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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战场都硝烟弥漫，不是任何时候你都能看清自己的敌人。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里不见枪炮，没有流血，然而，战斗却是那般炽烈，那般紧张。
50年代初，侵朝美军违反国际公法，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悍然使用细菌武器，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我国政府为了揭露美军的罪恶行径，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紧急筹建了“美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由郭沫若、廖承志和王斌负责。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教授，年仅35岁的陆宝麟也是这个委员会中的一员。
1916年，陆宝麟出生在江苏常熟城外的小镇白茅。大自然中的各种昆虫，引起了他莫大的兴趣。18岁的陆宝麟在东吴大学读书时，受刘承钊（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陆近仁（中国研究鳞翅目昆虫幼虫分类学第一人）等教授的熏陶，对科学研究工作产生了兴趣，立志毕业之后要从事生物科学研究。1939 年秋，陆宝麟考取了当时迁至昆明的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生物学系，在刘崇乐（我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教授指导下攻读昆虫学，进行水生昆虫生态学的研究。两年后，陆宝麟顺利获得理学硕士学位，随即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任职，从此开始了对蚊虫的研究。我国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在《奇人奇事》一书中，把陆宝麟称为“奇人”。因为陆老的大半生都在与大自然中渺小的昆虫——蚊子打交道。
战——细菌
1952年1月27日夜间，多批美国飞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部队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次日凌晨，第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的雪地上发现大量疑似苍蝇、跳蚤和蜘蛛的昆虫，散布面积约0.02km2。随后，该团在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但又不完全相似，散布面积约6km2，当地居民对这些昆虫也不熟悉。42军认为：“此虫发生可疑，属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42军卫生科设备和技术水平有限，无法确认昆虫是否带有细菌。中央就此立即作出指示，组织研究小组赶赴战区。陆宝麟奉命参加了这个小组，与我国许多知名科学家一道，力图向国际友人论证美国空投昆虫进行细菌战的事实。陆宝麟和他的同事从科学的角度查明我国东北发现的一种昆虫，不是当地原有的，而是来自国外的。经过了一番充足的准备，陆宝麟在国际科学委员会主持的辩论会上，从标本虫的生态习性等方面，有理有据地回答了国际代表们一连串的疑问，陆宝麟的发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利用投撒带菌昆虫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为祖国赢得了“胜利”。
陆宝麟开始研究蚊子只是作为对一种科学问题的探究，但自这次“细菌战”以后，他的肩上挑起了重担，他意识到：对蚊子的研究，甚至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健康休戚相关。
战——疟疾
1953年，陆宝麟又接到紧急任务，匆匆赶到我国滇西南地区。
那一年，正在滇西南边防地区剿匪戍边的部队里有许多干部和战士患了疟疾，亟待救治。中央军委就此下令，派遣医疗队紧急赶往滇西南灭蚊除疟。蚊子专家陆宝麟又一次加入到了这场无声的战争中，并成为解放后深入该地区调查疟疾的第一个学者。这是我国首次对疟疾进行的大规模的调研和防治活动。
1950年至1953年，我国滇西南地区土匪猖獗，就在医疗队到来之前，李弥匪帮的小分队还袭击过当地的马帮和政府工作人员。因此，陆宝麟每次都是在冲锋枪和手枪的保护下进行野外采集蚊虫的研究工作。后来，同事们还告诉他，为了保护他的安全，部队甚至在山头架起了机枪，也有人说是布下了六零炮。陆教授风趣地说：“这是不是真事儿，我没有考证，不过，用机枪、冲锋枪保护我采集蚊虫，这也是我搞蚊虫研究中的一件奇事。”
除了要预防土匪的突然袭击，陆宝麟及医疗小分队的每位成员还要面对滇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滇西和滇南地区多为山路，陆宝麟和同事们到滇西和滇南各地全靠两条腿来完成。从保山到耿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步行千里，历时十天才抵达目的地。当时耿马是疟疾病的多发地带，陆宝麟耳闻目睹了当地群众深受疟疾危害之苦，更觉身上的担子加重了。为了尽快查清疟疾的传播媒介，陆宝麟冒着会患上脑性疟疾的风险，每到一个地方就钻进树丛里、竹林中，身上被蚊子叮咬出许多“红点”。他还风趣的跟劝阻的同事说“搞科研也要像打仗一样，要有一种牺牲精神。”
