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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杨勋迫于生计投靠香港的亲戚，和早几年到香港的哥哥一起创办了一家制衣厂，短短两年时间便发展成为一家集团公司。从到菲律宾、印尼设厂，进而在中国内地开休闲服装专卖店，杨勋将自己的休闲服装品牌一天天做大。
昔日一无所有，如今身家过10亿美元的杨勋，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十分低调。“多年来，没有形象代言人，我们的品牌通过了市场和时间的考验。未来10到15年，国内市场销售达到100亿元是我们的目标。”杨勋的目光十分坚定。
游泳到香港创业
1952年，杨勋出生在广东惠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把几个孩子拉扯大。父母持家的艰辛给杨勋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有所作为，要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杨勋小学毕业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家庭成分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他没有机会继续上中学。失学以后，杨勋来到农村，做“知青”，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人自暴自弃，有人听天由命，有人安于现状，而志向高远的杨勋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的誓言。在三年艰苦卓绝的生活中， 他从没有放弃努力，也没有放弃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的梦想。
1972年，杨勋20岁，他说，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自己愣是从广州游过长长的海峡，到达了香港，与三年前赴港的哥哥杨钊会合。虽然让人感觉很不可思议，杨勋说，游泳去香港，现在看起来很是好玩，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无奈之举。
由于并无特长，初到香港的他只能从一个最底层的工人做起。当时，他在香港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在一间仅40平方米的房间里除了他还住了十多个人，香港本地人看不起他们，叫他们“难民”。由于不懂英文，他们只能出苦力。社会的压力、生活的艰辛让杨勋加倍努力地工作，经常一天跑两三个工厂去上班，只要有工作就努力认真的去做，丝毫不在乎有没有休息时间。
当年，我和哥哥感觉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于是一起创办了旭日制衣厂。服装厂刚建起来的时候，员工在100人左右，厂房为600平方米。当时香港服装行业处在低潮，服装厂没有加工订单就很难存活。
我们的厂子规模不大，订单自然比较难接到，所以经营得比较吃力。但初次创业的激情，激励着我们兄弟俩不知疲倦地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时间，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厂里干活。
靠格子牛仔裤起家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笔大家都不愿意接的“格子”牛仔裤加工订单，彻底改变了工厂和我们兄弟俩的命运。
那是一笔200打的牛仔裤订单。当时许多大工厂的生产都不饱和，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厂，要接到订单主要靠一些朋友帮忙。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们，正好有一个订单没人干，问我们兄弟愿不愿意接。我了解到，一些厂家不接单的原因，是牛仔裤的打格子工序比较复杂。如何快速在面料上打格子，一直以来是让牛仔裤生产厂家头痛的技术性难题，而这个难题直接影响到产量高低。
“什么是格子牛仔裤?”面对疑问，杨勋拿出一张白纸，将其折叠成一个接一个的方格。“在重叠的部分走线，面料就成了一个一个方格。”杨勋的示范让人顿然明白了“格子”的与众不同。正是这些牛仔裤上特别的格子，让杨勋弟兄俩的制衣厂迎来几何式的跳跃。
起初接下这笔单子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但为了维持工厂的经营，我想，先把订单接下来，回去再研究工艺上的问题，毕竟工厂能接到的每笔订单都十分珍贵。经过和技术人员一同研究，我们制作出了一个小模具，专门用于给牛仔裤面料打格子。也就在模具开发出来时，好消息也传来，订货方又增加了600打订单，紧接着又加到3000打。
这下子，格子牛仔裤成为我们制衣厂的第一个拳头产品，工厂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后，在一年里就生产了10万打格子牛仔裤。为了提高产能，工厂规模也迅速扩大到拥有工人1000名，厂房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短短两年时间后，1974年，我们在原有制衣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集团公司。
香港的服装企业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做订单这一块，由于受出口配额的限制，服装加工企业常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不能不考虑向外拓展的策略。
在集团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我，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公司的持续发展问题。我想，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能不能解决出口配额的问题呢?结果，我们发现菲律宾有许多配额没人用，在印尼做出口贸易，政府还有系列优惠、补贴措施。
