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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5日，日本“苍龙”级潜艇出现在澳大利亚港口，这既是为参加日澳联合军演，也是为争取赢得被誉为“世纪订单”的澳大利亚新一代潜艇合同而进行的“卖家秀”。对于这个价值385亿美元的大蛋糕，国际舆论曾认为“苍龙”级潜艇将中选，日本也自感中标是板上钉钉的事。不料，4月26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宣布，法国国有船舶制造企业（DCNS）最终赢得了合同。这样的结局虽颇出人意料，但从澳大利亚对潜艇战略价值的重视和各方因素的综合考虑来看，也在情理之中。
澳大利亚本质上是一个岛国，海洋是其最重要防线。就其周边作战环境來看，潜艇适合对敌方来袭舰艇发起攻击作战，也可用于反击对澳大利亚的封锁，作用十分特殊。澳大利亚海军一直重视潜艇部队建设，但现有潜艇部队不仅规模较小，还经常“掉链子”。
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对本国潜艇进行招标，最终选择了军工“优等生”瑞典的考库姆造船公司。在瑞方设计和参与下，澳大利亚潜艇有限公司在本土建造了六艘“柯林斯”级潜艇。澳大利亚海军曾自豪地称，世界上没有其他常规潜艇在技术方面能超过“柯林斯”级潜艇。但这款潜艇服役后坎坷不断，发动机不给力、作战系统效能一般、故障率较高等问题频发，近年来甚至发生过电动机故障、海上火灾等险情。而且由于六艘潜艇不停地修修补补，澳大利亚潜艇部队根本保持不了较高等级的战备状态。2009年10月到2010年2月期间，竟然没有一艘“柯林斯”级潜艇能够进行部署。此外，随着澳大利亚战略视野的不断扩展，远洋作战行动需求更加强烈，“柯林斯”级潜艇在吨位和航程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无法弥补。
爱操心的美国也时不时“善意”地提醒澳大利亚，面对中国日渐强大的水面舰艇部队，澳大利亚现有的潜艇压根儿就没法与之抗衡。2009年澳国防白皮书对其面临的海洋安全环境和海军技术发展进行了分析，提出海军现役的六艘“科林斯”级潜艇将会在2025年被12艘常规潜艇代替，未来潜艇的作战能力要超过“柯林斯”级，这就是此次三国竞争的“SEA 1000”未来潜艇项目。
2014年4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出访日本期间，向安倍表达了希望由日本制造澳大利亚新一代潜艇的意愿，他本人也强烈希望能促成此事。不过阿博特的想法在国内遇到了阻力，更多人希望采取国际竞标的方式来决定，而不是私相授受。2015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邀请德、法、日三国参与未来潜艇项目的竞标。美国为了拉近澳日防务关系，一直在背后推波助澜，希望促成日本的好事，澳大利亚对此也心知肚明。澳在最后关头舍弃同一个战壕里的日本，并非一时冲动，这笔账主要是从五个方面来算的。
政治账。首先，澳大利亚质疑日本反思战争罪行的诚意。特别是安倍执政这几年，日本右翼势力屡屡触及历史问题的红线，对于曾是日本战争罪行受害者的澳大利亚人来说，心里对日本并没有很强的亲切感;其次，首脑对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阿博特邀请日本参与潜艇项目，恰逢日本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之际，双方一拍即合。不过，现任总理特恩布尔更为成熟稳重，在租赁达尔文港给中国公司的问题上，已显示出独立抗压的个性。此番潜艇合同虽然要顾及美日澳同盟关系的特殊性，但如果给人的印象是屈从于美国的游说甚至施压，将会给特恩布尔的政治地位带来负面影响，所以特恩布尔专门强调选择法国是澳大利亚“独立自主的决定”;最后，潜艇合同已成为影响澳大利亚政治角力的重要事件，稍有不慎，就容易引起政治风波。
