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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目前城市化过程中的有些问题非常严重，其原由：或是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欠佳，或是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文化的理解有失偏颇。在高速城市化的今天，无论新城还是老城，如何充分发掘历史底蕴和地域特色，整合、利用城市特有的资源秉赋，并在全球城市化过程中占得先机，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赢得一席之地，都应成为城市决策者经营、管理城市的主要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诉求，也应是城市规划、设计者的目标导向和首要任务。
一
叶：“殇”字的使用频率，社会上一度颇高，如文化之殇、教育之殇，还有什么拆迁之殇，等等。当年电视片《河殇》面世时，我的一位同窗对片名还有点不以为然，他认为“殇”字在汉语中的解释是“不到成年就夭折或出门在外而死”。屈原写《九歌·国殇》，也是旨在祭奠为国捐躯的将士，其意近乎“出门在外而死”，所以片名用“殇”似乎不那么贴切。当时我反诘道：千年以来，很多古汉语的词义被延伸了，国殇，除了常规意义上的解读，今天更多地被解释为国家之不幸，学校里老师讲解屈原的《九歌·国殇》也大都按此意。你这般引经据典，客气点说是“墨守成规”，严格而论是几近吹毛求疵。但我那同窗仍固执己见，因为他觉得我的反诘不够严谨。
王：不过我倒是同意你的反诘，因为社会在进步，语言也在进化，“殇”解释为“不幸”或是“悲剧”，没有什么不妥。当今社会出现的很多弊端，其程度之严重，确已到了“殇”的地步。前些日子我父亲因病去世，他在临终前医疗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让我深深体会到了现今医疗体制的诸多人为之“殇”。
叶：我之所以要说一下“殇”，那是因为唯恐有人会像我的同窗那样，死抠字眼，质疑本文的篇名。
王：我想不会的，因为今天人们已经认可了“殇”字作不幸或悲哀的解释，至少可以说是约定俗成了，我个人觉得“殇”字用在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上恰如其分。
叶：那好，现在可以进入正题了。
二
叶：我先说一件墓地进城的趣事来形容近20年来中国大陆城市扩张的速率。我外祖父家的墓地在上海浦东新区界龙公墓内。20年前去扫墓，我要从当时的川沙城内乘出租车或公交车前往，因为墓地离县城大约有两三华里的路程，而且墓地四周农田环伺。但现在这界龙公墓已位于川沙城的亚中心地带，四周被公寓楼、商场、酒店所包围，已是一派城市风貌。再说一件事。我以前求学的母校上海师大，原本围墙外都是农家的蔬菜地，现在这些农田，早被远远地挪至10公里以外了。由点及面，可见中国大陆近几十年城市化进程之神速。
王：你说的事极具代表性，不仅是上海，全国绝大部分城镇都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大大地扩充了城区面积。诚然，以社会发展的眼光看，城市化进程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遗憾的是，如同江河入海、曲折迂回一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当前的态势而言，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相当棘手，有的还非常严重。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欠佳，二是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文化的理解有失偏颇。这里所指的城市管理者，主要是城市的行政决策者，正是由于他们在城市发展规划、城市政策方针的制订和执行上的偏差，使得很多本可以解决的城市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合理处置。进一步说，一些城市痼疾难以治愈，主要是人为因素在作祟。
叶：说到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文化的理解有失偏颇，导致城市发展规划制定上的偏差，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听到的一件事：一位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受邀游览了厦门、珠海、深圳、广州、青岛、大连等城市，临走前，主人问及他对这些城市的感受时，没料到这位专家非但不置一词赞扬，反而感叹道：“除了这些城市的名字，我实在分不清哪是青岛、哪是珠海、哪是厦门、哪是大连了，说实话，这样的城市我是不想来第二次的……”
王：这就是现在饱受诟病的千城一面现象。如今，中国大陆的很多城市，不要说那位美国专家不想去第二次，连我都不想再度涉足，因为这些城市，南方北方一个样、广场绿地一个样、楼宇街区一个样，没有形态差异、功能之别、地域特色。对此，城市决策者、城市规划制定者应负全部责任。
