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不像吴宓那样“一肚皮的不合时宜”。顾颉刚对所处时代、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基本认同，并勉力追随，有“思想改造”的愿望。甚至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说：“使我早治马列主义，所成就必当超过今日。”吴宓似绝不会作如是想。顾颉刚更日常的苦恼，更在“政治”（他往往写作“学习”）与业务（专业研究）孰轻孰重，如何平衡二者，分配其本已有限的精力。日记中的吴宓较少这一种烦扰；他不像顾颉刚似的以学术为名山事业，念兹在兹，于热心教学、传授知识外，只求有一己的空间安置其个人兴趣，与诗友往还唱和，随兴读书。尽管有旅欧的背景，生活态度上更像“传统文人”。
　　吴宓“边缘”，“边缘”这种说法不适于顾颉刚，但顾也不在“中心”。虽进入了全国政协，作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与被信任、依靠者显然有别。顾颉刚对自己的处境、位置了然于心。他有读报的习惯，关心时事，“文革”期间坚持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即其时所谓的“两报一刊”。日记对时事政治的判断，往往与当日的宣传口径一致，亦“追随”之一证。据其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的日记，顾氏不但读毛，读恩格斯，且读报章上“学毛著心得”一类文字，读《王杰日记》。同一时期的日记，常议论时事、社论及其他政论文字（如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偶或摘人日记。至于“文革”爆发后顾氏对运动的关注，也应因其子女卷入其中。但运动的诡异，匪夷所思，也每每令他不知所以。得知王力、关锋出事的消息，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写“白云苍狗，倏忽变幻，真可讶也”。读顾氏此一时期的日记，你不免会想，一个终其一生以研究历史（即使是古史）为业的学人，对于他晚年所经历的时代的认识如此肤浅，是“思想改造”的成果，还是“专业化”对于人的限制，对人的思维、认知能力的抑制？
　　或也因此，当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顾氏被迫交出几十册日记时，像是还镇定，说数十年中，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问“与反动政权发生关系”，“大部分时间仍为治学”。其时未能料及的是，在工、军宣队的领导下，他那些有学术训练的同事，能由其日记中“爬梳”、“钩稽”出怎样骇人的“罪行”。这样说也嫌夸张。其实这种“爬梳”、“钩稽”，在当时近于“技术活儿”，不待“学术训练”也能操作。
　　在顾颉刚这样的书生，到了“事实俱在”，也就不难“伏罪”。经此一劫，他的日记的书写方式一变，已随时意识到“上帝（‘革命群众’）临汝”，几近流水账簿；避免议论时政，更求政治正确；不再点评时事（某种国际时事除外），记录传闻；对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运动也极少涉及。你无法直接由其本人所述，知晓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他的处境。但也偶有溢出。如是年七月二十七日，记他注意到理发店“那个最喜欢说话的理发师不说话了”。
　　顾氏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至六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为其妻所烧，想必因了日记招致的祸患，却也因此为读者留出了想象空间。一九六七年尚能优游的顾氏，在经历了怎样的六个月后，被改造得近乎“面目全非”。他不再能不计及虽非预期却可能的读者。日记中不再表达对学术的饥渴。偶尔仍会写一则与学术有关的笔记，更多的时间则用来读毛主席著作。这一时期的顾颉刚，往返学部历史研究所，写思想汇报、认罪书，接受批判，听训，应付外调，自说“疲甚”，“疲累甚”，“十分疲惫”。曾因在会上瞌睡“被解放军所呵”（1968年4月4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面对历史研究所某人对其“反党”的批评，顾氏理直气壮地声称：“我不但没有反党之心，且很爱党。”