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对于目前我国社会环境而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存在价值。社会企业通过商业模式运营具备高度社会意义的项目，实现独立、自主、有尊严的慈善；社会投资通过资金的杠杆作用，使基金会和金融机构的社会投资实现放大效应。
　　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是改善国内公益慈善事业生态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良性发展使公益慈善价值链更完善，更高效，从而建立起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可持续的公益机制。它的多元价值可以从社会、经济、文化三个维度着眼。
　　在社会价值角度上，社会企业的第一要义就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而非以商业利润为第一推动力，因而提供了更为灵活、有效以及更具亲和力的满足社会需求的商业模式。这一规范背后隐含的更为深远的意义，就是被视为生命的社会责任，这也是其区别于一般商业行为的关键所在。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企业在诞生之初，就决定了它必须以社会责任感为出发点，以公信力为监督机制，这样才能被称为合格的社会企业。这一特性既是社会企业的先天特点，也是一项严格的约束机制。
　　近年来，公益慈善界一直面对公信力不足的挑战，社会企业作为商业与公益的跨界产物，同样也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社会投资关注的，不仅是社会企业的财务收益回报信息，同时还要获得企业的社会收益回报信息。
　　因此，它不但要满足一般企业的所有信息披露的要求，还要逐步建立一系列与“社会企业的公信力”配套的服务体系。例如，对社会企业的特别的社会审计、专门的评估机构和评估方式、社会影响力指数发布机构。同时，还要有一系列的法律以应对社会企业上市所面临的新问题。
　　从经济价值的角度看，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一项重要价值所在就是社会创新。社会创新的表现形式既可以包括技术创新、服务方式创新，也可以体现为机构治理体系的创新、团队工作方式创新等等。
　　但究其根本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发现真正的社会在发展和变迁中产生的新需求，二是设计出满足社会需求的适合方式，将各方面社会资源要素以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方式有机地整合。
　　同时，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创新既以新的社会需求为导向，也会产生和面对新的问题和困境，因此需要各个社会环境的配合。例如，英国政府支持下的新型金融产品“社会影响债券”，就是金融领域的革命性创新，以此对社会企业形成了有力的支持以及种子资本的政府资助资金池，例如2009年在美国推出的社会创新资金。
　　这些新的举措都要求相应的法律框架创新和政策制度创新，并带动更多环节和社会公众认知的变革与创新。
　　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讲，这种创新精神是社会企业家所必备的人格特质之一，要通过更多的、更优秀的社会企业家亲身实践和推广，让创新精神成为一种人格的力量，在不断的坚持和推广中使之上升到文化层次，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作者为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本文摘编自作者在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未经本人审阅）
　　编辑|李长海 [email protected]
　　新闻背景
　　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投资与公益的跨界联盟
　　2014年9月3日，北京，国内十六家基金会、研究机构、社会投资机构联合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这些机构来自不同领域，其共同特点是关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表示要“力图打造中国自己的最高规格社会企业论坛”。
　　据了解，该论坛旨在成为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的类协会式网络和行业生态系统的积极构建者，今后将开展年会、行业研究、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提供网络成员服务以及传播倡导五大板块的工作，以此促进跨界交流合作，推动行业整体发展。
　　回到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教授到中国访问交流。同年，《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出版发行。从此“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的概念走入了中国大众的视野。
　　社会企业这种融合了市场与非营利手段的创新模式，在英国、美国、韩国、印度、孟加拉等地蓬勃发展，形成了席卷全球的社会企业运动。
　　经过几年的发展，从人才、资本、专业支持服务、社会认知和政策五个维度来看，中国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发展正在从萌芽期进入市场构建期。社会企业的发展引发了公益创投和影响力投资的新趋势，这两者都属于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社会投资的范畴。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看来，国内关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群体不少，但其倾注程度不一：学界研究得比较透彻，实践界以NGO转型为主，投资界比较冷，几乎没有出现在政府的主流话语中。不过，“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一片蓝海”，徐永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