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朱琦的夫人、朱德的儿媳妇赵力平）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于是爹爹（朱德）给孙子起名“援朝”。10个月后，援朝被送到爷爷那里生活。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三八线附近已在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此爹爹为他取名“和平”。和平刚8个月，也被送进了中南海。
　　爹爹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无力让后代接受良好教育。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过完春节，爹爹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子、孙子、孙女们，陆陆续续来到北京。在安顿好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康妈妈又按照爹爹的吩咐，为他们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或幼儿园。如此一来，十五六个孩子，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有将近20人。
　　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当时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由，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爹爹和康妈妈把住房附近的空地开垦出来，动手种上蔬菜和杂粮，有空就带领孩子们去劳作。由于精耕细作，菜地总是丰产丰收。有一次竟结出了一个75斤重的特大冬瓜，被送进了中国农业展览馆展览。
　　（摘自《家庭生活报》2月21日，赵力平口述、周海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