在日记中则写道：“予面子已撕破，书籍古物亦拟交公，一切任之。”同月二十八日则在日记中说：“疾风暴雨之临为我生平第一次，自幸多活数年，得见世面，甘苦之尝，亦见一锻炼也。”日记中对大字报、批判会对自己的批判，一再辩驳，如驳以其辨古史为“虚无主义”（9月17日）；另如驳某人诬自己向历史所要钱（9月28日）；驳某人说自己“是封建主义武装起来的”，顾氏说自己“一生反封建，所以积聚若干旧书，正是‘不入虎穴，不能得虎子’也”（9月30日）。到了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日记中的顾颉刚，已全无此种意气。虽记述极简，仍不难察知顾氏的处境与心境，大不同于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记自己奉命所写大字报被评为“毒草”，“予伏罪”。尽管也会因“受诬”而“不成眠”（3月29日）。是月月底，日记中录有其批判尹达兼批自己的大字报稿，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不曾改造好“反动的世界观”，“一出口就放毒”，“一生罪行累累”，“是一个被管制的人”（3月31日）。但看到题为《鲁迅先生怒斥顾颉刚》的大字报，仍不免“心情激动，觉心旌摇摇，如船在漩涡中转，将掌不住舵”；由此后的日记看，他对这种说法，绝不能接受，而当天日记中写的却是“真触动灵魂矣”（8月26日）。至此，有学部历史研究所、街道居委会“加持”，以“被揪之人”，待罪之身，生活几无余裕。是年顾氏已七十六岁。
　　据说年轻时的顾颉刚“桀骜不驯”，我由这段时间日记中读出的顾氏，则既倔强又脆弱，虽仍未“化为绕指柔”，却也有了相当的柔韧度。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日记，说自己“平生性不能忍，今既确认予从前立场为反动，遂安然受之”，却仍然因心理紧张而不能成眠。到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更锋芒尽敛，年轻时“勇猛精进”的锐气，不消说消磨殆净。
　　日记中顾颉刚在“文革”劫难中对学术的不合，令人动容。这种痴，迂，已难见于后辈学人。
　　“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自己“体力就衰，眠食均不佳，独于研究问题却大有青年气象”，只能恨人类生命短促，无可奈何。直至“文革”爆发后，他仍然有时不我待的感慨，作学术研究如恐不及。
　　在“文革”期间的“自我批判”中，顾颉刚一再说到自己为“名”所累。前此，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他称道孙楷第对小说戏曲的研究，与周祖谟对音韵的研究“异曲同工”，说“此等真学人，世间知之者少，亦幸而名不高，得以潜研专精”，别有感慨。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自述诸种病状，希冀运动结束之后“许我退休，俾得整理宿稿，不管能否刊出，总是了一心事”，“尽量减少参加集体活动，避免紧张，以适应体力”。可知对“集体活动”适应不良，乃极大的负担。 　　纵然反应迟缓，“文革”前的顾氏也仍然感受到了来自时局的压力。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一日，记在政协大会及民进（即中国民主促进会）会议上大受触动，决心将“业务第一，学习第二”，改为“学习第一，业务第二”。如上文所说，“学习”（亦作“政治学习”）在顾颉刚的使用中，即“政治”（政治/业务）。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写自己读到批判吴晗的读书观，不能不警惕。说自己“一生专心业务，不问政治”，不知该如何“使红高于专”。既要突出政治，又不能合弃业务，这种矛盾实在不易解决。五月二十九日，说因吴晗提到自己，“不得不加以批判”，“日内（《尚书》工作当暂停”。实则并不能停，因此一再被其妻干预。六月十日，又说“自今日起暂停业务”。六月二十八日，抄《毛主席语录》，却也仍修改学术文字。这一时期的顾颉刚，既读毛的著作、社论、大批判文章，看大字报，听广播，参加批斗会，又继续学术工作，分身有术。七月六日，记其妻禁自己读旧书，说：“要我放下业务，如何可以完全做到！”七月十六日，又记其妻禁其读古书，而自己“如蚕食叶，有一肚子丝要吐”，不愿在人间留下遗恨。七月三十一日，说兼顾政治、业务，“事难两全，真此生一恨也”。