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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所大学，诞生于国家危难之际，分裂于山河破碎之时，仅存在了八年时间。在这昙花一现的瞬间，却绽放出了异样华丽的光彩，它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关于这所大学的传说，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但大学里师生的真实生活究竟如何，却鲜有人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寻西南联大这片历史的纵深之地，了解当年师生们的艰难处境，还原真实的西南联大生活。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两地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处于北平、天津两地，其遭遇可想而知。在如此危难关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张伯苓临危受命，分别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所大学也在长沙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随着战局急转直下，11月13日南京陷落，长沙也无法成为一方乐土。经过上级部门同意后，学校决定从长沙迁往昆明，并制定出两条线路：一条是师生们乘火车经过广东和香港，然后乘船到海防，再从河内换乘火车到昆明;另一条是步行一千六百多公里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
根据体检的方式，最终有244名男生（考虑到内地艰苦的环境和女生的身体与不便之处，女生被排除在步行团之外）确定徒步前往云南，其中许多人婉拒亲戚的请求，毅然决然地跟着大部队一路步行前往云南，如清华大三学生蔡孝敏，对于叔叔“我建议你走海线，不必步行”的建议，他义正言辞地回道：“我是甲等，依照校方规定，甲等必须参加步行。”叔叔最终无奈地说道：“好吧。走路难不倒你。但要记住，早睡早起……我这儿有瓶特效药，专治痢疾的。……还有，记得经常写信来。”除了确定学生的名单以外，由曾任华北指挥官的黄师岳担任这次步行團的团长，南开大学教育学教授兼秘书长黄钰生等负责步行团的要务，另外，步行的教师共有11人，他们组成辅导团，其中有清华著名的诗人、文学研究专家闻一多，北大的教授著名的化学家曾昭抡，清华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学校师生们从长沙一路步行至昆明，这可谓是当时的一大壮举，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2月20日，步行团一行人开始由长沙奔向昆明，他们预计的第一段行程是乘船从长沙沿西北方向到常德，第二段行程是从常德开始步行，沿着西南方向前进。事与愿违，2月22日，木船搁浅在狭窄的河道里，为此，步行团不得不兵分两路。由十八名团员按照原定计划坐船抵达常德，并负责旅行团的重大行李，其他的团员先到益阳某地，从那里上岸再步行前往常德。刚开始团员们还兴致激昂，脚步飞快，但好景不长，旅途中，有许多人的脚上都磨出了水泡，并且途中不时遇上阴雨天，更是狼狈。
他们到达常德之后又继续前进，烈日炎炎，步行团一行人穿过黑白相间、种着庄稼的田地，爬山行进。虽然有着黄师岳将军的精密安排，但路途遥远，信息不够完善，有时旅行团也不得不临时安排宿营地，他们尽可能找学校、寺庙或其他公共场所作为临时休憩之所。有一次，一部分人就在寺庙的内殿里过夜，周围是狰狞的阿修罗的雕像，旁边还有装在棺材里的尸体。在步行途中，有些人还曾睡在县政府大堂上，如吴征镒的日记中所记载“晚间因铺盖、炊具多耽搁在盘江东岸，同学一大群如逃荒者，饥寒疲惫（本日行九十五里），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更为艰难的时候，还曾与狗、猪、羊等为伴而眠。
