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开篇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021年9月25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被加拿大政府拘押1028天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国。在飞机舱门打开后，她身着一袭红裙，走下中国政府包机的舷梯，向前来迎接的人员鞠躬并致辞，她表示：“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一位77岁的老人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想念自己的女儿。这位老人就是华为缔造者任正非。
任正非43岁创业，他的成功蕴含着很多“民族化”的特征与色彩。他在人生遭遇挫折时创办了华为，创业的目的不只为赚钱。他有着“中华有为”的梦想。
时势造英雄。任正非的成功，也印证了这个观点。
通信产业作为新时代的科技产业，它的繁荣足以振兴整个民族。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科研能力有限，国门稍稍打开，国内的通信市场和大多数资源便成了国际巨头们的盘中餐，巨头们很快主导了国内的通信市场。面对巨头们的“嚣张气焰”，任正非拍案而起，大声疾呼“中华有为”。他知道，要想振兴民族经济，中国人必须“站起来”，研发自己的产品。
当中国通信市场被国际商业巨头瓜分之时，华为联合国内电信企业，同仇敌忾粉碎了国际电信巨头们意图侵吞中国市场的企图。
任正非早年从军，性格果敢、刚毅，在公司管理上崇尚“狼性”生存法则。他熟读毛泽东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和“狼群战术”与竞争对手展开博弈。任正非最敬重的人物是邓小平，而邓小平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改革开放。因此，从创立之日起，华为就把自身定位为一个开放型组织，在国内市场取得巨大成功后，不忘进军海外市场，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实力。
通过奋斗，华为从一个最初只有6人的“小作坊”变为拥有近20万大军的世界级大型企业。这是令人赞叹的，也是极其不易的。在看似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无尽的艰辛和挑战。
华为一度成为美国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的筹码，任正非长女身陷囹圄，古稀之年的任正非坚决不肯牺牲国家利益换取女儿的自由。美国《时代周刊》称任正非是“一个为了观念而战的硬汉”，这个观念便是民族振兴、中华有为。
华为在国际舞台上不仅代表着“中国质量”“中国创造”，更彰显出中国民族企业的胸襟和气度，面对美国不公正的打压，任正非仍然保持理性、大气，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以更加包容的心态面对国际贸易竞争。从这个角度看，华为亦是“中国气度”的代言人。
今天，华为已成为最成功、最强大、最令中国人骄傲的民族企业之一，与其说是非凡的人物创造了非凡的历史，不如说是沧桑的岁月打磨出了顶天立地的精英人物。带着时代印记、家国情怀一路打拼的企业家，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从军人到商人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个贫困的小村庄。父亲任摩逊、母亲程远昭都是乡村教师，很重视儿女的教育，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坚持让孩子读书。
在任正非的印象里，每个学期两三元钱的学费最让母亲发愁。每逢月底，母亲总要四处奔走借钱，有时要走上几家才能借到三五元钱，勉强度日。在最困难的时候，家里实行“分餐制”，以求家中不会有人饿死。任正非曾感慨：“我的不自私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之所以这么成功，与我的不自私有一点儿关系。”
任正非19岁考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今重庆大学），读书十分刻苦。毕业时，他在同时代年轻人中十分出色：理工基础雄厚，掌握了数门外语，文科实用水平颇高，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1968年，任正非放弃了毕业分配的机会，毅然参军入伍，“因为周恩来总理引进了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的化纤设备，要调很多地方队伍建设这个工厂，但军队没技术力量，地方上也没有哪个单位愿意出工程师给军队”。
入伍后，任正非很快成为基建工程兵中的佼佼者，在技术发明中表现优異，两次及时填补国家科技空白，让领导和战友们交口称赞。1978年，任正非有幸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参加这次科学大会的知识精英共6000多人，35岁以下的“新兵蛋子”不足150人，任正非是其中之一。这次大会对任正非触动很深，他回忆说：“我们听了很多前辈作报告，包括陈景润。当时我们听得泪流满面，太感慨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当时任正非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并不深，不知道这是划时代的改革，只是觉得声音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十分兴奋，国家要搞建设了，他能够使劲好好干活儿了。
“华为”，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有为”
1982年，任正非离开军队，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他来到深圳，进入南海石油集团下属的一家电子公司工作。
初入商场，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陡坡”：他在一笔生意中被人骗走了200多万元货款，被迫离开了公司。远在贵州的任摩逊和程远昭听闻儿子的遭遇，不远千里赶到深圳。任正非失业后，家中生活捉襟见肘，为了省钱，程远昭常常在菜市场收摊时捡别人扔掉的菜叶、买便宜的死鱼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几口人挤在14.5平米的房子里。
任正非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打定了创业的主意。1987年，他联手5个好友，筹措2万元钱，创办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有为”。
公司成立之初，资金短缺、经验有限。任正非和好友只能“打游击”，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比如减肥药品、火灾报警器和气浮仪等，颇有点饥不择食的味道。
华为名为技术有限公司，但公司成立之初的主要业务却是做代理，当时，任正非经过多方考察，认为代理HAX交换机是华为的新机遇。
任正非就让他的黄金搭档郑宝用组织起“攻关团队”研发新款交换机，抢占市场。经过一番苦心研发，华为有了第一个研究成果——HJD48交换机。在HJD48交换机走向市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华为取得了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个年轻的企业。这一年华为员工数量从当初的6人增至100多人。 这让任正非清楚地意识到，做代理商只能让公司活下去，只有自主研发才能实现“中华有为”，研制HJD48交换机成功后，任正非把目光放在了研发程控交换机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技术含量颇高的程控交换机仅仅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出现过，对于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要造一部程控交换机，其难度不亚于詹天佑时代的清政府想要修建京张铁路。
当时，国际电信巨头在中国市场占据了更大的份额，并开始采取合资的方式侵吞国内电信企业的市场。一时间，中国通信市场混乱，不仅出现“七国八制”（中国市场上总共有来自七个国家的八种制式的机型或网络，分别是：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加拿大的北电、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BTM以及法国的阿尔卡特）的乱象，西方国家的商贾大亨看中的是富于无限潜力的中国市场，因此在定位程控交换机的价格时往往“狮子大张口”。除了产品的价格，围绕产品而来的延伸费用一样不低。更严重的是，这种市场环境使国人长期以来对外国商品过度依赖，国内电信企业在核心技术的独立性上遭到了“淤泥”的阻隔，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际声望都可能因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有所减损。