鉴于此，公司开始将服装厂的一部分生产力向菲律宾和印尼转移。为了让工厂的管理和技术跟上去，我们从香港派管理人员和工人过去，结果这样运作得很成功。
1978年，一个在内地做纺织品贸易的朋友建议我到内地去办服装加工厂。那个时候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步伐，有许多优惠政策措施。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我们决定，将在菲律宾、印尼办厂的一套成功做法带到内地，“我们投资，我们派人来管理，我们提供原料和辅料，当地负责人力和厂房，产品返销给我们。”这套方案很快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认可。
1980年，为扩大生产规模，公司开始在广东以外的省份，如江苏、山东、辽宁的一些城市开展服装加工业务。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后，大量产品出口到美国等国家。
进军香港地产界
我们在香港的服装加工厂，厂房最初是向人家租用的。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将这些厂房变成自己的，这样不仅可以自己用，还可以租给别人，解决资金的出入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公司陆陆续续将多间租用的厂房买下来。同时，拿厂房做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融资。富余资金一方面用于服装厂的扩大经营，另一方面投入到房地产项目中。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除了购买自己用的厂房，我们曾经花了2.08亿港元买下2.4万平方米的办公室。结果在1995年—9年时间后，卖了14亿港元。
1998年，受金融风暴影响，香港房地产跌价，我们又投入12.4亿港元买了北京道一号的一块地，大概花了7亿港元盖楼。投入20亿资金建的形如帆船一样的大楼，如今估价已经超过50亿港元，成为尖沙咀的一个新地标。
向房地产业的大步迈进，使得公司从人力密集型行业，成功实现向资金密集型行业的转移。集团公司的业务由此并重服装和房地产两大部分。
内地大开专卖店
居安思危，在服装加工生产这一块，我感觉单靠别人给订单还是不稳固，公司应该从单纯生产加工向做品牌转移。1990年，公司收购了澳洲一个休闲服装品牌“JEANSWEST(真维斯)”，从此走上品牌经营的道路。
1993年5月28日，在上海，我们的内地第一家休闲服装专卖店开业，结果大受市场欢迎。随后，内地其他城市也渐渐有了我们的休闲服装专卖店。
“休闲服的概念从国外传入，强调穿着上的随意和轻松。休闲服的一个特点，形象地说，就是穿着新衣服时有旧衣服的舒适感。用机器对面料进行水洗处理，是休闲服设计加工的一个重要元素。”做了三十多年休闲服加工生产的杨勋对自己产品的特点这样概括。
在上海开专卖店时，内地刚刚兴起穿休闲服的潮流，那时候我们进入内地零售市场的定位是“领导潮流”。一条样式简单的牛仔裤，售价180元，在当时的收入水平下，这个价位不算低，但仍让不少年轻人趋之若鹜。“如今，90元钱一条的休闲裤，在款式和面料等方面，比那时都要好。”杨勋笑了。
如果说在上海开第一家专卖店，是打开内地休闲服市场的前奏，那么在青岛首家专卖店的销售火爆局面，则让我对内地的休闲服市场信心倍增。
记得青岛第一家专卖店开业当天，我保守地预计一天的销售额应该在4000到5000元左右。结果却是，一间70平方米的店面，一天做了12万元的买卖。原来打算卖两个月的货，不到两个星期就销售一空。
到1994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公司在全国的专卖店达到一百多个。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杨勋领军的休闲服装品牌，在内地已经开有一千三百多个门店，年销售数十亿元。
十多年前我们引领潮流，卖价相对较高。如今，内地休闲服市场百花齐放，我们因此也相应调整思路，那就是做大众化的名牌休闲服，以物超所值的价钱吸引更多消费者，让大家都消费得起，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30年前香港一个100人左右的小加工厂，一天天成长为集零售、贸易和工业于一体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在内地的休闲服装市场上，杨勋和他的公司辛苦耕耘十几年，已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
杨勋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更有常人不及的精力。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工作时从来不知道疲倦，他笑称自己在公司所有员工中，每天的工作时间最长。最近他来到武汉，考察他的湖北分公司的工作，日程也是排得满满的。接受完记者采访后已是晚上10时多了，他还要去与员工见面，进行联欢活动，估计还要几个小时才能休息。
“只有在很晚回到家中或临睡前，我才感到些许倦意。”杨勋说，钱的多少对他来说意义已不大，工作着才是最快乐的。
达则兼济天下
从真维斯创办到今日，真维斯共援建了33所希望小学；斥资1800万元设立“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并捐助300万元，建立“真维斯希望教师基金”，助力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截止至目前，真维斯共捐赠近3000万元，用于支持教育事业。在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真维斯也在不断地贡献着企业的力量,到现在为止,陆续捐款750余万元。
杨勋自谓人生中有三个偶像：少年时代是父亲，创业期间是毛泽东，以后是释迦牟尼，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已成为杨勋人生不懈的追求。
设立专门机构，将赞助社会公益事业列入工作日程，这样的企业并不多见。杨勋在“旭日”就设有公益组，有专人负责。他还和兄长成立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专门从事佛学和各种慈善公益活动。给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给五保户送温暖，捐款抗击非典，赈灾海啸灾区，捐助四川地震等等。近几年来，杨氏兄弟共捐款2亿多元。
