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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首先论及了陆游词在其创作中的地位和成因，一百余阙的词仅仅是其近万首诗的百分之一、二，数量远远逊于诗。并非陆游不善为词，主要是受“诗庄词媚”、“ 词为诗余”传统影响，把写作的重心放在诗上。然而词毕竟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诗体裁，所以时有“诗余”问世。然后文章以诗为比较对象，论述其词的内容和特色，得出其词重现实、重真情，以直抒报国情怀为主旋律，有强烈时代感的结论。而且许多词寄情丰腴，写得幽曲摧折、哀怨劲韧，情韵俱佳,在艺术上比诗更胜一筹。
关键词：陆游词；诗余；思想内容；艺术风格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73-03
词历来名不如诗，不少人称之为“诗余”，有的人干脆以“诗余”命名词集，例如，韩元吉的《南涧诗余》①、李洪的《芸庵诗余》、廖行之的《省斋诗余》、王炎的《双溪诗余》②、吴潜的《履斋诗余》③、李石的《方舟诗余》、王之望的《汉滨诗余》④等等。
以“诗余”为词集命名，大概作者的意图首先在于说明词不能与诗相提并论，地位逊于诗；其次表明自己是以“余力”事词，操之远非本业。
众所周知，词本是倚声之作，与金樽檀板相伴，和歌肆倡伎有缘，初期的作品又多写闺情艳事，所以一入文人手就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俗调，饮宴会友时常常是“娱宾遣兴”的“薄技”。因而更有人直截了当地称其为《酒边词》（向子諲）⑤、《笑笑词》（郭应祥）⑥、《日湖渔唱》（陈允平）⑦、《琴趣外篇》（欧阳修、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晁端礼、赵端彦）⑧等。可见，把词打入另册的大有人在。当然，他们多不会以全力事词。
陆游是宋代著名的大诗人，诗遗近万首，从数量上看，在宋代诗坛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他的词，依《全宋词》所辑录的为据，仅存145首，不过是其诗的百分之一、二。这在词路大开，词家剧增，词的发展趋于鼎盛的当时，确实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不善填词吗？非也。从他留存的词作看，许多词声情相符、韵致超然。例如脍炙人口的言情词《钗头凤》，写尽陆游与前妻邂逅相遇后交织胸中的悔怨、怜爱、怅恨之情，景寓情、情托景、情切景真。一向“难工”的“怨句”被他写得凄怆酸楚、不忍卒读。
又如闲适词《乌夜啼•纨扇婵娟素月》和《鹧鸪天•懒向青门学种瓜》，前者笔调轻快疏淡，把陆游闲居时那种醒则“弄笔斜行小草”，醉则“钩帘浅醉闲眠”的遁世生活刻画得惟妙惟肖，意境清凉洁净；后者笔调爽朗旷达，既写出他自在、快乐、傲世、自豪的表层情感，又透露出他故作旷达、自慰自宽的深层心境，底蕴甚是丰厚。
再如羁旅词《清商怨•葭萌驿作》，与日暮雪冷、孤灯古驿的凄冷氛围中，真切的抒发了他政治上失意后独宿馆驿时的愁思，读来如临其境，若有同感。赠友词《浣溪沙•和无咎韵》把词人“客中无伴怕君行”的友情写得挚烈浓郁，宫怨词《夜游宫•独夜寒侵翠被》更把夜不成寐，起而“欲写新愁泪溅纸”的情绪渲染得缠绵悱恻。
翻阅陆游词，不难看出其中佳作迭出，令人应接不暇。有些词，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卜算子•咏梅》、《鹊桥仙•茅檐人静》等当时就颇有影响，至今仍异彩无减。黄升《花庵词选》在谈及陆游词的影响时说：“范致能（范成大）为蜀帅，务观（陆游）在幕府，主宾唱酬短章大篇，人争传诵之。”⑨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一些词人、词评家对他的词也评价很高。例如同时代的刘克庄也说：“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想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后村诗话》续集卷四）⑩ 就连陆游自己在跋《花间集》时也表示：在诗词两种体裁并驾比翼、共同发展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有较高文学素养的诗人，“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B11所以他不仅能填词，且善填词，还兼擅各家之长，词路较宽。
陆游词的数量大逊于诗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深究下去，仍是“诗庄词媚”、“词为诗余”的传统影响在起主要作用。其笔下近万首诗与百余首词的比例，不言而喻地表明他素来把创作的重心放在诗上。尽管他没有公开以“诗余”为其词命名，但在为自己的词集作序时说：“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典、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不可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揜，因书其首，以识吾过。”B12（《长短句序》、《渭南文集》十四）
