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由于电子阅读设备具有独立于文本内容而存在的相对统一性，及其在生产与制作过程中更依赖科技发展的特殊性，现代书籍设计的对象被限定在狭义的一部书只讲述一项主题内容的传统书籍概念范围内。在现代化数字阅读时代，现代书籍的设计需要关注物质载体与文本内容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整体化契合程度。換言之，即将书籍的物质载体看作信息传播的本体，通过对文本内容的编辑、版式、装帧等方面的整体设计，以实现物质形态与文本内容一致的信息传播功能。
【关键词】数字阅读 书籍概念 书籍设计 叙事设计 传播载体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0-101-04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0.016
当下正值数字媒体爆发的时代，形态各异的新潮电子媒体层出不穷，给传统的出版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随着报纸的凋敝，不少出版机构纷纷开展电子书籍的出版与制作。“纸媒必死”似乎成了传统书籍面临的现状。这种情形下，一些富有情怀者积极组建文化出版公司，开办书籍设计比赛，创新书店空间环境，希望以此保持传统的阅读习惯。然而在信息技术浪潮的洪流下，这些努力与尝试所获得的成效仍是杯水车薪。从国家统计局编印的《中国统计年鉴》能够看出，2008年到2018年，中国图书的发行种类增加了1.88倍，但印刷数量只增加了1.44倍，平均每种图书的印刷量少了0.6万册。①不难看出，虽然图书的种类在持续增多，但图书的印刷量却在不可避免地下降。现代人对书籍的态度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转变。
一、书籍概念的嬗变
《辞海》中将书籍定义为在一定的载体上用文字、图像及其他符号记录知识、表达思想并装订成册的著作或出版物。[1]尽管概念将内容与载体看作书籍成立的两个前提，但在实际运用中，用途也是重要条件之一。如殷商时期的卜辞和西周时期的金文，就是在甲骨和青铜器上刻写文字的记载内容形式，但因其在祭祀、占卜、文书等方面的特殊用途而不能称作书籍。同理，现代生活中的档案、影片、信件、单据等资料，也因其特殊的功能性而不被列入书籍范围。可见书籍不是用来与神明或个人进行交流的信息载体，也不是用于记录特殊事项的凭证或资料，而是具有传播功能的大众媒介。正如刘国钧所言，书籍的主要作用在于传播知识。[2]在经历了木竹片、兽皮、布帛载体后，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书籍的结构形式由卷轴变为册页，并开始具有了现代意义上书籍形态的雏形。书籍因此被定义为装订成册的著作。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书籍信息传递的功能正逐渐被电子媒介所取代，人们的阅读行为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科技的迅猛发展，愈做愈小的便捷式移动电子设备，使阅读由相对稳定的环境向随时随地的移动状态转变。有声书的出现更是将传统阅读过程中手、眼、脑的协调性操作简化为用耳朵听。身体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极大释放，人在阅读时的状态也具有了更多可能性。网络通信与存储技术的不断开发，更是加大了信息获取与内容检索的便捷性。但智能设备海量的信息内容与便捷的检索方式，在增大阅读广度的同时，削减了阅读的深度，现代社会中碎片化阅读、注意力分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与网络应用，使得书籍已不再是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唯一来源。此时，若仍按照传统书籍的定义来设计和出版书籍，势必会因无法跟上时代发展而惨遭淘汰。此时亟须在数字化阅读语境下，重新对书籍的概念进行审视。从广义上来说，能够将文本内容完整地呈现给大众的物质媒介都可称为书籍，各种数字化电子设备均可被理解为物质材料发生了变化的现代书籍。但从纸版书籍出现至今，书籍的定义已被狭义地理解为内容相对固定、装订成册的大众传播形式。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内容与载体发生分离，同一终端设备可承载不同类别、年代、作者及用途的诸多文本。而在传统书籍中，内容与形式间的关系相对稳定，每一部书按照同一主题、作者、类别编纂成册。因此可根据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对书籍定义做一个简单区分：某一物质载体只讲述一项主题内容的，即为狭义上的传统书籍;而某一物质载体承载诸多庞杂内容的，则是广义上的现代书籍。
二、书籍设计的观念转变