为什么会出现千城一面现象？我觉得关键是那些城市规划决策者本身的文化素养太低，还有就是一些心术不正者的投机取巧。比如，一种城市广场的设计样式在几个城市广场同时使用，一种步行街的规划布局在几个城市街区依样照搬，一种城市改造项目的方案在几个城市机械地翻版，一种城市绿化种植的形式在几个城市同时模仿。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而如此“规划、建设、发展城市”，哪有让人不生厌的？
叶：我去过欧洲的30多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在我脑海里镌刻下深深的印记，巴黎、罗马、柏林这些大都市不消说了，像布拉格、维罗纳、纽伦堡那样的中等城市，也令人记忆犹新。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的一些小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他们各自的首都维尔纽斯、里加、塔林作为城市都很小，人口仅数十万，城区面积就像我们这儿的一个县城，如果参加旅行团走马观花似地游览，除了里加大概需要一天外，维尔纽斯和塔林半天足够了。但就是这三个城市却使我游兴盎然，特色鲜明的城市广场、风格迥异的步行街、古典沉郁的老城，处处显示着城市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继承和弘扬，特别是史料丰富的博物馆，更令我难以忘怀。这三个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都曾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曾受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掣肘，但不管时代风向如何云谲波诡，他们仍牢牢坚守着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并使之化为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涵，这让我由衷地赞叹不已。
我总觉得欧美一些城市有点像贵族妇女，很从容、很典雅，还有点傲然，让你从心里不得不产生一种尊崇、一种向往、一种感慨。
王：你对欧洲城市的赞扬我也有同感。我也曾去过欧洲和北美的数十个城市，虽然已过去了好多年，但仍清晰地记得那些城市的广场、街道和楼宇。反观国内城市，大大小小的我去过不下上百个了，说句形象一点的话，走在马路上几乎是此时不知身在何处，因为大多数城市，无论大城小城，不管东西南北，城中的那些高层建筑、广场街道如出一辙。我记得齐白石老先生曾对学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城市规划建设亦如此。有人曾说：中国至少有300座城市乃一母所出。据悉，世博会上的中国馆也被依瓢画葫芦，在某些城市矗立起来了。如此模仿，如此照搬，可笑乎？可叹乎？可悲乎？ 叶：还要加一个，可恨乎？！
据我最近的采访和调研得知，全球已建成的20座最高大楼中，有7座位于中国内地，而规划建设的“摩天楼20强”中，中国内地又包揽了17座。这样的大手笔，你又能作何想？一字以蔽之：牛！更牛的还有，根据已经出笼的全国各地的城市规划，五年后中国摩天大楼的总数将超过千座，达到现今美国已有摩天大楼总数的4倍！（注：国际标准为152米以上的建筑为摩天建筑）
我之所以说“可恨”，那是因为这股“摩天楼大跃进”的歪风，正从一二线城市刮向三四线城市，理由是三四线城市的土地资源充足，价格低廉。但这些三四线城市中，按现有的财政收入，其中好多城市根本承受不了造摩天楼的巨额投资。真是想象不出，当地的行政长官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机要“硬逼着鸭子上架”？！
王：建摩天大楼需巨资只是其一，其二是建成后需要支付高昂的维护成本，其三还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支持其运转。三四线城市能有“其二”和“其三”这样的条件吗？如果这些摩天楼出现大量空置或者租金收入不足，那将由谁来为此买单？退一步说，国内是否真有支撑起千座摩天大楼的市场需求？
叶：造摩天大楼和造航空母舰有点相同，一艘60，000吨级重型航母的造价一般要30亿～40亿美元，而每年的维护费用是造价的10%。所以，没有特殊的需要，一般国家不会轻易染指航母，因为费用实在太昂贵了。摩天楼也是如此，没有实质性的刚性需求，是万万不能涉足的。所以专家认为，千幢摩天楼的出现，更多的只是为千城一面增添累赘。
王：我们常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把它作为一句口号传播，但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却往往是南辕北辙。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世界各国钦羡不已；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创造出无愧于天下的、丰富多彩的城市样式，可惜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恰恰相反。当今中国大陆的城市，一派“共长天一色”的景象，就如同三军仪仗队，一般的服饰装备、一般的个头高低，只是脸部和肤色不尽相同罢了。一个国外的建筑规划专家受邀参观了中国大陆的一座省会城市、一座中等城市和一所大学，结果发现省政府大楼和市政府大楼造型完全一样，而市政府大楼和那个大学的主大楼毫无二致。询问后得知，这些大楼的图纸均出自这个省的城市建筑规划设计院一家之手。