3月6日，步行团还没有走完三分之一的路，由于风雨交加，又加上随后出现的冰雹和大雪，大部队被迫在沅陵停滞了六天。与此同时，护送行李的小分队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从常德到沅江的航行中，担心会遇到土匪，小分队不得已在一条小溪里躲避了三天。汇合以后，他们决定先乘汽车前往晃县，从晃县前往黄平，再到贵阳，在极端天气与土匪的双重打击下，步行团终于在3月30日到达贵阳。在遥远的路途中，步行团的成员们早已不是学堂中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模样，一个个灰头土脸，衣冠不整，绑腿和草鞋上还沾满了污泥，但师生们凭借着坚强的毅力继续行进，于4月19日终于抵达了云南的关口——平彝县，这时距昆明还有一百多公里。在这最后一段行程之前，黄钰生教授报告了学校的最新消息：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联大。
联大学生的长征堪称是教育史上的探险，在这六十八天的时间里，他们跨越了三个省，终于抵达昆明。根据官方记载，从长沙到昆明的陆路距离是1663.6公里，其中1200多公里是旅行团们靠着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平均每天要走30多公里，共走了40天，且跋涉的行程多道路崎岖，不易行进，再加上天气恶劣，联大学生的长征之路艰难足以见得。
学校迁到昆明以后，师生们虽不再遭受长途跋涉之苦，但学校所面临的困难接踵而来。首先面临的便是校舍严重不足的问题，像长沙和昆明这样难民不计其数的省会城市，本身就没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在接到通知之后立刻安排出一所可以容纳千余人的场所，于是不得已蒋梦麟根据朋友的建议，选择在蒙自安排住宿。
蒙自作为安置师生们的居所，城墙与湖之间有一座海关大楼，教室就在海关大楼那里，后来学校又租借了附近的几栋小楼作为男生的宿舍，据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总务长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回忆：“一九三八年联大迁滇，因昆明校舍不足，文法两院暂设蒙自东门外原法国领事馆旧址，校舍仍嫌不够，于是又租了歌胪士洋行。” 歌胪士洋行后来作为教师的宿舍，同时为解决女生的住宿问题，联大又租用了周柏斋的一面大公馆。除了校舍紧缺以外，后来1939年秋落成的校舍，条件也极为简陋。沈克琦回忆道：“四十人一屋，十个窗户，每个窗户两张双层床。窗户是几根木条，冬天就糊纸挡风。”另外还有学生回忆道，新建成的宿舍虽然墙上的白粉都已经脱落，但是天花板上全是蜘蛛网，同学们大都在寝室里贴上两张罗斯福的肖像或是自己欣赏的明星来补偿这破烂于万一。一遇上下雨天，就更不用说，虽然每年都修补一次，但是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依然是得用油布、脸盆这些工具来做最后的防卫，甚至还出现了打伞睡觉这一常人难以想象的事件。
在联大，学校师生们还面临着人身和生命财产的威胁，当地属偏远地区，有许多小偷强盗。即便白天，走在乡间小路也颇为危险，外文系教授燕卜荪在乡间散步时就被洗劫过好多次。日军占领越南以后，云南不再是安全的乐土，昆明开始遭到了日军的空袭。杨振宁回忆：“日本人第一次轰炸昆明，是1938年秋，从1938年秋天第一次日本人来轰炸，到1940年又来大轰炸，很多人家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时候天天都要跑警报，到了八九点就有警报，大家就跑到西南联大北边的山上，到下午两三点警报解除了再回来，这是当时我们的生活。”跑警报成为了联大师生们的必修课，费孝通还总结出来一套经验：“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尔也隔几天来一次……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是最可能放警报的。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据联大女学生郝诒纯回忆当时的惨状：“1939、1940年轰炸得最厉害。早晨天不亮就拉警报，就跟现在抓囚犯的车的声音似的，那个一放，我们就得赶紧起来跑。炸完以后，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有的时候就是胳膊、腿什么的挂在树上，就在我旁边。” 联大师生们生活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里，有时也会苦中作乐，姚秀彦回忆：“跑警报的时候，就往口袋里装本小册子，十几元的扑克牌没钱买，撕那个小纸牌做扑克牌。躲警报，在树底下拿点书不能看，打桥牌，所以我们桥牌打得不错。”
