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节，作家蒋韵全家人在北京团聚。有一天，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坐在一辆商务车上出行，弟弟充当司机。车子一直向前行驶，母亲突然扯扯她的衣袖，小声地问：“坐在你弟弟旁边的那个孩子是谁呀？”她一下子愣住了，手脚冰凉。那是她弟弟的孩子，是母亲嫡亲的孙女。
　　“母亲在我心中从来都是坚如磐石的存在，突然间失忆让我很害怕。”时隔10年，母亲早已离世，但再忆起那一幕，蒋韵依然难以接受“母亲病了”的事实。在她的记忆中，母亲聪慧、能干，作为眼科医生手术做得非常漂亮，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里有口皆碑;生活中会织毛衣、做饭，真正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然而不幸就这样降临了。起初，母亲只是记不住事情，同样的问话，隔一分钟重复一次，重复无穷遍。有时出门，母亲坐在车上望着窗外，会不厌其烦地读街道两旁广告牌和招牌上的字。直到有一天，母亲突然不再发问也不再阅读——她失去了这些能力。眼看着记忆从母亲身上一点点消失，蒋韵忍不住泪流满面。慢慢地，她心中有了一个念头：帮助母亲记住母亲忘记的一切。
　　“可是后来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记不住这一切。”蒋韵说。对遗忘的恐惧，让她拿起笔在记忆的长河里溯流而上，打捞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故事，写下《你好，安娜》。这故事与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有关，与青春有关。

走到青春深处，也是人性的深处

　　与青春有关的记忆，蒋韵的心中一直珍藏着两段经历。
　　其中一段发生在绿皮火车上。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夏天，蒋韵和两个女同学一起乘火车去看望在乡下插队的好友。那是一列慢车，逢站必停，一路上大家都在听蒋韵讲故事。她从小读过许多书，而且遗传了母亲“过目不忘”的本领，可以大段大段地复述原著，关键之处，几乎一字不落。当时讲的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两位同学都听得痴迷。后来火车停靠在一个叫“太谷”的地方，上来一位男青年。
　　“他戴着眼镜，背着军挎包，身穿洗得发白的草绿色上衣，一看就知道是插队的知青。”蒋韵回忆说。她继续讲安娜的故事，一直讲到黄昏，安娜死去。她们下车，走在村庄的田野上，“当时落日正红，从车窗往外看，整个原野弥漫着一种凄清而忧伤的美”。
　　另外一段经历发生在23岁那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二年。春日的一个周末，蒋韵和两位朋友相约一起去五台山“朝圣”，“精神上太苦闷，想着去山里可以避世”。她们乘火车下错站，不甘心就那么回去，但又没有车进山，便徒步前行。一路上翻山越岭，遭遇风雪，还迷了路，直到第二天傍晚才一瘸一拐地到达。
　　40多年过去，蒋韵将这两段难以忘却的记忆写进了虚构的小说《你好，安娜》中。小说的故事就开始在绿皮火车上，其中讲故事的女孩名叫素心，结伴同行的是安娜和三美，中途上車的男青年叫彭承畴。后来，安娜与彭承畴相爱，彭承畴将自己一个黑色笔记本交给她保管，里面写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有一段时间，安娜怕母亲发现笔记本的秘密，就将之寄放在好友素心那里。不幸的是，笔记本意外“丢失”，安娜付出了生命，素心一生都在忏悔和自责中度过。
　　“笔记本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几乎人手一本，只是上面记的内容不同。有人抄写革命口号，有人抄写小说片段，有人抄写诗。”蒋韵说。但在那个年代，文字常常会带来灾难，笔记本也就成了隐秘的东西——一旦被大人发现往往就必须烧毁，以防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
　　那个年代的一切对蒋韵来说都太过熟悉了，所以她不用花太多心思去构思故事。2018年，她开始动笔，几乎是一气呵成。但写作的过程是痛苦的，“水冷刺骨，疼痛刺骨”，她用这8个字来形容自己溯流而上的感受。停笔后，她一下子病倒了，“好像人被抽干了，什么也不想做，就躺在床上，动也不想动”。
　　“其实我往回走，走到青春深处，也是人性的深处。”蒋韵说，她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信仰与守护的故事，更是“罪与罚”。他们50年代生的那代人，仿佛是夹缝里的一茬人——上头有曾经叱咤风云、轰轰烈烈的“老三届”，后有生逢其时、观念全新的新一代。“每个人的身上，尤其是曾经的文艺青年，多多少少都有疼痛，都有故事，而且大都背负着这些东西在前行，甩也甩不掉。”

山西的“伤痕文学”

