学技术成为日益重要的生产力因素，并因此获得了迅猛发展，渐渐超越于人和自然之上成为了一种规定性力量，它不再是“以技进道”的那个技，而是一种促逼和强制，日益据于人类文化知识系统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在当今的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已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技术主义，主宰着社会的日常活动。而不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理性的人文价值知识系统则愈来愈受到社会的轻视并日益边缘化，从而导致了我们今天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广泛讨论。
当代大学教育应该是“道”的教育，还是“术”的教育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道和术是一体关系，关键的问题是“道”的教育和“术”的教育之间谁居于主导地位。从西方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大学是中世纪的产物。最早的意大利大学主要是职业性教育机构，后来牛津，剑桥等大学以绅士教育为特征，是典型的人文教育。大学地位的真正提升是洪堡式的德国大学，它强调科学研究在大学的核心地位，强调知识的创新，从而使德国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在短期内突飞猛进。十九世纪以来，美国人引进，借鉴德国大学模式改革美国大学，创造性地融合了不同的大学理念，发展出具有特色的美国大学，美国大学模式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使他们的大学制度容纳了社会服务功能，这在当时的欧洲大学并不多见。虽然美国大学强调人文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并举，但美国大学显然是以技术教育为主导的。
在现代科技浪潮中，人文教育的大学理念显得那么辽阔和不切实际。“在某种新的意义上，目前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1］为了适应现代技术主义的逻辑，现代大学日益丧失了其主体性，经济杠杆和市场规律使得大学日趋商业化。大学教育主要是一种服务于现实社会需要的工具，它为高度技术化和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培养了各个方面的专家和人才。
培养专家和专业人才当然是大学教育的目的，但教育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唤醒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促成受教育者的“人之自觉”，使受教育者觉醒并了解人之存在并不是为人之外的客体世界。“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的职责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2］人首先必须成为人，然后才能谈到人以外的客体世界的建设和改善。更进一步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平衡的人”，而不是“单面的人”。教育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格，而不是开发人的某一单方面的能力，而将人变成一个工具。孔子说“君子不器”，就是从培养完整的人，建立人的主体性而说的。孟子关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的论叙最多，他主张人通过自身的修养将自然之气转变为精神世界的“浩然之气”。并且反过来将之充塞于天地之间，作用于客观世界，从而达到心身一如的境界。这种修养是指向心灵的，而不是心外之物。先秦儒家的教育理念在南宋大儒朱子手中获得了最充分的发挥。朱子提出教育以“为己之学”为目标，这个目标与朱子的人性观以及朱子对“自我”的新概念结合在一起，强调人在道德上的“自任”与精神上的“自得”。这是典型的新儒家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通贯于宋明清儒家著作和所谓“豪杰之士”或“大丈夫”等说法之中。所谓“为己之学”是指教育不应仅仅为政治或社会目标服务，教育必须以实践每个个人完全的人性潜力为目标。
但是，我们还需要认识到这样一点，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强调人文教育的同时并不是削弱科学研究。历史的事实向我们表明，虽然传统中国修齐治平的人文主义教育造就了一个具有独特政治责任感的“士”的阶层，但是，这种人文教育在面对西方现代科学的冲击时显得不够有力。鸦片战争中西方人的坚船利炮着实让中国人领教了一番，所以，自晚清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追求科学。五四时期的两个口号，科学与民主，十分精确地概括了在中西碰撞中彼之所长，我之所短。今天我们面临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重大任务，发展科学仍然是大学的核心任务。
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在大学教育中不仅指培养人的道德的完善。在实践的意义上，它还指一种自主探讨，研究问题的自由精神。在中世纪的欧洲，university（大学）一词的主要意思是一种联合，相当于城中经常可以发现的各种行会组织，可以用于任何行业公会或任何有组织的团体，而不是“大型企业式的大学”，它不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之下存在着严格内在约束的大学。大学的学术和教学应该是脱离指导性组织原则的自由探讨，它既不受内在的大学教师制度、待遇、福利等制度的约束，也不受外在的知识的实际利益的驱迫，这种自由精神正是大学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对于“道”的知识来说，本身就是没有规定性的，它的获得不是谋划的结果，而是探索的结果，探索与谋划的差别体现在，探索是无规定性的，自由的；谋划是预设目标实现价值的。作为一种探索，虽然可能有大致的领域和方向，但在人们取得成功之前，并不可能预先知道它的具体方法，途径，甚至也不知道这种发现和新思想究竟有何实际的意义。