军事账。日本潜艇的品质在国际军事界有口皆碑，安倍政府更是拿出了压箱底的“苍龙”级潜艇，可谓志在必得。不过，“柯林斯”级潜艇的经历让澳大利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对新潜艇的性能指标要求上不敢马虎大意。首先从排水量要求来看，“柯林斯”级潜艇命运坎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瑞典从擅长的1000～2000吨左右排水量的小型潜艇“跨界”到较大型潜艇明显有些力不从心。澳大利亚此次明确要求建造水下排水量4000吨左右的大型潜艇，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的做法是将经典的HDW214型潜艇（水下排水量约2000吨）放大成HDW216型（水下排水量达4000吨）。日本是将“苍龙”级潜艇增加了六至八米，用于放置额外的燃料和电池。不过，这并不是简单调整尺寸或增加吨位就能凑合的，任何设计上的改动都会影响到整体性能。比较而言，日本“苍龙”级潜艇水下排水量达到4000吨，是世界现役最大吨位常规潜艇。法方拿出的是本国成熟的“梭鱼”级核潜艇的常规版本“短鳍梭鱼”，水下排水量超过了4000吨，也很对澳大利亚的胃口。从作战效能来看，澳大利亚希望新潜艇能够具备较强的主动攻击能力，而不单纯局限于防御性作战。“苍龙”级潜艇的武器装备主要是通过六个533mm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和“鱼叉”反舰导弹，算是当前先进潜艇的“标配”，“柯林斯”级也能做到。法国潜艇不仅具有上述能力，还具备垂直发射巡航导弹这样的“大招”，这无疑将增强该舰的对海、对地攻击能力，提高澳大利亚潜艇部队的威慑力。从技术方面来看，“苍龙”级潜艇原本把AIP（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编者注）技术作为宣传的亮点，称可让潜艇在水下连续潜伏两周以上。不过，据说日本在此领域还存在问题，吃过类似亏的澳大利亚也心存疑虑。反观法国，虽然拿出的是全新设计方案，但作为世界上能独立制造核潜艇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法国具有雄厚可靠的技术储备，而且“短鳍梭鱼”级潜艇采用的是二代AIP技术、低噪音推进设备等，加上威力不俗的武器系统，难怪法国自豪称其“科技水平能保持到21世纪60年代”。
经济账。多年前就有澳专家警告说，为了得到更现代化的潜艇而牺牲澳大利亚的潜艇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得不偿失。澳方反复强调，潜艇采购不仅仅是澳大利亚花钱买装备这么简单，其中还包括更重要的技术转让和本土制造，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澳大利亚提高自身建造能力和为国民创造新就业机会。如特恩布尔所言，将这12艘潜艇都放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制造，可以为澳大利亚提供2800个就业机会，其重大意义在于“新的潜艇将在澳大利亚由澳大利亚人建造，使用澳大利亚的钢铁、澳大利亚的技术”。日本潜艇虽然性能和价格有竞争优势，但安倍政府出于相似的考虑，想在日本进行建造，以扶持本国军工企业，改善本国就业形势，并积累发展新一代潜艇技术。法国则不断调整方案，积极适应澳大利亚对本土制造的要求。 外交账。如果选择日本潜艇，在外交方面意味着澳对日本力图提升国际地位的支持，也代表澳大利亚进一步紧跟美日的立场。对于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情感上对日本还是有所保留，澳大利亚也不愿因此带来不必要的刺激。此外，中澳关系近来波折颇多，美国积极搭建以日澳为核心的战略包围圈，鼓动日澳介入南海问题。澳大利亚虽参与了“自由航行”，但依然希望能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不想轻易被贴上加入三国联合反华阵营的标签。澳大利亚媒体事后还专门澄清，日本的失败并不意味著中国的胜利，澳大利亚的战略选择也不是因中国的压力而做出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因素在该决定中起到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不过，恐怕也没多少人会否认，向日本潜艇说“不”，或多或少能给中澳关系带来小小的加分。
