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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首先是制度改革释放了体制内外的经济活力，其次是广袤廉价的劳动力助力了中国工业化，最后是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但中国国内也承受了多重转型下的社会变迁冲击，蛋糕做大之后，如何切分蛋糕成为另一个严峻问题。
中共十八大闭幕刚刚6天，11月21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过去10年，可谓中国经济规模急剧扩张的10年。期间，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且总量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有专家预言，到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可能超越美国。
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首先是制度改革释放了体制内外的经济活力，其次是广袤廉价的劳动力助力了中国工业化。最后是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但中国国内也承受了多重转型下的社会变迁冲击，蛋糕做大之后，如何切分蛋糕成为另一个严峻问题。
人人皆知，中国社会当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平衡的，是不能持久的。首先是城乡不平衡，收入分配体制与之密切相关。这里既涉及户籍制度改革，又涉及土地管理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问题，还遇到了垄断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如何才能破解这种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李克强提醒大家，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这既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做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
李克强毕业于北大法律系，这与以往第一代工农出身和第二代理工科背景的领导干部不同。一般认为，理工科背景出身的优势在于执行的效率，人文社科背景出身的优势在于注重分析探讨决策的合理性与恰切性。前者重视术，后者更着眼道。
中国社会将遇到哪些挑战？
01
不会轻易放松货币供给
9月经济数据发生了变化，其中两个显著特征是出口大幅增长，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恢复，导致工业企业利润恢复正增长，带动企业补充库存。出口和投资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总量下降，这让中国依靠出口并由此带动投资的增长模式受到打击，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中国经济也被动地开始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
调整和转型的核心就是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通过扩大消费来带动增长，这种调整使中国经济事实上进入一个长周期调整过程，并使总量增速下降到中速区间。这种调整在初期必然导致经济下滑速度过快，前7个月中国经济下滑超出市场预期，中国政府又再拾鼓励出口和加大政府投资的刺激手段，并最终促成宏观经济在9月触底企稳。
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也是政府惯用的经济管理手段。在中央政府放松投资管制后，地方政府即出台数十万亿投资计划，这反映出地方政府的GDP崇拜，也表明地方政府期望在增长中获取更多利益。在管制经济条件下，投资实际是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也为官员提供了最好的寻租机会。
因此，如何平衡短期刺激与长期调整的关系，不仅是宏观政策选择问题，更体现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02
房地产的繁荣似乎走到了尽头
中国经济近30年发展得非常快，根本原因是城市化、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分工水平不断加深，规模经济最终使经济蛋糕越做越大。近1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虽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不稳定与环境代价大等弊端。这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增长模式。
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土地的稀缺性。随着经济蛋糕做大，对稀缺的土地要素会产生较大的需求，地理位置决定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价格会越来越高。农民工流到城市里，本应在经济蛋糕做大后产生的土地增值中分得一杯羹，但现实情况是，由于没有住房，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以蜗居、群租、居住在城中村等方式来解决住房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容易集中爆发。
土地城市化维持的超额投资对地方GDP的贡献非常大。要维持地方GDP的持续增长，只有不断地进行新一轮的征地，新一轮拍卖、新一轮的土地融资，再进行城市化建设，土地价格抬了上去，住宅价格也跟着拾上去了。从一定意义上讲，目前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不完全城市化或者伪城市化。
随着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房地产投资激增。地方政府向开发商出售了大片土地。但现在，以大幅信贷扩张为背景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城市的天际线上到处是未完工的建筑，过去的投资导致房地产供应过剩。2012年前10个月的新建住宅施工面积下降了12.7%。
03
能否启动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不仅创造增量需求，更可以为消费提供产品和服务。遗憾的是，不管政府是否承认“国进民退”，民间资本普遍缺乏实业投资兴趣则是现实。看看温州老板都在干什么吧？
民间资本只能在过渡性竞争领域投资，实业投资回报率普遍偏低，生存环境恶化，再加上泡沫经济严重，投机盛行，因而民间资本对实业投资望而生畏。尽管国务院各部委上半年纷纷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垄断行业，但鉴于细则不细难以落实，同时对民间资本最具吸引力的竞争性垄断行业管制并未放松，“新36条”几无落地。
启动民间投资同样是利益格局的再调整，政府不仅要放权，更要让利，同时更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只有真正破除垄断壁垒，才能让民间投资恢复活力。
04
利益集团进一步改革
过去10年间每年增幅近10%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成为了全世界企业的目标消费群体。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削弱了推行必要改革的动力。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金融危机都成为阻碍改革的绊脚石。
国有部门的改革已经停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倒退。民营企业仍无法进入电力、石化和银行等战略性产业参与竞争。此时中国转型期矛盾积聚，社会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增长模式遇到挑战，要素供给面临瓶颈，被迫进行结构调整与增长模式转型。经济转型是经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将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也意味着利益格局面临重新调整，这个过程势必遭到官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阻碍，同时也会受制于经济发展惯性的掣肘。
新华网与《半月谈》杂志社联办的“每日调查”栏目推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挑战因素是什么”话题。截至11月13日11时，调查数据显示，在网友心目中，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按得票率排列依次为：“腐败问题”（70.5%）、“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62.8%）、“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53.9%）、“入学难、住房贵、吃得不安全等民生问题”（44.1%）、“生态环境恶化”（41.7%）、“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35.2%），“人才资源匮乏，人口素质不高”（24.8%）、“全球经济衰退”（17.1%）。
从实用主义角度看，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国需从解决经济难题入手，致力于改善民生，以减少社会不满情绪，让人民享受应有的权利。
05
劳动力市场萎缩
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已经达到最大化并将开始萎缩。据联合国估计，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增加了1.03亿劳动年龄人口。激增的劳动力压低了工资标准，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但从2015年到20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6900万，在工资和出口竞争力方面也面临相反的效应。这导致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面临争议。