当日拟（《予之工作及任务》，甲“突出政治”，乙“钻研业务”，丙“治疗疾病”，丁“整理家务”。关于业务的规划，以《尚书》研究为中心，有严格的时间要求。此时“文革”爆发已近两个月，打砸抢抄的红色风暴将至。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历史所贴出大字报“把反动史学权威顾颉刚揪出来”，次日顾却仍然“整日续写《周公执政称王》约二干字”。同月二十二日，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戴纸帽，游街示众。此一时期，陪斗，抄家，封书房，强制劳动。戴高帽这种羞辱，出乎意料（“为想不到之事”），令顾氏震动。为准备交代，他先编年谱——即使应对批判，用的也仍然是学术方式，足见积习之深。同月二十八日书房被封，“遂不得随意看书写稿”，稍能偷闲，仍着手学术，哪怕只是读自己的旧作，或“将上年写入手册中之古史笔记转写入新册”（1967年1月24日、2月1日）。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书房启封，即刻回复工作状态。五月七日，“记笔记一条，论‘后’字义”。说有关思路“久蓄于心，以书室被封，未能为也。今日始得写出，为之一快”。甚至又围绕《尚书》研究，制定了读书计划（5月9日），与那年的气氛实在不谐。此时学部派仗正酣，倒是为顾氏留出了一隙空间。一边写检讨，一边迫不及待地动手做学术工作，请假在家，弄古籍，作研究。三月二十六日，因翻阅日记，想到自己“无月不病，亦无月不工作，如此勤恳，而不为世谅”，不免黯然。
　　他也试图由大批判中总结教训。闻北大批语言学家王力欣赏乾嘉学派及罗振玉、王国维，想到：“我辈写作，恒从资料中归纳出史实，而不先正其观点与立场，此所以犯错误也。考据学者不分主次，不别大小，一例待遇，是故流于玩物丧志，不得为科学。戒之哉！”（4月25日）他不止一次梦见毛。六月八日的日记自释其梦，以为“足征予参加运动十个月，对毛泽东思想已渐能接受，思想改造已有端倪”。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顾氏被街道限制外出，当日的日记中写，“从今日起，立志精读《毛选》，兼作笔记”，即写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笔记，拟送研究所，作为思想汇报。他甚至对流行的“表忠心”的套路也竭力仿效。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记因住房老旧、缺乏取暖设备而“足冷不可堪，唯有默念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以克服之耳”。到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更决定自即日起，“每晨盥洗后即向毛主席请罪，读老三篇，期于彻底改造思想”。同年十二月四日，则模仿“时式”，自拟如下仪式：“1.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致敬；2.高唱《东方红》；3.背毛主席最新语录；4.读老三篇；5.不定（或读语录，或背语录前言）。”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日记：“从今日起，每天朝请示，晚汇报。”同年二月十六日星期日，“全家七人合向毛主席作汇报”。其他尚有与其妻“同读”毛、林（彪）。当年那个桀骜不驯的顾颉刚有如此表现，只能令人感叹“文革”这一运动威力之大，之不可抗拒。
　　由日记看，到一九六九年年底，顾颉刚像是已不再为运动所苦，得以在家养疴，生活回复了常态。又开始到公园散步、看花。对其学术性阅读（如读《左氏会笺》、《性命古训辩证》等），其妇只是偶有干预。顾氏甚至有了余裕与其妻女“谈中国重要史籍”（1970年3月31日）。四月三十日，记当日政协派人来，问其次日能否去天安门看焰火，亦可作为顾氏的“文革”劫难已然过去的证明。日记中又渐多时事。如同年五月三日，记“沈元以扮黑人期逃出国，日前枪决”，似不再顾忌“革命群众”斥其乱抄大字报、突出阴暗面。五月七日，工宣队、大联委（按即“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来人“问疾”。十一月，学部、历史研究所均有人来视疾、慰问。应对外调，偶用“交代”，却也日“报告”，日“答复”。七月二十四日，历史研究所召开赴豫南息县五七干校的誓师大会，顾氏属老弱病残，得不去，此后更可“逍遥”。由日记看，应当不迟于一九七。年底，发还了一九六八年取走的电视机。虽工资依旧扣发，是年的十月一日，参加了国庆观礼。到一九七五年，心态更松弛。也不再以考据为“玩物丧志”。该年九月十三日日记，对批判吴世昌关于《红楼梦》的“烦琐考证”不谓然，认为“考证文字本是给专家看的，不是给一般人看的”，拟之于钟表的内部构件，说“此非烦琐，乃复杂也”。