学校从长沙迁到昆明，因为图书馆的一些藏书还在从长沙运往昆明的路上，教材和参考资料都非常之少，再加上图书馆本身空间狭小，仅17个座位，学术资源大不如前。图书馆还未开门时，便已有许多学生站在门外等待，开门后便立刻去占好座位，然后去查找相关资料与书籍。学校的师资力量与之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有许多曾在长沙任教的教师有的转入其他学校或回到家乡，有的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还有许多教师因为路途遥远还未到达学校，或是战乱波及滞留在外无法从教。虽然学校的确存在着师资力量减少的问题，但是学校的各个系里依旧还会有著名的学者，这也是西南联大为何如此出名的原因，正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的老师阵容非常强大，如历史系有陈寅恪、毛子水、姚从吾、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等大师级别的人物;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李广田、杨振声、刘文典、罗常培等著名学者和诗人;经济学系有陈岱孙、陈达和李卓敏等;哲学心理学系有冯友兰、罗庸、郑昕、金岳霖、沈有鼎等。
在联大，虽然条件艰苦，但据沈克琦回忆：“课程设置当时还是跟上世界潮流的。基本还是清华、北大原来的课程设置，国外开什么课，我们这里基本上也就这些课。”并且一年级不分院系，还可自由转系。据外文系毕业的许渊冲回憶：“我是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的，西南联大一年级不分院系。所以杨振宁和我是同班同学。我和他同一年考取联大的，他是理科，我是文科。因为不分院系，我就和他分一个组，同在一组念英文。我是外文系的，杨振宁先念化学系，后转物理系，但大一不分，不管化学、物理。”转系的人除了杨振宁，还有赵宝煦、刘孚坤等，赵宝煦受闻一多先生的指导，转至政治系，刘孚坤原来学的是化工，后来转到哲学系。学校的这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学生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学生们会簇拥着去听优生学家潘光旦的社会学讲演和红学大家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的专题讲座，另外钱穆的中国通史课程即使是在早上6点到7点上课，也会有很多同学起得大早去上课。他们的学术激情与学术热情真是值得如今的大学生借鉴与学习，联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的学风如今也让众多学生们向往之至。
张曼菱曾经在《西南联大行思录》写道：“大学的本质是启蒙，而不是愚昧;大学的灵魂是思想而不是驯服。”如今，我们大学要做的还有很多。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两地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处于北平、天津两地，其遭遇可想而知。在如此危难关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张伯苓临危受命，分别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所大学也在长沙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随着战局急转直下，11月13日南京陷落，长沙也无法成为一方乐土。经过上级部门同意后，学校决定从长沙迁往昆明，并制定出两条线路：一条是师生们乘火车经过广东和香港，然后乘船到海防，再从河内换乘火车到昆明;另一条是步行一千六百多公里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
根据体检的方式，最终有244名男生（考虑到内地艰苦的环境和女生的身体与不便之处，女生被排除在步行团之外）确定徒步前往云南，其中许多人婉拒亲戚的请求，毅然决然地跟着大部队一路步行前往云南，如清华大三学生蔡孝敏，对于叔叔“我建议你走海线，不必步行”的建议，他义正言辞地回道：“我是甲等，依照校方规定，甲等必须参加步行。”叔叔最终无奈地说道：“好吧。走路难不倒你。但要记住，早睡早起……我这儿有瓶特效药，专治痢疾的。……还有，记得经常写信来。”除了确定学生的名单以外，由曾任华北指挥官的黄师岳担任这次步行團的团长，南开大学教育学教授兼秘书长黄钰生等负责步行团的要务，另外，步行的教师共有11人，他们组成辅导团，其中有清华著名的诗人、文学研究专家闻一多，北大的教授著名的化学家曾昭抡，清华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学校师生们从长沙一路步行至昆明，这可谓是当时的一大壮举，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2月20日，步行团一行人开始由长沙奔向昆明，他们预计的第一段行程是乘船从长沙沿西北方向到常德，第二段行程是从常德开始步行，沿着西南方向前进。事与愿违，2月22日，木船搁浅在狭窄的河道里，为此，步行团不得不兵分两路。由十八名团员按照原定计划坐船抵达常德，并负责旅行团的重大行李，其他的团员先到益阳某地，从那里上岸再步行前往常德。刚开始团员们还兴致激昂，脚步飞快，但好景不长，旅途中，有许多人的脚上都磨出了水泡，并且途中不时遇上阴雨天，更是狼狈。
