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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育才学校,梁祎(yī)阳算得上是个校园明星。她倡导成立了闻名全国的东北育才学校模拟联合国社团——“地球村”,和同学联合出版了《走出成长的误区》一书,创办了《育才人物》杂志。梁祎阳多才多艺,她的国画被赠送给来访的美国中小学校长,还被日本富山中部高中图书馆收藏……
多方面地锻炼自己
其实,我的童年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周末的时候拎着小画夹,穿着小舞鞋,背着一本本的琴谱,往返于各种才艺班之间。那时的我对学习才艺有些不情愿,但可能我天生就喜爱画画、跳舞,所以每一种才艺学习都坚持了下来。它们在我后来的成长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幼儿园时,我一直学习素描,从小学开始转为学习国画,获过很多奖项,如第四届“华夏杯”全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赛金奖,“世界华人艺术大会”第五届国际少儿书画大赛金奖等。我还是辽宁省青少年儿童书画协会的会员,一些作品被学校收藏,还有一些作品作为学校礼物赠送给了来访的美国中小学校长。
小时候的我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不服输,比如练习国画时,只要练得不好或者被老师批评了,我就很不甘心,一定会加倍努力练习,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画室;学习吹长笛时,每次发现吹奏得不好的地方,我就连续练习几个小时,一直练到满意为止。正是因为这股劲头,我小学三年级时开始学习长笛,六年级就通过了全国长笛专业八级考试,还多次在学校举办的大型演出中表演。
对于我的个人爱好,父母特别地宽容,给了我充分发展的空间,尽力为我提供科学的、优越的发展平台。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从小到大,父母一直鼓励我多参加集体活动,多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因此,学校组织去山东蓬莱的夏令营,去长春滑雪的冬令营等,我一次也没有错过。后来,又有去日本、新加坡的交流机会,父母更是全力支持我。这些经历都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锻炼了我的胆识,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一个国际化的世界。我想,正是因为父母拥有这样开放式的教育理念,我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2006年7月,我策划、组织了学校中日友好主题晚会,并担任欢迎晚会的中日双语主持人。我认为组织这次晚会的经历很珍贵,也很令人兴奋,很多即席翻译考验了我的语言水平。记得晚会中有一个节目是写书法,需要主持人现场把嘉宾用中文写的古诗翻译成日语,非常富有挑战性。因为我练过书法,而且通过了日语能力测试一级考试,所以翻译起来比较容易。晚会上,我组织编排了《满族寸子舞》等极具民族特色的节目,这也得益于我平日广泛的爱好。就这样,以前学习的才艺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晚会结束后,日本的一位校长特别夸赞我的主持风格以及日语水平。这次晚会让我更加相信:一切努力和付出都会为未来的收获做好铺垫。
2007年夏天,我代表学校赴日本富山中部高中进行友好访问,并担任中方学生代表团的团长。我在富山中部高中礼堂发言,并主持编排了中方友好访问团的文艺节目,表演了武术《太极扇》。
“地球村”活动的发起人
初三时,我第一次听到了“模拟联合国”这个词,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上网查资料,向外地的朋友请教。不久,一套建立“地球村”的完整方案形成了。我把这套方案拿给老师看,老师频频点头,最后这件事还“惊动”了校长。2007年初,在我的提议下,我校的“地球村”活动终于启动了。
“地球村”是一项为期一个月的大型展演活动,每一个班级分别代表世界上的一个国家,在一个月的活动时间里,通过展览、报告会、论坛以及“地球村”大联欢来展示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加强同学们的国际意识。同时,我还将这项活动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结合在一起,向同学们宣传奥林匹克精神。
2008年7月,我们开始筹办第二届“地球村”活动。为了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与驻沈阳的美国、日本、法国、韩国等领事馆取得联系。7月下旬,我们用中、英、日、法、韩五种语言编写了《“地球村”活动宣传手册》。英语、日语版本的宣传手册全部由我负责编写,至于法语和韩语,我找到了学校国际部的外国留学生,请他们帮助共同完成。我们很快便接到了各国领事馆的积极回复。美国的领事夫人、日本领事馆文化参赞等都来参加了“地球村”活动。
“地球村”活动刚刚结束,我就代表学校参加了当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世界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并担任“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助理主席”。我的工作是辅助“主席”——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叫Eric Lemor的学生总结背景文件,更新委员会的讨论话题等。在担任助理主席期间,我6年来积累的剪报派上了用场。我平时有读书读报的习惯,遇到喜欢的文章、时事评论等都会剪下来收藏。于是,那些曾经看来深奥莫测的经济理论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并在大会上派上了用场。
通过这次大会,我开始懂得:一个简单的数据可以影响到整个庞大的经济系统,矛盾与争端其实并不是靠绝对的解决措施去平息的,而是通过妥协与让步,从而得到缓解和平息的。