　　一九七一年四月受命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对顾颉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解放”，在那一代学人中，自然是殊遇。钱锺书一九七四年秋重新参与因“文革”中止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也应属此类。顾氏由四月起，恢复原薪。接下来，是待遇的逐项落实（即如研究所派车送其检查身体、就医，重新安装电话等）。甚至居委会保健科来人为其打针。据他的女儿顾潮说，也是到此时，才得“将被审查的日记索还”（《顾颉刚日记·前言》）。顾氏虽在此后接受访谈时，表达了“解放感”，日记中的顾氏，却有点宠辱不惊的样子，看不出大悲大喜，虽诸病缠身，仍依其惯性，即刻进入了工作状态。他本来就能随时进入工作状态，只要有一隙空间。 　　讽刺的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使顾颉刚的学问派上了用场，以至“社会任务接叠而来”，令其穷于应付（1975年5月16日）。早在一九七一年，他读到《人民日报》所刊《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一文，就在日记中评断道：“空洞无物，殊不能打到痛处”（7月22日），依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口吻。对抗批孔，却是吴宓“文革”中的最后一劫。新文化运动中对立的两造，至此仍是各持当年立场。
　　尽管被委以标点二十四史的重任，顾颉刚仍然更在意他的专家之学。一九七。年着手制订学术计划，就叹息着，说自己“百骸皆衰，存日无几，而心头总有欲著之书”，以下即列春秋史研究有关诸项。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记老友章元善劝其专读《毛选》，勿读古书，顾谢不能（“然此一生癖好，何所能也”）。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说自己“甚愿此后专精《左传》及《水经注》二书，对人民有所贡献”，却已有心无力。前于此，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记自己身体的衰变，说既因年龄，又因运动中的大风大浪，使自己“永远在紧张状态中”，加速了衰老。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证实所患乃心脏病，叹道：“著述之事，从此结束，成为废人，少年以来一片著述雄心不可复现，悲哉！”说：“此皆五年来日在惊风骇浪之中所造成者也。”一九七五年，日记中写“志气与力量之相反如此”（6月15日），与老友“相顾悲叹”（6月25日）。直至去世的前一年还说，自己“非惮死，唯恐胸中数篇文章未能写出耳”（1979年11月7日）。去世的当年五月，曾梦中“见缥缃千万叠，大喜而醒”，自叹“痴于书者如此”（26日）。
　　较之吴宓，顾颉刚的头衔更多，社会活动频密，不胜其苦。“文革”前他曾表示“愿辞去民进中委及不参加学习”（1965年1月20日），既因对“集体活动”的不适，也因耗时误工。顾氏所惧怕的，不止于某种特定的集体活动。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说过，自己因“早岁知名”，致得不偿失，开会、筵宴、庆吊、通信，无一不是在剥夺自己的时间（《通讯一束》，刊《禹贡》半月刊，转引自王学典主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于此，顾氏的态度有其一贯。他说自己“数十年来读书成为痼癖，由自览新出书报而求改造，较为自然”，而不宜“在开会中改造”；至于说“倘得常至公园，藉茶座以览书报，必有进于开会者”（1966年3月26日），在“文革”即将爆发的情境中，实在是异想天开。