这里所说的“起于唐之季世”的“倚声制辞”即是词。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陆游把词的产生看成是诗歌发展史上的逆反现象，是“变而愈薄”的东西。还表明自己由于“少时汩于世俗”而有所为，且“晚而悔之”。所以将旧作成集并作序，其目的是为了“以识吾过”。陆游还给他的词选用了一个比“诗余”更欠分量的雅称——“渔歌菱唱”。可见，他的确轻看填词。
其实，持这种态度的并非陆游一人，上面提到的那些“诗余”、“琴趣外篇”的作者自不必说，就连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是如此。欧阳修平素“致意于诗”，“吟咏之余，溢为词章”。 在诗文中他俨然是个庄重严肃的儒家学者，而填词时，却像个风流倜傥的翩翩君子。他不仅把自己的《六一词》称为《醉翁琴趣外篇》，而且坦率表示他的不少词是为娱宾遣兴、“聊佐清欢”而作的。曾慥曾云：“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衿式。”B13纵观其作品，可以看出，他同陆游一样，也把写作的重心放在诗文上，看来这是当时一般正统文人的普遍看法。而正是这种普遍看法，在当时就形成一种社会舆论环境，相互影响。陆游非柳永之流，当然不可能不顾及这种舆论的影响。
然而词毕竟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诗体裁。它自中唐萌发，尽管入文人手后走了一段弯路，但经南唐后主、柳永、苏轼几变，开拓了词的用武之地，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至辛弃疾把词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诗经盛唐，产生了李白、杜甫这样的诗坛双子星座，至宋，已有极盛难继之势。而这种态势反倒刺激了词的发展。与辛弃疾同时代的陆游，不可能对蓬勃发展的词视若罔闻，更何况词在言情上有自己的特点与长处，重视言情的陆游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所以时有“诗余”问世。
乍看上去，陆游对词这种文学形式似乎是一概鄙视的，细致分析其实不然。他所反对的，是那些沉湎于酒色的软媚香艳的花间词。他曾严厉地指责唐末五代的花间词人说：“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B14慨叹中饱含义愤。而对那些“高古工妙，庶几汉魏”的词作则明确予以肯定（《跋后山居士长短句》），对豪壮奔放的苏轼词更是倍加赞赏，曾在《跋东坡七夕词》中说：读东坡七夕词，“觉天风海雨逼人”B15。认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把苏轼的词视为楷模，自己亦时而效法秉笔为之。所以尽管他的词风格多样，但仍以清峻爽健者居多数。分析陆游事词的种种因素，我们不难看出，陆游在对待词的态度上存在着多种矛盾：一方面未能摆脱正统文人“以诗为正”、重诗轻词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能舍弃这种具有新鲜活力的抒情形式；一方面填罢词“晚而悔之”，一方面欲寄情又“犹不能止”。所以他尽管倾心于诗，但并不专力事诗，也于“吟咏之余，溢为词章”，点积滴累，集腋成裘，于矛盾中不知不觉积存下一百余首。这个数字，比起他自己的诗作虽然数量很少，但比起其他文人，并不算少，甚至多于专意致词的李清照、姜百石等著名词人。
也许正是因为陆游把填词看成是“诗人之余事”，所以他既不象李清照那样作茧自缚，一味强调“词别是一家”；也不象姜百石、周邦彦那样囿于雅正，务求协律。而是规矩在手，自运方圆，恣情纵意，率意挥洒。并且由于他写作功底丰厚，积蕴超人，所以反而写出了不少率真清新的佳作，细品味，并不亚于行家里手。例如《鹊桥仙•夜闻杜鹃》：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
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
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此词写于陆游调离南郑抗金前线淹留西川期间。“茅檐”、“蓬窗”，其境萧条；杜鹃声声，其鸣哀楚；“清泪”、“孤梦”，其情愁苦。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把陆游内心请缨无路，沉沦下僚及去国离乡的感慨揭示出来，写得精能圆熟。
脍炙人口的《卜算子•咏梅》，采用比兴手法，托物言志，把孤寂悲戚环境里陆游的高风亮节、铮铮傲骨，表现得深刻淋漓。此词形神兼备，情景双绘，寄意遥深，是难得的咏梅佳作。