长期以来，书籍设计师和出版界都将书籍设计等同于书籍装帧，认为书籍设计就是对文本内容的装订和包装，是从艺术与技术两个方面规划和制作书籍的装帧方式。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理念，由19世纪末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倡导者威廉·莫里斯提出。当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械化流水线生产模式，将书籍制作简化为千篇一律的固定流程。莫里斯认为这种批量化生产的书籍，失去了手工业时期人工抄写与匠人装订时的灵韵与美感，提出“要让书籍成为像藏书家们所公认的印刷品黄金时代中所流传下来的那些书籍一样美丽”。[3]在此理念下，他创办了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将自己的美学理想贯彻于书籍的字体、版式、插图、封面设计中，为现代化书籍制作加入了装饰艺术的思想，并对后世的书籍装帧产生了持久影响。
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书籍被逐渐细分为封面、内页、扉页、衬页等制作环节，并从版式编排、材料选取、装订方式等方面，分别对这些环节进行研究与设计。考虑出版成本等因素，书籍的封面、扉页、衬页等通常由专业的设计师来完成，而内页版式往往由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来完成。书籍装帧因此被狭义理解为对书籍外观的包装设计，即“把‘装帧’视作‘封面设计’的代名词，或仍停留在书籍装潢、装饰的层面，即‘为书做打扮’”。[4]在此观念影响下，大部分的书籍在对外观装潢美化的理念指导下制作完成，缺乏对阅读过程做整体架构的思考。外观与内容、视觉与信息间的分裂，不仅导致了书籍整体视觉上矛盾、不统一的现象，同时也造成了阅读过程中的脱节、不连贯。
传统阅读时代，传播思想是书籍的主要功能，物质材料的外观与形态并非阅读所关注的重点。因而书籍装帧中内容与形式间的矛盾，能够在传播功能的裹挟下得以续存。电子书的出现则彻底打破了这一平衡。关注于内容层面的电子书，为读者带来了内容量更大、更便捷的数字化阅读模式，使信息传播获得质的飞跃。书籍的内容信息开始与物质载体相脱离，成为独立存在的电子化数据。过去一本书只讲述一个主题的模式被彻底打破，移动终端仿佛随身配备的移动图书馆一般，可随时随地实现对海量内容的即时访问。在现代化数字阅读时代，内容信息与物质载体的分离，激化了传统书籍形式与内容不一的矛盾，迫使书籍设计由片面的装帧理念向整体的设计观念发生转变。 从功能角度来看，对书籍的设计也即对阅读过程的设计。因此，在阅读书籍时所接触到的每一部分，都须建立在与文本内容一致的基础上，起着共同传递书本思想的作用。书籍不是一件纯粹的艺术作品，而是承载大众传播功能的物质形式。是否美观不应是书籍设计追求的目的，传递信息的功能才是。数字阅读时代，阅读不仅仅是从文字、插图等文本内容获取信息的过程，书籍在空间中的造型、材质所特有的肌理、翻阅时产生的互动都可看作书本信息的传递方式。因此在设计过程中，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分别进行创作，而要以连贯的全局性设计观，对其进行统合规划，让这些组成部分在满足整体信息传递的基础上，具有形式的美感。
三、从空间叙事到时间叙事
纸张发明以前，书籍制作受物质生产、技术发展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大都呈现出以平面为主的二维阅读形态。无论是以竹木片编绑而成的简策，还是昂贵柔软的丝帛书，为便于阅读，都采取了以长卷形式制作的卷轴装。纸张的发明为书籍的制作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书籍的装帧方法也变得种类繁多。但无论是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还是后世沿用的线装，书籍都被视作平面的视觉载体，书籍的制作过程也是在平面设计的思维指导下完成的。长期以来，受传统阅读模式及装帧的影响，书籍被拆分为基于平面而存在的版面、封面、扉页、衬页等部分，彼此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书籍设计被局限在平面的基础上进行各组成部分的编排与包装。书籍设计沦为版式设计与封面包装的代名词。
随着制作工艺的进步，书籍设计逐渐摆脱平面装帧思想的禁锢，将书籍视作由多张纸页组合而成的立体的物的存在进行设计。吕敬人指出，书籍设计应像建筑设计一样具有一种立体的思维，因为“当我们在阅读时，捧在手里的是实实在在的立体物”，在设计时“不能不考虑其空间的表达形式”。[5]阅读过程中，不仅是书页承载着传递信息的功能，书籍在空间中的呈现形式也是内容传播的重要载体。单张页面所承载的是书本内容的部分情节或片段，然而当一定数量的页面按照特定的要求被整合成册时，物体的象征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不再是零碎片段的合集，而是一个完整的具有明确所指的符号载体。因此在设计时需结合内页，将书籍在空间中的结构与形式看作对整本书内容的概括或中心思想的载体，进行统合性规划。