昔日一无所有，如今身家过10亿美元的杨勋，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十分低调。“多年来，没有形象代言人，我们的品牌通过了市场和时间的考验。未来10到15年，国内市场销售达到100亿元是我们的目标。”杨勋的目光十分坚定。
游泳到香港创业
1952年，杨勋出生在广东惠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把几个孩子拉扯大。父母持家的艰辛给杨勋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有所作为，要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杨勋小学毕业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家庭成分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他没有机会继续上中学。失学以后，杨勋来到农村，做“知青”，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人自暴自弃，有人听天由命，有人安于现状，而志向高远的杨勋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的誓言。在三年艰苦卓绝的生活中， 他从没有放弃努力，也没有放弃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的梦想。
1972年，杨勋20岁，他说，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自己愣是从广州游过长长的海峡，到达了香港，与三年前赴港的哥哥杨钊会合。虽然让人感觉很不可思议，杨勋说，游泳去香港，现在看起来很是好玩，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无奈之举。
由于并无特长，初到香港的他只能从一个最底层的工人做起。当时，他在香港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在一间仅40平方米的房间里除了他还住了十多个人，香港本地人看不起他们，叫他们“难民”。由于不懂英文，他们只能出苦力。社会的压力、生活的艰辛让杨勋加倍努力地工作，经常一天跑两三个工厂去上班，只要有工作就努力认真的去做，丝毫不在乎有没有休息时间。
当年，我和哥哥感觉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于是一起创办了旭日制衣厂。服装厂刚建起来的时候，员工在100人左右，厂房为600平方米。当时香港服装行业处在低潮，服装厂没有加工订单就很难存活。
我们的厂子规模不大，订单自然比较难接到，所以经营得比较吃力。但初次创业的激情，激励着我们兄弟俩不知疲倦地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时间，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厂里干活。
靠格子牛仔裤起家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笔大家都不愿意接的“格子”牛仔裤加工订单，彻底改变了工厂和我们兄弟俩的命运。
那是一笔200打的牛仔裤订单。当时许多大工厂的生产都不饱和，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厂，要接到订单主要靠一些朋友帮忙。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们，正好有一个订单没人干，问我们兄弟愿不愿意接。我了解到，一些厂家不接单的原因，是牛仔裤的打格子工序比较复杂。如何快速在面料上打格子，一直以来是让牛仔裤生产厂家头痛的技术性难题，而这个难题直接影响到产量高低。
“什么是格子牛仔裤?”面对疑问，杨勋拿出一张白纸，将其折叠成一个接一个的方格。“在重叠的部分走线，面料就成了一个一个方格。”杨勋的示范让人顿然明白了“格子”的与众不同。正是这些牛仔裤上特别的格子，让杨勋弟兄俩的制衣厂迎来几何式的跳跃。
起初接下这笔单子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但为了维持工厂的经营，我想，先把订单接下来，回去再研究工艺上的问题，毕竟工厂能接到的每笔订单都十分珍贵。经过和技术人员一同研究，我们制作出了一个小模具，专门用于给牛仔裤面料打格子。也就在模具开发出来时，好消息也传来，订货方又增加了600打订单，紧接着又加到3000打。
这下子，格子牛仔裤成为我们制衣厂的第一个拳头产品，工厂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后，在一年里就生产了10万打格子牛仔裤。为了提高产能，工厂规模也迅速扩大到拥有工人1000名，厂房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短短两年时间后，1974年，我们在原有制衣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集团公司。
香港的服装企业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做订单这一块，由于受出口配额的限制，服装加工企业常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不能不考虑向外拓展的策略。
在集团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我，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公司的持续发展问题。我想，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能不能解决出口配额的问题呢?结果，我们发现菲律宾有许多配额没人用，在印尼做出口贸易，政府还有系列优惠、补贴措施。
鉴于此，公司开始将服装厂的一部分生产力向菲律宾和印尼转移。为了让工厂的管理和技术跟上去，我们从香港派管理人员和工人过去，结果这样运作得很成功。