2000年，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马库斯、米歇尔五名诺贝尔奖得主和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在访问中国时指出，中国如果能给予科研人员充分的独立性，灵活性，自由度，就可在科研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杨振宁特别强调，中国科学研究和美国“从下向上”的科学政策正好相反，有一种“从上而下”的倾向。他认为“从上而下”的运作方式虽然有利于攻关式的科研项目，却忽视了基层科研人员的自发式研究，不利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对于基础研究来说，散兵式战术更有效。 强调教育的自主性主要是针对现代教育物化，工具化而提出的，这不意味着教育应该坚持一种理想观念，漠视教育赖以维持和实施的社会条件和基础。教育应该还是一种在人类精神方面对于社会的引导，人文精神的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应该突显出其主导价值和意义。蔡元培说“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在他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人文主义教育的不足正好体现在此。今天的大学人文教育比较强调个人人格的培养，偏重人的理论能力的发展，因而将大学教育主要视为一个纯粹科学和学术的机构，人们在其中从事的只是纯粹科学的，精神的活动。但大学的成员，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是远离尘世，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们和别人一样，首先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和责任，这种身份和责任主要体现在大学教育对于社会的指导和示范意义，使其培养和建立的价值理想成为全社会的理想，将道德理想变为有力的实践行动的典型。而这些正是目前大学人文教育所缺失的，人文主义学者们满足于阅读经典，模仿经典，丧失了创造性，从而也从自身导致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衰落。
人文主义精神的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今天的大学中人文学科被看成不接受任何标准和原则的科学，事实上，人文科学虽然不是英文中science那种意义上的科学,但它属于德文中wissenschaft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它指的是一种理性化的知识，是一种可以积累的，进步的，可以有客观标准评价的知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客观性，它不以人的意志和观念来对待对象事实，为了获得客观有效的知识，科学研究所借助的是定量性手段，一切对象都是可以实证的，可以度量的，没有个人的主观任意性。人文科学显然不可能获得这种客观有效性，因为人文科学关涉的是人的精神领域，而不是自然事物，精神是不可度量和实证的，但是人文科学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根据个人的历史主观性来展开精神的追问，如果是一种个人精神的历史，那么人文科学就只是相对主义的知识，人文科学虽然没有自然科学中那种可度量的客观性，但是它具有诉诸于人的价值意向的客观性。人文科学所获得的客观性不关涉经验事实，而是人的灵魂定向，是人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真实的普遍内在要求。它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可以切实地感到它的存在。康德关于审美的“普遍可传达性”，胡塞尔所寻求的纯粹理念都具有这种价值的客观性。
这种内在精神意志的普遍原则是以人文价值指导工具理性，将道德理想变为有力的实践行动的基础，同时，只有在道德理想的实践行动中才能建立这种人文精神的普遍原则，只有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亲证才能使一个普遍主义的人文原则与实践中的个体主义达到统一。提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代大学教育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当代知识界，教育界人文精神的缺失不仅仅是教育技术化所带来的，同时，也是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腐败和萎缩带来的。人文知识分子要树立责任意识，不仅要把学问做好，还要关注今天的人文环境。为此，他要同各种各样的遗忘和历史命定论作斗争，并至少在社会风气的层面上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而抗争。
今天，现代技术主义的理性原则已渗入到了大学教育的每个层面，如何在日益强大和无孔不入的权力和金钱挤压下维护大学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独立和自由，已是任何关心大学命运的人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而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大学理念本身，而且也关乎人类的命运。在此意义上，大学的今天，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面人》［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8页。
［2］［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M］，商务印书馆，1980，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