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需要病理学，本文讨论的是大学酬金制度的病理问题。中国的大学酬金制度大体上可用两个词来形容：多轨制、计件制。这种特点对于大学是不合理的，是大学的学者依附于物、从而导致学术不独立的因素之一。酬金制与僵硬的“国家工资”制有关，行政化趋势与计件化趋势又相互推波助澜，现状迫切需要改变。代之以单纯的单轨的酬金制，才有利于学者们有物而忘物、有我而忘我。
　　[关键词]酬金制度；大学；计件；多轨
　　[中国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9)05-0110-03
　　
　　人总有生病的时候，教育能没有生病的时候吗?大学没有吗?人不能讳疾忌医，大学能讳疾忌医吗?现在已经有了教学病理学，这也就是一种教育病理学，难道不需要大学病理学吗?对于人，已经有了完整的体检、防治、治疗、康复的医疗保健系统，相比而言，大学还没有多少呢，更不要说完整了。
　　本文并非讨论完整的大学病理问题，而仅讨论一个它眼下的酬金制度的问题。大学在这一点上生病了，并且已经病得不轻。不能说是病入膏肓了。但已是癌症早期。
　　我们从一个例子说起。丘成桐解决了意大利人提出的“卡拉比猜想”，后来又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正质量猜想，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他解决卡拉比猜想之前五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如果按目前中国大陆的制度，他就什么也拿不到了。所以，他认为这是目前阻碍中国学术事业有更大作为的原因之一。
　　目前我们大学的工资大体上可用两个词来形容：多轨制、计件制。
　　所谓多轨制，就是除了国家工资这一块外，还有学校工资这一块，即学校以津贴的形式发放的工资，每年几万，有的十几万，个别的高达年薪数十万上百万者，这是学校的，此外还有如二级学院或其他多种途径获得的薪酬，一般至少有三轨。
　　所谓计件制，也很明显，相当普遍地实行着上一堂课多少钱，发表一篇论文(视刊物而定)多少钱，出一部著作多少钱，带一个硕士或博士多少钱，拿一项课题或获一项奖配套给多少钱，等等办法。也有学校是采用记分的方式，再折换为钱，性质差不多。这种计件制有如人民公社拿一个工分多少钱，有如某些工厂做一件产品出来多少钱，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大学的计件更细更全面了。所以，丘成桐说，在这种体制下，为了解决“卡拉比猜想”这样重大的问题，他就没法拿到上面所述的种种计件酬金了。因此他认为这样下去就很难有重大学术成果出现，都急着有件可计去了。
　　如果说农村、工厂的计件制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量化而具有某些合理意义的话，对于大学而言计件制的实行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了。
　　例如，上课是能够仅仅由课时数来衡量的吗?教学是“从无知到智慧的过渡，从缺乏到充足的过渡，从缺陷到完善的过渡”，“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过渡”，一堂课就是给学生智慧、完善和生命，这怎么用钱来衡量?
　　甲乙两位教师各一个课时，当然在这种制度之下也就都是仅以一课时计件了。可是，甲投入的精力、热情，甲所表现的责任感和深切的关爱都与乙大不一样，然而那热情，那责任感，那关切，又怎么算钱?
　　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不是同样有着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实质性差异吗?
　　同样是一篇论文，甚至发表在同一种杂志上的论文，其学术水平和可产生的学术影响也可以大不一样。但按计件制，它们一样。著作不也是如此吗?
　　上课是传授真理的，论著是去发现真理的。真理本身的价值的衡量就是一桩困难的事，一堂课、一篇论文、一部著作的真理及情感投入的含量，衡量起来不是也很困难吗?
　　为什么我们把上述一些无法衡量或者很难衡量又最为核心的因素一概抹去而只盯着那个时间单位和篇数、本数这样并非核心的因素呢?我们将把教学和学术研究引向何方呢?
　　有的教师，可谓五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集中于一个特别重大的难题里，这一类工作该由谁来做?做这类研究有时是存在巨大风险的，一个人在一个课题面前终身没有突破的情形在科学史上并不罕见，我们能容纳吗?不容纳的话，全社会的重大创造从何而来?