这一切，任正非都看在眼里。他认清了这样的形势：“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尽释前嫌，能够成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合作伙伴，反而意味着少数大国将运用资本、管理、技术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新一轮的“殖民扩张”。与传统时代单纯的政治控制和军事征服相比，这种“入侵”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手段也更高明，会令广大谋求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更举步维艰。
1991年，邬江兴首次研发出万门级的04数字程控交换机，任正非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兴奋，纵使这个“第一”的殊荣不是他的，不是华为的，但属于中国，属于一个崭新的时代！
任正非从邬江兴的成功中看到了中国人在通信行业中逆袭的可能。邬江兴的经历与任正非特别相似。他当时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比任正非小10岁。他和任正非一样是军人出身，同样对“中国人永远无法造出大型程控交换机”的断言嗤之以鼻。
邬江兴的成功，让任正非看到了希望，研发程控交换机势在必行。
任正非的这一想法，最初遭到了公司管理层的普遍反对。他们提出疑问：如果孤注一掷将辛辛苦苦赚取的数千万利润投入到科研项目中，无功而返怎么办？面对非议，任正非十分坚定，他表明华为不但要研发出属于中国自有的程控交换机，还要实现这种先进产品的局用化。为此，他放出狠话：“研发成功，我们都有发展;研发失败，我只有从楼上跳出去。”
1993年初，华为自主研发的模拟空分局用交换机JK1000宣告开发成功，并在国内市场初战告捷。可好景不长，1993年底，JK1000交换机在历经“短暂的春天”后，很快被更先进的外國产品和一些国内产品超越。
当JK1000交换机在市场销售中走向低谷以后，华为因数字技术新产品的研发需要加大投入，这把华为的财务状况搞得十分糟糕，公司账上只出不进。当时，华为内部的人力资源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员工工资得不到保障，常常出现“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窘迫现象，以至于年终奖金分发完毕后，员工便纷纷离职，人才外流情况比较严重。
此外，由于当时深圳的户籍查验审核工作十分严格，来这里打工的人员大多没有深圳户口。他们必须返乡办理暂住证，没有这个证件，就很可能被带走接受调查，连项目经理毛生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华为的人事负责人不得不屡屡去公安局“捞”人。华为内部一度出现了这样的不堪现象：员工要想偷懒不上班，就以害怕被抓为由旷工。
面对种种危机，有人建议任正非暂停生产，还是像早期那样专注销售，这遭到了任正非的严词拒绝：如果放弃追逐世界一流技术产品，只满足于生产普通的通信产品，那么华为永远会被人牵着鼻子走，永远也不会实现“中华有为”的大目标。
自主研发依然是任正非为华为选择的唯一道路。
1994年，任正非的坚持有了成果，华为成功研发万门机，并在邳州成功推广。返回深圳以后，任正非向员工们宣称：“10年后，华为要和AT&T、阿尔卡特三足鼎立，华为要占1/3天下！”
10年后，华为成功跻身于世界固定电信网设备供应商前五名。
华为的生存危机是任正非走上研发之路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任正非想要改变中国的通信市场，振兴民族经济。
面对纷纷来袭的国际巨头，任正非感慨良多：“华为在自己的家门口遇到了国际竞争，知道了什么才是世界先进。我们是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学会了如何赢得竞争。”当时，除华为外，镇守在“东南战区”的中兴通信公司也在积极拓展市场广度，所获取的成果并不亚于华为。1995年，巨龙通信公司诞生;3年后，大唐公司诞生。他们与华为、中兴并称“巨大中华”，一起共同对抗国际电信巨头。
20世纪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巨大中华”的诞生和发展让国人看到了自主掌控通信技术的希望。四家企业的同仇敌忾，尤其是华为的积极探索，在某种程度上粉碎了国际电信巨头们意图侵吞中国市场的企图，并很快夺回了中国通信市场的半壁江山。华为万门机的成功研发，更标志着“七国八制”主宰中国通信市场的时代彻底一去不返。在某种意义上说，华为改变了中国电信行业的市场格局，任正非改变了历史。
“狼行天下”——华为的战争
20世纪90年代，任正非多次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抗国际电信巨头，先后打败美国的朗讯、加拿大的北电等多家企业，在国内市场赢得一席之地，这些曾经盘踞在中国市场上的“美洲虎”，不曾想到会输在“东方战狼”手下。
2000年以后，国际电信巨头在中国市场上已是江河日下。华为也将触角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远征的华为不仅熬过了俄罗斯的寒冬，也能适应炎热的非洲。 华为内部负责开拓非洲市场的负责人邓涛曾说：“刚到非洲时，面对25个国家、4.5亿人口、地盘差不多是中国两倍的陌生市场，没有人知道华为公司，甚至都不太了解中国。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华为的产品在国内名列前茅，可一旦放到非洲客户的手中，他们竟然语带惊讶地问：“这真的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产品吗？”此前，他们眼中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只有美国、日本和德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
2004年，华为在非洲取得丰硕成果。至2005年，华为在南非的销售额突破了10亿美元，其通信网络产品、技术以及服务几乎覆盖了整个南非。
华为在非洲成功地推进着国际化战略，完成了西方国家很多企业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力强劲的它们未能在此地扎根，实力相对较弱的华为却站稳了脚跟。
十年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随处可见华为的大旗，华为走向了世界，中国制造得到了认可。但任正非的国际化战略并没有完成，华为还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美国思科。
华为和思科两大企业在2002年正式交锋。这一年，美国的亚特兰大电信设备展首次展出了华为的电信产品，经当场验证，证明华为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含量绝对可以比肩思科的任何一款产品。而华为还有一样更明显的优势——较为低廉的价格，产品单价至少比思科低20%。
由于在展览会上初露锋芒，价格上又占着明显的上风，华为在美国市场上“人气”大增，整个2002年度，华为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比上年增长了70%！与之相比，思科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思科如坐针毡，于是，一种“华为威胁论”在思科内部悄然而起。
在华为与思科展开竞争之前，美国通信市场的业内人士曾这样赞扬思科：“思科在你身边，世界由此改变。”在遭遇华为威胁以后，这种赞扬变成了：“华为在你身边，思科由此改变。”2002年底，思科总裁兼CEO钱伯斯更将华为比作“思科在全球范围的第四代对手”。
随着华为在美国市场屡屡夺魁，“华为威胁论”在思科内部不断被添油加醋，而且在新闻报道中也愈演愈烈。美国国内的很多媒体借题发挥，大肆渲染华为这个来自中国的通信企业的传奇色彩，并赋予形形色色的标题，其中最通用的题目就是“中国的电信巨人华为”。
“华为威胁论”在思科内部成为定论，也引发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关注。他们均相信“华为威胁论”的真实性，并自觉地做了这场潜在角逐的看客，等待着竞争双方杀个天昏地暗。
思科甚至公开在内部成立了名为“打击华为”的工作小组。为了封杀华为，思科不遗余力地在内部网站上设立专门主页，要求全球的员工观看，同时广泛采纳削弱华为的良策。随着华为实力的增强，思科在技术和市场竞争实力上不再占据绝对的上风，因而只能在削弱华为的过程中采取一些很“无赖”的方式。甚至连思科培训过的一些用户也声称“不用再培训也可以直接使用华为的产品”（暗示华为的产品和思科的产品很相似，有侵权嫌疑）。
2003年初，思科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东区联邦法庭正式起诉华为。为了在本土彻底击败华为，思科的法律诉讼文书写了满满77页，如果任正非输掉官司，不仅意味着华为可能会输掉偌大的美国市场，更严重的是，在美国市场上，或许所有中国产品都会遭遇边缘化。华为决心拼死一搏。为了稳住军心，任正非给出了最高指示：“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并强调学习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的战略。