叶：我记得去年全国“两会”上，作家冯骥才说，千城一面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悲剧。把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千姿万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都变成了难以分辨的城市，把这样的东西交给后人，他们除了说我们无知、无能，缺乏文化品位，不会有任何原谅的评语。
王：从一个宽泛的历史角度去检视，任何一座城市的演变都应该是一个自然有序、平衡协调、渐进可续的过程，她的魅力在于独具特色。威尼斯、苏州的“水城”之名之所以能千古流芳，就是因为拥有举世莫比的“人家尽枕河”的独特形态，且这种特色是建立在本土自然条件和民俗习惯基础之上的，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风格与韵味，也蕴含着城市独有的个性与魅力。
在高速城市化的今天，无论新城还是老城，如何充分发掘历史底蕴和地域特色，整合、利用城市特有的资源秉赋，在全球城市化过程中占得先机，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赢得一席之地，都应成为城市决策者经营、管理城市的主要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诉求，也应是城市规划、设计者的目标导向和首要任务。
三
叶：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学教书，当时高二年级语文课本中有《威尼斯》一文，出自朱自清的手笔。我在讲解课文时，自然而然地扯上了威尼斯的姐妹城市苏州。有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苏州城里哪有“人家尽枕河”的景象呀？跟我们上海一样，都是柏油马路！我一时难以言对，楞了一下才半假半真地调侃道：城市现代化了，沧海都要变桑田，更何况河流乎？所以，河道成街道，当然也就在所不惜了。
威尼斯我刚去过，“人家尽枕河”是名符其实，但苏州却早已徒有虚名，即便仅存的几处“水城”景色，也是政府“保护”和“开发”的政绩所为，与诗人描绘相去甚远。所以，你上面把威尼斯和苏州相提并论，我不敢苟同。
王：在没有正式宣布撤销两个城市的“姐妹关系”之前，我们只能被迫认可苏州和威尼斯具有同等的地位。但从客观存在的角度出发，我又同意你的见解，因为以现在苏州的自然条件、人文景观而论，她确实已没有资格与威尼斯以姐妹城市相称，因为她的地域特色几乎丧失殆尽。我此时说的“人家尽枕河”，更多地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发一下思古之幽情。对于今天的苏州，我已无话可说。
叶：我有时很纳闷，我们国家或自诩、或受封、或被加冕的各种“设计大师”熙熙攘攘，至少可排出几个方阵到天安门前去接受领袖的检阅，可城市规划设计却是“克隆”现象层出不穷，这实在令人费解！我知道这些年你对城市问题甚有研究，一定有不少心得，就宏观而言，你觉得产生千城一面的根源在哪儿？
王：那我就拣大的说。
首先，从国际角度看，始于英国的工业文明，不仅改变了农业文明原有的社会形态，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而且，也打破了地域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界限和文化藩篱。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工业文明的巨大影响力不但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渗透到教育、艺术等各个领域。比如建筑领域，两个世纪以来，以西方建筑话语为主的建筑文化一统天下，即便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也充斥了西方的价值观，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不仅仅是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西安，或是香港、台北以及曼谷、汉城等亚洲城市，就是纽约、巴黎、伦敦、柏林等一些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空间和形态也失去了不少个性化的东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就曾说过：其实城市趋同在很多国家都有，只是中国特别突出。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建筑和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被大大淡化了，对全球文化的认同和对当代消费模式的共同追求，使传统城市的特色日渐式微。 