然而，即便做到了空间整体与二维页面相统一的书籍设计，仍是以一种静态、割裂的阅读观来对待书籍的。书籍的页面与页面间、整体与部分间应是连续的、相互联系的。书籍的思想在连贯的阅读中得以体现，是一个有机的接收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累积。这就涉及书籍所特有的叙事方式。叙事即讲故事，是“对于一个事件序列中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与状态的讲述”。[6]传统书籍是依靠文字或圖像等文本信息完成内容讲述的，但电子媒介的出现极大提升了文本叙事的内容量与便捷性，使书籍的出版与发行遭遇了瓶颈，书籍设计的叙事理念发生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传统书籍中文本内容的有限性与明确性，以及内容信息和物质载体的稳定关联，其在叙事过程中具有更大的优势。与移动终端相比，传统书籍载体与内容不可分割的联系性，使书籍的物质形态也能被设计，完成相关主题的内容讲述。
换言之，对书籍的设计其实就是对阅读过程中叙事模式的设计。在现代化数字阅读语境下，书籍的物质形态在阅读过程中也具有强烈的叙事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载体，它在与内容文本的相互作用下，共同完成了书籍主题的陈述。时间不仅在文本的叙事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物质形态叙事过程中也十分重要。因为书本是通过翻阅来完成意义的讲述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文本信息在发生变化，书籍的物质状态也随之改变。在整体性叙事思想指导下设计的书籍，其空间形态也随着内容的发展而有所不同，并与文本信息一同发挥内容传递的功能。可见，书籍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图文编排的二维设计理念，也不能囿于对书籍形态的三维空间设计思想，而是要在时间维度下结合文本内容与物质形态，对信息传递进行整体化设计。
四、从信息传递的载体到主体
早期的书籍是在不同的书写材质上，将内容页面按一定的题材装订成便于携带与阅读的册籍形式。无论是简牍、帛书形式，还是纸张发明后沿用至今的纸版书籍，书籍在材料选择与装帧的设计过程中，便于携带是一项重要要求。因为书籍是以传递思想、传播知识为目的的，便于携带意味着有较强的流通能力和信息传播功能。换言之，书籍在传播中的作用与价值，需通过物质载体的流通而实现，便携性越强的书籍，传播能力就越强。林穗芳曾在书籍概念中强调便于携带的重要性，认为具有携带性的作品能够在读者中流通，因此被认为是正式的书籍，而石刻、铜器铭文等不是供携带用的，将其视为文物或示范文献更适当。[7]在数字化阅读语境下，越做越小的移动化终端，为信息流通带来了颠覆式的传播方式。人们出行时宁可在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中下载好一些电子书籍以备阅读之需，也不会在包里装上几本纸版书籍。
在数字技术的猛烈攻势下，传播的信息与载体分离，轻薄的移动终端能够容纳的作品数不胜数。相形之下，传统书籍中内容与材料的相互依存性，成为物质载体在信息传播时难以逾越的瓶颈。因物质载体而产生的体积、质量、形态等问题，使之不仅不便于携带，需要双手捧读的翻阅方式也为阅读带来了诸多不便。与电子书相比，传统书籍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内容流通中逐渐失去优势。然而，传统书籍在信息传播广度上的劣势，并不意味着其在传播深度上也同样具有劣势。相反，正因传统书籍内容与物质载体的对应性，其传播的深度与力度有着电子媒介所不能比拟的优势。首先，稳定的物质形态，体现的是一种“琢之盘盂，以传不朽”的纵向传播观;其次，与内容相应的物质材料，能够作为信息传播的符号重复与加深书本内容的传达;再次，翻阅时呈现的互动，更是以一种特有的叙事方式在诠释主题。
可见，对物质材料进行传播性设计，是传统书籍在电子书所带来的数字化阅读攻势下自我救赎的方式。书籍不仅通过文本信息来传递思想，其本身的存在形态与翻阅方式也是内容传播的重要形式。物质材料是阅读过程中与读者接触最为密切的部分，书籍的形态、质感、肌理及翻阅时产生的变化，都可看作传递作品信息的主体。对书籍物质材料的设计，能够让读者在感官上更好地沉浸在叙事所营造的氛围中。装帧不仅起到了将页面装订成册的作用，更制定出一个阅读的流程，通过对阅读过程的设计能够更好地实现书本内容的传播。当阅读被设计为一个思考和交流的场域而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时，思想便能得到更为深刻的传达。人们会对一本设计精良的书籍所讲述的内容发出感慨，而难以对电子阅读器中的文本产生波澜。