　　由日记看，一九六四年顾氏在民进内所受批评，有“欲与党争夺下一代”一条（12月26日），应指在对青年学者的培养上。腐蚀拉拢青年，争夺下一代，这种指责针对党外人士，为当年的人们所熟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语境中，“毒害青年”、“与党争夺青年”，都属严重的指控。这种压力，不能不使爱才惜才，视人才为性命，以培养奖掖人才为己任如顾颉刚者无所措手足，不得不为远嫌而压抑自己的这种冲动。因对学术的痴迷而爱赏人才，为中国学术而珍重人才，此种情怀，也非学术官僚所能理解，难免猜忌，视之为经营学术势力，何况顾颉刚确有学术派别。但事后看来，当年主政学部历史研究所者刻意隔离顾氏与青年学者，对于顾氏未必不是幸事。
　　学术史所重的学术渊源、学术传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空气中，竟有了敏感性。顾颉刚一再提到他受蔡元培爱才的影响。他乐于成人之美，乐见人事业有成，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而他的爱才，“文革”中成了罪孽：徒众多，有帮派之嫌；热衷于对青年传道授业，则被视为“争夺下一代”。顾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的日记，以自己“门弟子多”为失；同月二十三日，说自己的三“罪”，就有“名望太大，门下杂流骈至，成为学阀”。但他对“革命群众”的批判，仍然不照单全收，坚持说自己虽“到处有徒党”却“没有组织”。这实在是必不可少的辩解。
　　传统文化有对“党与”、“朋比”的高度警戒，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则以“非（党团）组织活动”、“结党”为雷区。胡风与其追随者的“反革命集团”一案，属惊天大案。“二流堂”冤案在“文革”中，已不足以耸人听闻。在此氖围中，文人、知识人的以文会友，即有可能被与“结党”混为一谈。在对任何党团组织之外的“组织”、准“组织”以至疑似“组织”都存有戒备的环境中，门徒多而师弟子关系紧密，不能不遭忌招尤。由此一端亦可见当年学界的生态。
　　顾颉刚以学术研究为共同事业，长于大规模学术文化“工程”的设计。他始终有须“集众力”方能完成的大计划，他的爱才，也有由共事方面的考量。他的强烈的事业心，对于朋侪、后辈的号召力，尤其非同寻常的组织能力，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环境中，是如此不合时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不会为这样的学术领袖留出一隙之地。
　　顾颉刚的爱才情见乎辞，对别人的学术往往称道不置。“文革”中人才的陨落，一再使之黯然神伤。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对李平心被华东师大批判，以煤气自杀，不胜痛惜，说李“神经脆弱”，当一九五二年上海“三反”时，即曾“举斧砍额，经救未死”；说其人“平生刻苦治学，于古通甲骨、金文，于外通英、俄、德文，以书多，不能住集体宿舍，赁公寓以居，房金费其工资之半，以至永在窘境，良可伤也！”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日记：“王国维之弟子，以徐中舒为最笃实，发现亦最多，今闻其在川大中列为重点，颇为不平”。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闻黄少筌已死于运动中，惋叹不已，说“此君文史两学俱佳，得耗痛惜”。说余嘉锡治宋史，孟森治明清史，“实为近日史学之双峰”，自己不过“滥窃浮名，为可惭也”（9月2日）。一九七八年闻误传齐思和去世，说：“如此史学专家，培养一个洵非易事。如聂崇岐、冯家升，皆燕大中俊才，乃都在运动中倒下，可痛之至！”（6月19日。按聂崇岐死于“文革”前；冯家升“文革”期间病故）他一再写到研究南明史的钱海岳的惨死，痛心疾首。
　　余英时为台湾联经版《顾颉刚日记》作序，题作“未尽的才情”，可以用于包括顾氏在内的一批人。你甚至难以确认这“一批”中有多少人。你会想，给顾颉刚他所渴求的条件（即如为其配备助手、容其组建团队），使尽其才于经学、古史研究；给吴宓留出空间，使其于讲课授徒外，保存其文化信念、价值立场，有何不可？那种不使一人漏网的强制性“改造”，无论于公于私，有何益处？这当然是今天才敢有的一问。 　　“文革”后“学派”（如所谓的“清华学派”）、“师门”为人所艳称，而如章门（章太炎及其门弟子）、顾门（顾颉刚及其门下）那样的“门”，已成绝响。弟子为其师打工，或借“师门”壮声势、争资源，有“师门”之名而无其实，更是常态。当然也不便作一概之论。成为绝响的，或更是境界，意境，足以作为学术衰落的一种表征。
