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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经济发展开局总体平稳，经济运行处在年度预期目标范围。但经济增长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房地产市场出现趋势性分化，部分金融产品风险开始显露。当前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统筹处理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关系，着力培育增长新动力，构筑经济运行新平台。
全年经济增长
能够处于预期目标范围
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比上年同期和全年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比去年同期回落0.7个百分点。从全年走势看，出口环境将有所改善，增速比前4个月回升的可能性加大；消费增长稳中有升；在政府加大在铁路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领域的政策力度后，投资增速降幅有限。总体看，需求侧的冲击温和可控，多项指标增速出现回升、企稳或降幅收窄的情况。如果能在调结构、换机制的前提下“稳投资”，则全年经济增长能够处在预期目标范围。
出口环境有所好转。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总体态势趋于稳定。美国经济调整取得进展，就业状况逐步改善，美联储温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其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有限。4月份，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指数（PMI）均在荣枯线上方，如果乌克兰危机处于可控范围，今年有望走出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并推动全球市场信心改善。受新经济政策刺激，日本经济一度增长势头趋强，但目前政策效应开始减弱，消费税率提高等也将影响复苏进程。发达经济体的好转将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需求，进而拉动其经济增长，但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总体上看，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3年，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和外需状况有望小幅改善。去年我国综合有效汇率升值7%，对出口形成较大压力。今年从单边升值转为双向浮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接近3%，再加上国内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持续下行，有利于出口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4月份，出口增长0.9%，扭转了年初以来持续负增长态势。预计在非正常基数效应消失以后出口增长将明显回升，全年增速有望达到预期目标。
消费增速将略有提高。2013年餐饮收入同比增幅下降4.5个百分点，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4个百分点。今年1～4月份，消费实际增速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如果剔除房地产销售下降的相关影响，一般性消费回升明显。信息、文化、教育、健康等服务业消费热点进一步扩展，消费结构逐步改善。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分类数据看，4月份服务类价格涨幅高于消费品类1.3个百分点。预计2014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略高于去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上升。
投资增长面临一定下降压力。2013年，新开工项目和施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分别增长14.2%和16.2%，比2012年回落13.9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可以结转到今年的投资项目规模收缩。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3%，比去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投资增长面临较大下降压力。
在当前的投资结构中，制造业占34%，房地产占25%，基础设施占21%，其他服务业占14%，农业和采矿业占6%左右。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和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可能进一步收缩。房地产区域格局日趋分化，二、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供给相对过剩，库存明显增加。预计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进一步回落。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税收收入下滑、土地收入增速下降，今年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还款高峰，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简政放权、放宽准入，将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但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短期替代作用有限。
实体经济压力
进一步向金融体系传递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期。在寻找新平衡点的过程中，由于市场预期不稳，经济运行具有不稳定性、脆弱性等特点，长期积累的潜在风险会逐步释放，经济增长出现波动难以避免。年初以来，尽管经济增速回落超出预期，但供给侧出现积极变化，经济发展速度、质量、效益关系基本合理；劳动力需求较旺，就业压力趋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运行正常，没有出现通缩迹象。这说明经济运行与基本面所能支撑的潜在增速基本吻合，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并未改变，不宜因短期增速变化而对整个经济运行状态做出过于消极的估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分化和调整过剩产能等，实体经济压力进一步向金融体系传递，局部风险开始暴露。
在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局部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而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并伴随周期性经济下行时，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常态的风险消化机制难以继续生效，但市场主体行为并未及时调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企业接受沉没成本主动化解过剩产能的意愿不足，银行为规避风险，贷款更多流向有政府背景的项目，实体经济难以获得资金支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经济活力不足。
经济增长如出现超预期回落，实体经济压力将向金融体系传递，与房地产市场分化和产能过剩相关联的金融产品风险开始暴露。近期出现的“超日债”违约，中诚信托、吉林信托等部分信托产品支付困难，一些公司被资信机构列入观察名单或降低评级，杭州、南京等部分地区的房地产商出现资不抵债情况，部分担保公司退出市场，民间借贷风险事件增多，个别金融机构出现挤兑情况，银行的不良贷款有所上升等案例，虽在少数，但“风起于青萍之末”，应引起足够重视，正确引导市场预期，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
从宏观看，前几年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扩张，流动性总体充裕。2013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94%，高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与此同时，货币市场流动性偏紧，实体经济资金成本高企，“融资难”、“融资贵”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其根源在于，金融系统资源错配、期限错配等，资金链条不断加长，对央行的流动性政策较为敏感，资金价格上升。对于难以直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企业而言，融资渠道收窄，资金压力加大，在影响经济增速的同时，触发更多风险点的可能性加大。 结构调整取得进展，
积极因素增多
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换挡与调整，但本质则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我国经济能否在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上良好运行，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关键在于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和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年初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局部风险开始显露的同时，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表现为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就业状况不断改善。供给结构调整将对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一定支撑，这些积极变化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在向新的增长平台平稳过渡。
