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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人有互利合作的天分,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集合起来,去完成那些过于艰巨而致使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所以,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一些大型组织。例如,微软、美国军队和天主教会都是巨大而运转良好的机构。一个临时性的群体和一个像微软这样的公司之间的差别在于管理。微软不会等待一个群体自发形成之后再来创造软件。而是精心管理其员工的劳动。员工为了获取薪酬而牺牲自由,微软则承担指挥和监控员工产出的成本。除了支付工资,它还要支付从高管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成本(这正是中层管理者存在的理由之一)到人力资源部门购买新添桌椅的花费等各类支出。为什么微软或者任何一家机构会容许这些成本?
它们这样做是因为它们不得不这样。如果你想要组织哪怕是少数几个人的工作,你都必须施以管理。随着组织发展壮大到几百人、几千人,你还得管理管理者,一个组织必须承担所有这些管理的成本。组织有许多抵消这类成本的方法——微软使用营业额,军队使用税收,教会使用捐助——但它们无法避免这类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机构都生活在矛盾之中:它们存在是为了利用群体的努力,但它们的某些资源又为了引导这些努力而慢慢流失。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机构困境”(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因为一个机构耗费资源以管理资源,在这些机构理论上的能力和实际上的能力之间存在一条沟,机构越庞大,产生的成本也越大。
当一个组织承担了某项任务,就应该对于协调多人的难度做某种控制,并且群体越大,这个需要则越紧迫。普遍的解决方法是设立一个层级结构,按角色给每个人在组织里安排一个位置。用罗纳德·科斯的说法,这样的系统通过增加管理结构而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个办法大大简化了责任关系和信息流通管道,超大型的组织也变得可以管理。当然,这样一个组织的个体成员必须同意被管理,这类许可通常通过支付报酬得到,并且,持续得到报酬的可能将视个体是否积极响应他们的经理所提出的需求而定。
科斯着重分析了企业的情形,但协调工作的成本问题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机构。出于相同的原因,天主教会和美国陆军同许多营利机构一样采用了层级结构。教皇与神甫之间,或者总统与列兵之间的结构性层次,与一家铁路公司的总督导和司乘员间的层次一样,都是同一种力量的产品。层级型组织减少各类交易成本,却并不能消除它们。
设想一家拥有1500名雇员的公司。其中每名经理管理6名员工。CEO有6位副总,每个人指导6位主管的工作。对于这样一家公司,在老板和员工之间已有三级别的管理层。要是想让员工和老板更接近些,你必须增加每位经理所负责管理的员工数目。这样将减少层级关系,但也同时减少了每位职员所获得的平均管理时间(或迫使每个人每天花更多时间互相沟通交换信息)。当一个组织成长得非常快,它可能达到科斯理论中隐含的临界点。到某个点上一个机构不可能继续成长并维持正常运行,因为那时管理企业的成本将吃掉全部利润头寸。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科斯天花板(Coasean ceiling),超出这一点,标准的机构形式就不再管用。
科斯的理论也告诉我们交易成本中细微变化的影响。当这类成本温和下降时,我们将会看到两件事:第一、最大型的公司将扩大规模(换一种说法,即组织规模的上限与管理成本成负相关)第二、小型公司将变得更有效率,比起较高交易成本环境下的同样公司,小型公司能以较低的成本做更多的生意。这两个效应可以很好地描述战后的工业世界:仅仅因为它们擅长管理交易成本,如同1970年代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和近年的通用电气(GE)这样的巨型集团,凭借它们的管理才干扩张到许多不同类型的行业。与此同时,中小型企业喷薄而出。原因是这类企业更长于发现和利用众多新的机会。