再看另一首咏梅词《朝中措》：
幽姿不入少年场，无语只凄凉。
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
江头月底，新诗旧梦，孤恨清香。
任是春风不管，也曾先识东皇。
其寄意与《卜算子》一脉相承，且词中孤高悲凉的情境更为突出，更为真切。加上用韵协叶流转，节奏舒缓有致，词语清爽洗练，读来琅琅上口，到口即消。
仅从上面几首，我们即可窥见一斑。陆游视词为“余事”，反而不以词人自限，能够跳出方外，不事斧凿，写出清新超凡的作品，因而也得到词评家的极高评价。许昂霄云：“南渡后唯放翁为诗家大宗，词亦扫尽纤淫，超然拔俗。”B16（《词综偶评》）冯煦亦云：“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慨，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B17（《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陆游以自己的词作，继苏轼之风，给纤弱绮丽的词坛又添一股清新郁健气息。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陆游在本业之外，不经意间，为词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实陆游一生寄意恢宏，立志献身于统一祖国的大业。不仅无意作词人，而且原本无意作诗人。他曾再三表示：“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 “愿闻下诏遣材官，耻作腐儒长碌碌。”（《融洲寄松纹剑》）然而现实却把它塑造成一名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如果把诗看成是陆游匡复志事之外的“余事”的话，那么“余事”的确未必逊于本业。而对于作为“余外之余”的词，也当以此理刮目相看。
细观陆游词，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词深受诗的影响，从内容到风格，从语言到表现手法，有不少与其诗酷似，尤其是诗中抒发报国情怀和壮志难酬感慨的主旋律，也成了他词的主旋律。例如《秋波媚•七月十六日登高兴亭望长安》：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
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的暮云开。
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这是陆游在南郑抗金前线登高兴亭遥望长安南山时的即目抒感。词把激荡在陆游胸中大展其才、收复关中失地的满腔热情传达了出来，情调豪壮、乐观、昂扬。
又如《谢池春•壮岁从戎》，这首词为陆游老年家居时所写。一方面忆其终生难忘的南郑从戎生活，抒发“气吞残虏”的豪壮情怀，一方面写其被迫家居，壮志不甘断送，“叹流年又成虚度”的沉痛，喜、怒、哀、愁皆因抗金大事起落变化。《诉衷情》二首，更把他“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的壮怀，“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慷慨和“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的悲愤，都宣泄无遗。
可以看出，陆游的词秉承其诗的创作态度，重现实、重真情，使他的词带上强烈的时代感，写出了对恢复事业刻骨铭心的渴求，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意志。与诗相比，陆游笔下的“诗余”也毫无逊色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同时，还为把词从金樽檀板、花前月下解放出来推向广阔的社会做出了表率。
在陆游的“渔歌菱唱”中，有一点很引人注目，那就是不少词在宣泄豪情的同时，把他抑制着的激愤，孤寂中的自慰，消沉包裹着的热忱，希望交织着的遗恨，甚至苦涩的诙谐，违心的旷放等复杂情感，经作者巧妙融汇化合，含而不露地传达出来。这类词多积蓄，多意蕴，往往以弦外之音把他寝食难忘、经年不衰的匡复襟怀表现得深挚贴切，摧折动人，具有摇人心旌的艺术魅力。
例如《鹊桥仙》一曲：
华灯初搏，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
酒徒一一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蓬三扇，占断苹州烟雨。
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这是陆游被迫闲居，独坐“江边渔父”时的作品。貌似清旷淡远，随缘安分，然而却从他对往昔“雕鞍驰射”峥嵘岁月的追忆及面对统治者的排斥打击所表现的夷然不屑的傲岸态度，曲折地传达出他掩抑心中的“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苦衷，读来容量无尽，底蕴丰厚。