2004年下半年以后，双方制定了正式的和解协议。
华为和思科的这一次较量，素称“世纪之讼”，因持续时间长、战场拓展广和参战双方实力雄厚震惊了全世界。华为凭着产品研发力的强劲、“统一战线”策略的巧妙运用以及不服输的精神，不但在美国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还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品牌知名度。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与世界一流的思科对战且不落下风，单是这种勇气，就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世界开始看好华为，也更认同中国的崛起。经历这场“世纪之讼”，华为人坚信“落后就要挨打”。只有自己的实力更强，才能与对手展开更有底气的较量。
“做事业，做有高度的事业”
2009起，华为正式启动5G领域研究。那时，国际电信联盟公布3G通信标准才一年，全球互联网的移动化转型刚刚开始，3G用户和应用也寥寥无几。
华为决策提前10年布局5G时，未来时代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华为还是坚持5G研究。与2G、3G、4G时代不同，5G的研发只知道一个大概方向，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2009年到2019年十年的时间里，5G经历了漫长的测试阶段：从场外测试阶段到实地测试阶段、再到专项测试阶段，测试人员每月的行程总里程高达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两圈，测试任务的复杂艰巨可想而知。
经过十年的探索，华为在5G研发上取得了辉煌战果。截至2019年3月底，华为投入5G研发的专家工程师有2000多位，在全球已經建立十余个5G研究中心，向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声明了2570族5G领域基本专利，占全球该领域的17%，居全球第一。至2021年，华为在国内已建成20万个5G基站，在全球获得了90多个5G商用合同，并在智慧港口、智能电网、智能制造、AR/VR、车联网、远程医疗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基于5G确定性网络的跨行业合作，极大地促进了5G生态繁荣。
此外，华为的麒麟芯片也在行业中多次拿下权威大奖，其中最重磅的就是麒麟团队参与的TD-LTE项目曾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是国家设立的科技最高奖项。之后，华为凭借技术实力多次获得GTI全球顶级奖项，这一奖项被称作TD-LTE产业界的“奥斯卡”，具有极高的含金量。
任正非常常将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做事业，做有高度的事业。”对5G产业研发的执着证实了这一点。 2016年3月29日，代表“中国精神”的华为荣获了国家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中国质量奖”。
华为之所以能获得这个质量奖，是因为其上一年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越通信界的霸主——美国苹果公司，创造了中国企业完胜于中国市场的第一份纪录。尽管这次胜利不是大胜，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站在了科学界的顶端，但同样是一种突破。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向世界宣告“中华有为”不再是一个虚无的梦时，任正非索性大张旗鼓地让华为上了央视，并将手机等产品的研发、生产、测试等各个环节的加工细节和质量要求一一展露在荧屏上。这是华为有史以来第一次表现得如此“高调”。
2021年10月，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1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发明专利排名榜单和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前1000家创新状况报告，华为位居双榜首位。
“华为之父”的低调与高调
任正非为人低调、做事严谨，不遵从家族管理的旧模式，崇尚“民主”管理。他从来不带司机和助理，出差或出行都没有专车……他把原本可以无限奢侈的生活过得格外平凡、踏实。
2016年4月16日，在上海虹橋机场，有人拍下了一张照片并将其上传到了微博。照片中的主人公正是任正非，他和成群结队的游客挤在一起，等着乘坐出租车。
没过几天，华为内部的某位“好事者”又在公司的大食堂里拍到了任正非自己端着餐盘打饭的场景。他虽然满脸皱纹，却精神焕发，毫无老态龙钟之感。在任正非身边，是围观的无数员工，任正非在他们的簇拥下神态自若。
两张照片里的任正非是他平日生活中最为普通的影像，可是在微博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大家很难相信，一位身价亿万的企业总裁，在年逾古稀的年纪里仍能如此平实。
对任正非的那张打车照片，有人如是评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也是一种管理方式，需要个人非凡的修养。”任正非在管理上一直备受好评，就在于他能以身作则，明白“身教胜于言教”。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曾说：“过去20年中，任总一个人打出租车是常有的事。他把自己的股票分给员工之后，公司又没有上市，不是大富翁，就无须保镖了。”
生活中的任正非平凡质朴，但面临挑战和竞争时他会一改常态，变得强势而张扬。他总是直面对手，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目标，比如他一直希望华为能够在手机技术上超越苹果公司。根据华为内部一些高层人士透露，任正非曾在过去几年频频现身海外，就是为了觅得最新商机。正是这种主动出击，才使得华为在3G时代和4G时代稳坐“将军”宝座，并终于在中国市场上完胜苹果。这时的他，不低调。
任正非知道，华为作为跨国企业，单在中国市场上战胜苹果公司还远远不够。华为的终极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苹果公司的手机霸主地位。
2016年初，任正非在内部会议上针对华为的终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5年后华为的终端收入能够超过1000亿美元。2015年，这个数字尚且不到200亿美元。
2020年，华为总营收1367亿美元，其中，终端收入占一半。
任正非2018年不再担任华为董事长，但华为的发展理念没有改变。2021年，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鸿蒙操作系统负责人王成录在接受采访时说：“非常希望我们有机会通过做操作系统，把相关的芯片、编程语言、数据库、编译器等技术和人才储备起来，这对未来咱们整个中国基础软件的发展以及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做底层的、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真正的爱国，是强大自己”
2019年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中美贸易战开打。
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企业供货给华为。美国企业必须要经过美国政府批准才可以和华为交易。这份声明意味着华为不能再与美国公司合作，其中就包括高通、谷歌等芯片和系统的供应商。
路透社当时解读称，此举旨在切断华为供应链，令华为“无货可卖”。此后的2020年5月、2020年8月、2021年4月，美国先后三次升级对华为的制裁。
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心思，图穷匕见。然而美国想要通过压制华为达到这一目的，并没有那么容易，华为的多款旗舰机型采用的都是自家的高端芯片。2019年的禁令并未对华为造成太大的影响。华为董事长梁华也说过，美国将华为加入“实体清单”，确实给华为的经营带来了一些干扰，但对主力产品没有影响，华为未来的发展属于可控的，客户依然很信任华为。华为没有一天停止生产，也没有一天停止对客户的发货。
2020年，华为总营收增长11.2%，利润增长10.4%——美国想要依靠制裁打压中国企业的手段，限制中国科技发展的目的并未得逞。
面对美国的压制，任正非说：“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企业，他们为我们作出了很多贡献，我们的很多顾问来自IBM等。大家要骂就骂美国政客，这不关美国企业什么事情。”不仅如此，任正非早就说过，华为的成功也要感谢美国公司“教会我们走路”。
无论国际贸易形势如何变化，华为的理想一直是“站到世界的顶尖去”。任正非说：“最高点上，我们和美国有冲突，但最终还是要一起为人类作贡献。”大哉斯言。这句话、这个人为中国企业家树立了榜样。