民意账。今年7月，澳大利亚将迎来大选，敏感时期的敏感决策，难免要考虑国内政治环境因素。特恩布尔肩负着为大选积攒人气的重担，贴近选民也成为他的重要使命。特恩布尔对此合同强调说，“我们所做的这些是为了保障澳大利亚的安全，护卫我们的岛国。同时，我们还要确保澳大利亚的经济转型至21世纪型经济，即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未来数十年提供技术、技能、先进的工业与就业岗位”，这些都是对民众最大的吸引力。“苍龙”级方案由于要求在日本制造，南澳大利亚地区的政客和民众担心会造成本地就业机会流失，而澳大利亚潜艇有限公司早已表示将建立新的潜艇工厂。澳著名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最近就“澳大利亚的新一代潜艇应在哪里建造”在部分成年公民中进行了民调，70%的人认为潜艇应主要在澳大利亚制造，即便意味着更高花费。由此可见，倘若真的选择了日本，特恩布尔在向选民们解释时必定颇伤脑筋，更可能会引发南澳民众的直接不满。
法国赢得合同后，可谓举国欢庆，法国总统奥朗德、国防部长勒德里昂以及内政部长卡泽纳夫还前往DCNS在巴黎的总部表示祝贺。日本则对在最后时刻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目瞪口呆。这笔交易对日本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能够拿到价值不菲的大订单，更重要的是，这是日本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后，首次有机会向他国出售大型尖端作战武器，一旦成功，必将是日对外军贸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也是对日本军事装备的最好宣传。只是这场大戏的剧情似乎反转得太快，《日本时报》在3月还自信地认为从澳大利亚的新国防白皮书来看，日本在这笔合同上对法国和德国具有“不可逾越的领先地位”。
面对苦涩的结局，日本各界反应较为强烈。曾专程访问澳大利亚造船基地阿德莱德推销潜艇的防卫相中谷元怨气颇多，他表示此结果令人遗憾，希望澳方给出放弃日本潜艇的合理解释。还有日本人将这笔交易的流产怪罪于中国，认为是中国的施压和特恩布尔的亲华立场让日本遭受逆转。其实，日本的失败，除了澳大利亚方面的原因外，还要从它自身来反思，特别是它对军事与政治关系的误读以及缺乏军贸出口的操作经验。澳大利亚选择哪种潜艇，很大程度是一个国内外政治博弈的过程，绝非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日本在战争罪责如慰安妇问题以及挑动反华氛围等方面做得太过，引起较多争议。此外，日本加入澳大利亚潜艇竞标的时间较晚，信心更多的是建立在美国的力挺、安倍与阿博特的私人关系之上，既低估了欧洲的公关经验，也忽视了澳政局变化带来的影响。加上日本担心技术外泄和就业机会丢失，坚持在本土建造潜艇，这就让其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对澳大利亚来讲，这笔交易也存在质疑。在对外关系方面，反对者担心此举将削弱澳日安全合作关系，代表人物就是前总理阿博特。他一直将日本称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朋友，今年2月还在东京发表演说强调这笔潜艇交易“对东京而言是战略性的，对其他竞争者而言，是商业性的”。阿博特执政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在4月初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是该地区就海军力量而言最具实力的三个国家，当他们齐心协力时，对战略平衡将起到重要影响，而且“与日本进行合作、推动日本发展防务产业，能够促使日本更紧密地融入到地区安全结构之中来”，这将“塑造一个更安全、不那么焦虑的日本”，“此事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反对者还担心选择法国潜艇会使澳大利亚失去获得更先进潜艇的机会。
接下来，法国将与澳大利亚就这项合同进行更全面的磋商，如果不出现意外，这项交易也将随之启动生效。从澳大利亚传出的信息来看，澳日买卖不成友情在，这笔合同花落他家并不会对澳日关系造成致命伤害，虽然它的确可能在未来数月甚至更长时间里让澳日关系降温。然而，考虑到美、澳、日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的大趋势，澳日的战略共同点和相互需求依然较多，特恩布尔仍将日本称为澳大利亚特殊的战略伙伴。另一方面，大和民族在挫折面前总能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决心，作为国际军火销售领域的新人，日本必然会对此次失败进行总结，未来将结合实际对武器出售政策和推销策略进行完善。对澳日两国来讲，这次擦肩而过并不意味着不再回眸，可以预见的是，澳日安全合作在未来依然有望取得新的发展。