2009年7月,又一个机会降临到我身上,我有幸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办的世界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大会上,我被分配到一个特殊的小型委员会——“历史危机联动委员会——厄立特里亚1986”担任经济大臣。这个委员会只有18个学生,除了两个学生来自中国,其他都是来自美国的学生。委员会的话题是“1986年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危机”。
整整三天,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这个国际问题。第一天,我被美国学生的强势辩论吓倒了,想到自己差劲的英语口语,我实在不敢开口。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不服输的我赶紧向别人取经,了解相关情况。第二天,我便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这天开始,我度过了精彩的三天。会议结束时,我收到了许多外国学生赞扬我的信件,这对性格相对内向的我来说,是一种最好的鼓励。
唤醒同龄人的心灵
小学六年级的两次旅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年寒假去海南旅游,在一个水上渔村,我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划橡皮圈。我问他:“你在什么地方上学?学校在哪里?”小男孩反问我:“什么是上学?”听到这样的话我大吃一惊。还有一次,暑假里我们去云南的西双版纳旅游,我在风景区看到有好多穿着漂亮民族服装的小女孩陪游客照相,照一次相收一元钱。我问她们一个暑假赚的钱够不够上学用。几个大一些的女孩说:“我们不上学了,学校很远,家里没钱,我们又是女孩子。”我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感觉特别心痛。从那时起,我就想好好读书,将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我认为是贫穷与落后让这些孩子无学可上。上了中学,我渐渐发现:一些应该读书的孩子不在学校里学习,一些应该顺利成长的孩子走入了歧途,但贫穷与落后并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
经过初中三年的学习,我发现过去的小学同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有的考上了重点高中,有的上了普通高中,有的在读职业技术学校。还有几个同学没有继续上学,他们拿着父母的钱在社会上游荡,抽烟、酗(xù)酒、玩游戏、结伙打架,有的甚至盗窃、抢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小学的时候,我对这些同学都很了解,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虽然每个人的学习能力不同,学习成绩有好有坏,但在遵守学校纪律、遵守国家法律上不应该有差别。我很想了解是什么原因影响了他们,他们为什么成了学校里的问题学生、社会上的不良少年?
因为一直想着这个问题,于是我联络五个同学成立了一个课题组,专门研究问题学生及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我们走访了法官、警察,向他们了解青少年的违法犯罪问题;走访社区,了解一些家庭的生活状况;去了妇联和团委,向工作人员了解关于青少年工作的进展情况;还参观过工读学校、少管所,了解那些问题孩子的思想状况及生活现状。为了了解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发展状态,我们又在好学校、比较好的学校、普通学校开展问卷调查,以便保证所了解的情况是相对客观的。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请少年法庭的法官到学校进行法制宣传讲座,举办法制宣传专栏,开展模拟法庭活动。
一个学期的课题研究结束后,我们并没有停止对相关问题的思考。看到社会上一些不良少年的所作所为,看到同龄人在成长中出现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写出我所观察到的事实、所了解的问题和所思考的结果。经过历时三年的研究调查,最后,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走出成长的误区》一书。
《走出成长的误区》一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与其用不好的案例去警示青少年,倒不如用积极向上的故事去感染他们的心灵。东北育才学校是一所全国知名的学校,毕业生遍布世界各地,写一写育才学校优秀学子的故事也许会更好。于是,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开始创办校园杂志《育才人物》。作为这本杂志的总编,我牺牲了大量的学习和休息时间,不仅要组织采编,还要负责拉赞助,解决出版经费的问题。开始时,我们一家一家地拉广告,收效甚微。后来我们转变战术,专找留学和外语培训机构寻求赞助,结果我们成功了。在采访报道人物的选择上,我们也是精挑细选。
卫生部的马晓伟副部长曾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们打算采访他。原来定在2008年5月他回沈阳时采访,后来因为突发的“5·12”汶川大地震而暂停。那段时间,马晓伟副部长一直在北京的指挥部紧张工作,直到7月回沈阳时我们才有机会采访他。那次采访十分感人,对我们来说更是一次宝贵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几天后,我们写成了《杏林春暖,大爱无言》这篇稿件。后来,我们又接连采访了留学国外的几位校友。让人高兴的是,《育才人物》在全国中小学生校内刊物评比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我个人还获得了“最佳编辑奖”。
正是因为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2009年2月,我接到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录取通知书,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将学习生物、文学、物理等七门基础课程,主攻经济和艺术史两个学位。现在,我的留学生活一切正常,就是有点想家。
对于未来,我想只要努力了就会有收获,我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希望我能早日学有所成,回来报效祖国!