陆游的词多写于晚年，此间他时而罢职归田，时而远任僻阜，远离朝廷，不能参议国家大计，施展自己的抱负，心中极为苦闷。朝廷的投降政策和他的抗战主张，客观现实和抱负理想，矢志不移的执著追求和无能为力的处境条件，形成多重矛盾，使他既无法解决也无法回避。他将由此而凝聚心头的忧愤愁恨、悲苦郁闷都交织词中，因此他的不少词表现了类似《鹊桥仙》的复杂情感。例如《鹧鸪天》里的“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消沉中含着怨愤；《蝶恋花》中的“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扬赋》”。写出他愈进不能、愈罢不忍的惆怅，悔怨中见其心志；《木兰花•立春日作》中的“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幡判醉倒。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写出诗人故做旷达、借酒浇愁的情状，并透漏出隐藏在醉狂之态深层的感叹流光虚掷、恢复无望的沉痛心怀。词看去写得轻松自然，仔细玩味，乃是一曲难诉难唱的“苦中乐”。有时诗人似乎也相当颓唐，“莫怕功名欠人作，如今熟计，只有故乡归路”（《感皇恩》）；表示要“江湖上，这回疏放，做个闲人样”（《点绛唇》）；甚至写出“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的词句（《鹊桥仙》），言自己并非身虽辞官但尚图虚名的严光所能比，看去甚是清高孤傲，似乎要深隐远遁，然而细细咀嚼，乃觉话中有话，实际上是正话反说，其中蕴藏着老骥伏枥的雄心和对偏安小朝廷的不满。
贺方回曾给陆游的诗以“豪荡丰腴”的评价。其实“豪荡”的特色，其诗词兼备，至于“丰腴”，相比之下，用来评价其词倒更为恰当。尤其上面提到的这类词，往往是情真意切，万感横集，幽曲摧折、哀怨劲韧，情韵极佳。
词本长于言情，尤其长于写幽深丰腴之情，这一点，与素有“言志”传统的诗是有区别的。而陆游笔下的词正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身处逆境、心怀壮志的末世诗人的种种情怀，有强烈的社会效果和美感作用。这正是形式与内容、技巧与效果完美结合的结果。这类词在陆游词中所占比例大，特色突出，代表了陆游词的主要倾向。
由于陆游的词多是率意挥洒而成，不经意间难免写出一些立意不高、声情拗悖的拙品，有的还是毫无意义的应酬之作。这毋庸否认，但瑕不掩瑜，因作者功底厚实，技艺娴熟，多数词用笔巧妙，情韵俱佳，读来觉有无穷之味、不尽之美。这一点，就是他久负盛名的诗也未必能与之相比。陆游的诗多用来寄意恢复，呼吁抗争，抨击投降派。豪则豪矣，高则高矣，但难免矜气作色，剑拔弩张，不够圆熟。因而有人（如方东树）曾批评其诗虽“独得坡公豪隽之一体”，但同时也“开后来俗士虚浮一派。”（评姚范《授鹑堂笔记》四十），而今对陆游诗词深有研究的夏承焘先生也认为，此“确是陆诗的流弊”B18然而陆游诗歌的这一缺欠，却由他“不事斧凿”、有天然之韵的“诗余”给于了补正。
由此看来，对陆游的词确应刮目相看。我们且不可因其诗名大、数量多而掩蔽其词，也不可因其词屈居“诗余”，“ 位卑量小”而忽视对它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
注解：
①韩元吉的《南涧诗余》见《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唐圭璋、周汝昌等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版第2476页
②李洪的《芸庵诗余》廖行之的《省斋诗余》、王炎的《双溪诗余》见同上第2516页
③吴潜的《履斋诗余》见同上 第2480页
④李石的《方舟诗余》、王之望的《汉滨诗余》见同上 第2512页
⑤《酒边词》（向子諲）见同上 第2474页
⑥《笑笑词》（郭应祥）见同上 第2519页
⑦《日湖渔唱》（陈允平）见同上 第2524页
⑧欧阳修等是宋代以《琴趣外篇》命名词集的六人，见同上第2548页
⑨见《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第147页
⑩见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 第475-476页
B11B14B15见《放翁词编年笺注•序》夏承焘 吴熊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B12渔歌菱唱，指陆词。见《放翁词编年笺注•序》夏承焘 吴熊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又见叶嘉莹著《唐宋词名家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B13见《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第19页