书籍不单是传播信息的载体，还是通过对文本信息、视觉形态、物质材料、阅读方式等方面的设计来建构意义的综合体。 由此可见，当新技术出现时，旧媒介往往会因价值观的冲击而式微，但并不意味着旧媒介就必定会被取代而消亡。此时更重要的是结合当下的语境，对旧媒介重新进行价值评估，让渡出已衰竭的部分功能，将发展的主要精力转移到自身的优势上来，重构其存在的价值并实现价值的增值。数字化阅读时代，传统书籍与电子书可以并存，这是因为两者各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与传播价值。与传统书籍相比，电子书虽有自身的优势，但也带来注意力分散、碎片化阅读等问题。尽管传统书籍在内容传播时的速度与广度不如电子媒介，但其在信息的深度传播与内容的保存性上却优于电子书。可见，物质载体所带来的深度阅读是传统书籍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优势，而如何将优势发挥出来，需在阅读过程整体观的基础上，从平面、空间、时间等维度，将书籍的各组成材料作为内容叙事的主体来进行设计。
参考文献：
[1] 夏征农. 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05.
[2] 刘国钧. 中国书史简编[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2.
[3] Bowles·J. M. William Morris as a Printer： The Kelmscott Press[J]. Modern Art， 1894， 2（4）： 2.
[4] 吕敬人. 美书，留住阅读[J]. 装饰，2017（2）：14.
[5] 吕敬人. 敬人书语[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86.
[6] 杰拉德·普林斯. 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 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
[7] 林穗芳. 中外编辑出版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9.
The Value Turn of Book Design in the Digital Reading Era
XUE Lian1，2（1.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School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Jinling College， Nanjing 210089，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relative unity of electronic reading equipment independent of the text content，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relying mo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roduction as well as production process， the object of modern book design is limited in the narrow sense of the traditional book concept of "a book only tells one subject content." In the era of modern digital reading， the design of modern books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material carrier and text content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books is regarded as the noumen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rough the overall design of editing， layout， binding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text content， the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at is， the material form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ext content is achieved.
