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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规划更多是从建筑学中衍生出来的，关注物质空间规划。目前的规划更加关注人，从此前“物的城市化”转变成了“人的城市化”。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是由于城镇化水平超过50%之后，人们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的品质需求变得更为突出。信息系统、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的活动变得容易观测了，从而推动了对人本身的关注
过去5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超过100个。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交通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支撑。而交通等大数据的采集、挖掘作为近些年兴起的重要技术手段，在揭示城市运行规律，实现城市科学规划、精细化管理方面以及以人为本等方面，也在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创新中心副主任杨滔。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际范围来看，大数据技术什么时候开始对城市规划产生影响？
杨滔：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规划开始更加注重数理、模型，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现在的规划有契合性，也就是更加注重理性规划，关注数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的规划等同于英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因为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英美等国的城市规划更加偏向社会经济规划，更加偏向社区参与式规划，这跟之前相比，变化比较大。目前，中国的城市规划同样走到了这一步。换言之，原先传统的规划更多是从建筑学中衍生出来的，注重的是城市建成什么样子，关注物质空间规划。而目前的规划更加关注人，从此前物的城市化转变成了人的城市化。
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国内外一致，都是由于城镇化水平超过50%之后，人们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的品质需求变得更为突出。信息系统、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的活动变得容易观测了，从而推动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城市规划师就会把这一部分用到城市规划中间来。而大数据在这一过程中，就起到了重要的工具作用。
以前，大数据主要是银行数据、交易账单、遥感数据等。根据一项统计，2007年之后，全球94%的信息都是以电子数据形式储存起来，包括网络上还有电子感应器上。因此，大数据真正对城市规划产生很大影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交通大数据对城市规划有何意义？
杨滔：近几年，城市里交通大数据来源日益多样化。以前是道路上的监控、摄像头、线圈等，后来更多是从随身携带的手机上，以及车辆的GPS定位等获得，从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更为精准。这是近些年来城市规划中大数据来源的一个重要变化。
交通规划一直都是城市规划非常重要的支撑部分，城市规划中很多方面都与交通有密切的关联。一定程度上，综合交通会影响整体的城市空间规划结构，也会影响城市空间用地的分布、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减预期，以及城市产业。因此，交通大数据不仅有助于判断交通现状，优化交通模型，而且有利于发展更为精细的交通——用地——人口——产业等方面的模拟方法和规划理念等。
《瞭望东方周刊》：从技术角度而言，大数据对城市规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滔：在技术层面，大数据对城市规划和管理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空间层面；另一个是时间层面。
空间层面的主要变化是规划精度变大，有助于提升规划实施的准确性。比如，原先收集一条街道的数据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非常困难，但是现在可以利用街道上的各种传感器、手机信令数据等缩减时间，降低难度。时间层面的主要变化是数据变得更为动态，使得实时的渐进式规划变得有可能，促进资源在时间上的合理分配。
除此之外，大数据还可以起到校验城市规划模型的作用。过去的规划模型主要依靠观测数据，会受到人力、财力等限制，最终只能取一些局部样本，或者直接根据年鉴、历史数据推演，而大数据则提供了多样本、多来源的精准数据。当然，不可否认，大数据也同样存在偏差，比如，在使用手机信令数据时，受制于一些现实因素，比如小孩或者一些老人没有手机，这部分人口就会被忽视掉。
《瞭望东方周刊》：和以前的数据相比，现在大数据的一大特点是动态数据量剧增，这有哪些价值？