B14又见叶嘉莹著《唐宋词名家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193页
B16B17见《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第147页
B18见《放翁词编年笺注•序》夏承焘 吴熊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关键词：陆游词；诗余；思想内容；艺术风格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73-03
词历来名不如诗，不少人称之为“诗余”，有的人干脆以“诗余”命名词集，例如，韩元吉的《南涧诗余》①、李洪的《芸庵诗余》、廖行之的《省斋诗余》、王炎的《双溪诗余》②、吴潜的《履斋诗余》③、李石的《方舟诗余》、王之望的《汉滨诗余》④等等。
以“诗余”为词集命名，大概作者的意图首先在于说明词不能与诗相提并论，地位逊于诗；其次表明自己是以“余力”事词，操之远非本业。
众所周知，词本是倚声之作，与金樽檀板相伴，和歌肆倡伎有缘，初期的作品又多写闺情艳事，所以一入文人手就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俗调，饮宴会友时常常是“娱宾遣兴”的“薄技”。因而更有人直截了当地称其为《酒边词》（向子諲）⑤、《笑笑词》（郭应祥）⑥、《日湖渔唱》（陈允平）⑦、《琴趣外篇》（欧阳修、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晁端礼、赵端彦）⑧等。可见，把词打入另册的大有人在。当然，他们多不会以全力事词。
陆游是宋代著名的大诗人，诗遗近万首，从数量上看，在宋代诗坛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他的词，依《全宋词》所辑录的为据，仅存145首，不过是其诗的百分之一、二。这在词路大开，词家剧增，词的发展趋于鼎盛的当时，确实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不善填词吗？非也。从他留存的词作看，许多词声情相符、韵致超然。例如脍炙人口的言情词《钗头凤》，写尽陆游与前妻邂逅相遇后交织胸中的悔怨、怜爱、怅恨之情，景寓情、情托景、情切景真。一向“难工”的“怨句”被他写得凄怆酸楚、不忍卒读。
又如闲适词《乌夜啼•纨扇婵娟素月》和《鹧鸪天•懒向青门学种瓜》，前者笔调轻快疏淡，把陆游闲居时那种醒则“弄笔斜行小草”，醉则“钩帘浅醉闲眠”的遁世生活刻画得惟妙惟肖，意境清凉洁净；后者笔调爽朗旷达，既写出他自在、快乐、傲世、自豪的表层情感，又透露出他故作旷达、自慰自宽的深层心境，底蕴甚是丰厚。
再如羁旅词《清商怨•葭萌驿作》，与日暮雪冷、孤灯古驿的凄冷氛围中，真切的抒发了他政治上失意后独宿馆驿时的愁思，读来如临其境，若有同感。赠友词《浣溪沙•和无咎韵》把词人“客中无伴怕君行”的友情写得挚烈浓郁，宫怨词《夜游宫•独夜寒侵翠被》更把夜不成寐，起而“欲写新愁泪溅纸”的情绪渲染得缠绵悱恻。
翻阅陆游词，不难看出其中佳作迭出，令人应接不暇。有些词，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卜算子•咏梅》、《鹊桥仙•茅檐人静》等当时就颇有影响，至今仍异彩无减。黄升《花庵词选》在谈及陆游词的影响时说：“范致能（范成大）为蜀帅，务观（陆游）在幕府，主宾唱酬短章大篇，人争传诵之。”⑨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一些词人、词评家对他的词也评价很高。例如同时代的刘克庄也说：“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想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后村诗话》续集卷四）⑩ 就连陆游自己在跋《花间集》时也表示：在诗词两种体裁并驾比翼、共同发展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有较高文学素养的诗人，“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B11所以他不仅能填词，且善填词，还兼擅各家之长，词路较宽。
陆游词的数量大逊于诗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深究下去，仍是“诗庄词媚”、“词为诗余”的传统影响在起主要作用。其笔下近万首诗与百余首词的比例，不言而喻地表明他素来把创作的重心放在诗上。尽管他没有公开以“诗余”为其词命名，但在为自己的词集作序时说：“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典、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不可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揜，因书其首，以识吾过。”B12（《长短句序》、《渭南文集》十四）