Keywords： digital reading; book concept; book design; narrative design; communication carrier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化强国视域下长三角影视文化发展研究” （21YJC760116）
作者信息：薛莲（1983— ），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视觉传播、新媒体传播与技术。
① 2018年全国共发行图书519 250种，印刷数量为1 000 974万册，平均每种图书印刷1.93万册;2008年全国共发行图书275 668种，印刷数量为693 570万册，平均每种图书印刷2.52万册。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2019年版）。
【关键词】数字阅读 书籍概念 书籍设计 叙事设计 传播载体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0-101-04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0.016
当下正值数字媒体爆发的时代，形态各异的新潮电子媒体层出不穷，给传统的出版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随着报纸的凋敝，不少出版机构纷纷开展电子书籍的出版与制作。“纸媒必死”似乎成了传统书籍面临的现状。这种情形下，一些富有情怀者积极组建文化出版公司，开办书籍设计比赛，创新书店空间环境，希望以此保持传统的阅读习惯。然而在信息技术浪潮的洪流下，这些努力与尝试所获得的成效仍是杯水车薪。从国家统计局编印的《中国统计年鉴》能够看出，2008年到2018年，中国图书的发行种类增加了1.88倍，但印刷数量只增加了1.44倍，平均每种图书的印刷量少了0.6万册。①不难看出，虽然图书的种类在持续增多，但图书的印刷量却在不可避免地下降。现代人对书籍的态度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转变。
一、书籍概念的嬗变
《辞海》中将书籍定义为在一定的载体上用文字、图像及其他符号记录知识、表达思想并装订成册的著作或出版物。[1]尽管概念将内容与载体看作书籍成立的两个前提，但在实际运用中，用途也是重要条件之一。如殷商时期的卜辞和西周时期的金文，就是在甲骨和青铜器上刻写文字的记载内容形式，但因其在祭祀、占卜、文书等方面的特殊用途而不能称作书籍。同理，现代生活中的档案、影片、信件、单据等资料，也因其特殊的功能性而不被列入书籍范围。可见书籍不是用来与神明或个人进行交流的信息载体，也不是用于记录特殊事项的凭证或资料，而是具有传播功能的大众媒介。正如刘国钧所言，书籍的主要作用在于传播知识。[2]在经历了木竹片、兽皮、布帛载体后，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书籍的结构形式由卷轴变为册页，并开始具有了现代意义上书籍形态的雏形。书籍因此被定义为装订成册的著作。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书籍信息传递的功能正逐渐被电子媒介所取代，人们的阅读行为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科技的迅猛发展，愈做愈小的便捷式移动电子设备，使阅读由相对稳定的环境向随时随地的移动状态转变。有声书的出现更是将传统阅读过程中手、眼、脑的协调性操作简化为用耳朵听。身体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极大释放，人在阅读时的状态也具有了更多可能性。网络通信与存储技术的不断开发，更是加大了信息获取与内容检索的便捷性。但智能设备海量的信息内容与便捷的检索方式，在增大阅读广度的同时，削减了阅读的深度，现代社会中碎片化阅读、注意力分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与网络应用，使得书籍已不再是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唯一来源。此时，若仍按照传统书籍的定义来设计和出版书籍，势必会因无法跟上时代发展而惨遭淘汰。此时亟须在数字化阅读语境下，重新对书籍的概念进行审视。从广义上来说，能够将文本内容完整地呈现给大众的物质媒介都可称为书籍，各种数字化电子设备均可被理解为物质材料发生了变化的现代书籍。但从纸版书籍出现至今，书籍的定义已被狭义地理解为内容相对固定、装订成册的大众传播形式。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内容与载体发生分离，同一终端设备可承载不同类别、年代、作者及用途的诸多文本。而在传统书籍中，内容与形式间的关系相对稳定，每一部书按照同一主题、作者、类别编纂成册。因此可根据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对书籍定义做一个简单区分：某一物质载体只讲述一项主题内容的，即为狭义上的传统书籍;而某一物质载体承载诸多庞杂内容的，则是广义上的现代书籍。