其次，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了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以目前的状况看，我国正处在重工业化时代，但城市化水平的低下，将对工业化进程产生不小的阻力，因此，当第一、二产业的结构比例发生变化时，各地自然而然地开展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也就毫不奇怪了。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化，特别是高速城市化阶段的“造城”现象，是一种社会进化的必然。因为现代城市诞生于工业革命时代，城市开发模式是在工业文明的四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在这种思维模式主导下，出现千城一面现象，不足为怪。专家认为，现代城市建筑中呆板、雷同、机械等的现象，就是工业化时代思维定势负效应的一种反映。
此外，跟风和赶时髦是某些国人的一种缺乏底气和品位的痼疾，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常常表现为种种盲从式、形式化、趋同性的失误，即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大到打造国际大都市之风、设立经济开发区之风，小到建设城市广场、中央草坪之风，以及地铁风、CBD风等。然而，每一次狂风之后，城市的个性、地域的特色、历史的积淀就被刮去一层，而雷同的形象工程、宏大的政绩工程、浪费的烂尾工程便会增加一群，千城一面的程度更会加深一度。
叶：以我所采访到的材料得知，上海在过去十几年中新建的摩天大楼，比整个美国西海岸全部摩天大楼的总和还要多，但这些建筑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案，大都直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高楼、高密度、大广场”的思维。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库哈斯，在一次国际建筑设计学术研讨会上，曾这样调侃他的中国同行：“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十分之一，但在五分之一的时间内却设计出了五倍数量的建筑。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倍。”难以置信的“效率”也许是品质不高的动因。
王：我觉得这有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形式上也许是专家定夺，但城市领导、楼宇业主“委婉的建议”，往往令专家学者“闻而却步”、不令而行。城市规划也好，建筑设计也罢，既是一种很有学问的专业行为，也是对所在地城市历史、人文的一种尊重，对这个地方安居者的一种负责，更是对这些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无论领导、业主，无论专家学者，都不该随心所欲，都不能背离科学，都无权漠视民意。一个城市，不管外表如何光鲜，如果因此而致民生不善，这样的城市越亮丽就越是民之不幸；一个城市的政府办公楼不管如何富丽堂皇，如果市民走都走不进，那这样的办公楼越豪华就越发引起市民的不满。城市需要发展，但不应千城一面；城市应该建设，但不能盲目跟风，不然只能是城之“殇”、民之哀。
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在政治、经济上一面倒，全盘“苏化”，高等教育亦受其累，专业设置坠入了苏联模式的陷阱。自现代高等教育创建以来，世界各国一直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作为一门综合学科进行教学，学习课程内容包括人文艺术、自然科学、社会地理、工程技术等，学科定位属文理兼备性质。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为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把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科硬是划归为纯理工科学科，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两门学科的原始属性。更有甚者，把城市规划专业置于建筑学科麾下，用城市建筑学科来覆盖城市规划学科，让学建筑规划设计的来搞城市总体规划，如此作为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王：严格地说，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认为，这三种专业的人，人文、艺术的修养应远高于工程技术学科的专业人才。其中，搞城市规划的应具备很强的策划思辩、统筹协调、前瞻出新的能力；从事建筑设计的应更多具备人文感悟、艺术欣赏、空间想象的能力；而进行城市设计的则应兼备以上两者的综合素养。术有专攻，无知、盲目地互相替代，只能给科学、优质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带来诸如千城一面、百楼同样、十市难辨的噩运。