这里所说的“起于唐之季世”的“倚声制辞”即是词。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陆游把词的产生看成是诗歌发展史上的逆反现象，是“变而愈薄”的东西。还表明自己由于“少时汩于世俗”而有所为，且“晚而悔之”。所以将旧作成集并作序，其目的是为了“以识吾过”。陆游还给他的词选用了一个比“诗余”更欠分量的雅称——“渔歌菱唱”。可见，他的确轻看填词。
其实，持这种态度的并非陆游一人，上面提到的那些“诗余”、“琴趣外篇”的作者自不必说，就连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是如此。欧阳修平素“致意于诗”，“吟咏之余，溢为词章”。 在诗文中他俨然是个庄重严肃的儒家学者，而填词时，却像个风流倜傥的翩翩君子。他不仅把自己的《六一词》称为《醉翁琴趣外篇》，而且坦率表示他的不少词是为娱宾遣兴、“聊佐清欢”而作的。曾慥曾云：“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衿式。”B13纵观其作品，可以看出，他同陆游一样，也把写作的重心放在诗文上，看来这是当时一般正统文人的普遍看法。而正是这种普遍看法，在当时就形成一种社会舆论环境，相互影响。陆游非柳永之流，当然不可能不顾及这种舆论的影响。
然而词毕竟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诗体裁。它自中唐萌发，尽管入文人手后走了一段弯路，但经南唐后主、柳永、苏轼几变，开拓了词的用武之地，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至辛弃疾把词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诗经盛唐，产生了李白、杜甫这样的诗坛双子星座，至宋，已有极盛难继之势。而这种态势反倒刺激了词的发展。与辛弃疾同时代的陆游，不可能对蓬勃发展的词视若罔闻，更何况词在言情上有自己的特点与长处，重视言情的陆游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所以时有“诗余”问世。
乍看上去，陆游对词这种文学形式似乎是一概鄙视的，细致分析其实不然。他所反对的，是那些沉湎于酒色的软媚香艳的花间词。他曾严厉地指责唐末五代的花间词人说：“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B14慨叹中饱含义愤。而对那些“高古工妙，庶几汉魏”的词作则明确予以肯定（《跋后山居士长短句》），对豪壮奔放的苏轼词更是倍加赞赏，曾在《跋东坡七夕词》中说：读东坡七夕词，“觉天风海雨逼人”B15。认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把苏轼的词视为楷模，自己亦时而效法秉笔为之。所以尽管他的词风格多样，但仍以清峻爽健者居多数。分析陆游事词的种种因素，我们不难看出，陆游在对待词的态度上存在着多种矛盾：一方面未能摆脱正统文人“以诗为正”、重诗轻词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能舍弃这种具有新鲜活力的抒情形式；一方面填罢词“晚而悔之”，一方面欲寄情又“犹不能止”。所以他尽管倾心于诗，但并不专力事诗，也于“吟咏之余，溢为词章”，点积滴累，集腋成裘，于矛盾中不知不觉积存下一百余首。这个数字，比起他自己的诗作虽然数量很少，但比起其他文人，并不算少，甚至多于专意致词的李清照、姜百石等著名词人。
也许正是因为陆游把填词看成是“诗人之余事”，所以他既不象李清照那样作茧自缚，一味强调“词别是一家”；也不象姜百石、周邦彦那样囿于雅正，务求协律。而是规矩在手，自运方圆，恣情纵意，率意挥洒。并且由于他写作功底丰厚，积蕴超人，所以反而写出了不少率真清新的佳作，细品味，并不亚于行家里手。例如《鹊桥仙•夜闻杜鹃》：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
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
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此词写于陆游调离南郑抗金前线淹留西川期间。“茅檐”、“蓬窗”，其境萧条；杜鹃声声，其鸣哀楚；“清泪”、“孤梦”，其情愁苦。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把陆游内心请缨无路，沉沦下僚及去国离乡的感慨揭示出来，写得精能圆熟。
脍炙人口的《卜算子•咏梅》，采用比兴手法，托物言志，把孤寂悲戚环境里陆游的高风亮节、铮铮傲骨，表现得深刻淋漓。此词形神兼备，情景双绘，寄意遥深，是难得的咏梅佳作。
再看另一首咏梅词《朝中措》：
幽姿不入少年场，无语只凄凉。
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
江头月底，新诗旧梦，孤恨清香。
任是春风不管，也曾先识东皇。
其寄意与《卜算子》一脉相承，且词中孤高悲凉的情境更为突出，更为真切。加上用韵协叶流转，节奏舒缓有致，词语清爽洗练，读来琅琅上口，到口即消。