2021年，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了《敞开胸怀，解放思想，敢于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才——任总在2022年优秀人才&“高鼻子”获取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任正非表示：“要敞开胸怀、不拘一格，更加积极进取获取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要关注‘高鼻子’人才的获取，给予海外研究所更多的预算。我们要招一些会使‘洋枪洋炮’的‘高鼻子’进来，用三五年时间，从以前的‘土八路’逐渐走向国际化。”
任正非曾说：“真正的爱国，是强大自己。”
他是华为创始人，也是父亲，更是中国人
《华为基本法》中有这样两条——“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爱公司的同时，更要做到爱亲人”。“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任正非一生的意难平，因此他更加看重亲情，但很多时候他不得不把亲情放在最后。
2018年12月1日，任正非的长女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加拿大警方拘押。被关进监狱后的第二天，孟晚舟通过丈夫递了一个纸条子给任正非，上面写着：“爸爸，所有的矛头是对准你的，你要小心一点。”其实，这次他们父女出行的目的地是同一个地方——阿根廷，只不过孟晚舟因是阿根廷会议的组织者，比任正非早两天到达。接到女儿的消息，任正非还是选择冒着危险去阿根廷开会，他认为这对公司的改革、稳定和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媒体曾这样问任正非：“如果你当时跟女儿一起走，在加拿大被抓了怎么办？”任正非回答：“那就陪女儿聊聊天。”
“在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当兵去了，每年有11个月不和孩子在一起，剩下探亲的1个月，我在家的时候他们去上学，放学吃了饭他们要做作业，所以在他们的孩童时代、青年时代，我们的连接不够亲密。”“创业时代，为了生存而奋斗。我基本每天16个小时在办公室，无法顾及这个家，所以我的三个儿女和我都不亲。”
孟晚舟作为长女，受过的苦是最多的。她经历和见证了任正非创业的艰难困苦。据孟晚舟后来回忆，他们那时候一家人住在临时搭建的铁皮屋里，下雨的时候，屋顶就像打鼓一样。任正非忙起来根本顾不上孩子。孟晚舟去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读书的时候，还是前妻提醒任正非，要给女儿一点生活费，任正非就给了孟晚舟10000元钱。结果孟晚舟后来又退给任正非9500元，她知道父亲那里的资金很紧张。
孟晚舟大学毕业后，本来想出国，任正非告诉她可以先到华为实习，锻炼一下接人待物的能力。于是孟晚舟从华为行政做起，每天接电话、转电话，做前台和文员的工作。
在华为，任正非对孟晚舟非常严厉，他经常批评她在财务工作上的不足，有高管看到过孟晚舟被任正非训到掉眼泪。孟晚舟很要强，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任正非的三个儿女中，在艰苦奋斗的精神上，孟晚舟可能是最像任正非的一个。
2019年，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发布了对任正非的专访，任正非谈到，女儿孟晚舟这一年的苦难经历，使她变得更强大。
自从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机场被拘留，任正非曾多次公开谈及孟晚舟。其间，这位年过七旬的父亲曾称“很心疼”自己的女儿。
2020年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公布了孟晚舟引渡案判决结果，认定孟晚舟符合“双重犯罪”标准，孟晚舟未能获释。面对加拿大的判定，孟晚舟在采访中微笑着表示：对判决结果没有失望，只是遗憾不能陪在老父亲身边。那一年，任正非76岁。
與此同时，远隔重洋的任正非在采访中表示：他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只是觉得以前和女儿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很想她，对不起她，她是替自己在受罪……之后就说不下去了。古稀之年的任正非渴望亲情，但并未想过因为女儿而退步。
2019年8月20日，任正非在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在谈到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把华为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棋子或筹码时，任正非表示：
如果通过这个“棋子”能解决问题，听起来是好的，但是要国家为我们做出让步，我是不会去推动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
所以，我认为，我能坚持多挨打几年，包括我女儿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让给美国。其实，美国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有不少贫穷人口，他们的生活还在低水准上。
因此，在这点上，我完全没有考虑，我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是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如果国家拿很多利益去换取华为生存，我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2019年10月25日，孟晚舟在朋友圈祝父亲任正非生日快乐，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称今年无法陪伴，希望等她回来再还。那一句“等我回来”看得让人心疼。但任正非在内部会议中说：“我已做好此生再也见不到女儿的准备。”这短短16个字，让人泪目。
2021年9月25日，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1028天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国。目前没有从媒体上找到任何关于任正非对女儿回国的感受。但任正非之前曾说过：“我坚信我们的祖国，坚信我们的智慧，坚信孟晚舟肯定会回家！”
2021年10月29日，任正非的话又一次“刷屏”。他在华为军团组建成立大会上说：“我认为，和平是打出来的。我们要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打出一个未来30年的和平环境，让任何人都不敢再欺负我们。我们在为自己，也在为国家。为国舍命，日月同光;凤凰涅槃，人天共仰。历史会记住你们的，等我们同饮庆功酒那一天，于无声处听惊雷。”
（责编/张超 责校/李希萌、陈小婷 来源/《任正非传》，孙力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任正非：我们有信心，让别人不想买都不行》，佚名/文，人民网2019年1月18日;《钱江晚报：开放大气任正非》，李晓鹏/文，人民网2019年5月22日;《为任正非的理性与开放喝彩》，文丰/文，人民网2019年5月22日等）
任正非大事年表
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今重庆大学）。
1968年，应征入伍成为基建工程兵。
1978年，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创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88年，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2005年，首次入选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2013年、2019年再次登上该杂志“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2011年，任正非以11亿美元首次进入福布斯富豪榜，排名全球第1056名，中国第92名。
2012年，位列《财富》杂志“2012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第一。
2018年3月，任正非不再担任副董事长，变为董事会成员。他任华为副董事长期间，华为获得多项国家级大奖，2016年，华为获得中国国家质量领域最高荣誉——“中国质量奖”。同年，华为的麒麟团队参与的TD-LTE项目获得该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2018年10月24日，入选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2018年，任正非长女孟晚舟在加拿大机场被拘留，后被拘押1028天。
2021年9月25日，经中国政府不断努力，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在此之前，任正非曾多次表示不会为了女儿的自由，牺牲中国人的利益。
