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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诗人那里，《诗经》始终是被人们作为对抗齐梁浮艳诗风与形式主义创作倾向的正面形象而加以倡导和推崇的。从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风雅兴寄”的呐喊，到盛唐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实践，《诗经》皆受人们的青睐与追慕。而屈宋及其《楚辞》等作品，在唐诗的进程中，其命运却无《诗经》那样幸运。初唐四杰则将“精采绝艳”的屈骚作为必须摒弃的齐梁浮艳诗风的罪恶之源，甚或“亡国之音”。只有到了盛唐，屈骚精神才引起了诗人们的高度重视与热情赞美，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殷瑶、王昌龄等皆是代表人物。尤其是李白与杜甫，对屈骚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