叶：千城一面的背后还有难以启齿的隐秘，这就是部分城市决策者受盲目“求变、求新、求洋、求大”愚昧心理的驱使，急功近利、装点摆阔。更有甚者，利用城建项目官商沆瀣一气、作奸犯科，关于此，将引出一个更大的话题，决非三言两语所能叙尽，所以就不赘言了。
王：作为城市的主政者，不应把人民的厚望、职业的操守、做人的道德，化为贻笑大方、历史所不齿的城市之“殇”，因为这是民所不允、法之难容的。但愿城市的掌权者，包括规划者、设计者、建设者，都能好自为之。
■责任编辑：张 炜
一
叶：“殇”字的使用频率，社会上一度颇高，如文化之殇、教育之殇，还有什么拆迁之殇，等等。当年电视片《河殇》面世时，我的一位同窗对片名还有点不以为然，他认为“殇”字在汉语中的解释是“不到成年就夭折或出门在外而死”。屈原写《九歌·国殇》，也是旨在祭奠为国捐躯的将士，其意近乎“出门在外而死”，所以片名用“殇”似乎不那么贴切。当时我反诘道：千年以来，很多古汉语的词义被延伸了，国殇，除了常规意义上的解读，今天更多地被解释为国家之不幸，学校里老师讲解屈原的《九歌·国殇》也大都按此意。你这般引经据典，客气点说是“墨守成规”，严格而论是几近吹毛求疵。但我那同窗仍固执己见，因为他觉得我的反诘不够严谨。
王：不过我倒是同意你的反诘，因为社会在进步，语言也在进化，“殇”解释为“不幸”或是“悲剧”，没有什么不妥。当今社会出现的很多弊端，其程度之严重，确已到了“殇”的地步。前些日子我父亲因病去世，他在临终前医疗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让我深深体会到了现今医疗体制的诸多人为之“殇”。
叶：我之所以要说一下“殇”，那是因为唯恐有人会像我的同窗那样，死抠字眼，质疑本文的篇名。
王：我想不会的，因为今天人们已经认可了“殇”字作不幸或悲哀的解释，至少可以说是约定俗成了，我个人觉得“殇”字用在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上恰如其分。
叶：那好，现在可以进入正题了。
二
叶：我先说一件墓地进城的趣事来形容近20年来中国大陆城市扩张的速率。我外祖父家的墓地在上海浦东新区界龙公墓内。20年前去扫墓，我要从当时的川沙城内乘出租车或公交车前往，因为墓地离县城大约有两三华里的路程，而且墓地四周农田环伺。但现在这界龙公墓已位于川沙城的亚中心地带，四周被公寓楼、商场、酒店所包围，已是一派城市风貌。再说一件事。我以前求学的母校上海师大，原本围墙外都是农家的蔬菜地，现在这些农田，早被远远地挪至10公里以外了。由点及面，可见中国大陆近几十年城市化进程之神速。
王：你说的事极具代表性，不仅是上海，全国绝大部分城镇都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大大地扩充了城区面积。诚然，以社会发展的眼光看，城市化进程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遗憾的是，如同江河入海、曲折迂回一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当前的态势而言，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相当棘手，有的还非常严重。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欠佳，二是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文化的理解有失偏颇。这里所指的城市管理者，主要是城市的行政决策者，正是由于他们在城市发展规划、城市政策方针的制订和执行上的偏差，使得很多本可以解决的城市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合理处置。进一步说，一些城市痼疾难以治愈，主要是人为因素在作祟。
叶：说到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文化的理解有失偏颇，导致城市发展规划制定上的偏差，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听到的一件事：一位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受邀游览了厦门、珠海、深圳、广州、青岛、大连等城市，临走前，主人问及他对这些城市的感受时，没料到这位专家非但不置一词赞扬，反而感叹道：“除了这些城市的名字，我实在分不清哪是青岛、哪是珠海、哪是厦门、哪是大连了，说实话，这样的城市我是不想来第二次的……”
王：这就是现在饱受诟病的千城一面现象。如今，中国大陆的很多城市，不要说那位美国专家不想去第二次，连我都不想再度涉足，因为这些城市，南方北方一个样、广场绿地一个样、楼宇街区一个样，没有形态差异、功能之别、地域特色。对此，城市决策者、城市规划制定者应负全部责任。
为什么会出现千城一面现象？我觉得关键是那些城市规划决策者本身的文化素养太低，还有就是一些心术不正者的投机取巧。比如，一种城市广场的设计样式在几个城市广场同时使用，一种步行街的规划布局在几个城市街区依样照搬，一种城市改造项目的方案在几个城市机械地翻版，一种城市绿化种植的形式在几个城市同时模仿。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而如此“规划、建设、发展城市”，哪有让人不生厌的？