杨滔：大数据产生的影响更多是时间层面上的。很多种类的大数据是实时数据，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如热力图，甚至公众每天传到网上的照片、摄像头捕捉到的图像信息等，都有时间上的变化，精细到每秒、每小时、每天。此前，我们只能依靠年鉴等数据，时间单位是年、月等。精细化的大数据可以展示出城市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并可能从这种运作中发现规律，及时更新到城市规划中。
我们还是需要做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城市规划。如果人口和预测有巨大出入，或者出现无人车等超出规划预期的情况出现，城市结构就会随之产生大的变化。而大数据就是让我们在长时间的城市规划框架中，实时把握城市的脉搏。
《瞭望东方周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应用大数据进行城市规划治理方面处于什么水平？
杨滔：大数据与智慧城市是密切相关的。确切来说，近5年来，中国在城市规划中使用大数据的做法和技术水平，是与国际同步的。
国外更早提到了在城市规划领域应用大数据的理念和方法。比如，伦敦最早运用手机信令数据、公交系统刷卡数据，对伦敦的城市交通进行了公交统计以及实时监控，甚至形成了类似政府管理的系统。国内学术界后来借鉴了这种做法。
不过，中国对大数据的应用比国外更多。原因有两个：第一，国外城市规划所使用的数据统计单元比中国更精细，所以他们可以不那么依赖大数据；第二，国外对隐私权看得更重。很多大数据毕竟不是来自政府部门，而是来自企業和个人。大数据在国外的应用过程中，因为重视隐私产生了信息孤岛。这导致国外对大数据的应用不如中国范围广、速度快。
《瞭望东方周刊》：与国外相比，中国在大数据应用方面不同之处在哪里？
杨滔：虽然，国外对大数据的应用也有整体框架性，但他们更注重细分领域的具体应用、具体案例。比如，运用大数据进行社区改造，一条街道的改造，绿色社区、智能慢行走廊等的具体应用。由于隐私的障碍，跨部门或者跨企业之间的协同较少。
而中国做智慧城市、利用大数据进行规划，更多关注顶层设计，因而更容易形成大数据或者智慧城市的框架和系统。这是一个差异。这方面的差别有利于中国尽快形成国家标准或者规范。
特别是，当物联网诞生后，会产生非常大的数据量，中国与国外的差异，可以使中国在国际大数据应用领域起到引领性角色。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人口规模大，城市数量多，种类丰富，大数据应用也更为广泛，那么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否会更有优势？
杨滔：如果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我们能把中国城镇化规律通过大数据总结出来，把中国大规模、快速城镇化的内在机制揭示出来，并形成有效的规划知识库和模型库，将有利于中国下一步城镇化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城镇化本身的发展以及大数据应用的方式与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有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大数据的应用就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因为我们揭示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规律。
过去5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超过100个。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交通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支撑。而交通等大数据的采集、挖掘作为近些年兴起的重要技术手段，在揭示城市运行规律，实现城市科学规划、精细化管理方面以及以人为本等方面，也在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创新中心副主任杨滔。
从物的城市化到人的城市化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际范围来看，大数据技术什么时候开始对城市规划产生影响？
杨滔：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规划开始更加注重数理、模型，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现在的规划有契合性，也就是更加注重理性规划，关注数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的规划等同于英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因为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英美等国的城市规划更加偏向社会经济规划，更加偏向社区参与式规划，这跟之前相比，变化比较大。目前，中国的城市规划同样走到了这一步。换言之，原先传统的规划更多是从建筑学中衍生出来的，注重的是城市建成什么样子，关注物质空间规划。而目前的规划更加关注人，从此前物的城市化转变成了人的城市化。
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国内外一致，都是由于城镇化水平超过50%之后，人们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的品质需求变得更为突出。信息系统、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的活动变得容易观测了，从而推动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城市规划师就会把这一部分用到城市规划中间来。而大数据在这一过程中，就起到了重要的工具作用。