首先，服务业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服务业接替制造业，成为经济运行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和新的增长动力，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重大变化。4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8%，比上月提升0.3个百分点。其中，邮政业、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及公共设施管理业、仓储业和航空运输业位于6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企业业务量增长明显。年初以来，剔除房地产和部分基础设施之后的服务业投资增速明显高于投资平均增速。其中，信息软件、金融、商务、科技研发、文体等现代服务业投资增长强劲。在城镇化水平提高、居民消费升级、制造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需求扩张潜力巨大，服务业将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其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2013年，最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则上升7.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明显提高。今年以来，出口、投资增幅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消费实际增速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4.9%，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
第三，就业对经济增速下降的适应性提高。随着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出现减少，新增就业压力亦相应趋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服务业比重上升，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提高。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980亿的名义增加值，到2013年，增加到接近5300亿，是前者的5.4倍；2013年的经济增量相当于2000年经济总量的42%。同时，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7%，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10万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城镇新增就业170万人。如不考虑产业结构变化，仅就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要达到7%，按现有统计口径就可以完成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的预期目标。
第四，制造业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面对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和传统市场萎缩，不少企业积极探索“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等多种措施，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今年前三个月，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13.9%，超出工业企业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2.3%，汽车制造业增长29.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28.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26.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1.5%。随着简政放权、小微企业减税、工商登记等重点领域改革的推进，新注册企业快速增长，企业创新、创业活力增强。
第五，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提高，收入差距缩小。近年来，粮食连年丰收，农产品价格温和上涨，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高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达到10.1%和7.2%，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下降到1：2.53。
抓改革、稳投资、控风险，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速回落，“稳投资”是实现全年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为此，需要特别关注并处理好稳增长与控风险、调结构以及需求管理与推进改革之间的关系。就稳增长与控风险、调结构的关系而言，在潜在增速明显下降之后，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必然要求信贷规模进一步扩张，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加大资产泡沫和财政金融风险；经济增速过低，尤其是短期增速过快下滑，将导致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银行的不良率明显上升，则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将经济增速稳定在一个并不宽裕的正常区间，对控风险至关重要。就需求管理与推进改革而言，针对经济短期波动，特别是大幅波动，采取适宜的促进需求的政策措施是有必要的，但若没有调结构、换机制的配合，这类措施有可能会加重结构失衡，强化原有的增长方式。因此，要向经济体制改革要红利。
实践表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更高效率，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创造财富。同时，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科学的宏观调控，创新管理方式，使市场与政府有机统一起来。当前，改革措施有供给侧和需求侧之分，有见效慢和见效快之别。在抓好相对慢变量的重大改革的同时，优先启动见效快的改革措施，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扩需求、稳增长，与促进需求政策形成合力效应，同时通过换机制、调结构，更有助于培育中长期增长新动力。
我国仍处在后发追赶进程中，具有良好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较多，可投资空间依然较大。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巨大的生产设备更新改造空间；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兴未艾，需要大量新增投资；城市地下管网等亟待更新改造，基础设施质量需要全面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发展明显滞后，历史欠账多。从中长期看，提高人均资产占有水平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激发近期经济活力的重点方向。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需要突出强调抓改革、稳投资、控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三者间取得平衡。应坚持稳中求进、以稳促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高度关注美国量化宽松（QE）退出后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保持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密切监控局部金融风险暴露的影响，防止风险加快显露和增速下降相互叠加；理顺投融资渠道，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张需求、增强供给侧活力等方面的作用，在适度增加支出、扩大减税范围的同时，与改革措施密切结合，放大综合效应，积极推进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近期，以调整投资结构、稳定投资增速、化解金融风险为重点，积极推进相关重点领域改革和政策调整。如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推进地方政府合规融资；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作用；推动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做好舆论引导、风险隔离、社会保障等配套工作，积极化解局部风险；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结合，积极推进加速折旧；治理产能过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等。
从中长期考虑，应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重大改革放在优先位置。推动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的基础产业领域改革，提高非贸易部门的效率；围绕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推动土地、金融、流通、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改革，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形成平等进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利用中央政府的负债潜力，加大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缓解地方政府和企业现实的债务压力。