十个多月的时间里，陆宝麟就这样在冲锋枪和手枪的保护下，一次次钻进蚊子聚集的地方，跑遍了疟疾流行最严重的10多个县，通过对上万只蚊子的分析研究，终于确认了滇西南地区疟疾横行的罪魁祸首——“微小按蚊”。根据“微小按蚊”主要生活在村庄周围、池塘或河湾缓流中等习性，陆宝麟提出建议，部队的疟疾防治应从当时以服预防药为主的消极方法，转为针对微小按蚊的媒介防治的积极方法，在驻滇部队和村庄居民中广泛推行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灭蚊，使疟疾发病完全得到控制。
4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滇西南早已变成了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也许摆脱疟疾侵扰之苦的滇西南人民，不知道陆宝麟的名字，但陆宝麟教授却认为——这没什么要紧的，医学家的贡献不在名，而在于他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解除了痛苦，为人民送去了幸福生活！这是最可贵的，也是最应引以为荣的。
战——登革热
1978年，广东佛山忽然流行一种传染病，病人多表现为高热、头痛、肌肉、骨关节剧烈酸痛等症状。这就是那个年代让人生畏的登革热病。产生这种疾病又是蚊子在作祟。
陆宝麟又一次来到了“战区”，查明传播“登革热”这种病毒的媒介是“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
凭着扎实的专业功底，陆宝麟发现是当地居民水缸里的“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导致了登革热的爆发流行。陆宝麟领导成立了综合防治研究协作组，协作组深入疫区，动员群众填污水坑，来了个大规模的翻盆倒罐运动，消灭白纹伊蚊、埃及伊蚊的孳生地。这才终于制服了凶恶的“登革热”，使人民安居乐业。
有人问陆宝麟为什么偏偏选择研究人人讨厌的蚊子，而且在这些小小蚊子身上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血。陆宝麟只是淡然一笑，回答说：“搞科学研究，不能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研究对象。我之所以选择研究蚊子，一个重要原因是蚊子可以传播许多疾病，它是疟疾、淋巴丝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的传播媒介，它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我研究蚊虫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蚊虫的大量繁衍和各种蚊虫疾病的流行，让人们杜绝疾病传染，少得病，不得病，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陆宝麟一生与蚊虫为伴，在这个令人“生厌”的领域里，创造了中国人自己的传奇，成为世人瞩目的“蚊坛”泰斗。
50年代初，侵朝美军违反国际公法，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悍然使用细菌武器，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我国政府为了揭露美军的罪恶行径，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紧急筹建了“美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由郭沫若、廖承志和王斌负责。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教授，年仅35岁的陆宝麟也是这个委员会中的一员。
1916年，陆宝麟出生在江苏常熟城外的小镇白茅。大自然中的各种昆虫，引起了他莫大的兴趣。18岁的陆宝麟在东吴大学读书时，受刘承钊（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陆近仁（中国研究鳞翅目昆虫幼虫分类学第一人）等教授的熏陶，对科学研究工作产生了兴趣，立志毕业之后要从事生物科学研究。1939 年秋，陆宝麟考取了当时迁至昆明的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生物学系，在刘崇乐（我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教授指导下攻读昆虫学，进行水生昆虫生态学的研究。两年后，陆宝麟顺利获得理学硕士学位，随即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任职，从此开始了对蚊虫的研究。我国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在《奇人奇事》一书中，把陆宝麟称为“奇人”。因为陆老的大半生都在与大自然中渺小的昆虫——蚊子打交道。
战——细菌