叶：我去过欧洲的30多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在我脑海里镌刻下深深的印记，巴黎、罗马、柏林这些大都市不消说了，像布拉格、维罗纳、纽伦堡那样的中等城市，也令人记忆犹新。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的一些小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他们各自的首都维尔纽斯、里加、塔林作为城市都很小，人口仅数十万，城区面积就像我们这儿的一个县城，如果参加旅行团走马观花似地游览，除了里加大概需要一天外，维尔纽斯和塔林半天足够了。但就是这三个城市却使我游兴盎然，特色鲜明的城市广场、风格迥异的步行街、古典沉郁的老城，处处显示着城市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继承和弘扬，特别是史料丰富的博物馆，更令我难以忘怀。这三个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都曾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曾受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掣肘，但不管时代风向如何云谲波诡，他们仍牢牢坚守着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并使之化为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涵，这让我由衷地赞叹不已。
我总觉得欧美一些城市有点像贵族妇女，很从容、很典雅，还有点傲然，让你从心里不得不产生一种尊崇、一种向往、一种感慨。
王：你对欧洲城市的赞扬我也有同感。我也曾去过欧洲和北美的数十个城市，虽然已过去了好多年，但仍清晰地记得那些城市的广场、街道和楼宇。反观国内城市，大大小小的我去过不下上百个了，说句形象一点的话，走在马路上几乎是此时不知身在何处，因为大多数城市，无论大城小城，不管东西南北，城中的那些高层建筑、广场街道如出一辙。我记得齐白石老先生曾对学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城市规划建设亦如此。有人曾说：中国至少有300座城市乃一母所出。据悉，世博会上的中国馆也被依瓢画葫芦，在某些城市矗立起来了。如此模仿，如此照搬，可笑乎？可叹乎？可悲乎？ 叶：还要加一个，可恨乎？！
据我最近的采访和调研得知，全球已建成的20座最高大楼中，有7座位于中国内地，而规划建设的“摩天楼20强”中，中国内地又包揽了17座。这样的大手笔，你又能作何想？一字以蔽之：牛！更牛的还有，根据已经出笼的全国各地的城市规划，五年后中国摩天大楼的总数将超过千座，达到现今美国已有摩天大楼总数的4倍！（注：国际标准为152米以上的建筑为摩天建筑）
我之所以说“可恨”，那是因为这股“摩天楼大跃进”的歪风，正从一二线城市刮向三四线城市，理由是三四线城市的土地资源充足，价格低廉。但这些三四线城市中，按现有的财政收入，其中好多城市根本承受不了造摩天楼的巨额投资。真是想象不出，当地的行政长官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机要“硬逼着鸭子上架”？！
王：建摩天大楼需巨资只是其一，其二是建成后需要支付高昂的维护成本，其三还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支持其运转。三四线城市能有“其二”和“其三”这样的条件吗？如果这些摩天楼出现大量空置或者租金收入不足，那将由谁来为此买单？退一步说，国内是否真有支撑起千座摩天大楼的市场需求？
叶：造摩天大楼和造航空母舰有点相同，一艘60，000吨级重型航母的造价一般要30亿～40亿美元，而每年的维护费用是造价的10%。所以，没有特殊的需要，一般国家不会轻易染指航母，因为费用实在太昂贵了。摩天楼也是如此，没有实质性的刚性需求，是万万不能涉足的。所以专家认为，千幢摩天楼的出现，更多的只是为千城一面增添累赘。
王：我们常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把它作为一句口号传播，但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却往往是南辕北辙。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世界各国钦羡不已；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创造出无愧于天下的、丰富多彩的城市样式，可惜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恰恰相反。当今中国大陆的城市，一派“共长天一色”的景象，就如同三军仪仗队，一般的服饰装备、一般的个头高低，只是脸部和肤色不尽相同罢了。一个国外的建筑规划专家受邀参观了中国大陆的一座省会城市、一座中等城市和一所大学，结果发现省政府大楼和市政府大楼造型完全一样，而市政府大楼和那个大学的主大楼毫无二致。询问后得知，这些大楼的图纸均出自这个省的城市建筑规划设计院一家之手。
叶：我记得去年全国“两会”上，作家冯骥才说，千城一面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悲剧。把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千姿万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都变成了难以分辨的城市，把这样的东西交给后人，他们除了说我们无知、无能，缺乏文化品位，不会有任何原谅的评语。