2021年9月25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被加拿大政府拘押1028天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国。在飞机舱门打开后，她身着一袭红裙，走下中国政府包机的舷梯，向前来迎接的人员鞠躬并致辞，她表示：“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一位77岁的老人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想念自己的女儿。这位老人就是华为缔造者任正非。
任正非43岁创业，他的成功蕴含着很多“民族化”的特征与色彩。他在人生遭遇挫折时创办了华为，创业的目的不只为赚钱。他有着“中华有为”的梦想。
时势造英雄。任正非的成功，也印证了这个观点。
通信产业作为新时代的科技产业，它的繁荣足以振兴整个民族。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科研能力有限，国门稍稍打开，国内的通信市场和大多数资源便成了国际巨头们的盘中餐，巨头们很快主导了国内的通信市场。面对巨头们的“嚣张气焰”，任正非拍案而起，大声疾呼“中华有为”。他知道，要想振兴民族经济，中国人必须“站起来”，研发自己的产品。
当中国通信市场被国际商业巨头瓜分之时，华为联合国内电信企业，同仇敌忾粉碎了国际电信巨头们意图侵吞中国市场的企图。
任正非早年从军，性格果敢、刚毅，在公司管理上崇尚“狼性”生存法则。他熟读毛泽东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和“狼群战术”与竞争对手展开博弈。任正非最敬重的人物是邓小平，而邓小平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改革开放。因此，从创立之日起，华为就把自身定位为一个开放型组织，在国内市场取得巨大成功后，不忘进军海外市场，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实力。
通过奋斗，华为从一个最初只有6人的“小作坊”变为拥有近20万大军的世界级大型企业。这是令人赞叹的，也是极其不易的。在看似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无尽的艰辛和挑战。
华为一度成为美国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的筹码，任正非长女身陷囹圄，古稀之年的任正非坚决不肯牺牲国家利益换取女儿的自由。美国《时代周刊》称任正非是“一个为了观念而战的硬汉”，这个观念便是民族振兴、中华有为。
华为在国际舞台上不仅代表着“中国质量”“中国创造”，更彰显出中国民族企业的胸襟和气度，面对美国不公正的打压，任正非仍然保持理性、大气，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以更加包容的心态面对国际贸易竞争。从这个角度看，华为亦是“中国气度”的代言人。
今天，华为已成为最成功、最强大、最令中国人骄傲的民族企业之一，与其说是非凡的人物创造了非凡的历史，不如说是沧桑的岁月打磨出了顶天立地的精英人物。带着时代印记、家国情怀一路打拼的企业家，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从军人到商人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个贫困的小村庄。父亲任摩逊、母亲程远昭都是乡村教师，很重视儿女的教育，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坚持让孩子读书。
在任正非的印象里，每个学期两三元钱的学费最让母亲发愁。每逢月底，母亲总要四处奔走借钱，有时要走上几家才能借到三五元钱，勉强度日。在最困难的时候，家里实行“分餐制”，以求家中不会有人饿死。任正非曾感慨：“我的不自私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之所以这么成功，与我的不自私有一点儿关系。”
任正非19岁考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今重庆大学），读书十分刻苦。毕业时，他在同时代年轻人中十分出色：理工基础雄厚，掌握了数门外语，文科实用水平颇高，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1968年，任正非放弃了毕业分配的机会，毅然参军入伍，“因为周恩来总理引进了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的化纤设备，要调很多地方队伍建设这个工厂，但军队没技术力量，地方上也没有哪个单位愿意出工程师给军队”。
入伍后，任正非很快成为基建工程兵中的佼佼者，在技术发明中表现优異，两次及时填补国家科技空白，让领导和战友们交口称赞。1978年，任正非有幸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参加这次科学大会的知识精英共6000多人，35岁以下的“新兵蛋子”不足150人，任正非是其中之一。这次大会对任正非触动很深，他回忆说：“我们听了很多前辈作报告，包括陈景润。当时我们听得泪流满面，太感慨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当时任正非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并不深，不知道这是划时代的改革，只是觉得声音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十分兴奋，国家要搞建设了，他能够使劲好好干活儿了。
“华为”，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有为”
1982年，任正非离开军队，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他来到深圳，进入南海石油集团下属的一家电子公司工作。
初入商场，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陡坡”：他在一笔生意中被人骗走了200多万元货款，被迫离开了公司。远在贵州的任摩逊和程远昭听闻儿子的遭遇，不远千里赶到深圳。任正非失业后，家中生活捉襟见肘，为了省钱，程远昭常常在菜市场收摊时捡别人扔掉的菜叶、买便宜的死鱼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几口人挤在14.5平米的房子里。
任正非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打定了创业的主意。1987年，他联手5个好友，筹措2万元钱，创办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有为”。
公司成立之初，资金短缺、经验有限。任正非和好友只能“打游击”，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比如减肥药品、火灾报警器和气浮仪等，颇有点饥不择食的味道。
华为名为技术有限公司，但公司成立之初的主要业务却是做代理，当时，任正非经过多方考察，认为代理HAX交换机是华为的新机遇。
任正非就让他的黄金搭档郑宝用组织起“攻关团队”研发新款交换机，抢占市场。经过一番苦心研发，华为有了第一个研究成果——HJD48交换机。在HJD48交换机走向市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华为取得了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个年轻的企业。这一年华为员工数量从当初的6人增至100多人。 这让任正非清楚地意识到，做代理商只能让公司活下去，只有自主研发才能实现“中华有为”，研制HJD48交换机成功后，任正非把目光放在了研发程控交换机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技术含量颇高的程控交换机仅仅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出现过，对于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要造一部程控交换机，其难度不亚于詹天佑时代的清政府想要修建京张铁路。
当时，国际电信巨头在中国市场占据了更大的份额，并开始采取合资的方式侵吞国内电信企业的市场。一时间，中国通信市场混乱，不仅出现“七国八制”（中国市场上总共有来自七个国家的八种制式的机型或网络，分别是：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加拿大的北电、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BTM以及法国的阿尔卡特）的乱象，西方国家的商贾大亨看中的是富于无限潜力的中国市场，因此在定位程控交换机的价格时往往“狮子大张口”。除了产品的价格，围绕产品而来的延伸费用一样不低。更严重的是，这种市场环境使国人长期以来对外国商品过度依赖，国内电信企业在核心技术的独立性上遭到了“淤泥”的阻隔，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际声望都可能因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有所减损。