仅从上面几首，我们即可窥见一斑。陆游视词为“余事”，反而不以词人自限，能够跳出方外，不事斧凿，写出清新超凡的作品，因而也得到词评家的极高评价。许昂霄云：“南渡后唯放翁为诗家大宗，词亦扫尽纤淫，超然拔俗。”B16（《词综偶评》）冯煦亦云：“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慨，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B17（《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陆游以自己的词作，继苏轼之风，给纤弱绮丽的词坛又添一股清新郁健气息。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陆游在本业之外，不经意间，为词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实陆游一生寄意恢宏，立志献身于统一祖国的大业。不仅无意作词人，而且原本无意作诗人。他曾再三表示：“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 “愿闻下诏遣材官，耻作腐儒长碌碌。”（《融洲寄松纹剑》）然而现实却把它塑造成一名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如果把诗看成是陆游匡复志事之外的“余事”的话，那么“余事”的确未必逊于本业。而对于作为“余外之余”的词，也当以此理刮目相看。
细观陆游词，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词深受诗的影响，从内容到风格，从语言到表现手法，有不少与其诗酷似，尤其是诗中抒发报国情怀和壮志难酬感慨的主旋律，也成了他词的主旋律。例如《秋波媚•七月十六日登高兴亭望长安》：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
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的暮云开。
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这是陆游在南郑抗金前线登高兴亭遥望长安南山时的即目抒感。词把激荡在陆游胸中大展其才、收复关中失地的满腔热情传达了出来，情调豪壮、乐观、昂扬。
又如《谢池春•壮岁从戎》，这首词为陆游老年家居时所写。一方面忆其终生难忘的南郑从戎生活，抒发“气吞残虏”的豪壮情怀，一方面写其被迫家居，壮志不甘断送，“叹流年又成虚度”的沉痛，喜、怒、哀、愁皆因抗金大事起落变化。《诉衷情》二首，更把他“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的壮怀，“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慷慨和“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的悲愤，都宣泄无遗。
可以看出，陆游的词秉承其诗的创作态度，重现实、重真情，使他的词带上强烈的时代感，写出了对恢复事业刻骨铭心的渴求，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意志。与诗相比，陆游笔下的“诗余”也毫无逊色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同时，还为把词从金樽檀板、花前月下解放出来推向广阔的社会做出了表率。
在陆游的“渔歌菱唱”中，有一点很引人注目，那就是不少词在宣泄豪情的同时，把他抑制着的激愤，孤寂中的自慰，消沉包裹着的热忱，希望交织着的遗恨，甚至苦涩的诙谐，违心的旷放等复杂情感，经作者巧妙融汇化合，含而不露地传达出来。这类词多积蓄，多意蕴，往往以弦外之音把他寝食难忘、经年不衰的匡复襟怀表现得深挚贴切，摧折动人，具有摇人心旌的艺术魅力。
例如《鹊桥仙》一曲：
华灯初搏，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
酒徒一一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蓬三扇，占断苹州烟雨。
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这是陆游被迫闲居，独坐“江边渔父”时的作品。貌似清旷淡远，随缘安分，然而却从他对往昔“雕鞍驰射”峥嵘岁月的追忆及面对统治者的排斥打击所表现的夷然不屑的傲岸态度，曲折地传达出他掩抑心中的“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苦衷，读来容量无尽，底蕴丰厚。