二、书籍设计的观念转变
长期以来，书籍设计师和出版界都将书籍设计等同于书籍装帧，认为书籍设计就是对文本内容的装订和包装，是从艺术与技术两个方面规划和制作书籍的装帧方式。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理念，由19世纪末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倡导者威廉·莫里斯提出。当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械化流水线生产模式，将书籍制作简化为千篇一律的固定流程。莫里斯认为这种批量化生产的书籍，失去了手工业时期人工抄写与匠人装订时的灵韵与美感，提出“要让书籍成为像藏书家们所公认的印刷品黄金时代中所流传下来的那些书籍一样美丽”。[3]在此理念下，他创办了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将自己的美学理想贯彻于书籍的字体、版式、插图、封面设计中，为现代化书籍制作加入了装饰艺术的思想，并对后世的书籍装帧产生了持久影响。
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书籍被逐渐细分为封面、内页、扉页、衬页等制作环节，并从版式编排、材料选取、装订方式等方面，分别对这些环节进行研究与设计。考虑出版成本等因素，书籍的封面、扉页、衬页等通常由专业的设计师来完成，而内页版式往往由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来完成。书籍装帧因此被狭义理解为对书籍外观的包装设计，即“把‘装帧’视作‘封面设计’的代名词，或仍停留在书籍装潢、装饰的层面，即‘为书做打扮’”。[4]在此观念影响下，大部分的书籍在对外观装潢美化的理念指导下制作完成，缺乏对阅读过程做整体架构的思考。外观与内容、视觉与信息间的分裂，不仅导致了书籍整体视觉上矛盾、不统一的现象，同时也造成了阅读过程中的脱节、不连贯。
传统阅读时代，传播思想是书籍的主要功能，物质材料的外观与形态并非阅读所关注的重点。因而书籍装帧中内容与形式间的矛盾，能够在传播功能的裹挟下得以续存。电子书的出现则彻底打破了这一平衡。关注于内容层面的电子书，为读者带来了内容量更大、更便捷的数字化阅读模式，使信息传播获得质的飞跃。书籍的内容信息开始与物质载体相脱离，成为独立存在的电子化数据。过去一本书只讲述一个主题的模式被彻底打破，移动终端仿佛随身配备的移动图书馆一般，可随时随地实现对海量内容的即时访问。在现代化数字阅读时代，内容信息与物质载体的分离，激化了传统书籍形式与内容不一的矛盾，迫使书籍设计由片面的装帧理念向整体的设计观念发生转变。 从功能角度来看，对书籍的设计也即对阅读过程的设计。因此，在阅读书籍时所接触到的每一部分，都须建立在与文本内容一致的基础上，起着共同传递书本思想的作用。书籍不是一件纯粹的艺术作品，而是承载大众传播功能的物质形式。是否美观不应是书籍设计追求的目的，传递信息的功能才是。数字阅读时代，阅读不仅仅是从文字、插图等文本内容获取信息的过程，书籍在空间中的造型、材质所特有的肌理、翻阅时产生的互动都可看作书本信息的传递方式。因此在设计过程中，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分别进行创作，而要以连贯的全局性设计观，对其进行统合规划，让这些组成部分在满足整体信息传递的基础上，具有形式的美感。
三、从空间叙事到时间叙事
纸张发明以前，书籍制作受物质生产、技术发展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大都呈现出以平面为主的二维阅读形态。无论是以竹木片编绑而成的简策，还是昂贵柔软的丝帛书，为便于阅读，都采取了以长卷形式制作的卷轴装。纸张的发明为书籍的制作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书籍的装帧方法也变得种类繁多。但无论是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还是后世沿用的线装，书籍都被视作平面的视觉载体，书籍的制作过程也是在平面设计的思维指导下完成的。长期以来，受传统阅读模式及装帧的影响，书籍被拆分为基于平面而存在的版面、封面、扉页、衬页等部分，彼此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书籍设计被局限在平面的基础上进行各组成部分的编排与包装。书籍设计沦为版式设计与封面包装的代名词。
随着制作工艺的进步，书籍设计逐渐摆脱平面装帧思想的禁锢，将书籍视作由多张纸页组合而成的立体的物的存在进行设计。吕敬人指出，书籍设计应像建筑设计一样具有一种立体的思维，因为“当我们在阅读时，捧在手里的是实实在在的立体物”，在设计时“不能不考虑其空间的表达形式”。[5]阅读过程中，不仅是书页承载着传递信息的功能，书籍在空间中的呈现形式也是内容传播的重要载体。单张页面所承载的是书本内容的部分情节或片段，然而当一定数量的页面按照特定的要求被整合成册时，物体的象征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不再是零碎片段的合集，而是一个完整的具有明确所指的符号载体。因此在设计时需结合内页，将书籍在空间中的结构与形式看作对整本书内容的概括或中心思想的载体，进行统合性规划。