　　顾颉刚写自己一九六四年五月二日“梦在北大，闻蔡校长将到，喜跃日：我志其得酬矣，因拟研究民俗学计划，并选定翻译人才以相佐，心花既发，遽然而醒”（按蔡校长即蔡元培）。顾氏一九五四年调入学部后，对学部领导潘某、历史研究所领导尹某深为不满，说自己因在旧社会得名，“便在新社会得谤”；将自己的到北大授课，直当作屈原的赋《离骚》，感叹道：“噫，予之献身学术乃不得求解于生人而惟乞援于逝者，是可痛矣！”（同日）
　　“文革”前令顾家老小甚至亲戚都紧张了一阵子的，是顾颉刚在民进的会议上批评了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副所长尹达。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顾氏日记中说自己的发言“犯大错误”，其妻闻之大惊，“即开家庭会议，由儿辈批评”，顾精神高度紧张。当日即写检讨书，隔天就到尹达处请罪。当时不止顾氏本人相信“反领导即反党”，他的读中学的子女也笃信“反右”中流行的判断：反单位领导即“反党”。
　　但那次的批评，或不过是抑制既久后的爆发。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批斗尹达时，顾氏陪斗，说见尹达“戴的帽有如旧剧之皇帽而黑，上书‘尹皇’字样”，对此评论道：“彼真如法帝路易，有‘朕即国家’之感，今日被斗，真是除一霸也。”态度近于天真，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可知怨怼之深。至此，顾颉刚到历史所已十二年。前此，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录同年十月二十六日预立的遗嘱。因系遗嘱，少顾忌，径说被“组织上怀疑”，十一年来在历史所工作“受到了不少冤枉气”，“许多想做的工作因无人帮助而搁置”，使自己一生的劳动“无法贡献于人民”。
　　政治待遇，工资待遇、生活条件，对于当年的知识分子，前者更生死攸关。对于生活条件，顾颉刚也并不就不在意。“文革”前的反修中批判“三名三高”（按“三名”即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三高”指高工资、高稿酚_、高奖金），如顾颉刚这样的名教授，与演艺界大腕收入仍然悬殊。顾颉刚在一九六四年的日记中抱怨“收入少而支出多”（3月27日），稿酬低（1965年10月7日），一再致不满于生活及工作条件，抱怨学部历史所分配的工作室令其“不堪其寒”，住房不能保暖（1964年3月31日、4月3日）。
　　不同于顾颉刚的自认为受单位领导压制，“文革”前的吴宓，虽政治运动中不免于冲击，尚自觉为西南师范学院校方所“优礼”（参看其《致金月波》，《吴宓书信集》）。吴对于副院长方敬（吴称“方公”），即使说不上“知遇之感”，但那一点好感，信任感，却是他极其需要的。只不过“文革”一起，方非但不能对吴庇护，还不免为吴所累罢了。“文革”之初吴宓致信西南师范学院党委，解释自己所以拒绝揭发方敬（同书），态度天真。此一时期对方敬的冲击，使吴宓有失却依傍的紧张与惶惑。方的“罪状”中，则少不了“包庇”、“重用”吴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条。“包庇”、“重用”、“保护伞”，亦“文革”中学术官员普遍的“罪状”。
　　本文以顾颉刚日记为分析材料，无意于分剖顾、尹两造的恩怨是非。值得讨论的，或许更是顾的处境在当年的某种普遍性，尤其在党外专家中。在社会流动无论纵向还是横向均不顺畅——农民束缚于土地，公职人员（包括专业人士）则为“单位所有”——的条件下，你所在单位，你的领导，甚至你的同事，某种程度上也即你的命运。吴宓曾释其旧体诗中所用“笼”字，说：“笼，指工作单位。宓属西南师院中文系之古典文学教研组，此即宓之笼也。”（《致金月波》）顾颉刚的受困于中科院学部的历史研究所，对工作单位的感受应当同样深切。
　　桡桡者易折，更适用于吴宓，顾颉刚则性本倔强却也不难屈服。虽羞辱在所难免，也仍然应当说，依当时的标准，顾颉刚的问题较吴宓性质严重，而在“文革”中所受冲击却较吴为轻。顾的“文革”，到一九七一年已大致结束，而吴宓的“文革”，直至其去世的一九七八年仍在延续，且所领罪名生前未获平反。凡此，与其说与“中央/地方”有关，不如说更系于所在单位。由日记看，其时学部历史研究所对“斗争对象”尚不为已甚。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顾氏记历史所批斗尹达，使包括顾在内的戴高帽者“席地而坐”；九月七日的批斗会，已不戴高帽及挂牌子。较吴宓幸运的还有，顾氏未受皮肉之苦。顾在日记中一再据传闻提到考古研究所“斗争剧烈”。