　　在《你好，安娜》的结尾，素心写的话剧《完美的旅行》在剧院上演。话剧里有一段“想象之旅”，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男孩想象着坐绿皮火车，路过名川大山，路过沙漠草原。这样的“想象之旅”，曾不止一次出现在蒋韵的小说中。
　　“想象之旅”其实是蒋韵少时最爱做的一个“游戏”。她生于1954年，在一个不断发生着深刻变迁的时代中成长。父母都是医生，父亲读过很多书，也去过很多地方，所以经常带着她和弟弟做想象之旅。“父亲会设想带多少钱、坐什么车、游历什么美景、吃什么美食……”蒋韵回忆说，最后回到自己的城市，走出火车站时，每人口袋里总是只剩下五分钱。父亲就问：“是买糖葫芦还是坐公共汽车呢？”他们的回答从来都没有悬念——于是，在想象中，姐弟俩举着糖葫芦走回家。
　　“后来，这游戏慢慢就终止了。但这记忆，仍然是我黯淡生活中稀有的光亮，如同闪烁的星光，是生活的诗意和审美，也是一种逃离。”蒋韵说，也是从那时起，在她的心里埋下诗意和浪漫的种子。 　　受父母的影响，蒋韵从小就爱读书。家中有一个大书柜，当很多人四处寻觅书时，她已经“博览群书”了。每逢假期，邻居家的孩子四处玩耍时，蒋韵就窝在家里，安静地读书。“虽说懵懵懂懂，但是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很多关于人道主义、人性的教育都是从那些书里得来的。”当时，蒋韵也有自己的笔记本，在本子上抄自己喜欢的文字，有时也写写散文和“拿不出手的诗”。
　　1971年，蒋韵初中结业（只读了一年初中）后，去了城郊一家烧砖的工厂做工。她每天从炙热的砖窑中取出经过淬火的红砖，整齐地码放在一起。“烈日是一块一块码着湿润而沉重的砖坯，无休无止。汗渍使我们的衣服永远白花花如同盐碱地。”她回忆道。有时看码好的砖垛，一望无际，就像堆积在她面前的困苦的生活——炎热、饥饿、蚊虫叮咬以及父母落难的讯息，都让她切身体验着生活的伤痕。阅读和写作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在昏黄的灯光下，她将心中闪现的念头写在纸上。
　　6年后，全国恢复高考，蒋韵考入山西太原师范专科学校，读中文系。那时的校园文学氛围都很浓，班里的同学办了一个“五四文学社”。1978年，复旦大学卢新华发表小说《伤痕》，在全国引起轰动。当时，文学社的同学都鼓励蒋韵也写一篇——之前她的文章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读，于是便有了《我的两个女儿》，1979年2月发表在《安徽文艺》上。
　　《我的两个女儿》以一个母亲的口吻，讲述了两个女儿因为家庭关系受连累遭厄运的故事。当时，《安徽文艺》编辑曹度给蒋韵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希望”。小说发表时，“伤痕文学”已经开始落潮，但在山西还是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我没有选择地走上了我的‘文学之路’。”蒋韵说，在那之后，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

文坛上的孤魂野鬼

　　“准确地说，80年代对我而言，应该是我文学创作的‘准备期’，或者说，我是在80年代的子宫里被孕育。”蒋韵说。

　　在那个文学至上的年代，蒋韵尽情地吸收着外界的养分。当时，她和也是作家的爱人李锐都在山西作家协会工作。作协分给夫妇二人两间房子，楼上一间是卧室，楼下还有一小间用作厨房。“我们就在里面放了一张床，和一张折叠的大圆桌，几乎每天都有沙龙。本地的，南来北往的诗人、作家，都聚集在这里，通宵达旦地谈论文学，常常会因为一个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
　　那一时期，国内掀起了一股“先锋文学”热。“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年轻人，不可能那么淡定，也想着融进去，但总也融不进去。”蒋韵觉得自己“格局太小”，“关注点与别人不同，和当时的中心文学话题无关”。
　　到了90年代，蒋韵笔下常常出现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们的心灵没有归属，都是失败者，在生活中狼狈不堪，把悲剧演成闹剧，“我把他们称作‘外乡人’——生活的外乡人”。其中最让她伤心的一个失败者是《失传的游戏》中的小学美术老师，那是以她的一个小学老师为原型的。当年老师失恋后，来到闹市区，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电线杆，“爬得很笨拙，屁股一撅一撅地”，他变心的爱人就在下面，冷冷地看着。围观的人群中还有人扯着嗓子喊“嗨，伙计，上”，最后他触电身亡。
　　就像小说中的“外乡人”一样，蒋韵写来写去依然很困惑，在文学世界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之地。
　　真正的“脱胎换骨”，发生在2002年。那一年，蒋韵和李锐一起受邀参加 “国际写作者计划”——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个创意写作项目，1967年由华人聂华苓和丈夫保罗·安格尔创办。这一次，同行的中国人还有孟京辉和廖一梅夫妇、西川和姜杰夫妇。
　　聂华苓的木屋就在学校不远处的山坡上，常常是中国作家的聚集地。很多个夜晚，六人相约聚在聂华苓的家中。“她老人家很好客，每到晚上都提前准备好粥或者鸡汤，有时是小排骨，还有酒，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蒋韵说，他们常常聊到深夜甚至是凌晨，谈论最多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发出属于自己的真诚的声音？在争论了很久之后，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回到国内，蒋韵重新考虑写作的方向，她最终确定自己想要“自由”——如果说之前是有人告诉她好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此后她将从那些藩篱中走出。
　　“谁规定当代小說就一定要怎样怎样写？你们不是无‘性’就不成篇吗？我偏要写一个纯洁如处子的爱情故事。”蒋韵“叛逆”起来，写了《隐秘盛开》，里面有了那个一生视爱为信仰的潘红霞，默默无闻地爱着一个男人，到死都没有说出口。