这一切，任正非都看在眼里。他认清了这样的形势：“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尽释前嫌，能够成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合作伙伴，反而意味着少数大国将运用资本、管理、技术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新一轮的“殖民扩张”。与传统时代单纯的政治控制和军事征服相比，这种“入侵”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手段也更高明，会令广大谋求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更举步维艰。
1991年，邬江兴首次研发出万门级的04数字程控交换机，任正非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兴奋，纵使这个“第一”的殊荣不是他的，不是华为的，但属于中国，属于一个崭新的时代！
任正非从邬江兴的成功中看到了中国人在通信行业中逆袭的可能。邬江兴的经历与任正非特别相似。他当时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比任正非小10岁。他和任正非一样是军人出身，同样对“中国人永远无法造出大型程控交换机”的断言嗤之以鼻。
邬江兴的成功，让任正非看到了希望，研发程控交换机势在必行。
任正非的这一想法，最初遭到了公司管理层的普遍反对。他们提出疑问：如果孤注一掷将辛辛苦苦赚取的数千万利润投入到科研项目中，无功而返怎么办？面对非议，任正非十分坚定，他表明华为不但要研发出属于中国自有的程控交换机，还要实现这种先进产品的局用化。为此，他放出狠话：“研发成功，我们都有发展;研发失败，我只有从楼上跳出去。”
1993年初，华为自主研发的模拟空分局用交换机JK1000宣告开发成功，并在国内市场初战告捷。可好景不长，1993年底，JK1000交换机在历经“短暂的春天”后，很快被更先进的外國产品和一些国内产品超越。
当JK1000交换机在市场销售中走向低谷以后，华为因数字技术新产品的研发需要加大投入，这把华为的财务状况搞得十分糟糕，公司账上只出不进。当时，华为内部的人力资源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员工工资得不到保障，常常出现“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窘迫现象，以至于年终奖金分发完毕后，员工便纷纷离职，人才外流情况比较严重。
此外，由于当时深圳的户籍查验审核工作十分严格，来这里打工的人员大多没有深圳户口。他们必须返乡办理暂住证，没有这个证件，就很可能被带走接受调查，连项目经理毛生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华为的人事负责人不得不屡屡去公安局“捞”人。华为内部一度出现了这样的不堪现象：员工要想偷懒不上班，就以害怕被抓为由旷工。
面对种种危机，有人建议任正非暂停生产，还是像早期那样专注销售，这遭到了任正非的严词拒绝：如果放弃追逐世界一流技术产品，只满足于生产普通的通信产品，那么华为永远会被人牵着鼻子走，永远也不会实现“中华有为”的大目标。
自主研发依然是任正非为华为选择的唯一道路。
1994年，任正非的坚持有了成果，华为成功研发万门机，并在邳州成功推广。返回深圳以后，任正非向员工们宣称：“10年后，华为要和AT&T、阿尔卡特三足鼎立，华为要占1/3天下！”
10年后，华为成功跻身于世界固定电信网设备供应商前五名。
华为的生存危机是任正非走上研发之路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任正非想要改变中国的通信市场，振兴民族经济。
面对纷纷来袭的国际巨头，任正非感慨良多：“华为在自己的家门口遇到了国际竞争，知道了什么才是世界先进。我们是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学会了如何赢得竞争。”当时，除华为外，镇守在“东南战区”的中兴通信公司也在积极拓展市场广度，所获取的成果并不亚于华为。1995年，巨龙通信公司诞生;3年后，大唐公司诞生。他们与华为、中兴并称“巨大中华”，一起共同对抗国际电信巨头。
20世纪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巨大中华”的诞生和发展让国人看到了自主掌控通信技术的希望。四家企业的同仇敌忾，尤其是华为的积极探索，在某种程度上粉碎了国际电信巨头们意图侵吞中国市场的企图，并很快夺回了中国通信市场的半壁江山。华为万门机的成功研发，更标志着“七国八制”主宰中国通信市场的时代彻底一去不返。在某种意义上说，华为改变了中国电信行业的市场格局，任正非改变了历史。
“狼行天下”——华为的战争
20世纪90年代，任正非多次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抗国际电信巨头，先后打败美国的朗讯、加拿大的北电等多家企业，在国内市场赢得一席之地，这些曾经盘踞在中国市场上的“美洲虎”，不曾想到会输在“东方战狼”手下。
2000年以后，国际电信巨头在中国市场上已是江河日下。华为也将触角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远征的华为不仅熬过了俄罗斯的寒冬，也能适应炎热的非洲。 华为内部负责开拓非洲市场的负责人邓涛曾说：“刚到非洲时，面对25个国家、4.5亿人口、地盘差不多是中国两倍的陌生市场，没有人知道华为公司，甚至都不太了解中国。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华为的产品在国内名列前茅，可一旦放到非洲客户的手中，他们竟然语带惊讶地问：“这真的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产品吗？”此前，他们眼中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只有美国、日本和德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
2004年，华为在非洲取得丰硕成果。至2005年，华为在南非的销售额突破了10亿美元，其通信网络产品、技术以及服务几乎覆盖了整个南非。
华为在非洲成功地推进着国际化战略，完成了西方国家很多企业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力强劲的它们未能在此地扎根，实力相对较弱的华为却站稳了脚跟。
十年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随处可见华为的大旗，华为走向了世界，中国制造得到了认可。但任正非的国际化战略并没有完成，华为还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美国思科。
华为和思科两大企业在2002年正式交锋。这一年，美国的亚特兰大电信设备展首次展出了华为的电信产品，经当场验证，证明华为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含量绝对可以比肩思科的任何一款产品。而华为还有一样更明显的优势——较为低廉的价格，产品单价至少比思科低20%。
由于在展览会上初露锋芒，价格上又占着明显的上风，华为在美国市场上“人气”大增，整个2002年度，华为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比上年增长了70%！与之相比，思科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思科如坐针毡，于是，一种“华为威胁论”在思科内部悄然而起。
在华为与思科展开竞争之前，美国通信市场的业内人士曾这样赞扬思科：“思科在你身边，世界由此改变。”在遭遇华为威胁以后，这种赞扬变成了：“华为在你身边，思科由此改变。”2002年底，思科总裁兼CEO钱伯斯更将华为比作“思科在全球范围的第四代对手”。
随着华为在美国市场屡屡夺魁，“华为威胁论”在思科内部不断被添油加醋，而且在新闻报道中也愈演愈烈。美国国内的很多媒体借题发挥，大肆渲染华为这个来自中国的通信企业的传奇色彩，并赋予形形色色的标题，其中最通用的题目就是“中国的电信巨人华为”。
“华为威胁论”在思科内部成为定论，也引发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关注。他们均相信“华为威胁论”的真实性，并自觉地做了这场潜在角逐的看客，等待着竞争双方杀个天昏地暗。
思科甚至公开在内部成立了名为“打击华为”的工作小组。为了封杀华为，思科不遗余力地在内部网站上设立专门主页，要求全球的员工观看，同时广泛采纳削弱华为的良策。随着华为实力的增强，思科在技术和市场竞争实力上不再占据绝对的上风，因而只能在削弱华为的过程中采取一些很“无赖”的方式。甚至连思科培训过的一些用户也声称“不用再培训也可以直接使用华为的产品”（暗示华为的产品和思科的产品很相似，有侵权嫌疑）。
2003年初，思科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东区联邦法庭正式起诉华为。为了在本土彻底击败华为，思科的法律诉讼文书写了满满77页，如果任正非输掉官司，不仅意味着华为可能会输掉偌大的美国市场，更严重的是，在美国市场上，或许所有中国产品都会遭遇边缘化。华为决心拼死一搏。为了稳住军心，任正非给出了最高指示：“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并强调学习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的战略。