陆游的词多写于晚年，此间他时而罢职归田，时而远任僻阜，远离朝廷，不能参议国家大计，施展自己的抱负，心中极为苦闷。朝廷的投降政策和他的抗战主张，客观现实和抱负理想，矢志不移的执著追求和无能为力的处境条件，形成多重矛盾，使他既无法解决也无法回避。他将由此而凝聚心头的忧愤愁恨、悲苦郁闷都交织词中，因此他的不少词表现了类似《鹊桥仙》的复杂情感。例如《鹧鸪天》里的“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消沉中含着怨愤；《蝶恋花》中的“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扬赋》”。写出他愈进不能、愈罢不忍的惆怅，悔怨中见其心志；《木兰花•立春日作》中的“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幡判醉倒。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写出诗人故做旷达、借酒浇愁的情状，并透漏出隐藏在醉狂之态深层的感叹流光虚掷、恢复无望的沉痛心怀。词看去写得轻松自然，仔细玩味，乃是一曲难诉难唱的“苦中乐”。有时诗人似乎也相当颓唐，“莫怕功名欠人作，如今熟计，只有故乡归路”（《感皇恩》）；表示要“江湖上，这回疏放，做个闲人样”（《点绛唇》）；甚至写出“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的词句（《鹊桥仙》），言自己并非身虽辞官但尚图虚名的严光所能比，看去甚是清高孤傲，似乎要深隐远遁，然而细细咀嚼，乃觉话中有话，实际上是正话反说，其中蕴藏着老骥伏枥的雄心和对偏安小朝廷的不满。
贺方回曾给陆游的诗以“豪荡丰腴”的评价。其实“豪荡”的特色，其诗词兼备，至于“丰腴”，相比之下，用来评价其词倒更为恰当。尤其上面提到的这类词，往往是情真意切，万感横集，幽曲摧折、哀怨劲韧，情韵极佳。
词本长于言情，尤其长于写幽深丰腴之情，这一点，与素有“言志”传统的诗是有区别的。而陆游笔下的词正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身处逆境、心怀壮志的末世诗人的种种情怀，有强烈的社会效果和美感作用。这正是形式与内容、技巧与效果完美结合的结果。这类词在陆游词中所占比例大，特色突出，代表了陆游词的主要倾向。
由于陆游的词多是率意挥洒而成，不经意间难免写出一些立意不高、声情拗悖的拙品，有的还是毫无意义的应酬之作。这毋庸否认，但瑕不掩瑜，因作者功底厚实，技艺娴熟，多数词用笔巧妙，情韵俱佳，读来觉有无穷之味、不尽之美。这一点，就是他久负盛名的诗也未必能与之相比。陆游的诗多用来寄意恢复，呼吁抗争，抨击投降派。豪则豪矣，高则高矣，但难免矜气作色，剑拔弩张，不够圆熟。因而有人（如方东树）曾批评其诗虽“独得坡公豪隽之一体”，但同时也“开后来俗士虚浮一派。”（评姚范《授鹑堂笔记》四十），而今对陆游诗词深有研究的夏承焘先生也认为，此“确是陆诗的流弊”B18然而陆游诗歌的这一缺欠，却由他“不事斧凿”、有天然之韵的“诗余”给于了补正。
由此看来，对陆游的词确应刮目相看。我们且不可因其诗名大、数量多而掩蔽其词，也不可因其词屈居“诗余”，“ 位卑量小”而忽视对它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
注解：
①韩元吉的《南涧诗余》见《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唐圭璋、周汝昌等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版第2476页
②李洪的《芸庵诗余》廖行之的《省斋诗余》、王炎的《双溪诗余》见同上第2516页
③吴潜的《履斋诗余》见同上 第2480页
④李石的《方舟诗余》、王之望的《汉滨诗余》见同上 第2512页
⑤《酒边词》（向子諲）见同上 第2474页
⑥《笑笑词》（郭应祥）见同上 第2519页
⑦《日湖渔唱》（陈允平）见同上 第2524页
⑧欧阳修等是宋代以《琴趣外篇》命名词集的六人，见同上第2548页
⑨见《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第147页
⑩见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 第475-476页
B11B14B15见《放翁词编年笺注•序》夏承焘 吴熊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B12渔歌菱唱，指陆词。见《放翁词编年笺注•序》夏承焘 吴熊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又见叶嘉莹著《唐宋词名家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B13见《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第19页
B14又见叶嘉莹著《唐宋词名家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193页
B16B17见《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第147页
B18见《放翁词编年笺注•序》夏承焘 吴熊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