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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兴校”是我一直以来的治校方略，“带头做科研”也是我对自身的要求。我的教育科研起步并不早，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论文发表时间是2003年，在我工作第15年的时候。但自那时起，便有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发展态势。从市级立项课题到主持教育部重点课题，从市级刊物到在《中小学管理》《教学与管理》《上海教育科研》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再到独立或编著出版专著，让我日益享受着科研带来的个人成长与学校发展、区域发展的欣喜与成就感。那一个个“第一”令人难忘。
第一份开题报告
2003年，萨斯病毒肆意流行之际，我正在安徽师范大学脱产攻读教育硕士。“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的规定让我只能静下心来认真准备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说实话，虽然已经工作15年，但我仍不知道科研为何物，也从没有接触过开题报告之类的学术内容。我的导师葛金国是一位学术研究特别严谨的人。他告诉我，一份好的开题报告绝对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于是，在躲避萨斯病毒的日子里，图书馆、宿舍、教室成了我全部的活动空间。
开题报告首先从选题开始。当时我正好在一所公办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担任校长，接触到很多流动儿童，我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为这些期待教育公平的孩子鼓与呼。于是，在大量查找资料的基础上，我初步确定研究“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利”问题。我带着这些思考与导师交流。葛老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告诉我，这个选题虽然很有时代感，但不是他擅长的领域。如果一定要选“流动儿童”这一主题的话，要做好“靠自己”的准备。通过反复思考，最终我比较坚定地确立了这一主题。在我看来，学术论文不是为写而写的无病呻吟，应该实实在在地研究、认认真真地写作、真真切切地解决问题。从此，我更频繁地进出于图书馆、复印室，每天捧回一摞文献资料，认真阅读、比较、分析，过一个阶段就向导师汇报一次。我的认真感动了导师。葛老师表示，他愿意在这个“陌生”的领域和我一起学习、研究。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我完成了一份详细的毕业论文写作提纲，长达5000多字。这是与导师多次沟通、修改后的“作业”，当然，我也很顺利地通过了集中开题论证。经历了这一份开题报告的撰写、修改过程，我在选题、文献检索、论文框架的搭建、内容的逻辑体现等方面“开了窍”。2003年的国庆长假七天，我“痛苦而幸福”地完成了近七万字的毕业论文初稿。说“痛苦”，是因为我尝到了科研论文写作的艰辛，也经历着“窗外就是风景，而我独守书房”的假期诱惑;说“幸福”，是因为这是我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我积累了撰写论文、做科研报告的初始经验，就像又生了一个孩子一样开心。最终，我的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2006年，全国教育硕士首届优秀论文评比中，我的毕业论文《流动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利缺失问题及其干预研究》获得了“优秀”（全国仅评30篇），并收录在《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优秀论文选》中。
这个“第一”于我而言，可以看作“做科研”的发端。粗略统计一下，2003年我在大大小小的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了10篇文章，2004年发表了12篇，2005—2006年共发表了22篇文章。其中，《中小学管理》《教学与管理》《上海教育科研》等核心期刊上就有6篇，有“井喷”之势。细细想来，实际上是我经历了一篇“大作”的千锤百炼后“悟”到了“门道”：对教育现象的观察中多了一份“敏感”，对研究问题的把脉上多了一份思考，在论文写作时多了一份“提纲就要体现逻辑”的缜密。
第一本成果专著
2004年8月，我到常州市实验小学担任校长，正逢市教育局启动三年主动发展规划的制订，其中的一个要求是：三年中必须有一个重点研究项目或课题。我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把“学会分享”写进了规划。但是“分享”是什么？如何实施“分享教育”？怎么以“分享”为文化凝心聚力促进学校主动发展？我并没有想清楚。怎么办？我想到了做课题。于是，“学会分享——一项促进学校主动发展的行动研究”课题方案形成了。从市级到省级再到教育部规划立项，这一课题研究持续了5年。我清楚地记得在2008年教育部立项课题的开题会上各位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也经历了“国”字号课题中期评估、结题论证的严格规范，我对教育部立项课题的成果要求渐渐有了清楚的把握：原来，教育部课题的成果不只是有一篇有分量的结题报告就行，而是需要更有价值的成果专著或系列核心期刊论文。在“成果倒逼”机制下，从2009年开始，我们就着手进行成果专著的撰写了。
