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下，个别官员抱怨现在管得太严，“什么也没有了”，叹息“为官不易”“官不聊生”，于是精神萎靡，消极怠工不作为。更有观点认为，干事越多，踩红线、犯错误的几率就越大，不干事反而是最保险的。因此，个别基层干部不作为、慢作为、弱作为甚至是假作为的现象有些抬头。这些错误看法值得关注，需要解决。
　　腐败的本质是滥用了权力。即在干事过程中，滥用了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并以权力来换取个人利益或好处。问题还是出在干事的人自己身上。如果干事之人不滥用权力，干再多的事也不会腐败，反之，干事之人如果滥用权力，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干再少的事也会腐败。
　　其一，干好事与干坏事。反腐败并不是反干事本身，而是反干事中滥用权力。换言之，反腐败是反干坏事，不是反干事，更不是反干好事。那种认为不干事最保险的说法，其根本还是干事就免不了干坏事的逻辑。目前，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局面，极大地压缩了干坏事的空间，营造出的恰好是干好事的政治生态环境。应该说，在这种环境中干事更規范，更简便，也更好干事和干成事。例如，一个建设项目审批监管，如果是权钱交易，揽工程的做不了工程，做工程的揽不了工程。层层转包分包，最终实施工程的为了赚取利润差价，免不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形成了。相反，如果没有了权钱交易，发包工程的机关、干部可以堂堂正正立规矩，坦坦荡荡监督工程进展，做工程的无后顾之忧。明里来，直里去，干事不是曲折隐晦，而是更简单明了和阳光透明。其实，那种认为反腐败让领导干部官难当，事难干的想法，只是反映出部分人仍然留恋干事就应当有利可图，无利可图就不干事的“潜规则”，还没有适应无利可图的干净干事环境。从公权力属性和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宗旨讲，公权力本身就是拿来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不要把变态当常态，更不要把丑恶当习惯，回归公权力本来面目正是我们的目的。
　　其二，强化失职问责。在其位谋其政，敢作为，有担当，这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但毋庸讳言，不作为也即失职现象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的反腐败不仅反干事作为中的腐败，也应该反失职不作为，大力强化失职问责，督促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履行职责。一般来说，失职有以下六种情形。
　　一是失察。所谓失察，是指对违法违规情形不了解、不知道。监管者依法依规应当了解、知道。如果这种不知，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是因为不负责，当然是失职了。对于失职者就应当追究其责任。二是失为。所谓失为，是指对已经发现的违法违规情形没有及时采取监管措施，表现为未作为即什么都不干、慢作为等。其实，监管者的职责之一，是对违法行为采取及时监管措施，以纠正违法，防止危害后果发生。如果发现了违法行为却不采取监管措施，就是失职中的失为，应当追究责任。三是失力。所谓失力，是指对违法违规情形的监管软弱无力，从而导致危害后果发生。监管者虽然发现了违法行为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监管措施无力，不足以消除违法，从而导致危害后果的最终发生。四是失真。所谓失真，是指对违法违规情形发现并采取了监管措施，但所采取的监管措施形同虚设，不发生任何实质性作用，监管者因为其流于形式的监管措施而失职。换言之，监管者虽然有作为的行为，但其实质是假作为、伪监管，欺上瞒下。实践中，诸如给违法单位发出几十份整改意见书的做法，对涉嫌违法的产品不采取强制措施而由违法者自行“查封”的做法等，都是失真的失职表现，应当严肃责任追究。五是失审。所谓失审，是指对违法违规的审批事项把关不严，明知不符合审批条件仍审批通过的失职行为。很多监管者都有行政审批权，审批者在审批中负有材料审查、合法性审查甚至是真实性审查的职责。如果不坚持材料、合法、真实三项规定职责，就是放纵违法违规者“过关”，对因此而引发的事故后果，应当进行责任追究。六是失控。所谓失控，是指对违法违规行为和监管失职现象不闻不问，领导不力，疏于管控，从而导致危害后果发生的失职行为。一般来说，更高职务的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负有领导全局和把控全局之责，如果一个部门失职，或许可以说是该部门领导失职所致。但如果一个又一个部门都失职，那反映的就是管控全局方面的失职了，也即总管控的失职。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正是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而党政同责的指向之一，就是党政主要负责人所承担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协调之责。抓好各项工作，部门领导是关键，但部门之上的领导更为关键。一个地方、几个部门的总管控之责如果失控、不力，也同样应当严肃责任追究。
　　其三，干事激励机制。自古以来，干事中都有趋利避害规律。责任追究解决的是避害问题，激励机制解决的则是趋利问题，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问责，缺乏激励，其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只不过，我们共产党人的“利”有其特定内涵。“利”之一是理想信念。在革命战争年代，投身革命是冒杀头风险的。说实话，什么样的利都比不过生命的利大。但仍然有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干革命之事。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人有远大而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有灵魂的人，最大的利就是理想信念。“利”之二是前途。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重用提拔。一个好的选人用人机制，可以引导人们敢干事，愿干事，干好事。而一个不好的选人用人机制则相反，其结果就是干事的不被重用，不干事的则被重用。所以，如何用好选人用人这个指挥棒是关键所在。考察一个干部，不仅要看他有多少缺点失误不足即所谓问题考察，更应该看他干了多少事，干成了多少事，干好了多少事，即所谓成绩考察。如果我们把眼光只是盯住问题而不盯住成绩，不盯住事业，那干事人的前途就更为渺茫。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利”之三是奖励，包括精神獎励和合规合法的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就是荣誉，是表扬，是得到认可和普遍承认等。有担当敢作为之人之事，就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评价，大张旗鼓地给予荣誉。此外，物质奖励也是必须的。只要物质奖励合法合规，就应当提倡。
　　其四，区分干坏事与干错事。既要干事，就可能干错事。一个领导干部在一生的工作中，不犯错或干错事的情形在所难免。俗话说，只有神仙才不会犯错。我们共产党人不是神仙，在工作事业中，因认识、条件、环境、经验等主观和客观等原因与条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与违纪和腐败有着本质的区别。认识不到位，经验不足，方法简单，尤其是探索性工作等，都或多或少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和误差。这些干错事的失误，与违规违纪甚至是腐败有本质不同。所以应当有容错纠错机制。所谓容错机制，就是给先行者、探索者、敢闯者预留可失误的容忍空间，不能一旦出现失误就“一棍子把人打死”，而是要允许出错，容忍失误。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容错层面，还应当增加纠错机制。使失误得以改正，得以纠偏，总结经验教训，不至于再犯同样的失误和犯更大的失误。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责编/潘丽莉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