（作者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研究人员）
“柯林斯”级潜艇：悲催的用户体验
澳大利亚本质上是一个岛国，海洋是其最重要防线。就其周边作战环境來看，潜艇适合对敌方来袭舰艇发起攻击作战，也可用于反击对澳大利亚的封锁，作用十分特殊。澳大利亚海军一直重视潜艇部队建设，但现有潜艇部队不仅规模较小，还经常“掉链子”。
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对本国潜艇进行招标，最终选择了军工“优等生”瑞典的考库姆造船公司。在瑞方设计和参与下，澳大利亚潜艇有限公司在本土建造了六艘“柯林斯”级潜艇。澳大利亚海军曾自豪地称，世界上没有其他常规潜艇在技术方面能超过“柯林斯”级潜艇。但这款潜艇服役后坎坷不断，发动机不给力、作战系统效能一般、故障率较高等问题频发，近年来甚至发生过电动机故障、海上火灾等险情。而且由于六艘潜艇不停地修修补补，澳大利亚潜艇部队根本保持不了较高等级的战备状态。2009年10月到2010年2月期间，竟然没有一艘“柯林斯”级潜艇能够进行部署。此外，随着澳大利亚战略视野的不断扩展，远洋作战行动需求更加强烈，“柯林斯”级潜艇在吨位和航程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无法弥补。
爱操心的美国也时不时“善意”地提醒澳大利亚，面对中国日渐强大的水面舰艇部队，澳大利亚现有的潜艇压根儿就没法与之抗衡。2009年澳国防白皮书对其面临的海洋安全环境和海军技术发展进行了分析，提出海军现役的六艘“科林斯”级潜艇将会在2025年被12艘常规潜艇代替，未来潜艇的作战能力要超过“柯林斯”级，这就是此次三国竞争的“SEA 1000”未来潜艇项目。
五笔账淘汰“苍龙”级潜艇
2014年4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出访日本期间，向安倍表达了希望由日本制造澳大利亚新一代潜艇的意愿，他本人也强烈希望能促成此事。不过阿博特的想法在国内遇到了阻力，更多人希望采取国际竞标的方式来决定，而不是私相授受。2015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邀请德、法、日三国参与未来潜艇项目的竞标。美国为了拉近澳日防务关系，一直在背后推波助澜，希望促成日本的好事，澳大利亚对此也心知肚明。澳在最后关头舍弃同一个战壕里的日本，并非一时冲动，这笔账主要是从五个方面来算的。
政治账。首先，澳大利亚质疑日本反思战争罪行的诚意。特别是安倍执政这几年，日本右翼势力屡屡触及历史问题的红线，对于曾是日本战争罪行受害者的澳大利亚人来说，心里对日本并没有很强的亲切感;其次，首脑对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阿博特邀请日本参与潜艇项目，恰逢日本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之际，双方一拍即合。不过，现任总理特恩布尔更为成熟稳重，在租赁达尔文港给中国公司的问题上，已显示出独立抗压的个性。此番潜艇合同虽然要顾及美日澳同盟关系的特殊性，但如果给人的印象是屈从于美国的游说甚至施压，将会给特恩布尔的政治地位带来负面影响，所以特恩布尔专门强调选择法国是澳大利亚“独立自主的决定”;最后，潜艇合同已成为影响澳大利亚政治角力的重要事件，稍有不慎，就容易引起政治风波。
军事账。日本潜艇的品质在国际军事界有口皆碑，安倍政府更是拿出了压箱底的“苍龙”级潜艇，可谓志在必得。不过，“柯林斯”级潜艇的经历让澳大利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对新潜艇的性能指标要求上不敢马虎大意。首先从排水量要求来看，“柯林斯”级潜艇命运坎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瑞典从擅长的1000～2000吨左右排水量的小型潜艇“跨界”到较大型潜艇明显有些力不从心。澳大利亚此次明确要求建造水下排水量4000吨左右的大型潜艇，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的做法是将经典的HDW214型潜艇（水下排水量约2000吨）放大成HDW216型（水下排水量达4000吨）。