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胡适是学者，任过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到台湾后还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吏》、《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等。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
　　由《新青年》肇始的新文化运动，经过“文学革命”的激励鼓荡，至Ⅱ五四爱国运动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精神力量达到了高度亢奋的状态，而随之涌进的各种外来思潮又同时使大批知识分子在那种多元共处的思想环境下产生了相应的迷乱和裂变。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文学改良(革命)”的急先锋，胡适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对《新青年》文人群体和胡适后来的政治走向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胡适曾自言“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他的这种兴趣早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时就已表现出来。然而，胡适回国后并没有关注时政，而是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其间缘起颇耐人寻味。
　　从首倡文化载体的创造性转化到寻求人与社会的新生，胡适毫无疑义地担当了其中的“导师”角色。
　　而经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是少有不受胡适等人影响的。
　　然而，经过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胡适的思想，尤其是对政治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在旁人看来，是颇有些费解的，一些人直言相告说：谈政治是你的歧路，做学问才是你的正途。对此个中的缘由，胡适曾专门撰《我的歧路》予以辩解：“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
　　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一一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其实，这一观点早在《努力》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他就表述过。他说：“从美国回到国内我本是想在文化上作些努力的，但是，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
　　这里道出了他的思想转变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政治的黑暗、腐败。
　　他后来在《晨报》“五四纪念号”和《黄梨洲论学生运动》等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士人干政”的根本缘由。他借五四运动之口总结道：“五四运动为一种事实上的表现，证明历史上的一大原则，亦可名之日历史上的一个公式”，那就是：“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他认为，“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励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肩膀上。汉宋的太学生危言谠议，明末的东林、复社，清末的公车上书和革命运动，都是明显的例子。外国也是如此的。”
　　几年后，在谈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时，他再度评价道：“五四运动引起全国学生注意社会及政策的事业。以前的学生，不管闲事，只顾读书，政治之好坏，皆与他们无涉，从此运动以后，学生渐知干预政治，渐渐发生政治的兴趣了。”这里所说的虽是青年学生，其实更是夫子自道。二是以实验主义来抵制各种外来思潮。
　　新文化运动轰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系，造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断裂和信仰的真空状态，各种主义和思潮因之趁虚而入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面对这种主义满天飞，有些人只知名词，不知其义，有些人天天变着花样“玩”主义的情况，信奉实验主义，主张体察社会实情，一个一个问题加以解决的胡适自然十分反感，他坚持要用“评判的态度”来对待“新思潮”。他说：“‘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即“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主张破坏现有的政体秩序，对政治——社会问题实行激进的根本解决，这对主张温和改良、言论监督现政权，使之走向“好政府”的胡适来说，更是难以接受的。他决然毅然地说：“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在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
　　就胡适自身而言，他本是个热衷政治的人，做学问只不过是“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现在既然思想启蒙运动“夭折”了，政治运动来临了，对他来说也自是不能全心伏案梳理中国学术思想了。
　　这样，在政治昏暗不民主，对新思潮又难以苟同的情况下，“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胡适自然会重拾政治的兴趣，从思想文化层面转向政治领域，研究问题，以言干政，以期建设他理想中的中国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