他们到达常德之后又继续前进，烈日炎炎，步行团一行人穿过黑白相间、种着庄稼的田地，爬山行进。虽然有着黄师岳将军的精密安排，但路途遥远，信息不够完善，有时旅行团也不得不临时安排宿营地，他们尽可能找学校、寺庙或其他公共场所作为临时休憩之所。有一次，一部分人就在寺庙的内殿里过夜，周围是狰狞的阿修罗的雕像，旁边还有装在棺材里的尸体。在步行途中，有些人还曾睡在县政府大堂上，如吴征镒的日记中所记载“晚间因铺盖、炊具多耽搁在盘江东岸，同学一大群如逃荒者，饥寒疲惫（本日行九十五里），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更为艰难的时候，还曾与狗、猪、羊等为伴而眠。
3月6日，步行团还没有走完三分之一的路，由于风雨交加，又加上随后出现的冰雹和大雪，大部队被迫在沅陵停滞了六天。与此同时，护送行李的小分队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从常德到沅江的航行中，担心会遇到土匪，小分队不得已在一条小溪里躲避了三天。汇合以后，他们决定先乘汽车前往晃县，从晃县前往黄平，再到贵阳，在极端天气与土匪的双重打击下，步行团终于在3月30日到达贵阳。在遥远的路途中，步行团的成员们早已不是学堂中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模样，一个个灰头土脸，衣冠不整，绑腿和草鞋上还沾满了污泥，但师生们凭借着坚强的毅力继续行进，于4月19日终于抵达了云南的关口——平彝县，这时距昆明还有一百多公里。在这最后一段行程之前，黄钰生教授报告了学校的最新消息：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联大。
联大学生的长征堪称是教育史上的探险，在这六十八天的时间里，他们跨越了三个省，终于抵达昆明。根据官方记载，从长沙到昆明的陆路距离是1663.6公里，其中1200多公里是旅行团们靠着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平均每天要走30多公里，共走了40天，且跋涉的行程多道路崎岖，不易行进，再加上天气恶劣，联大学生的长征之路艰难足以见得。
学校迁到昆明以后，师生们虽不再遭受长途跋涉之苦，但学校所面临的困难接踵而来。首先面临的便是校舍严重不足的问题，像长沙和昆明这样难民不计其数的省会城市，本身就没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在接到通知之后立刻安排出一所可以容纳千余人的场所，于是不得已蒋梦麟根据朋友的建议，选择在蒙自安排住宿。
蒙自作为安置师生们的居所，城墙与湖之间有一座海关大楼，教室就在海关大楼那里，后来学校又租借了附近的几栋小楼作为男生的宿舍，据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总务长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回忆：“一九三八年联大迁滇，因昆明校舍不足，文法两院暂设蒙自东门外原法国领事馆旧址，校舍仍嫌不够，于是又租了歌胪士洋行。” 歌胪士洋行后来作为教师的宿舍，同时为解决女生的住宿问题，联大又租用了周柏斋的一面大公馆。除了校舍紧缺以外，后来1939年秋落成的校舍，条件也极为简陋。沈克琦回忆道：“四十人一屋，十个窗户，每个窗户两张双层床。窗户是几根木条，冬天就糊纸挡风。”另外还有学生回忆道，新建成的宿舍虽然墙上的白粉都已经脱落，但是天花板上全是蜘蛛网，同学们大都在寝室里贴上两张罗斯福的肖像或是自己欣赏的明星来补偿这破烂于万一。一遇上下雨天，就更不用说，虽然每年都修补一次，但是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依然是得用油布、脸盆这些工具来做最后的防卫，甚至还出现了打伞睡觉这一常人难以想象的事件。