2004年下半年以后，双方制定了正式的和解协议。
华为和思科的这一次较量，素称“世纪之讼”，因持续时间长、战场拓展广和参战双方实力雄厚震惊了全世界。华为凭着产品研发力的强劲、“统一战线”策略的巧妙运用以及不服输的精神，不但在美国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还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品牌知名度。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与世界一流的思科对战且不落下风，单是这种勇气，就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世界开始看好华为，也更认同中国的崛起。经历这场“世纪之讼”，华为人坚信“落后就要挨打”。只有自己的实力更强，才能与对手展开更有底气的较量。
“做事业，做有高度的事业”
2009起，华为正式启动5G领域研究。那时，国际电信联盟公布3G通信标准才一年，全球互联网的移动化转型刚刚开始，3G用户和应用也寥寥无几。
华为决策提前10年布局5G时，未来时代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华为还是坚持5G研究。与2G、3G、4G时代不同，5G的研发只知道一个大概方向，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2009年到2019年十年的时间里，5G经历了漫长的测试阶段：从场外测试阶段到实地测试阶段、再到专项测试阶段，测试人员每月的行程总里程高达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两圈，测试任务的复杂艰巨可想而知。
经过十年的探索，华为在5G研发上取得了辉煌战果。截至2019年3月底，华为投入5G研发的专家工程师有2000多位，在全球已經建立十余个5G研究中心，向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声明了2570族5G领域基本专利，占全球该领域的17%，居全球第一。至2021年，华为在国内已建成20万个5G基站，在全球获得了90多个5G商用合同，并在智慧港口、智能电网、智能制造、AR/VR、车联网、远程医疗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基于5G确定性网络的跨行业合作，极大地促进了5G生态繁荣。
此外，华为的麒麟芯片也在行业中多次拿下权威大奖，其中最重磅的就是麒麟团队参与的TD-LTE项目曾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是国家设立的科技最高奖项。之后，华为凭借技术实力多次获得GTI全球顶级奖项，这一奖项被称作TD-LTE产业界的“奥斯卡”，具有极高的含金量。
任正非常常将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做事业，做有高度的事业。”对5G产业研发的执着证实了这一点。 2016年3月29日，代表“中国精神”的华为荣获了国家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中国质量奖”。
华为之所以能获得这个质量奖，是因为其上一年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越通信界的霸主——美国苹果公司，创造了中国企业完胜于中国市场的第一份纪录。尽管这次胜利不是大胜，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站在了科学界的顶端，但同样是一种突破。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向世界宣告“中华有为”不再是一个虚无的梦时，任正非索性大张旗鼓地让华为上了央视，并将手机等产品的研发、生产、测试等各个环节的加工细节和质量要求一一展露在荧屏上。这是华为有史以来第一次表现得如此“高调”。
2021年10月，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1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发明专利排名榜单和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前1000家创新状况报告，华为位居双榜首位。
“华为之父”的低调与高调
任正非为人低调、做事严谨，不遵从家族管理的旧模式，崇尚“民主”管理。他从来不带司机和助理，出差或出行都没有专车……他把原本可以无限奢侈的生活过得格外平凡、踏实。
2016年4月16日，在上海虹橋机场，有人拍下了一张照片并将其上传到了微博。照片中的主人公正是任正非，他和成群结队的游客挤在一起，等着乘坐出租车。
没过几天，华为内部的某位“好事者”又在公司的大食堂里拍到了任正非自己端着餐盘打饭的场景。他虽然满脸皱纹，却精神焕发，毫无老态龙钟之感。在任正非身边，是围观的无数员工，任正非在他们的簇拥下神态自若。
两张照片里的任正非是他平日生活中最为普通的影像，可是在微博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大家很难相信，一位身价亿万的企业总裁，在年逾古稀的年纪里仍能如此平实。
对任正非的那张打车照片，有人如是评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也是一种管理方式，需要个人非凡的修养。”任正非在管理上一直备受好评，就在于他能以身作则，明白“身教胜于言教”。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曾说：“过去20年中，任总一个人打出租车是常有的事。他把自己的股票分给员工之后，公司又没有上市，不是大富翁，就无须保镖了。”
生活中的任正非平凡质朴，但面临挑战和竞争时他会一改常态，变得强势而张扬。他总是直面对手，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目标，比如他一直希望华为能够在手机技术上超越苹果公司。根据华为内部一些高层人士透露，任正非曾在过去几年频频现身海外，就是为了觅得最新商机。正是这种主动出击，才使得华为在3G时代和4G时代稳坐“将军”宝座，并终于在中国市场上完胜苹果。这时的他，不低调。
任正非知道，华为作为跨国企业，单在中国市场上战胜苹果公司还远远不够。华为的终极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苹果公司的手机霸主地位。
2016年初，任正非在内部会议上针对华为的终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5年后华为的终端收入能够超过1000亿美元。2015年，这个数字尚且不到200亿美元。
2020年，华为总营收1367亿美元，其中，终端收入占一半。
任正非2018年不再担任华为董事长，但华为的发展理念没有改变。2021年，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鸿蒙操作系统负责人王成录在接受采访时说：“非常希望我们有机会通过做操作系统，把相关的芯片、编程语言、数据库、编译器等技术和人才储备起来，这对未来咱们整个中国基础软件的发展以及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做底层的、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真正的爱国，是强大自己”
2019年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中美贸易战开打。
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企业供货给华为。美国企业必须要经过美国政府批准才可以和华为交易。这份声明意味着华为不能再与美国公司合作，其中就包括高通、谷歌等芯片和系统的供应商。
路透社当时解读称，此举旨在切断华为供应链，令华为“无货可卖”。此后的2020年5月、2020年8月、2021年4月，美国先后三次升级对华为的制裁。
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心思，图穷匕见。然而美国想要通过压制华为达到这一目的，并没有那么容易，华为的多款旗舰机型采用的都是自家的高端芯片。2019年的禁令并未对华为造成太大的影响。华为董事长梁华也说过，美国将华为加入“实体清单”，确实给华为的经营带来了一些干扰，但对主力产品没有影响，华为未来的发展属于可控的，客户依然很信任华为。华为没有一天停止生产，也没有一天停止对客户的发货。
2020年，华为总营收增长11.2%，利润增长10.4%——美国想要依靠制裁打压中国企业的手段，限制中国科技发展的目的并未得逞。
面对美国的压制，任正非说：“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企业，他们为我们作出了很多贡献，我们的很多顾问来自IBM等。大家要骂就骂美国政客，这不关美国企业什么事情。”不仅如此，任正非早就说过，华为的成功也要感谢美国公司“教会我们走路”。
无论国际贸易形势如何变化，华为的理想一直是“站到世界的顶尖去”。任正非说：“最高点上，我们和美国有冲突，但最终还是要一起为人类作贡献。”大哉斯言。这句话、这个人为中国企业家树立了榜样。
