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边疆往往是一种不重要的对象，这种地理空间的不平等，会积累转化为一种时间重量上的不平等。比如海南岛，今天可见最早的本土诗文文献要晚至唐太宗贞观后期，地方志资料则又多集中于明清，唐宋岛情也主要靠正史、地理志和一统志等文献才能勉强补缀成篇。岛上主要族群之一的黎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在这样近乎“ 无米之炊”高难度的写作条件下，一部三十余万字的《海南岛传：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的问世，尤显珍贵。
　　孔见的《海南岛传》基本上以年代为序，从地理空间上海南岛的诞生，到历史上汉代的伏波开琼、南北朝时期冼夫人的传说等，有条不紊地在时间隧道里穿行。由隋朝杨纶开启的千年流放史占据了全书近乎一半的篇幅，涉及唐宋的官员王义方、韦执谊、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当然其中名气最大的是苏东坡。但海南不仅仅是帝国王朝的流放之地—大众历史文化想象中最广为人知，甚至是唯一的标签—还是一个儒释道三教汇集之地。海南儒学的双峰邱濬、海瑞;佛教高僧鉴真、憨山大师;海南道教集大成者白玉蟾都出现在这部传记中，还有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利玛窦，也与海南人王弘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三亚的伊斯兰古墓，南海海神、峻灵王、伏波将军、妈祖、一百零八兄弟公等诸多民间俗信也在这部大著中逐一浮出。海南岛虽孤悬海外，却并非想象中的文化边疆，而是文化千丝万缕交汇、回响之地。海南岛是信仰之岛，也是文化之岛。这种文化复杂交汇的维系和传承，通过明代向中原输送邱濬、海瑞、王弘诲等高级官员放射出来，也培育出独具风采旁枝斜逸的清代海南诗人，当然也隐伏流淌在当代海南文人中。
　　与内陆相比，海南岛更有生猛刚烈、坚韧顽强的一面。历史上有不断骚扰的海盗和反抗的军民，方志里不绝涌现的烈女，到了近代以后，为生计远渡南洋求学、经商的海南人王绍经、何达启、吴乾椿、颜任光、陈序经等，无不展现了海南岛的性格，宋氏家族更让海南岛在现代史上声名赫赫。这种坚毅的品性造就了从海南岛走出的国共高级将领张云逸、叶佩高等，诞生了革命史上熠熠生辉的冯白驹和红色娘子军，以及令人惊心动魄的解放海南岛战役，这些无不与新中国的历史息息相关。
　　海岛人物刚烈，植物也坚硬。《海南岛传》颇为彰显地将“沉香”和“黄花梨”各列一章，亦为之立传。这两种闻名遐迩、沟通人神，為王公贵族文人墨客所迷恋的神秘珍贵名木，不仅“一片万钱”， 也充满文化象征意味。其实，沉香和黄花梨作为象征之物，可以说是《海南岛传》诸多历史人物的隐喻和化身。那些千年流放的高官文人，像沉香一样，他们的名声来自自身经历的伤痛和病患—健康的白香木是不能结出香来的，只有受到某种伤害和摧残的树木，才能分泌出具有愈合机制的香脂，经过岁月的沉淀和醇化，才成其为沉香。而名贵的黄花梨堪称“慢生活”的经典，作为一种乔木，其外观乏善可陈，但其坚韧的品质体现在它的芯材。芯材被称为“格”，花梨木只有长到一定年龄，才能形成树木内里的密度极高的“格”，花梨木近乎不朽的品质，其优雅和潋滟，是漫长岁月的馈赠。这是海岛大自然对文人的教育，也是文化赋予海岛的品质。
　　《海南岛传》的写作引证史料数以百计，今人的研究著述也在作者的阅读视野中。大量资料的使用，使叙事丰沛，也体现了作者深厚广阔的学养，同时，也可见出作者的“历史的想象力”。一方面，在材料的选取上，作者能够“入乎岛内而出乎岛外”，不拘泥于机械僵化描述岛内人事，凡是与岛相关的，都纳入书中。比如冼夫人是否登临海南岛正史并无记载，但作者认为“即便她本人没有来过海南，身影未到而神威俱在，也是一种真正的降临”，故而将冼夫人纳入本书。很多贬官在海南停留的时间很短，但作者仍然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将涉及的人物生平较为详细地进行介绍，让只是在海南岛停留却留下巨大名声的名字变得丰满立体。另一方面，在史料的选取上，作者也不拘泥死板，不乏引用一些奇崛想象的记载，如《正德琼台志·仙释》来讲白玉蟾的年龄，《乾隆琼州府志·仙释》来讲李光儿子梦见死亡。这些史料，令本书多了一些传奇色彩。另外，在一些不易考证的事实上，提出合理的可能性和猜想。
　　在我看来，本书最动人之处是强烈的抒情性。作者对笔下的人物有深情，谈到红色娘子军琼花，“为了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她付出了生命的全部，雨季的万泉河在为她号啕”;论及民国将领叶佩高，“他对世界的遗忘是这样的彻底，正如这世界对他的遗忘”;甚至对于被妖魔化的女海盗郑一嫂，作者也有现代视角的再评价：“实际上，作为水上人家的女儿，郑一嫂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以明文的律条，禁止部众侮辱良家妇女、打劫穷苦百姓，同情之心恻隐于怀，算是一个有道之盗。”作者对海南岛更充满自豪之情，他感叹明代海岛文人到中原投身政治，“一个人口稀少的孤岛上，竟然有那么多人活跃在明代的政治舞台，其中不乏政声斐然的人物，实在是令人刮目的事情”，惊讶于“从黄埔走出的海南籍将领，将级军官数以百计，仅文昌一县就将近二百人”，“在这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装备精良、作风雷厉的部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中，海南人占有颇高的比例”。海岛的植被万物亦令人赞叹，沉香、黄花梨之名贵自然不在话下，人所鲜知的海南岛南繁基地，其实是中国农作物种子的繁育基地，每年有数千名科研人员到海岛育种，这虽然没有给海南人带来丰富的经济实惠，然而造福国民，如作者所说：“直至今日都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吃的每一粒米里，都有着来自海南岛无声的祝福。”
　　孔见在“后记”中说：“自这座小岛从大陆裂开的刹那，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感同身受地发生在我的心口。”作者已经与海岛化为一体，海南岛“既是出发之地，也是抵达之地，一个可以顶天立地地站立的地方。世界虽然浩瀚，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得去走遍，传说中的九坛金、九坛银，早已埋藏在这岛上，地里、水里、风里，几乎无所不在”。这种跨越时空的深情，是作者写作本书最大的支撑。通过《海南岛传》，他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一个视角，而中国历史也浓缩在这一方海外的土地上。海南岛有纯净的阳光和水，有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要素，有惊心动魄的历史，有深情款款的人物，读完全书，我由衷地同意作者的意见：“这座岛屿显得那么完整，具足生命存在的全部要素。”
　　二0一八年美国学者谢健的著作《帝国之裘》， 获得美国亚洲历史学会列文森奖，从独特的角度解读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汉人的故事。《海南岛传》在某些方面，跟《帝国之裘》有着同样的视角和意义。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边疆的视角切入，从沉香、黄花梨这些物产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入手，选取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带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重现了作为边疆的海南岛跟中国大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诸种紧密关联，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大陆和中原的故事，也是海南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