日本是将“苍龙”级潜艇增加了六至八米，用于放置额外的燃料和电池。不过，这并不是简单调整尺寸或增加吨位就能凑合的，任何设计上的改动都会影响到整体性能。比较而言，日本“苍龙”级潜艇水下排水量达到4000吨，是世界现役最大吨位常规潜艇。法方拿出的是本国成熟的“梭鱼”级核潜艇的常规版本“短鳍梭鱼”，水下排水量超过了4000吨，也很对澳大利亚的胃口。从作战效能来看，澳大利亚希望新潜艇能够具备较强的主动攻击能力，而不单纯局限于防御性作战。“苍龙”级潜艇的武器装备主要是通过六个533mm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和“鱼叉”反舰导弹，算是当前先进潜艇的“标配”，“柯林斯”级也能做到。法国潜艇不仅具有上述能力，还具备垂直发射巡航导弹这样的“大招”，这无疑将增强该舰的对海、对地攻击能力，提高澳大利亚潜艇部队的威慑力。从技术方面来看，“苍龙”级潜艇原本把AIP（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编者注）技术作为宣传的亮点，称可让潜艇在水下连续潜伏两周以上。不过，据说日本在此领域还存在问题，吃过类似亏的澳大利亚也心存疑虑。反观法国，虽然拿出的是全新设计方案，但作为世界上能独立制造核潜艇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法国具有雄厚可靠的技术储备，而且“短鳍梭鱼”级潜艇采用的是二代AIP技术、低噪音推进设备等，加上威力不俗的武器系统，难怪法国自豪称其“科技水平能保持到21世纪60年代”。
经济账。多年前就有澳专家警告说，为了得到更现代化的潜艇而牺牲澳大利亚的潜艇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得不偿失。澳方反复强调，潜艇采购不仅仅是澳大利亚花钱买装备这么简单，其中还包括更重要的技术转让和本土制造，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澳大利亚提高自身建造能力和为国民创造新就业机会。如特恩布尔所言，将这12艘潜艇都放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制造，可以为澳大利亚提供2800个就业机会，其重大意义在于“新的潜艇将在澳大利亚由澳大利亚人建造，使用澳大利亚的钢铁、澳大利亚的技术”。日本潜艇虽然性能和价格有竞争优势，但安倍政府出于相似的考虑，想在日本进行建造，以扶持本国军工企业，改善本国就业形势，并积累发展新一代潜艇技术。法国则不断调整方案，积极适应澳大利亚对本土制造的要求。 外交账。如果选择日本潜艇，在外交方面意味着澳对日本力图提升国际地位的支持，也代表澳大利亚进一步紧跟美日的立场。对于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情感上对日本还是有所保留，澳大利亚也不愿因此带来不必要的刺激。此外，中澳关系近来波折颇多，美国积极搭建以日澳为核心的战略包围圈，鼓动日澳介入南海问题。澳大利亚虽参与了“自由航行”，但依然希望能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不想轻易被贴上加入三国联合反华阵营的标签。澳大利亚媒体事后还专门澄清，日本的失败并不意味著中国的胜利，澳大利亚的战略选择也不是因中国的压力而做出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因素在该决定中起到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不过，恐怕也没多少人会否认，向日本潜艇说“不”，或多或少能给中澳关系带来小小的加分。
民意账。今年7月，澳大利亚将迎来大选，敏感时期的敏感决策，难免要考虑国内政治环境因素。特恩布尔肩负着为大选积攒人气的重担，贴近选民也成为他的重要使命。特恩布尔对此合同强调说，“我们所做的这些是为了保障澳大利亚的安全，护卫我们的岛国。同时，我们还要确保澳大利亚的经济转型至21世纪型经济，即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未来数十年提供技术、技能、先进的工业与就业岗位”，这些都是对民众最大的吸引力。“苍龙”级方案由于要求在日本制造，南澳大利亚地区的政客和民众担心会造成本地就业机会流失，而澳大利亚潜艇有限公司早已表示将建立新的潜艇工厂。澳著名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最近就“澳大利亚的新一代潜艇应在哪里建造”在部分成年公民中进行了民调，70%的人认为潜艇应主要在澳大利亚制造，即便意味着更高花费。由此可见，倘若真的选择了日本，特恩布尔在向选民们解释时必定颇伤脑筋，更可能会引发南澳民众的直接不满。