然而,如果交易成本不是缓和下降,而是突然瓦解呢?由于交易成本,许多可能的商品和服务都没有变成现实,但随着新的技术工具的出现,曾经阻碍垒球范围内共享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新的工具为我们提供了组织群体行动的方法,而无需诉诸层级结构。这就是科斯逻辑变得奇怪的地方。交易成本的小幅下降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因机构困境而造成的限制不那么严苛了。而交易成本的巨幅下降使企业,或者说任何机构。都不能再承担某些行为,因为无论从事某个特定行为的费用变得多么便宜,都没有足够的好处来支付作为机构存在的成本。由于能够以低成本实现大规模协调,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情况:严肃。复杂的工作可以不受机构指导而实施,松散协调的各类群体如今可以取得此前任何组织机构都不可企及的成果。
它们这样做是因为它们不得不这样。如果你想要组织哪怕是少数几个人的工作,你都必须施以管理。随着组织发展壮大到几百人、几千人,你还得管理管理者,一个组织必须承担所有这些管理的成本。组织有许多抵消这类成本的方法——微软使用营业额,军队使用税收,教会使用捐助——但它们无法避免这类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机构都生活在矛盾之中:它们存在是为了利用群体的努力,但它们的某些资源又为了引导这些努力而慢慢流失。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机构困境”(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因为一个机构耗费资源以管理资源,在这些机构理论上的能力和实际上的能力之间存在一条沟,机构越庞大,产生的成本也越大。
当一个组织承担了某项任务,就应该对于协调多人的难度做某种控制,并且群体越大,这个需要则越紧迫。普遍的解决方法是设立一个层级结构,按角色给每个人在组织里安排一个位置。用罗纳德·科斯的说法,这样的系统通过增加管理结构而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个办法大大简化了责任关系和信息流通管道,超大型的组织也变得可以管理。当然,这样一个组织的个体成员必须同意被管理,这类许可通常通过支付报酬得到,并且,持续得到报酬的可能将视个体是否积极响应他们的经理所提出的需求而定。
科斯着重分析了企业的情形,但协调工作的成本问题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机构。出于相同的原因,天主教会和美国陆军同许多营利机构一样采用了层级结构。教皇与神甫之间,或者总统与列兵之间的结构性层次,与一家铁路公司的总督导和司乘员间的层次一样,都是同一种力量的产品。层级型组织减少各类交易成本,却并不能消除它们。
设想一家拥有1500名雇员的公司。其中每名经理管理6名员工。CEO有6位副总,每个人指导6位主管的工作。对于这样一家公司,在老板和员工之间已有三级别的管理层。要是想让员工和老板更接近些,你必须增加每位经理所负责管理的员工数目。这样将减少层级关系,但也同时减少了每位职员所获得的平均管理时间(或迫使每个人每天花更多时间互相沟通交换信息)。当一个组织成长得非常快,它可能达到科斯理论中隐含的临界点。到某个点上一个机构不可能继续成长并维持正常运行,因为那时管理企业的成本将吃掉全部利润头寸。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科斯天花板(Coasean ceiling),超出这一点,标准的机构形式就不再管用。
科斯的理论也告诉我们交易成本中细微变化的影响。当这类成本温和下降时,我们将会看到两件事:第一、最大型的公司将扩大规模(换一种说法,即组织规模的上限与管理成本成负相关)第二、小型公司将变得更有效率,比起较高交易成本环境下的同样公司,小型公司能以较低的成本做更多的生意。这两个效应可以很好地描述战后的工业世界:仅仅因为它们擅长管理交易成本,如同1970年代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和近年的通用电气(GE)这样的巨型集团,凭借它们的管理才干扩张到许多不同类型的行业。与此同时,中小型企业喷薄而出。原因是这类企业更长于发现和利用众多新的机会。
然而,如果交易成本不是缓和下降,而是突然瓦解呢?由于交易成本,许多可能的商品和服务都没有变成现实,但随着新的技术工具的出现,曾经阻碍垒球范围内共享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新的工具为我们提供了组织群体行动的方法,而无需诉诸层级结构。这就是科斯逻辑变得奇怪的地方。交易成本的小幅下降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因机构困境而造成的限制不那么严苛了。而交易成本的巨幅下降使企业,或者说任何机构。都不能再承担某些行为,因为无论从事某个特定行为的费用变得多么便宜,都没有足够的好处来支付作为机构存在的成本。由于能够以低成本实现大规模协调,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情况:严肃。复杂的工作可以不受机构指导而实施,松散协调的各类群体如今可以取得此前任何组织机构都不可企及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