因为有了毕业论文打磨的经验，这本专著的撰写我一点不慌。从提纲的研制，到文献综述，再到“学会分享”实践层面的案例、故事的搜集，我们做得从容而坚定。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地做着“学会分享”的研究的，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实践成果。在我的电脑里，至今仍保留着我为撰写这本专著收集的所有素材，读着读着，我常常会被感动。感动于那些年自己和核心团队的同伴们在“学会分享”研究领域的不懈探索，那真是从无到有的建构，很多都是“零的突破”;感动于教师和学生们用行动诠释“分享”留下的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感动于一位位省内顶级专家——成尚荣、杨九俊、彭钢、蔡守龙、张晓东等——给予的无私帮助与智慧引领。时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九俊亲自为专著写了序。现在读来，既感到亲切，又令人佩服。专家的前瞻引領、智慧表达、殷殷期盼正一一得到落实，转化为成果。杨九俊先生在序中说：“我很欣赏‘学会分享’这一说法。分享要学会吗？我的看法是：要！常州实小对分享有了自己的界定、理解，遵循这一理解有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施策略。每一项策略的核心都是指向‘学会分享’。这是办学者的高明所在。从哲学角度而言，‘学会分享’始终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一如常州市实验小学的每一位共同体成员的姿态——‘分享’始终在路上。这就为教育人不断追求卓越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2011年3月，《学会分享——分享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正式出版，2013年再版。这是我编著的第一本专著。与其说这本专著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做”出来的。从2005年至今，围绕“分享教育”，我分别领衔了两轮教育部立项课题，一个省级课题。另一个教育部立项重点规划课题是“基于学校生活变革的小学生分享品行养成研究”，还有一个省级课题是“分享教育育人模式的实践探索与建构研究”。这一系列课题的确立正是对杨九俊先生所说的“‘分享’始终在路上”最好的回应，常州实小的“发展空间”也正是这样一点点扩大着，敞亮着。 在第一本专著出版后，我又陆续独立撰写或编著出版了8本专著。其中，《分享教育的意蕴》是我独立完成的，也是我对实施近十年的分享教育研究的总结与思考。每完成一本专著，都有脱胎换骨的感觉。这是一次比一次深刻地理解“科研力量”的过程，也是“做科研要有成果意识”的回应，更是坚定“只要理论联系实际，就能‘做’出专著”这一信念的实际行动。
第一个区域课题
2017年初，我调到区教育局工作。从学校到行政部门，要变很多东西：变思维方式，变工作习惯，变工作节奏……唯一不变的，我还是喜欢做科研。我想，我用科研的力量领导着学校发展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同样用科研的力量来促进区域教育的品质提升呢？上任不久，教育部“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课题的申报开始了。我与区教师发展中心的同仁们、省规划办的专家们一起，计划申报区域品质提升课题。经过多次研讨，最终，我们申报了“质量导向的区域教育整体联动发展研究”课题并获教育部重点立项。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课题研究推进的难度远超一般的学校课题。既然是区域教育整体联动，就要顶层设计、整体部署、策略推进、取得实效。一边忙于行政事务，一边潜心思考、积极策划。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核心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区域教育整体联动”的局面渐渐打开了。2018年12月，课题中期评估也顺利通过。评估组专家、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的蔡守龙副主任给予了较高评价：“课题的意义重大，定位准确，体现了复杂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和战略性思维，有着相当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随着研究的深入，专著的出版较早地纳入了考虑范畴。对于教育部立项课题的成果表达，我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一方面，这是课题研究的“规定动作”，在开题之时就应有计划地考虑;另一方面，“成果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体现的是科研思维方式的变化，即：是边做边提炼，还是做完再总结？很显然，现在越来越强调“及时表达”，甚至可以“超前设计，适时总结”。所以，2019年4月，《质量导向的区域教育发展的整体联动》一书正式出版。这本专著既有宏观、理性层面的区域教育发展的思考，又有中观、政策层面的区域教育质量提升的建构，还有微观、实践层面的区域教育质量研究的案例叙事。