1952年1月27日夜间，多批美国飞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部队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次日凌晨，第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的雪地上发现大量疑似苍蝇、跳蚤和蜘蛛的昆虫，散布面积约0.02km2。随后，该团在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但又不完全相似，散布面积约6km2，当地居民对这些昆虫也不熟悉。42军认为：“此虫发生可疑，属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42军卫生科设备和技术水平有限，无法确认昆虫是否带有细菌。中央就此立即作出指示，组织研究小组赶赴战区。陆宝麟奉命参加了这个小组，与我国许多知名科学家一道，力图向国际友人论证美国空投昆虫进行细菌战的事实。陆宝麟和他的同事从科学的角度查明我国东北发现的一种昆虫，不是当地原有的，而是来自国外的。经过了一番充足的准备，陆宝麟在国际科学委员会主持的辩论会上，从标本虫的生态习性等方面，有理有据地回答了国际代表们一连串的疑问，陆宝麟的发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利用投撒带菌昆虫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为祖国赢得了“胜利”。
陆宝麟开始研究蚊子只是作为对一种科学问题的探究，但自这次“细菌战”以后，他的肩上挑起了重担，他意识到：对蚊子的研究，甚至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健康休戚相关。
战——疟疾
1953年，陆宝麟又接到紧急任务，匆匆赶到我国滇西南地区。
那一年，正在滇西南边防地区剿匪戍边的部队里有许多干部和战士患了疟疾，亟待救治。中央军委就此下令，派遣医疗队紧急赶往滇西南灭蚊除疟。蚊子专家陆宝麟又一次加入到了这场无声的战争中，并成为解放后深入该地区调查疟疾的第一个学者。这是我国首次对疟疾进行的大规模的调研和防治活动。
1950年至1953年，我国滇西南地区土匪猖獗，就在医疗队到来之前，李弥匪帮的小分队还袭击过当地的马帮和政府工作人员。因此，陆宝麟每次都是在冲锋枪和手枪的保护下进行野外采集蚊虫的研究工作。后来，同事们还告诉他，为了保护他的安全，部队甚至在山头架起了机枪，也有人说是布下了六零炮。陆教授风趣地说：“这是不是真事儿，我没有考证，不过，用机枪、冲锋枪保护我采集蚊虫，这也是我搞蚊虫研究中的一件奇事。”
除了要预防土匪的突然袭击，陆宝麟及医疗小分队的每位成员还要面对滇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滇西和滇南地区多为山路，陆宝麟和同事们到滇西和滇南各地全靠两条腿来完成。从保山到耿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步行千里，历时十天才抵达目的地。当时耿马是疟疾病的多发地带，陆宝麟耳闻目睹了当地群众深受疟疾危害之苦，更觉身上的担子加重了。为了尽快查清疟疾的传播媒介，陆宝麟冒着会患上脑性疟疾的风险，每到一个地方就钻进树丛里、竹林中，身上被蚊子叮咬出许多“红点”。他还风趣的跟劝阻的同事说“搞科研也要像打仗一样，要有一种牺牲精神。”
十个多月的时间里，陆宝麟就这样在冲锋枪和手枪的保护下，一次次钻进蚊子聚集的地方，跑遍了疟疾流行最严重的10多个县，通过对上万只蚊子的分析研究，终于确认了滇西南地区疟疾横行的罪魁祸首——“微小按蚊”。根据“微小按蚊”主要生活在村庄周围、池塘或河湾缓流中等习性，陆宝麟提出建议，部队的疟疾防治应从当时以服预防药为主的消极方法，转为针对微小按蚊的媒介防治的积极方法，在驻滇部队和村庄居民中广泛推行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灭蚊，使疟疾发病完全得到控制。
4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滇西南早已变成了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也许摆脱疟疾侵扰之苦的滇西南人民，不知道陆宝麟的名字，但陆宝麟教授却认为——这没什么要紧的，医学家的贡献不在名，而在于他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解除了痛苦，为人民送去了幸福生活！这是最可贵的，也是最应引以为荣的。
战——登革热
1978年，广东佛山忽然流行一种传染病，病人多表现为高热、头痛、肌肉、骨关节剧烈酸痛等症状。这就是那个年代让人生畏的登革热病。产生这种疾病又是蚊子在作祟。
陆宝麟又一次来到了“战区”，查明传播“登革热”这种病毒的媒介是“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
凭着扎实的专业功底，陆宝麟发现是当地居民水缸里的“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导致了登革热的爆发流行。陆宝麟领导成立了综合防治研究协作组，协作组深入疫区，动员群众填污水坑，来了个大规模的翻盆倒罐运动，消灭白纹伊蚊、埃及伊蚊的孳生地。这才终于制服了凶恶的“登革热”，使人民安居乐业。
有人问陆宝麟为什么偏偏选择研究人人讨厌的蚊子，而且在这些小小蚊子身上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血。陆宝麟只是淡然一笑，回答说：“搞科学研究，不能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研究对象。我之所以选择研究蚊子，一个重要原因是蚊子可以传播许多疾病，它是疟疾、淋巴丝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的传播媒介，它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我研究蚊虫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蚊虫的大量繁衍和各种蚊虫疾病的流行，让人们杜绝疾病传染，少得病，不得病，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陆宝麟一生与蚊虫为伴，在这个令人“生厌”的领域里，创造了中国人自己的传奇，成为世人瞩目的“蚊坛”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