(编辑 文 墨)
多方面地锻炼自己
其实,我的童年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周末的时候拎着小画夹,穿着小舞鞋,背着一本本的琴谱,往返于各种才艺班之间。那时的我对学习才艺有些不情愿,但可能我天生就喜爱画画、跳舞,所以每一种才艺学习都坚持了下来。它们在我后来的成长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幼儿园时,我一直学习素描,从小学开始转为学习国画,获过很多奖项,如第四届“华夏杯”全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赛金奖,“世界华人艺术大会”第五届国际少儿书画大赛金奖等。我还是辽宁省青少年儿童书画协会的会员,一些作品被学校收藏,还有一些作品作为学校礼物赠送给了来访的美国中小学校长。
小时候的我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不服输,比如练习国画时,只要练得不好或者被老师批评了,我就很不甘心,一定会加倍努力练习,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画室;学习吹长笛时,每次发现吹奏得不好的地方,我就连续练习几个小时,一直练到满意为止。正是因为这股劲头,我小学三年级时开始学习长笛,六年级就通过了全国长笛专业八级考试,还多次在学校举办的大型演出中表演。
对于我的个人爱好,父母特别地宽容,给了我充分发展的空间,尽力为我提供科学的、优越的发展平台。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从小到大,父母一直鼓励我多参加集体活动,多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因此,学校组织去山东蓬莱的夏令营,去长春滑雪的冬令营等,我一次也没有错过。后来,又有去日本、新加坡的交流机会,父母更是全力支持我。这些经历都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锻炼了我的胆识,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一个国际化的世界。我想,正是因为父母拥有这样开放式的教育理念,我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2006年7月,我策划、组织了学校中日友好主题晚会,并担任欢迎晚会的中日双语主持人。我认为组织这次晚会的经历很珍贵,也很令人兴奋,很多即席翻译考验了我的语言水平。记得晚会中有一个节目是写书法,需要主持人现场把嘉宾用中文写的古诗翻译成日语,非常富有挑战性。因为我练过书法,而且通过了日语能力测试一级考试,所以翻译起来比较容易。晚会上,我组织编排了《满族寸子舞》等极具民族特色的节目,这也得益于我平日广泛的爱好。就这样,以前学习的才艺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晚会结束后,日本的一位校长特别夸赞我的主持风格以及日语水平。这次晚会让我更加相信:一切努力和付出都会为未来的收获做好铺垫。
2007年夏天,我代表学校赴日本富山中部高中进行友好访问,并担任中方学生代表团的团长。我在富山中部高中礼堂发言,并主持编排了中方友好访问团的文艺节目,表演了武术《太极扇》。
“地球村”活动的发起人
初三时,我第一次听到了“模拟联合国”这个词,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上网查资料,向外地的朋友请教。不久,一套建立“地球村”的完整方案形成了。我把这套方案拿给老师看,老师频频点头,最后这件事还“惊动”了校长。2007年初,在我的提议下,我校的“地球村”活动终于启动了。
“地球村”是一项为期一个月的大型展演活动,每一个班级分别代表世界上的一个国家,在一个月的活动时间里,通过展览、报告会、论坛以及“地球村”大联欢来展示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加强同学们的国际意识。同时,我还将这项活动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结合在一起,向同学们宣传奥林匹克精神。
2008年7月,我们开始筹办第二届“地球村”活动。为了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与驻沈阳的美国、日本、法国、韩国等领事馆取得联系。7月下旬,我们用中、英、日、法、韩五种语言编写了《“地球村”活动宣传手册》。英语、日语版本的宣传手册全部由我负责编写,至于法语和韩语,我找到了学校国际部的外国留学生,请他们帮助共同完成。我们很快便接到了各国领事馆的积极回复。美国的领事夫人、日本领事馆文化参赞等都来参加了“地球村”活动。
“地球村”活动刚刚结束,我就代表学校参加了当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世界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并担任“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助理主席”。我的工作是辅助“主席”——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叫Eric Lemor的学生总结背景文件,更新委员会的讨论话题等。在担任助理主席期间,我6年来积累的剪报派上了用场。我平时有读书读报的习惯,遇到喜欢的文章、时事评论等都会剪下来收藏。于是,那些曾经看来深奥莫测的经济理论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并在大会上派上了用场。
通过这次大会,我开始懂得:一个简单的数据可以影响到整个庞大的经济系统,矛盾与争端其实并不是靠绝对的解决措施去平息的,而是通过妥协与让步,从而得到缓解和平息的。
2009年7月,又一个机会降临到我身上,我有幸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办的世界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大会上,我被分配到一个特殊的小型委员会——“历史危机联动委员会——厄立特里亚1986”担任经济大臣。这个委员会只有18个学生,除了两个学生来自中国,其他都是来自美国的学生。委员会的话题是“1986年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危机”。