著名教育學者、原国家督学成尚荣先生在看过书稿后，欣然为本书作序：《“钟楼表达”的价值立意与经验创造》。“钟楼表达”是指：优质教育长出来。他在序中写道：
“优质教育长出来”，是用感性来表达理念，是一种美，是高明之道。……。优质教育究竟怎么来的？他们坚定地认为是“长”出来的。一个“长”字，有着深度的思考和丰富的内涵。
“长”，体现了自主发展的理念，即优质教育是个主动追求的过程，要从外部力量的推动走向内部力量的生长，从被动发展走向自主发展，发展模式发生了变化。……
“长”，是追寻、把握规律的表达。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遵循规律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长”，是一种真实、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渐进、渐变的过程，不能心急，更不能浮躁，不能停留在表面与形式。……
“长”，一定是有方向的。此方向是指培养什么样的人，让学生循着什么方向去生长。……
他对我的一番鼓励更让我动容：
杨文娟，从一个小学校长成为局长，从一所小学到整个区域，视野扩大了，格局也更大了;一位特级教师，从一个学科研究，到整个区域的整体改革的谋划，思维与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特级教师应有的专业品质，尤其是专业智慧在更大范围与领域中有了更大提升。“优质教育长出来”，正是杨文娟长期思考、研究提炼出来的，是在钟楼文化土壤、教育田野里长出来的，因而这一理念有生长的基础，充盈着生长的活力，既前瞻又落地，似乎“零修辞”，但修辞立其诚。如今，这一理念成了钟楼共识、钟楼表达。
正是像成尚荣先生一样真诚的学者、专家的一路引领，才有了我、我的学校以及我所在的区域科研能力与水平的不断提升。
提及科研路上的每一个“第一”，都有难忘的回忆。而每一个“第一”之后，留下的是更为坚实的科研脚印。我的科研故事仍在继续。虽然有些辛苦，但辛苦过后的甘甜足以让我一次次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成就感、获得感，也一次次让我坚信科研与成长的力量。如今，我还领衔着2018年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重大项目“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区域范式的实践探索”，正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地行走在发展素质教育的改革之路上。我也坚信：在“优质教育长出来”的理念共识引领下，在质量导向的区域整体联动中，在发展素质教育的共同行动里，每一个钟楼教育人都会像我一样，经历一次次难忘的“第一”，奠定某一领域厚实的基础，“长”成理想的自己的样子，从容淡定地为新时代的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绵薄的力量。■
第一份开题报告
2003年，萨斯病毒肆意流行之际，我正在安徽师范大学脱产攻读教育硕士。“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的规定让我只能静下心来认真准备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说实话，虽然已经工作15年，但我仍不知道科研为何物，也从没有接触过开题报告之类的学术内容。我的导师葛金国是一位学术研究特别严谨的人。他告诉我，一份好的开题报告绝对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于是，在躲避萨斯病毒的日子里，图书馆、宿舍、教室成了我全部的活动空间。
开题报告首先从选题开始。当时我正好在一所公办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担任校长，接触到很多流动儿童，我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为这些期待教育公平的孩子鼓与呼。于是，在大量查找资料的基础上，我初步确定研究“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利”问题。我带着这些思考与导师交流。葛老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告诉我，这个选题虽然很有时代感，但不是他擅长的领域。如果一定要选“流动儿童”这一主题的话，要做好“靠自己”的准备。通过反复思考，最终我比较坚定地确立了这一主题。在我看来，学术论文不是为写而写的无病呻吟，应该实实在在地研究、认认真真地写作、真真切切地解决问题。从此，我更频繁地进出于图书馆、复印室，每天捧回一摞文献资料，认真阅读、比较、分析，过一个阶段就向导师汇报一次。我的认真感动了导师。葛老师表示，他愿意在这个“陌生”的领域和我一起学习、研究。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我完成了一份详细的毕业论文写作提纲，长达5000多字。这是与导师多次沟通、修改后的“作业”，当然，我也很顺利地通过了集中开题论证。经历了这一份开题报告的撰写、修改过程，我在选题、文献检索、论文框架的搭建、内容的逻辑体现等方面“开了窍”。2003年的国庆长假七天，我“痛苦而幸福”地完成了近七万字的毕业论文初稿。