1978年，一个在内地做纺织品贸易的朋友建议我到内地去办服装加工厂。那个时候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步伐，有许多优惠政策措施。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我们决定，将在菲律宾、印尼办厂的一套成功做法带到内地，“我们投资，我们派人来管理，我们提供原料和辅料，当地负责人力和厂房，产品返销给我们。”这套方案很快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认可。
1980年，为扩大生产规模，公司开始在广东以外的省份，如江苏、山东、辽宁的一些城市开展服装加工业务。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后，大量产品出口到美国等国家。
进军香港地产界
我们在香港的服装加工厂，厂房最初是向人家租用的。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将这些厂房变成自己的，这样不仅可以自己用，还可以租给别人，解决资金的出入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公司陆陆续续将多间租用的厂房买下来。同时，拿厂房做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融资。富余资金一方面用于服装厂的扩大经营，另一方面投入到房地产项目中。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除了购买自己用的厂房，我们曾经花了2.08亿港元买下2.4万平方米的办公室。结果在1995年—9年时间后，卖了14亿港元。
1998年，受金融风暴影响，香港房地产跌价，我们又投入12.4亿港元买了北京道一号的一块地，大概花了7亿港元盖楼。投入20亿资金建的形如帆船一样的大楼，如今估价已经超过50亿港元，成为尖沙咀的一个新地标。
向房地产业的大步迈进，使得公司从人力密集型行业，成功实现向资金密集型行业的转移。集团公司的业务由此并重服装和房地产两大部分。
内地大开专卖店
居安思危，在服装加工生产这一块，我感觉单靠别人给订单还是不稳固，公司应该从单纯生产加工向做品牌转移。1990年，公司收购了澳洲一个休闲服装品牌“JEANSWEST(真维斯)”，从此走上品牌经营的道路。
1993年5月28日，在上海，我们的内地第一家休闲服装专卖店开业，结果大受市场欢迎。随后，内地其他城市也渐渐有了我们的休闲服装专卖店。
“休闲服的概念从国外传入，强调穿着上的随意和轻松。休闲服的一个特点，形象地说，就是穿着新衣服时有旧衣服的舒适感。用机器对面料进行水洗处理，是休闲服设计加工的一个重要元素。”做了三十多年休闲服加工生产的杨勋对自己产品的特点这样概括。
在上海开专卖店时，内地刚刚兴起穿休闲服的潮流，那时候我们进入内地零售市场的定位是“领导潮流”。一条样式简单的牛仔裤，售价180元，在当时的收入水平下，这个价位不算低，但仍让不少年轻人趋之若鹜。“如今，90元钱一条的休闲裤，在款式和面料等方面，比那时都要好。”杨勋笑了。
如果说在上海开第一家专卖店，是打开内地休闲服市场的前奏，那么在青岛首家专卖店的销售火爆局面，则让我对内地的休闲服市场信心倍增。
记得青岛第一家专卖店开业当天，我保守地预计一天的销售额应该在4000到5000元左右。结果却是，一间70平方米的店面，一天做了12万元的买卖。原来打算卖两个月的货，不到两个星期就销售一空。
到1994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公司在全国的专卖店达到一百多个。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杨勋领军的休闲服装品牌，在内地已经开有一千三百多个门店，年销售数十亿元。
十多年前我们引领潮流，卖价相对较高。如今，内地休闲服市场百花齐放，我们因此也相应调整思路，那就是做大众化的名牌休闲服，以物超所值的价钱吸引更多消费者，让大家都消费得起，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30年前香港一个100人左右的小加工厂，一天天成长为集零售、贸易和工业于一体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在内地的休闲服装市场上，杨勋和他的公司辛苦耕耘十几年，已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
杨勋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更有常人不及的精力。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工作时从来不知道疲倦，他笑称自己在公司所有员工中，每天的工作时间最长。最近他来到武汉，考察他的湖北分公司的工作，日程也是排得满满的。接受完记者采访后已是晚上10时多了，他还要去与员工见面，进行联欢活动，估计还要几个小时才能休息。
“只有在很晚回到家中或临睡前，我才感到些许倦意。”杨勋说，钱的多少对他来说意义已不大，工作着才是最快乐的。
达则兼济天下
从真维斯创办到今日，真维斯共援建了33所希望小学；斥资1800万元设立“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并捐助300万元，建立“真维斯希望教师基金”，助力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截止至目前，真维斯共捐赠近3000万元，用于支持教育事业。在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真维斯也在不断地贡献着企业的力量,到现在为止,陆续捐款750余万元。
杨勋自谓人生中有三个偶像：少年时代是父亲，创业期间是毛泽东，以后是释迦牟尼，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已成为杨勋人生不懈的追求。
设立专门机构，将赞助社会公益事业列入工作日程，这样的企业并不多见。杨勋在“旭日”就设有公益组，有专人负责。他还和兄长成立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专门从事佛学和各种慈善公益活动。给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给五保户送温暖，捐款抗击非典，赈灾海啸灾区，捐助四川地震等等。近几年来，杨氏兄弟共捐款2亿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