王：从一个宽泛的历史角度去检视，任何一座城市的演变都应该是一个自然有序、平衡协调、渐进可续的过程，她的魅力在于独具特色。威尼斯、苏州的“水城”之名之所以能千古流芳，就是因为拥有举世莫比的“人家尽枕河”的独特形态，且这种特色是建立在本土自然条件和民俗习惯基础之上的，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风格与韵味，也蕴含着城市独有的个性与魅力。
在高速城市化的今天，无论新城还是老城，如何充分发掘历史底蕴和地域特色，整合、利用城市特有的资源秉赋，在全球城市化过程中占得先机，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赢得一席之地，都应成为城市决策者经营、管理城市的主要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诉求，也应是城市规划、设计者的目标导向和首要任务。
三
叶：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学教书，当时高二年级语文课本中有《威尼斯》一文，出自朱自清的手笔。我在讲解课文时，自然而然地扯上了威尼斯的姐妹城市苏州。有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苏州城里哪有“人家尽枕河”的景象呀？跟我们上海一样，都是柏油马路！我一时难以言对，楞了一下才半假半真地调侃道：城市现代化了，沧海都要变桑田，更何况河流乎？所以，河道成街道，当然也就在所不惜了。
威尼斯我刚去过，“人家尽枕河”是名符其实，但苏州却早已徒有虚名，即便仅存的几处“水城”景色，也是政府“保护”和“开发”的政绩所为，与诗人描绘相去甚远。所以，你上面把威尼斯和苏州相提并论，我不敢苟同。
王：在没有正式宣布撤销两个城市的“姐妹关系”之前，我们只能被迫认可苏州和威尼斯具有同等的地位。但从客观存在的角度出发，我又同意你的见解，因为以现在苏州的自然条件、人文景观而论，她确实已没有资格与威尼斯以姐妹城市相称，因为她的地域特色几乎丧失殆尽。我此时说的“人家尽枕河”，更多地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发一下思古之幽情。对于今天的苏州，我已无话可说。
叶：我有时很纳闷，我们国家或自诩、或受封、或被加冕的各种“设计大师”熙熙攘攘，至少可排出几个方阵到天安门前去接受领袖的检阅，可城市规划设计却是“克隆”现象层出不穷，这实在令人费解！我知道这些年你对城市问题甚有研究，一定有不少心得，就宏观而言，你觉得产生千城一面的根源在哪儿？
王：那我就拣大的说。
首先，从国际角度看，始于英国的工业文明，不仅改变了农业文明原有的社会形态，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而且，也打破了地域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界限和文化藩篱。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工业文明的巨大影响力不但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渗透到教育、艺术等各个领域。比如建筑领域，两个世纪以来，以西方建筑话语为主的建筑文化一统天下，即便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也充斥了西方的价值观，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不仅仅是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西安，或是香港、台北以及曼谷、汉城等亚洲城市，就是纽约、巴黎、伦敦、柏林等一些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空间和形态也失去了不少个性化的东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就曾说过：其实城市趋同在很多国家都有，只是中国特别突出。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建筑和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被大大淡化了，对全球文化的认同和对当代消费模式的共同追求，使传统城市的特色日渐式微。 其次，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了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以目前的状况看，我国正处在重工业化时代，但城市化水平的低下，将对工业化进程产生不小的阻力，因此，当第一、二产业的结构比例发生变化时，各地自然而然地开展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也就毫不奇怪了。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化，特别是高速城市化阶段的“造城”现象，是一种社会进化的必然。因为现代城市诞生于工业革命时代，城市开发模式是在工业文明的四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在这种思维模式主导下，出现千城一面现象，不足为怪。专家认为，现代城市建筑中呆板、雷同、机械等的现象，就是工业化时代思维定势负效应的一种反映。