全年经济增长
能够处于预期目标范围
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比上年同期和全年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比去年同期回落0.7个百分点。从全年走势看，出口环境将有所改善，增速比前4个月回升的可能性加大；消费增长稳中有升；在政府加大在铁路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领域的政策力度后，投资增速降幅有限。总体看，需求侧的冲击温和可控，多项指标增速出现回升、企稳或降幅收窄的情况。如果能在调结构、换机制的前提下“稳投资”，则全年经济增长能够处在预期目标范围。
出口环境有所好转。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总体态势趋于稳定。美国经济调整取得进展，就业状况逐步改善，美联储温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其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有限。4月份，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指数（PMI）均在荣枯线上方，如果乌克兰危机处于可控范围，今年有望走出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并推动全球市场信心改善。受新经济政策刺激，日本经济一度增长势头趋强，但目前政策效应开始减弱，消费税率提高等也将影响复苏进程。发达经济体的好转将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需求，进而拉动其经济增长，但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总体上看，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3年，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和外需状况有望小幅改善。去年我国综合有效汇率升值7%，对出口形成较大压力。今年从单边升值转为双向浮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接近3%，再加上国内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持续下行，有利于出口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4月份，出口增长0.9%，扭转了年初以来持续负增长态势。预计在非正常基数效应消失以后出口增长将明显回升，全年增速有望达到预期目标。
消费增速将略有提高。2013年餐饮收入同比增幅下降4.5个百分点，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4个百分点。今年1～4月份，消费实际增速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如果剔除房地产销售下降的相关影响，一般性消费回升明显。信息、文化、教育、健康等服务业消费热点进一步扩展，消费结构逐步改善。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分类数据看，4月份服务类价格涨幅高于消费品类1.3个百分点。预计2014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略高于去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上升。
投资增长面临一定下降压力。2013年，新开工项目和施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分别增长14.2%和16.2%，比2012年回落13.9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可以结转到今年的投资项目规模收缩。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3%，比去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投资增长面临较大下降压力。
在当前的投资结构中，制造业占34%，房地产占25%，基础设施占21%，其他服务业占14%，农业和采矿业占6%左右。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和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可能进一步收缩。房地产区域格局日趋分化，二、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供给相对过剩，库存明显增加。预计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进一步回落。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税收收入下滑、土地收入增速下降，今年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还款高峰，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简政放权、放宽准入，将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但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短期替代作用有限。
实体经济压力
进一步向金融体系传递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期。在寻找新平衡点的过程中，由于市场预期不稳，经济运行具有不稳定性、脆弱性等特点，长期积累的潜在风险会逐步释放，经济增长出现波动难以避免。年初以来，尽管经济增速回落超出预期，但供给侧出现积极变化，经济发展速度、质量、效益关系基本合理；劳动力需求较旺，就业压力趋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运行正常，没有出现通缩迹象。这说明经济运行与基本面所能支撑的潜在增速基本吻合，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并未改变，不宜因短期增速变化而对整个经济运行状态做出过于消极的估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分化和调整过剩产能等，实体经济压力进一步向金融体系传递，局部风险开始暴露。
在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局部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而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并伴随周期性经济下行时，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常态的风险消化机制难以继续生效，但市场主体行为并未及时调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企业接受沉没成本主动化解过剩产能的意愿不足，银行为规避风险，贷款更多流向有政府背景的项目，实体经济难以获得资金支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经济活力不足。
经济增长如出现超预期回落，实体经济压力将向金融体系传递，与房地产市场分化和产能过剩相关联的金融产品风险开始暴露。近期出现的“超日债”违约，中诚信托、吉林信托等部分信托产品支付困难，一些公司被资信机构列入观察名单或降低评级，杭州、南京等部分地区的房地产商出现资不抵债情况，部分担保公司退出市场，民间借贷风险事件增多，个别金融机构出现挤兑情况，银行的不良贷款有所上升等案例，虽在少数，但“风起于青萍之末”，应引起足够重视，正确引导市场预期，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
从宏观看，前几年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扩张，流动性总体充裕。2013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94%，高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与此同时，货币市场流动性偏紧，实体经济资金成本高企，“融资难”、“融资贵”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其根源在于，金融系统资源错配、期限错配等，资金链条不断加长，对央行的流动性政策较为敏感，资金价格上升。对于难以直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企业而言，融资渠道收窄，资金压力加大，在影响经济增速的同时，触发更多风险点的可能性加大。 结构调整取得进展，
积极因素增多
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换挡与调整，但本质则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我国经济能否在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上良好运行，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关键在于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和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年初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局部风险开始显露的同时，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表现为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就业状况不断改善。供给结构调整将对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一定支撑，这些积极变化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在向新的增长平台平稳过渡。
