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媒体的动静似乎并不太大。但近期却有迹象显示，中国的改革开始升温，相应涉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的问题，作为最重要资源土地的问题，以及构建了二元社会的户籍问题。
　　 最令人关注的是，《人民日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重磅级评论，提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虽然上述改革的进展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反差，可至少敢碰“硬骨头”了。但是，为什么是今年呢？
　　 今年可能是中国经济异常艰难的一年，国内国外的形势都非常复杂和困难，滞胀的阴影也开始显现，如果不能通过改革释放制度性红利，中国原有的增长模式告急，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很有可能。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的戛然而止，有人将其会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但实际上纵观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莫不是在政治制度上不够完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制度制约与经济发展要求的矛盾便越来越突出，甚至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时候，如果不能有效化解这一矛盾，进一步释放社会生产力，极有可能陷入短期看只是经济倒退、长期来说则是经济发展始终在低水平上循环的怪圈。“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是制度性缺陷的反映。中国想要保持持续的发展，有质量的发展，就必须快速修复制度性缺陷。
　　 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全无理由。我国市场经济体的规则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资源的配置上，行政的干预时时可见，企业仍然会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在市场上处于不同的地位，不管是在稀缺资源的获取上，还是竞争规则的制定上，都有体现。这些年，行政手段促进的垄断不单没有减少，还有增加的势头；行业的重新洗牌，基本上都体现出了国进民退的政策取向。
　　 去年最疯狂的民间借贷，最好地折射出了制度的扭曲：最难以获取的资金成为稀缺资源，但大型国企却有轻松获取的优势，这一优势使一些国企成为资金的二道贩子，转手牟取暴利；民企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取资金，只能承担重重转手后的高利贷，一旦不能承受，便引致资金链断裂，引发广泛的社会问题。与实体经济的苦苦挣扎相对应的，却是银行业利润创出历史新高，业内人士也称赚钱赚得不好意思。银行利润靠的是什么？是利率管制下的高息差，是经营的垄断性！确实，每当有人提及金融行业准入放开和利率市场化，便有“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人民日报评论语）”。单单金融业的改革尚且如此，其他诸项改革推进的难度可想而知！
　　 据消息，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下周会来中国，同时还将发表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著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该报告的警告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危言耸听：中国经济可能在没有太多预兆的情况下，出现快速放缓的危机。报告开出的药方包括缩减国企规模，令其运营模式更接近商业企业；大幅提高国企上缴的股息（红利），由商业化的资产管理公司来监管国企的运作等。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去年四季度就开始了，改革的方向令到我们对中国资本市场抱有足够的信心。当然，这种改革也不是仅靠证监会之力就可以完成的，它必然需要更高层面的协调。本周最高法院的一则《意见》，或许意味着除虚假陈述外，因内幕交易、价格操纵、欺诈发行等违法行为而利益受损的投资者可以获得民事赔偿了（之前连受理都有难度）。用菜市场来打比喻，就是：去这家菜场（中国股票市场）买菜，它的菜不一定比别处便宜（最近也便宜了不少），但如果你被坑蒙拐骗或短斤少两，就会有人帮你出头，讨回你的损失。这样的菜市场自然会受到欢迎。所以，投资者应放宽心态，虽然人社部表示社会保险基金入市暂时没有时间表（意即现在不想来），但等这家菜市场规范了，社会保险资金还是会不请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