以前，大数据主要是银行数据、交易账单、遥感数据等。根据一项统计，2007年之后，全球94%的信息都是以电子数据形式储存起来，包括网络上还有电子感应器上。因此，大数据真正对城市规划产生很大影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交通大数据对城市规划有何意义？
杨滔：近几年，城市里交通大数据来源日益多样化。以前是道路上的监控、摄像头、线圈等，后来更多是从随身携带的手机上，以及车辆的GPS定位等获得，从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更为精准。这是近些年来城市规划中大数据来源的一个重要变化。
交通规划一直都是城市规划非常重要的支撑部分，城市规划中很多方面都与交通有密切的关联。一定程度上，综合交通会影响整体的城市空间规划结构，也会影响城市空间用地的分布、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减预期，以及城市产业。因此，交通大数据不仅有助于判断交通现状，优化交通模型，而且有利于发展更为精细的交通——用地——人口——产业等方面的模拟方法和规划理念等。
实时把握城市脉搏
《瞭望东方周刊》：从技术角度而言，大数据对城市规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滔：在技术层面，大数据对城市规划和管理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空间层面；另一个是时间层面。
空间层面的主要变化是规划精度变大，有助于提升规划实施的准确性。比如，原先收集一条街道的数据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非常困难，但是现在可以利用街道上的各种传感器、手机信令数据等缩减时间，降低难度。时间层面的主要变化是数据变得更为动态，使得实时的渐进式规划变得有可能，促进资源在时间上的合理分配。
除此之外，大数据还可以起到校验城市规划模型的作用。过去的规划模型主要依靠观测数据，会受到人力、财力等限制，最终只能取一些局部样本，或者直接根据年鉴、历史数据推演，而大数据则提供了多样本、多来源的精准数据。当然，不可否认，大数据也同样存在偏差，比如，在使用手机信令数据时，受制于一些现实因素，比如小孩或者一些老人没有手机，这部分人口就会被忽视掉。
《瞭望东方周刊》：和以前的数据相比，现在大数据的一大特点是动态数据量剧增，这有哪些价值？
杨滔：大数据产生的影响更多是时间层面上的。很多种类的大数据是实时数据，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如热力图，甚至公众每天传到网上的照片、摄像头捕捉到的图像信息等，都有时间上的变化，精细到每秒、每小时、每天。此前，我们只能依靠年鉴等数据，时间单位是年、月等。精细化的大数据可以展示出城市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并可能从这种运作中发现规律，及时更新到城市规划中。
我们还是需要做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城市规划。如果人口和预测有巨大出入，或者出现无人车等超出规划预期的情况出现，城市结构就会随之产生大的变化。而大数据就是让我们在长时间的城市规划框架中，实时把握城市的脉搏。
中国对大数据的实际应用更多
《瞭望东方周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应用大数据进行城市规划治理方面处于什么水平？
杨滔：大数据与智慧城市是密切相关的。确切来说，近5年来，中国在城市规划中使用大数据的做法和技术水平，是与国际同步的。
国外更早提到了在城市规划领域应用大数据的理念和方法。比如，伦敦最早运用手机信令数据、公交系统刷卡数据，对伦敦的城市交通进行了公交统计以及实时监控，甚至形成了类似政府管理的系统。国内学术界后来借鉴了这种做法。
不过，中国对大数据的应用比国外更多。原因有两个：第一，国外城市规划所使用的数据统计单元比中国更精细，所以他们可以不那么依赖大数据；第二，国外对隐私权看得更重。很多大数据毕竟不是来自政府部门，而是来自企業和个人。大数据在国外的应用过程中，因为重视隐私产生了信息孤岛。这导致国外对大数据的应用不如中国范围广、速度快。
《瞭望东方周刊》：与国外相比，中国在大数据应用方面不同之处在哪里？
杨滔：虽然，国外对大数据的应用也有整体框架性，但他们更注重细分领域的具体应用、具体案例。比如，运用大数据进行社区改造，一条街道的改造，绿色社区、智能慢行走廊等的具体应用。由于隐私的障碍，跨部门或者跨企业之间的协同较少。
而中国做智慧城市、利用大数据进行规划，更多关注顶层设计，因而更容易形成大数据或者智慧城市的框架和系统。这是一个差异。这方面的差别有利于中国尽快形成国家标准或者规范。
特别是，当物联网诞生后，会产生非常大的数据量，中国与国外的差异，可以使中国在国际大数据应用领域起到引领性角色。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人口规模大，城市数量多，种类丰富，大数据应用也更为广泛，那么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否会更有优势？
杨滔：如果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我们能把中国城镇化规律通过大数据总结出来，把中国大规模、快速城镇化的内在机制揭示出来，并形成有效的规划知识库和模型库，将有利于中国下一步城镇化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城镇化本身的发展以及大数据应用的方式与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有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大数据的应用就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因为我们揭示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