说“痛苦”，是因为我尝到了科研论文写作的艰辛，也经历着“窗外就是风景，而我独守书房”的假期诱惑;说“幸福”，是因为这是我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我积累了撰写论文、做科研报告的初始经验，就像又生了一个孩子一样开心。最终，我的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2006年，全国教育硕士首届优秀论文评比中，我的毕业论文《流动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利缺失问题及其干预研究》获得了“优秀”（全国仅评30篇），并收录在《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优秀论文选》中。
这个“第一”于我而言，可以看作“做科研”的发端。粗略统计一下，2003年我在大大小小的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了10篇文章，2004年发表了12篇，2005—2006年共发表了22篇文章。其中，《中小学管理》《教学与管理》《上海教育科研》等核心期刊上就有6篇，有“井喷”之势。细细想来，实际上是我经历了一篇“大作”的千锤百炼后“悟”到了“门道”：对教育现象的观察中多了一份“敏感”，对研究问题的把脉上多了一份思考，在论文写作时多了一份“提纲就要体现逻辑”的缜密。
第一本成果专著
2004年8月，我到常州市实验小学担任校长，正逢市教育局启动三年主动发展规划的制订，其中的一个要求是：三年中必须有一个重点研究项目或课题。我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把“学会分享”写进了规划。但是“分享”是什么？如何实施“分享教育”？怎么以“分享”为文化凝心聚力促进学校主动发展？我并没有想清楚。怎么办？我想到了做课题。于是，“学会分享——一项促进学校主动发展的行动研究”课题方案形成了。从市级到省级再到教育部规划立项，这一课题研究持续了5年。我清楚地记得在2008年教育部立项课题的开题会上各位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也经历了“国”字号课题中期评估、结题论证的严格规范，我对教育部立项课题的成果要求渐渐有了清楚的把握：原来，教育部课题的成果不只是有一篇有分量的结题报告就行，而是需要更有价值的成果专著或系列核心期刊论文。在“成果倒逼”机制下，从2009年开始，我们就着手进行成果专著的撰写了。
因为有了毕业论文打磨的经验，这本专著的撰写我一点不慌。从提纲的研制，到文献综述，再到“学会分享”实践层面的案例、故事的搜集，我们做得从容而坚定。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地做着“学会分享”的研究的，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实践成果。在我的电脑里，至今仍保留着我为撰写这本专著收集的所有素材，读着读着，我常常会被感动。感动于那些年自己和核心团队的同伴们在“学会分享”研究领域的不懈探索，那真是从无到有的建构，很多都是“零的突破”;感动于教师和学生们用行动诠释“分享”留下的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感动于一位位省内顶级专家——成尚荣、杨九俊、彭钢、蔡守龙、张晓东等——给予的无私帮助与智慧引领。时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九俊亲自为专著写了序。现在读来，既感到亲切，又令人佩服。专家的前瞻引領、智慧表达、殷殷期盼正一一得到落实，转化为成果。杨九俊先生在序中说：“我很欣赏‘学会分享’这一说法。分享要学会吗？我的看法是：要！常州实小对分享有了自己的界定、理解，遵循这一理解有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施策略。每一项策略的核心都是指向‘学会分享’。这是办学者的高明所在。从哲学角度而言，‘学会分享’始终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一如常州市实验小学的每一位共同体成员的姿态——‘分享’始终在路上。这就为教育人不断追求卓越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2011年3月，《学会分享——分享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正式出版，2013年再版。这是我编著的第一本专著。与其说这本专著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做”出来的。从2005年至今，围绕“分享教育”，我分别领衔了两轮教育部立项课题，一个省级课题。另一个教育部立项重点规划课题是“基于学校生活变革的小学生分享品行养成研究”，还有一个省级课题是“分享教育育人模式的实践探索与建构研究”。这一系列课题的确立正是对杨九俊先生所说的“‘分享’始终在路上”最好的回应，常州实小的“发展空间”也正是这样一点点扩大着，敞亮着。 在第一本专著出版后，我又陆续独立撰写或编著出版了8本专著。其中，《分享教育的意蕴》是我独立完成的，也是我对实施近十年的分享教育研究的总结与思考。每完成一本专著，都有脱胎换骨的感觉。这是一次比一次深刻地理解“科研力量”的过程，也是“做科研要有成果意识”的回应，更是坚定“只要理论联系实际，就能‘做’出专著”这一信念的实际行动。
第一个区域课题