整整三天,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这个国际问题。第一天,我被美国学生的强势辩论吓倒了,想到自己差劲的英语口语,我实在不敢开口。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不服输的我赶紧向别人取经,了解相关情况。第二天,我便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这天开始,我度过了精彩的三天。会议结束时,我收到了许多外国学生赞扬我的信件,这对性格相对内向的我来说,是一种最好的鼓励。
唤醒同龄人的心灵
小学六年级的两次旅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年寒假去海南旅游,在一个水上渔村,我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划橡皮圈。我问他:“你在什么地方上学?学校在哪里?”小男孩反问我:“什么是上学?”听到这样的话我大吃一惊。还有一次,暑假里我们去云南的西双版纳旅游,我在风景区看到有好多穿着漂亮民族服装的小女孩陪游客照相,照一次相收一元钱。我问她们一个暑假赚的钱够不够上学用。几个大一些的女孩说:“我们不上学了,学校很远,家里没钱,我们又是女孩子。”我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感觉特别心痛。从那时起,我就想好好读书,将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我认为是贫穷与落后让这些孩子无学可上。上了中学,我渐渐发现:一些应该读书的孩子不在学校里学习,一些应该顺利成长的孩子走入了歧途,但贫穷与落后并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
经过初中三年的学习,我发现过去的小学同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有的考上了重点高中,有的上了普通高中,有的在读职业技术学校。还有几个同学没有继续上学,他们拿着父母的钱在社会上游荡,抽烟、酗(xù)酒、玩游戏、结伙打架,有的甚至盗窃、抢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小学的时候,我对这些同学都很了解,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虽然每个人的学习能力不同,学习成绩有好有坏,但在遵守学校纪律、遵守国家法律上不应该有差别。我很想了解是什么原因影响了他们,他们为什么成了学校里的问题学生、社会上的不良少年?
因为一直想着这个问题,于是我联络五个同学成立了一个课题组,专门研究问题学生及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我们走访了法官、警察,向他们了解青少年的违法犯罪问题;走访社区,了解一些家庭的生活状况;去了妇联和团委,向工作人员了解关于青少年工作的进展情况;还参观过工读学校、少管所,了解那些问题孩子的思想状况及生活现状。为了了解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发展状态,我们又在好学校、比较好的学校、普通学校开展问卷调查,以便保证所了解的情况是相对客观的。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请少年法庭的法官到学校进行法制宣传讲座,举办法制宣传专栏,开展模拟法庭活动。
一个学期的课题研究结束后,我们并没有停止对相关问题的思考。看到社会上一些不良少年的所作所为,看到同龄人在成长中出现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写出我所观察到的事实、所了解的问题和所思考的结果。经过历时三年的研究调查,最后,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走出成长的误区》一书。
《走出成长的误区》一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与其用不好的案例去警示青少年,倒不如用积极向上的故事去感染他们的心灵。东北育才学校是一所全国知名的学校,毕业生遍布世界各地,写一写育才学校优秀学子的故事也许会更好。于是,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开始创办校园杂志《育才人物》。作为这本杂志的总编,我牺牲了大量的学习和休息时间,不仅要组织采编,还要负责拉赞助,解决出版经费的问题。开始时,我们一家一家地拉广告,收效甚微。后来我们转变战术,专找留学和外语培训机构寻求赞助,结果我们成功了。在采访报道人物的选择上,我们也是精挑细选。
卫生部的马晓伟副部长曾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们打算采访他。原来定在2008年5月他回沈阳时采访,后来因为突发的“5·12”汶川大地震而暂停。那段时间,马晓伟副部长一直在北京的指挥部紧张工作,直到7月回沈阳时我们才有机会采访他。那次采访十分感人,对我们来说更是一次宝贵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几天后,我们写成了《杏林春暖,大爱无言》这篇稿件。后来,我们又接连采访了留学国外的几位校友。让人高兴的是,《育才人物》在全国中小学生校内刊物评比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我个人还获得了“最佳编辑奖”。
正是因为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2009年2月,我接到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录取通知书,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将学习生物、文学、物理等七门基础课程,主攻经济和艺术史两个学位。现在,我的留学生活一切正常,就是有点想家。
对于未来,我想只要努力了就会有收获,我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希望我能早日学有所成,回来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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