　　近代以来，诸如经典力学、天体物理、电磁学、量子论、相对论、控制论、混沌论、耗散结构论等众多重大发现产生在欧美，而没有产生在我们古老的中华大地。如果说，这一状况我们曾经可以从社会方面去加以说明的话，那么，近30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大变了，已经开放了，改革了，仅仅从教育之外去说明就不够了。我们的教育及其体制应当反思，科研及其体制应当反思。
　　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强调技术的、应用的研究没有错，强调产学研结合也没有错，它们尤其对于当今中国之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不是一切，这不能被绝对化，尤其从长远看更是如此，许多重大理论它并不是着眼于当下的应用和生产，而是着眼于更宏大的、可能对生产和技术产生更深远影响的理论。历史也证明，许多理论进入应用、进入经济生活需要漫长的时间，因而急功近利是有害的。如果过于偏重技术，再加之以计件式的功利引诱，是更为有害的。中国若要真正成为科学大国、教育大国，必须既有自己浓厚的技术兴趣，更必须有自己深沉而厚重的理论兴趣、哲学兴趣。前者靠计件制就已不够，后者靠这种机制更是难以成大业的。
　　恩格斯曾说：“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理论的这种极富远见的态度，对于今天中国的学术事业难道不是仍然特别重要的吗?
　　作为学者的陈独秀亦曾说：“中国学术之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名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计件制也是导致学者对物的依附，也是导致其学术不独立的因素之一，因而也导致学术之不发达。
　　我们不赞成唯我，但应有我；然而，不仅有我，也还需要忘我。有我而忘我，这是任何学术追求与事业都需要的，年年月月、大小事情件件都眷恋着那个酬金，怎么可能有大的作为；而在其结果上，忘我即有我，这也是那些学术大师们用自己的一生所证明了的。
　　什么是大学的理想?“一所大学统一的原则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知识本身即为目的”。这既是大学的理想，又是献身学术事业的研究人员的一种至高境界。
　　我们能不能取消计件制而代之以单纯的单轨的酬金制呢?学者在拿到这笔钱之后就再不要去天天想着钱了，有物而忘物、有我而忘我了。能不能让诸如为解决“卡拉比猜想”那样的重大课题的人不必再件件计较、斤斤计较呢?改变计件制如今可能已不是一件易事，需要配套的办法，需要改革的勇气与智慧。但不走这一步能行吗?
　　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即使在体制再差的条件下也可能目光远大，然而，若要想这样的人不只是个别地偶然地出现，若要想重大成果，尤其能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理论成果不只是零零星星地出现，体制不变革是不行的。
　　美国在实行终身教授制的过程中，曾有人担心 这会不会导致教授们的惰性。然而，“终身教授近年发表的同行评审文章通常是非终身教授的2～3倍，终身教授近年独著与合著的著作也大大多于非终身教授”。难道我们仅仅废除斤斤计较的计件制而采用单一的年薪制就会使我们的教授产生惰性吗?
　　所谓难题，第一，它是“题”，是必须解决的课题；第二，它“难”，解决起来很困难。计件化就是大学的诸多难题之一。
　　目前中国的大学薪金制度或现状实在迫切需要改变了。大学目前的计件制甚至比某些企业都不如了，例如，有的企业对于管理层实行年薪制。中国大学的计件制可以追溯到原始的管理理念中的x－理论上去，它假定了人是经济动物。同时，中国大学的计件制也是大学在社会的市场进程中极端盲目跟随的结果。
　　此外，目前中国大学的酬金制客观上也与僵硬的“国家工资”制有关。曾经，中国大学的教授每月只两三千元国家工资，现在只少数地方有些许变化。一般来说，仅仅靠“国家工资”那一块，恐怕谁也不会去做教授了。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学各显神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的拿国家增拨的财政再额外增加津贴；有的则大力创收，以创收的部分去发放津贴。谁创收的呢?教师们，于是，创收这一块变成津贴的时候就去计件了。拿财政拔款去发津贴的，也直接间接地与计件挂钩。即使分一个等次，大都以量化方式划分。十多年下来，计件制从形成到确立，已经非常严重了。
　　由于行政化趋势的发展，行政资源在教师获得课题、奖项以及各种列入“计件”的其它项目时特别有利于寻租，于是，行政化趋势与计件化趋势相互推波助澜。
　　分析一下这个过程，也大致可以想象变革的出路。有三个基本点可能是无法回避的：
　　1，扼制行政化趋势的蔓延，让大学为学术而生存；
　　2，大学工资就是大学工资，不必是国家工资，大学根据自己的情况整合资源，确立自己的预算与工资制度，不同类型的大学各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不必以行政官员的级次为参照系；
　　3，政府只制定粗线条的大学财务政策，有利于大学自立，有利于大学自由发展的政策，不必有统一的等级和额度；
　　4，尤其是一些高水平大学可率先自主摆脱计件制，计件制是大学学术量化管理结出的恶果，同时，它又强化了量化管理，中国的高水平大学宜尽快摆脱这一局面。
　　
　　(责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