2017年初，我调到区教育局工作。从学校到行政部门，要变很多东西：变思维方式，变工作习惯，变工作节奏……唯一不变的，我还是喜欢做科研。我想，我用科研的力量领导着学校发展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同样用科研的力量来促进区域教育的品质提升呢？上任不久，教育部“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课题的申报开始了。我与区教师发展中心的同仁们、省规划办的专家们一起，计划申报区域品质提升课题。经过多次研讨，最终，我们申报了“质量导向的区域教育整体联动发展研究”课题并获教育部重点立项。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课题研究推进的难度远超一般的学校课题。既然是区域教育整体联动，就要顶层设计、整体部署、策略推进、取得实效。一边忙于行政事务，一边潜心思考、积极策划。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核心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区域教育整体联动”的局面渐渐打开了。2018年12月，课题中期评估也顺利通过。评估组专家、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的蔡守龙副主任给予了较高评价：“课题的意义重大，定位准确，体现了复杂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和战略性思维，有着相当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随着研究的深入，专著的出版较早地纳入了考虑范畴。对于教育部立项课题的成果表达，我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一方面，这是课题研究的“规定动作”，在开题之时就应有计划地考虑;另一方面，“成果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体现的是科研思维方式的变化，即：是边做边提炼，还是做完再总结？很显然，现在越来越强调“及时表达”，甚至可以“超前设计，适时总结”。所以，2019年4月，《质量导向的区域教育发展的整体联动》一书正式出版。这本专著既有宏观、理性层面的区域教育发展的思考，又有中观、政策层面的区域教育质量提升的建构，还有微观、实践层面的区域教育质量研究的案例叙事。
著名教育學者、原国家督学成尚荣先生在看过书稿后，欣然为本书作序：《“钟楼表达”的价值立意与经验创造》。“钟楼表达”是指：优质教育长出来。他在序中写道：
“优质教育长出来”，是用感性来表达理念，是一种美，是高明之道。……。优质教育究竟怎么来的？他们坚定地认为是“长”出来的。一个“长”字，有着深度的思考和丰富的内涵。
“长”，体现了自主发展的理念，即优质教育是个主动追求的过程，要从外部力量的推动走向内部力量的生长，从被动发展走向自主发展，发展模式发生了变化。……
“长”，是追寻、把握规律的表达。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遵循规律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长”，是一种真实、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渐进、渐变的过程，不能心急，更不能浮躁，不能停留在表面与形式。……
“长”，一定是有方向的。此方向是指培养什么样的人，让学生循着什么方向去生长。……
他对我的一番鼓励更让我动容：
杨文娟，从一个小学校长成为局长，从一所小学到整个区域，视野扩大了，格局也更大了;一位特级教师，从一个学科研究，到整个区域的整体改革的谋划，思维与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特级教师应有的专业品质，尤其是专业智慧在更大范围与领域中有了更大提升。“优质教育长出来”，正是杨文娟长期思考、研究提炼出来的，是在钟楼文化土壤、教育田野里长出来的，因而这一理念有生长的基础，充盈着生长的活力，既前瞻又落地，似乎“零修辞”，但修辞立其诚。如今，这一理念成了钟楼共识、钟楼表达。
正是像成尚荣先生一样真诚的学者、专家的一路引领，才有了我、我的学校以及我所在的区域科研能力与水平的不断提升。
提及科研路上的每一个“第一”，都有难忘的回忆。而每一个“第一”之后，留下的是更为坚实的科研脚印。我的科研故事仍在继续。虽然有些辛苦，但辛苦过后的甘甜足以让我一次次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成就感、获得感，也一次次让我坚信科研与成长的力量。如今，我还领衔着2018年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重大项目“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区域范式的实践探索”，正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地行走在发展素质教育的改革之路上。我也坚信：在“优质教育长出来”的理念共识引领下，在质量导向的区域整体联动中，在发展素质教育的共同行动里，每一个钟楼教育人都会像我一样，经历一次次难忘的“第一”，奠定某一领域厚实的基础，“长”成理想的自己的样子，从容淡定地为新时代的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绵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