在联大，学校师生们还面临着人身和生命财产的威胁，当地属偏远地区，有许多小偷强盗。即便白天，走在乡间小路也颇为危险，外文系教授燕卜荪在乡间散步时就被洗劫过好多次。日军占领越南以后，云南不再是安全的乐土，昆明开始遭到了日军的空袭。杨振宁回忆：“日本人第一次轰炸昆明，是1938年秋，从1938年秋天第一次日本人来轰炸，到1940年又来大轰炸，很多人家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时候天天都要跑警报，到了八九点就有警报，大家就跑到西南联大北边的山上，到下午两三点警报解除了再回来，这是当时我们的生活。”跑警报成为了联大师生们的必修课，费孝通还总结出来一套经验：“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尔也隔几天来一次……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是最可能放警报的。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据联大女学生郝诒纯回忆当时的惨状：“1939、1940年轰炸得最厉害。早晨天不亮就拉警报，就跟现在抓囚犯的车的声音似的，那个一放，我们就得赶紧起来跑。炸完以后，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有的时候就是胳膊、腿什么的挂在树上，就在我旁边。” 联大师生们生活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里，有时也会苦中作乐，姚秀彦回忆：“跑警报的时候，就往口袋里装本小册子，十几元的扑克牌没钱买，撕那个小纸牌做扑克牌。躲警报，在树底下拿点书不能看，打桥牌，所以我们桥牌打得不错。”
学校从长沙迁到昆明，因为图书馆的一些藏书还在从长沙运往昆明的路上，教材和参考资料都非常之少，再加上图书馆本身空间狭小，仅17个座位，学术资源大不如前。图书馆还未开门时，便已有许多学生站在门外等待，开门后便立刻去占好座位，然后去查找相关资料与书籍。学校的师资力量与之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有许多曾在长沙任教的教师有的转入其他学校或回到家乡，有的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还有许多教师因为路途遥远还未到达学校，或是战乱波及滞留在外无法从教。虽然学校的确存在着师资力量减少的问题，但是学校的各个系里依旧还会有著名的学者，这也是西南联大为何如此出名的原因，正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的老师阵容非常强大，如历史系有陈寅恪、毛子水、姚从吾、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等大师级别的人物;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李广田、杨振声、刘文典、罗常培等著名学者和诗人;经济学系有陈岱孙、陈达和李卓敏等;哲学心理学系有冯友兰、罗庸、郑昕、金岳霖、沈有鼎等。
在联大，虽然条件艰苦，但据沈克琦回忆：“课程设置当时还是跟上世界潮流的。基本还是清华、北大原来的课程设置，国外开什么课，我们这里基本上也就这些课。”并且一年级不分院系，还可自由转系。据外文系毕业的许渊冲回憶：“我是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的，西南联大一年级不分院系。所以杨振宁和我是同班同学。我和他同一年考取联大的，他是理科，我是文科。因为不分院系，我就和他分一个组，同在一组念英文。我是外文系的，杨振宁先念化学系，后转物理系，但大一不分，不管化学、物理。”转系的人除了杨振宁，还有赵宝煦、刘孚坤等，赵宝煦受闻一多先生的指导，转至政治系，刘孚坤原来学的是化工，后来转到哲学系。学校的这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学生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学生们会簇拥着去听优生学家潘光旦的社会学讲演和红学大家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的专题讲座，另外钱穆的中国通史课程即使是在早上6点到7点上课，也会有很多同学起得大早去上课。他们的学术激情与学术热情真是值得如今的大学生借鉴与学习，联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的学风如今也让众多学生们向往之至。
张曼菱曾经在《西南联大行思录》写道：“大学的本质是启蒙，而不是愚昧;大学的灵魂是思想而不是驯服。”如今，我们大学要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