　　由顾氏日记看，情况似乎是，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剧烈冲击后，由亲戚而同事、老友，正常的人际交往渐次恢复。顾居京城，不同于僻处重庆北碚的吴宓，环境一旦宽松，即颇不寂寞。他是苏州人，情感细腻，对花木、公园，情有独钟，似不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然粗粝的北方。即使在一九六六年严酷的情境中，仍有心情于中秋时分观灯、步月。由日记看，梁漱溟与顾氏有同好，且健于行，常到京城各公园读书、散步、习拳、会友。
　　顾颉刚在“文革”中别有收获，即学会了下厨做饭。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记自己“第一回下厨房”，日“亦思想改造之应有事也”。六月二十二日：“予一生不下厨房，以孟子云‘君子远庖厨’，故为长辈所禁止也。”至此，不得已而破例。上文已提到顾氏当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工作规划，将“整理家务”作为一项列出，也可证其将此归入了“自我改造”的内容。十二月二十日记其妻患病，“予开始做饭，此亦一可纪念事”。此一时期，对所做点滴家务无不郑重记录。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今日为我买甜面酱及黄酱之第一次。此等事为之不难，只是向日为了‘面子’，不去做耳。今已放下架子，撕破面子，便觉与工农分子合流，即此便是改造。”对这种“改造”，你不免心情复杂。
　　“文革”中有上述收获者非止顾氏。陈白尘《牛棚日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炒西红柿鸡蛋成糊状”，不久即有长进。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终日无事，试煮米饭成。”且做了白菜红烧肉。也并非老知识分子均像顾氏的“远庖厨”。由日记看，梁漱溟不但能“自炊而食”，且以买菜、购物（包括购衣料等）为经常性活动，甚至洗锅碗，洗缝衣物。梁的平民作风于此可见。 顾颉刚也如吴宓，将日记（原作“日程”）作为一项功课，在危机四伏的当儿也坚持书写，即使因此而贾祸，仍不能辍。顾氏更以其史家的职业敏感，不但以日记为个人生命史的记录，且希望为“历史”留一见证。他不能忍受自己的日记有阙文；倘有空缺，即就记忆补记，务求系统，“藉存此一大时代之痕迹”（1967年1月23日）。这种写作日记的动机，与吴宓有别。他的女儿顾潮说，父亲“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搜集、积累、验证史料是他的职业习惯，亦是他‘风雨飘摇的九十年’生命价值的体现；被他视作‘生命中最宝贵之材料’（《日程》1939年12月25日）的日记，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亦成为近现代学术史、社会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既要实事求是地从中寻觅自己的足迹，自我检讨，又自觉自愿地留给后人去翻览、检验。”（《顾颉刚日记·前言》）“自觉自愿地”云云，或许意在证明出版日记不违其父的意愿。由近期出版的若干种日记看，如此坚持的，更是那一代学人，且书写的态度、方式，与后辈学人不同——只消比较吴宓、顾颉刚与顾准的日记，就不难感到。这或许要溯源及于中国文人的有关传统。
　　《雷锋日记》、（（王杰日记》不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日记”，本有预期的读者，甚至如吴宓那样，当书写之时就准备了他人的“检阅”。除此之外，吴宓的日记更像是向自己的倾诉；日记以此种面貌发表于身后，未必当日计及。即顾颉刚的日记，也不免于个人情绪的宣泄。只是吴宓更少忌惮，顾则较能自我约束，不过偶尔失控而已。
　　顾颉刚长期抱怨的冬季取暖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一九七八年二月，迁至三里河为知名人士所建寓所。是年三月二十日，记其迁居后第一次徒步出门，“觉得环境良好，适于养老，当然更适于读书写作”。 两年后顾颉刚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