2021年，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了《敞开胸怀，解放思想，敢于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才——任总在2022年优秀人才&“高鼻子”获取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任正非表示：“要敞开胸怀、不拘一格，更加积极进取获取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要关注‘高鼻子’人才的获取，给予海外研究所更多的预算。我们要招一些会使‘洋枪洋炮’的‘高鼻子’进来，用三五年时间，从以前的‘土八路’逐渐走向国际化。”
任正非曾说：“真正的爱国，是强大自己。”
他是华为创始人，也是父亲，更是中国人
《华为基本法》中有这样两条——“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爱公司的同时，更要做到爱亲人”。“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任正非一生的意难平，因此他更加看重亲情，但很多时候他不得不把亲情放在最后。
2018年12月1日，任正非的长女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加拿大警方拘押。被关进监狱后的第二天，孟晚舟通过丈夫递了一个纸条子给任正非，上面写着：“爸爸，所有的矛头是对准你的，你要小心一点。”其实，这次他们父女出行的目的地是同一个地方——阿根廷，只不过孟晚舟因是阿根廷会议的组织者，比任正非早两天到达。接到女儿的消息，任正非还是选择冒着危险去阿根廷开会，他认为这对公司的改革、稳定和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媒体曾这样问任正非：“如果你当时跟女儿一起走，在加拿大被抓了怎么办？”任正非回答：“那就陪女儿聊聊天。”
“在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当兵去了，每年有11个月不和孩子在一起，剩下探亲的1个月，我在家的时候他们去上学，放学吃了饭他们要做作业，所以在他们的孩童时代、青年时代，我们的连接不够亲密。”“创业时代，为了生存而奋斗。我基本每天16个小时在办公室，无法顾及这个家，所以我的三个儿女和我都不亲。”
孟晚舟作为长女，受过的苦是最多的。她经历和见证了任正非创业的艰难困苦。据孟晚舟后来回忆，他们那时候一家人住在临时搭建的铁皮屋里，下雨的时候，屋顶就像打鼓一样。任正非忙起来根本顾不上孩子。孟晚舟去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读书的时候，还是前妻提醒任正非，要给女儿一点生活费，任正非就给了孟晚舟10000元钱。结果孟晚舟后来又退给任正非9500元，她知道父亲那里的资金很紧张。
孟晚舟大学毕业后，本来想出国，任正非告诉她可以先到华为实习，锻炼一下接人待物的能力。于是孟晚舟从华为行政做起，每天接电话、转电话，做前台和文员的工作。
在华为，任正非对孟晚舟非常严厉，他经常批评她在财务工作上的不足，有高管看到过孟晚舟被任正非训到掉眼泪。孟晚舟很要强，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任正非的三个儿女中，在艰苦奋斗的精神上，孟晚舟可能是最像任正非的一个。
2019年，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发布了对任正非的专访，任正非谈到，女儿孟晚舟这一年的苦难经历，使她变得更强大。
自从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机场被拘留，任正非曾多次公开谈及孟晚舟。其间，这位年过七旬的父亲曾称“很心疼”自己的女儿。
2020年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公布了孟晚舟引渡案判决结果，认定孟晚舟符合“双重犯罪”标准，孟晚舟未能获释。面对加拿大的判定，孟晚舟在采访中微笑着表示：对判决结果没有失望，只是遗憾不能陪在老父亲身边。那一年，任正非76岁。
與此同时，远隔重洋的任正非在采访中表示：他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只是觉得以前和女儿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很想她，对不起她，她是替自己在受罪……之后就说不下去了。古稀之年的任正非渴望亲情，但并未想过因为女儿而退步。
2019年8月20日，任正非在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在谈到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把华为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棋子或筹码时，任正非表示：
如果通过这个“棋子”能解决问题，听起来是好的，但是要国家为我们做出让步，我是不会去推动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
所以，我认为，我能坚持多挨打几年，包括我女儿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让给美国。其实，美国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有不少贫穷人口，他们的生活还在低水准上。
因此，在这点上，我完全没有考虑，我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是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如果国家拿很多利益去换取华为生存，我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2019年10月25日，孟晚舟在朋友圈祝父亲任正非生日快乐，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称今年无法陪伴，希望等她回来再还。那一句“等我回来”看得让人心疼。但任正非在内部会议中说：“我已做好此生再也见不到女儿的准备。”这短短16个字，让人泪目。
2021年9月25日，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1028天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国。目前没有从媒体上找到任何关于任正非对女儿回国的感受。但任正非之前曾说过：“我坚信我们的祖国，坚信我们的智慧，坚信孟晚舟肯定会回家！”
2021年10月29日，任正非的话又一次“刷屏”。他在华为军团组建成立大会上说：“我认为，和平是打出来的。我们要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打出一个未来30年的和平环境，让任何人都不敢再欺负我们。我们在为自己，也在为国家。为国舍命，日月同光;凤凰涅槃，人天共仰。历史会记住你们的，等我们同饮庆功酒那一天，于无声处听惊雷。”
（责编/张超 责校/李希萌、陈小婷 来源/《任正非传》，孙力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任正非：我们有信心，让别人不想买都不行》，佚名/文，人民网2019年1月18日;《钱江晚报：开放大气任正非》，李晓鹏/文，人民网2019年5月22日;《为任正非的理性与开放喝彩》，文丰/文，人民网2019年5月22日等）
任正非大事年表
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今重庆大学）。
1968年，应征入伍成为基建工程兵。
1978年，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创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88年，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2005年，首次入选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2013年、2019年再次登上该杂志“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2011年，任正非以11亿美元首次进入福布斯富豪榜，排名全球第1056名，中国第92名。
2012年，位列《财富》杂志“2012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第一。
2018年3月，任正非不再担任副董事长，变为董事会成员。他任华为副董事长期间，华为获得多项国家级大奖，2016年，华为获得中国国家质量领域最高荣誉——“中国质量奖”。同年，华为的麒麟团队参与的TD-LTE项目获得该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2018年10月24日，入选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2018年，任正非长女孟晚舟在加拿大机场被拘留，后被拘押1028天。
2021年9月25日，经中国政府不断努力，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在此之前，任正非曾多次表示不会为了女儿的自由，牺牲中国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