首先，服务业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服务业接替制造业，成为经济运行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和新的增长动力，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重大变化。4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8%，比上月提升0.3个百分点。其中，邮政业、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及公共设施管理业、仓储业和航空运输业位于6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企业业务量增长明显。年初以来，剔除房地产和部分基础设施之后的服务业投资增速明显高于投资平均增速。其中，信息软件、金融、商务、科技研发、文体等现代服务业投资增长强劲。在城镇化水平提高、居民消费升级、制造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需求扩张潜力巨大，服务业将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其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2013年，最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则上升7.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明显提高。今年以来，出口、投资增幅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消费实际增速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4.9%，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
第三，就业对经济增速下降的适应性提高。随着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出现减少，新增就业压力亦相应趋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服务业比重上升，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提高。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980亿的名义增加值，到2013年，增加到接近5300亿，是前者的5.4倍；2013年的经济增量相当于2000年经济总量的42%。同时，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7%，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10万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城镇新增就业170万人。如不考虑产业结构变化，仅就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要达到7%，按现有统计口径就可以完成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的预期目标。
第四，制造业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面对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和传统市场萎缩，不少企业积极探索“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等多种措施，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今年前三个月，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13.9%，超出工业企业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2.3%，汽车制造业增长29.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28.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26.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1.5%。随着简政放权、小微企业减税、工商登记等重点领域改革的推进，新注册企业快速增长，企业创新、创业活力增强。
第五，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提高，收入差距缩小。近年来，粮食连年丰收，农产品价格温和上涨，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高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达到10.1%和7.2%，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下降到1：2.53。
抓改革、稳投资、控风险，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速回落，“稳投资”是实现全年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为此，需要特别关注并处理好稳增长与控风险、调结构以及需求管理与推进改革之间的关系。就稳增长与控风险、调结构的关系而言，在潜在增速明显下降之后，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必然要求信贷规模进一步扩张，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加大资产泡沫和财政金融风险；经济增速过低，尤其是短期增速过快下滑，将导致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银行的不良率明显上升，则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将经济增速稳定在一个并不宽裕的正常区间，对控风险至关重要。就需求管理与推进改革而言，针对经济短期波动，特别是大幅波动，采取适宜的促进需求的政策措施是有必要的，但若没有调结构、换机制的配合，这类措施有可能会加重结构失衡，强化原有的增长方式。因此，要向经济体制改革要红利。
实践表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更高效率，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创造财富。同时，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科学的宏观调控，创新管理方式，使市场与政府有机统一起来。当前，改革措施有供给侧和需求侧之分，有见效慢和见效快之别。在抓好相对慢变量的重大改革的同时，优先启动见效快的改革措施，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扩需求、稳增长，与促进需求政策形成合力效应，同时通过换机制、调结构，更有助于培育中长期增长新动力。
我国仍处在后发追赶进程中，具有良好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较多，可投资空间依然较大。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巨大的生产设备更新改造空间；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兴未艾，需要大量新增投资；城市地下管网等亟待更新改造，基础设施质量需要全面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发展明显滞后，历史欠账多。从中长期看，提高人均资产占有水平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激发近期经济活力的重点方向。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需要突出强调抓改革、稳投资、控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三者间取得平衡。应坚持稳中求进、以稳促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高度关注美国量化宽松（QE）退出后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保持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密切监控局部金融风险暴露的影响，防止风险加快显露和增速下降相互叠加；理顺投融资渠道，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张需求、增强供给侧活力等方面的作用，在适度增加支出、扩大减税范围的同时，与改革措施密切结合，放大综合效应，积极推进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近期，以调整投资结构、稳定投资增速、化解金融风险为重点，积极推进相关重点领域改革和政策调整。如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推进地方政府合规融资；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作用；推动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做好舆论引导、风险隔离、社会保障等配套工作，积极化解局部风险；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结合，积极推进加速折旧；治理产能过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等。
从中长期考虑，应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重大改革放在优先位置。推动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的基础产业领域改革，提高非贸易部门的效率；围绕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推动土地、金融、流通、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改革，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形成平等进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利用中央政府的负债潜力，加大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缓解地方政府和企业现实的债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