　　同年，蒋韵的《心爱的树》发表。与《隐秘盛开》中躲避爱情不同，这部小说是在呼唤爱情。主人公是“大先生”，一位传统的文人，严谨、严肃、古板，不苟言笑。女主角梅巧是一个叛逆的青年，为了爱情抛夫弃子，和“大先生”的学生私奔。之后梅巧过着凄苦的日子，“大先生”选择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她。后来这部小说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语是“这就是儒雅君子大先生之爱，痴情的爱。爱情，亲情，凝结成这一篇诗的小说”。 　　此后，蒋韵便进入到海阔天空的写作之境。和李锐合写重述神话系列的《人间——重述白蛇传》，用《行走的年代》向80年代致敬，在《晚祷》里写同龄人的“爱与怕”和“罪与罚”。“说来说去，我写的是人类不朽的疼痛。”蒋韵说，她不需要归属，依然是“文坛上的孤魂野鬼”。
　　也正因此，蒋韵在文学界长久被忽视，作家叶兆言在评价中国女作家时谈起她，认为“对她似乎重视不够”。

诗意地生活和写作

　　小说中的那些疼痛，那一代人背负的沉重，在现实中的蒋韵身上完全感受不到。她现在和女儿笛安一家生活在北京郊区，每天接送5岁的外孙女上下学。李锐前几年生了一场大病，好转后常常载着她去菜市场买菜。两人偶尔也会到市中心参加一些活动。
　　蒋韵和李锐这对文坛伉俪，在大家的眼中“似乎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两人性情相似，远离焦点，远离喧嚣，远离繁华，甚至远离当下。当很多从事写作的人，或下海，或炒股，或写电视剧时，他们依然不为所动，安静地写作、读书。写作时互为对方的第一读者，相互严格把关。每推出一部作品，均是付出心力、精心构筑，绝不敷衍。
　　和蒋韵聊天，很容易感受到一种诗意，就像她的小说一样。
　　听她描述一个场景或者故事，总是画面感十足。回忆40多年前的那场青春旅行，她和朋友在渺无人烟的显通寺大殿台阶上，席地而坐，“看着兩只不知从何处跑来的小牛，安然地啃着佛院青石板缝隙中钻出的野草”;讲到在纽约外百老汇看先锋戏剧《哒啦呱哒》，她说“突然地，头顶天幕上，有了响动，像是来了暴雨，沉重的大雨点落下来，砸下来，砸在天棚上，不是雨点，而是，流星雨，金色的大流星……”
　　这种诗意，甚至被蒋韵不经意间带入日常生活中。女儿笛安曾经这样形容她和李锐：他们常常旁若无人地使用非常书面，以及非常抒情的语言在人声鼎沸的公共场合聊天。“我自己没什么感觉，这好像是与生俱来的。”蒋韵从上世纪80年代走出，常常会怀念那个诗意的年代：青春、自由、浪漫、天真、激情似火、酷烈，一切都是新鲜和强烈的……对她而言，80年代孕育了她，也赋予了她小说的独特性，“它以诗的方式、诗的精神和灵魂渗透在了我的血液里，成为我灵魂和小说的底色”。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读了蒋韵的小说《行走的年代》后，专门写文章称她“关心的是诗，写的却是小说”，“说穿了，她自己何尝不就是一个诗的地下工作者，就着写小说作掩护，发送讯号，找寻当年失散的同路人”。蒋韵觉得这评价点准了她的“死穴”，“这是我永远的局限性，但同时，从审美的角度说，也可能是我的独特性”。
　　蒋韵愿意守着这份诗意和浪漫，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但因为这种理想主义，她常常陷入纠结。母亲生病那段时间，眼看着老人家躺在病床上，任人摆布，她特别煎熬，“每一次都是加重她的屈辱，但又无能无力”。
　　“所以我不断地往记忆里走，凭吊那些失去和正在失去的美好与珍贵的东西，或者说，我记忆‘失去’。”蒋韵说，她要在自己还有记忆、还有力气写作的时候，不断地写，等到有一天，外孙女读她的书，知道“姥姥曾经是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她敏感、脆弱甚至懦弱，但善良、悲悯、浪漫，活得美丽。
　　蒋韵
　　1954年生于山西太原，作家。1979年发表小说，曾获“赵树理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以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作品被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发表或出版。代表作有《栎树的囚徒》《行走的年代》《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等。近日出版新书《你好，安娜》，讲述“50后”一代的青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