澳日关系仍有发展空间
法国赢得合同后，可谓举国欢庆，法国总统奥朗德、国防部长勒德里昂以及内政部长卡泽纳夫还前往DCNS在巴黎的总部表示祝贺。日本则对在最后时刻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目瞪口呆。这笔交易对日本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能够拿到价值不菲的大订单，更重要的是，这是日本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后，首次有机会向他国出售大型尖端作战武器，一旦成功，必将是日对外军贸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也是对日本军事装备的最好宣传。只是这场大戏的剧情似乎反转得太快，《日本时报》在3月还自信地认为从澳大利亚的新国防白皮书来看，日本在这笔合同上对法国和德国具有“不可逾越的领先地位”。
面对苦涩的结局，日本各界反应较为强烈。曾专程访问澳大利亚造船基地阿德莱德推销潜艇的防卫相中谷元怨气颇多，他表示此结果令人遗憾，希望澳方给出放弃日本潜艇的合理解释。还有日本人将这笔交易的流产怪罪于中国，认为是中国的施压和特恩布尔的亲华立场让日本遭受逆转。其实，日本的失败，除了澳大利亚方面的原因外，还要从它自身来反思，特别是它对军事与政治关系的误读以及缺乏军贸出口的操作经验。澳大利亚选择哪种潜艇，很大程度是一个国内外政治博弈的过程，绝非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日本在战争罪责如慰安妇问题以及挑动反华氛围等方面做得太过，引起较多争议。此外，日本加入澳大利亚潜艇竞标的时间较晚，信心更多的是建立在美国的力挺、安倍与阿博特的私人关系之上，既低估了欧洲的公关经验，也忽视了澳政局变化带来的影响。加上日本担心技术外泄和就业机会丢失，坚持在本土建造潜艇，这就让其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对澳大利亚来讲，这笔交易也存在质疑。在对外关系方面，反对者担心此举将削弱澳日安全合作关系，代表人物就是前总理阿博特。他一直将日本称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朋友，今年2月还在东京发表演说强调这笔潜艇交易“对东京而言是战略性的，对其他竞争者而言，是商业性的”。阿博特执政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在4月初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是该地区就海军力量而言最具实力的三个国家，当他们齐心协力时，对战略平衡将起到重要影响，而且“与日本进行合作、推动日本发展防务产业，能够促使日本更紧密地融入到地区安全结构之中来”，这将“塑造一个更安全、不那么焦虑的日本”，“此事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反对者还担心选择法国潜艇会使澳大利亚失去获得更先进潜艇的机会。
接下来，法国将与澳大利亚就这项合同进行更全面的磋商，如果不出现意外，这项交易也将随之启动生效。从澳大利亚传出的信息来看，澳日买卖不成友情在，这笔合同花落他家并不会对澳日关系造成致命伤害，虽然它的确可能在未来数月甚至更长时间里让澳日关系降温。然而，考虑到美、澳、日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的大趋势，澳日的战略共同点和相互需求依然较多，特恩布尔仍将日本称为澳大利亚特殊的战略伙伴。另一方面，大和民族在挫折面前总能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决心，作为国际军火销售领域的新人，日本必然会对此次失败进行总结，未来将结合实际对武器出售政策和推销策略进行完善。对澳日两国来讲，这次擦肩而过并不意味着不再回眸，可以预见的是，澳日安全合作在未来依然有望取得新的发展。
（作者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