此外，跟风和赶时髦是某些国人的一种缺乏底气和品位的痼疾，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常常表现为种种盲从式、形式化、趋同性的失误，即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大到打造国际大都市之风、设立经济开发区之风，小到建设城市广场、中央草坪之风，以及地铁风、CBD风等。然而，每一次狂风之后，城市的个性、地域的特色、历史的积淀就被刮去一层，而雷同的形象工程、宏大的政绩工程、浪费的烂尾工程便会增加一群，千城一面的程度更会加深一度。
叶：以我所采访到的材料得知，上海在过去十几年中新建的摩天大楼，比整个美国西海岸全部摩天大楼的总和还要多，但这些建筑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案，大都直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高楼、高密度、大广场”的思维。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库哈斯，在一次国际建筑设计学术研讨会上，曾这样调侃他的中国同行：“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十分之一，但在五分之一的时间内却设计出了五倍数量的建筑。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倍。”难以置信的“效率”也许是品质不高的动因。
王：我觉得这有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形式上也许是专家定夺，但城市领导、楼宇业主“委婉的建议”，往往令专家学者“闻而却步”、不令而行。城市规划也好，建筑设计也罢，既是一种很有学问的专业行为，也是对所在地城市历史、人文的一种尊重，对这个地方安居者的一种负责，更是对这些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无论领导、业主，无论专家学者，都不该随心所欲，都不能背离科学，都无权漠视民意。一个城市，不管外表如何光鲜，如果因此而致民生不善，这样的城市越亮丽就越是民之不幸；一个城市的政府办公楼不管如何富丽堂皇，如果市民走都走不进，那这样的办公楼越豪华就越发引起市民的不满。城市需要发展，但不应千城一面；城市应该建设，但不能盲目跟风，不然只能是城之“殇”、民之哀。
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在政治、经济上一面倒，全盘“苏化”，高等教育亦受其累，专业设置坠入了苏联模式的陷阱。自现代高等教育创建以来，世界各国一直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作为一门综合学科进行教学，学习课程内容包括人文艺术、自然科学、社会地理、工程技术等，学科定位属文理兼备性质。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为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把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科硬是划归为纯理工科学科，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两门学科的原始属性。更有甚者，把城市规划专业置于建筑学科麾下，用城市建筑学科来覆盖城市规划学科，让学建筑规划设计的来搞城市总体规划，如此作为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王：严格地说，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认为，这三种专业的人，人文、艺术的修养应远高于工程技术学科的专业人才。其中，搞城市规划的应具备很强的策划思辩、统筹协调、前瞻出新的能力；从事建筑设计的应更多具备人文感悟、艺术欣赏、空间想象的能力；而进行城市设计的则应兼备以上两者的综合素养。术有专攻，无知、盲目地互相替代，只能给科学、优质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带来诸如千城一面、百楼同样、十市难辨的噩运。
叶：千城一面的背后还有难以启齿的隐秘，这就是部分城市决策者受盲目“求变、求新、求洋、求大”愚昧心理的驱使，急功近利、装点摆阔。更有甚者，利用城建项目官商沆瀣一气、作奸犯科，关于此，将引出一个更大的话题，决非三言两语所能叙尽，所以就不赘言了。
王：作为城市的主政者，不应把人民的厚望、职业的操守、做人的道德，化为贻笑大方、历史所不齿的城市之“殇”，因为这是民所不允、法之难容的。但愿城市的掌权者，包括规划者、设计者、建设者，都能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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