中共十八大闭幕刚刚6天，11月21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过去10年，可谓中国经济规模急剧扩张的10年。期间，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且总量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有专家预言，到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可能超越美国。
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首先是制度改革释放了体制内外的经济活力，其次是广袤廉价的劳动力助力了中国工业化。最后是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但中国国内也承受了多重转型下的社会变迁冲击，蛋糕做大之后，如何切分蛋糕成为另一个严峻问题。
人人皆知，中国社会当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平衡的，是不能持久的。首先是城乡不平衡，收入分配体制与之密切相关。这里既涉及户籍制度改革，又涉及土地管理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问题，还遇到了垄断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如何才能破解这种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李克强提醒大家，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这既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做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
李克强毕业于北大法律系，这与以往第一代工农出身和第二代理工科背景的领导干部不同。一般认为，理工科背景出身的优势在于执行的效率，人文社科背景出身的优势在于注重分析探讨决策的合理性与恰切性。前者重视术，后者更着眼道。
中国社会将遇到哪些挑战？
01
不会轻易放松货币供给
9月经济数据发生了变化，其中两个显著特征是出口大幅增长，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恢复，导致工业企业利润恢复正增长，带动企业补充库存。出口和投资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总量下降，这让中国依靠出口并由此带动投资的增长模式受到打击，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中国经济也被动地开始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
调整和转型的核心就是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通过扩大消费来带动增长，这种调整使中国经济事实上进入一个长周期调整过程，并使总量增速下降到中速区间。这种调整在初期必然导致经济下滑速度过快，前7个月中国经济下滑超出市场预期，中国政府又再拾鼓励出口和加大政府投资的刺激手段，并最终促成宏观经济在9月触底企稳。
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也是政府惯用的经济管理手段。在中央政府放松投资管制后，地方政府即出台数十万亿投资计划，这反映出地方政府的GDP崇拜，也表明地方政府期望在增长中获取更多利益。在管制经济条件下，投资实际是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也为官员提供了最好的寻租机会。
因此，如何平衡短期刺激与长期调整的关系，不仅是宏观政策选择问题，更体现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02
房地产的繁荣似乎走到了尽头
中国经济近30年发展得非常快，根本原因是城市化、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分工水平不断加深，规模经济最终使经济蛋糕越做越大。近1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虽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不稳定与环境代价大等弊端。这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增长模式。
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土地的稀缺性。随着经济蛋糕做大，对稀缺的土地要素会产生较大的需求，地理位置决定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价格会越来越高。农民工流到城市里，本应在经济蛋糕做大后产生的土地增值中分得一杯羹，但现实情况是，由于没有住房，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以蜗居、群租、居住在城中村等方式来解决住房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容易集中爆发。
土地城市化维持的超额投资对地方GDP的贡献非常大。要维持地方GDP的持续增长，只有不断地进行新一轮的征地，新一轮拍卖、新一轮的土地融资，再进行城市化建设，土地价格抬了上去，住宅价格也跟着拾上去了。从一定意义上讲，目前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不完全城市化或者伪城市化。
随着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房地产投资激增。地方政府向开发商出售了大片土地。但现在，以大幅信贷扩张为背景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城市的天际线上到处是未完工的建筑，过去的投资导致房地产供应过剩。2012年前10个月的新建住宅施工面积下降了12.7%。
03
能否启动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不仅创造增量需求，更可以为消费提供产品和服务。遗憾的是，不管政府是否承认“国进民退”，民间资本普遍缺乏实业投资兴趣则是现实。看看温州老板都在干什么吧？
民间资本只能在过渡性竞争领域投资，实业投资回报率普遍偏低，生存环境恶化，再加上泡沫经济严重，投机盛行，因而民间资本对实业投资望而生畏。尽管国务院各部委上半年纷纷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垄断行业，但鉴于细则不细难以落实，同时对民间资本最具吸引力的竞争性垄断行业管制并未放松，“新36条”几无落地。
启动民间投资同样是利益格局的再调整，政府不仅要放权，更要让利，同时更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只有真正破除垄断壁垒，才能让民间投资恢复活力。
04
利益集团进一步改革
过去10年间每年增幅近10%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成为了全世界企业的目标消费群体。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削弱了推行必要改革的动力。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金融危机都成为阻碍改革的绊脚石。
国有部门的改革已经停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倒退。民营企业仍无法进入电力、石化和银行等战略性产业参与竞争。此时中国转型期矛盾积聚，社会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增长模式遇到挑战，要素供给面临瓶颈，被迫进行结构调整与增长模式转型。经济转型是经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将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也意味着利益格局面临重新调整，这个过程势必遭到官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阻碍，同时也会受制于经济发展惯性的掣肘。
新华网与《半月谈》杂志社联办的“每日调查”栏目推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挑战因素是什么”话题。截至11月13日11时，调查数据显示，在网友心目中，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按得票率排列依次为：“腐败问题”（70.5%）、“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62.8%）、“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53.9%）、“入学难、住房贵、吃得不安全等民生问题”（44.1%）、“生态环境恶化”（41.7%）、“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35.2%），“人才资源匮乏，人口素质不高”（24.8%）、“全球经济衰退”（17.1%）。
从实用主义角度看，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国需从解决经济难题入手，致力于改善民生，以减少社会不满情绪，让人民享受应有的权利。
05
劳动力市场萎缩
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已经达到最大化并将开始萎缩。据联合国估计，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增加了1.03亿劳动年龄人口。激增的劳动力压低了工资标准，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但从2015年到20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6900万，在工资和出口竞争力方面也面临相反的效应。这导致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面临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