然而，即便做到了空间整体与二维页面相统一的书籍设计，仍是以一种静态、割裂的阅读观来对待书籍的。书籍的页面与页面间、整体与部分间应是连续的、相互联系的。书籍的思想在连贯的阅读中得以体现，是一个有机的接收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累积。这就涉及书籍所特有的叙事方式。叙事即讲故事，是“对于一个事件序列中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与状态的讲述”。[6]传统书籍是依靠文字或圖像等文本信息完成内容讲述的，但电子媒介的出现极大提升了文本叙事的内容量与便捷性，使书籍的出版与发行遭遇了瓶颈，书籍设计的叙事理念发生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传统书籍中文本内容的有限性与明确性，以及内容信息和物质载体的稳定关联，其在叙事过程中具有更大的优势。与移动终端相比，传统书籍载体与内容不可分割的联系性，使书籍的物质形态也能被设计，完成相关主题的内容讲述。
换言之，对书籍的设计其实就是对阅读过程中叙事模式的设计。在现代化数字阅读语境下，书籍的物质形态在阅读过程中也具有强烈的叙事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载体，它在与内容文本的相互作用下，共同完成了书籍主题的陈述。时间不仅在文本的叙事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物质形态叙事过程中也十分重要。因为书本是通过翻阅来完成意义的讲述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文本信息在发生变化，书籍的物质状态也随之改变。在整体性叙事思想指导下设计的书籍，其空间形态也随着内容的发展而有所不同，并与文本信息一同发挥内容传递的功能。可见，书籍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图文编排的二维设计理念，也不能囿于对书籍形态的三维空间设计思想，而是要在时间维度下结合文本内容与物质形态，对信息传递进行整体化设计。
四、从信息传递的载体到主体
早期的书籍是在不同的书写材质上，将内容页面按一定的题材装订成便于携带与阅读的册籍形式。无论是简牍、帛书形式，还是纸张发明后沿用至今的纸版书籍，书籍在材料选择与装帧的设计过程中，便于携带是一项重要要求。因为书籍是以传递思想、传播知识为目的的，便于携带意味着有较强的流通能力和信息传播功能。换言之，书籍在传播中的作用与价值，需通过物质载体的流通而实现，便携性越强的书籍，传播能力就越强。林穗芳曾在书籍概念中强调便于携带的重要性，认为具有携带性的作品能够在读者中流通，因此被认为是正式的书籍，而石刻、铜器铭文等不是供携带用的，将其视为文物或示范文献更适当。[7]在数字化阅读语境下，越做越小的移动化终端，为信息流通带来了颠覆式的传播方式。人们出行时宁可在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中下载好一些电子书籍以备阅读之需，也不会在包里装上几本纸版书籍。
在数字技术的猛烈攻势下，传播的信息与载体分离，轻薄的移动终端能够容纳的作品数不胜数。相形之下，传统书籍中内容与材料的相互依存性，成为物质载体在信息传播时难以逾越的瓶颈。因物质载体而产生的体积、质量、形态等问题，使之不仅不便于携带，需要双手捧读的翻阅方式也为阅读带来了诸多不便。与电子书相比，传统书籍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内容流通中逐渐失去优势。然而，传统书籍在信息传播广度上的劣势，并不意味着其在传播深度上也同样具有劣势。相反，正因传统书籍内容与物质载体的对应性，其传播的深度与力度有着电子媒介所不能比拟的优势。首先，稳定的物质形态，体现的是一种“琢之盘盂，以传不朽”的纵向传播观;其次，与内容相应的物质材料，能够作为信息传播的符号重复与加深书本内容的传达;再次，翻阅时呈现的互动，更是以一种特有的叙事方式在诠释主题。
可见，对物质材料进行传播性设计，是传统书籍在电子书所带来的数字化阅读攻势下自我救赎的方式。书籍不仅通过文本信息来传递思想，其本身的存在形态与翻阅方式也是内容传播的重要形式。物质材料是阅读过程中与读者接触最为密切的部分，书籍的形态、质感、肌理及翻阅时产生的变化，都可看作传递作品信息的主体。对书籍物质材料的设计，能够让读者在感官上更好地沉浸在叙事所营造的氛围中。装帧不仅起到了将页面装订成册的作用，更制定出一个阅读的流程，通过对阅读过程的设计能够更好地实现书本内容的传播。当阅读被设计为一个思考和交流的场域而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时，思想便能得到更为深刻的传达。人们会对一本设计精良的书籍所讲述的内容发出感慨，而难以对电子阅读器中的文本产生波澜。书籍不单是传播信息的载体，还是通过对文本信息、视觉形态、物质材料、阅读方式等方面的设计来建构意义的综合体。 由此可见，当新技术出现时，旧媒介往往会因价值观的冲击而式微，但并不意味着旧媒介就必定会被取代而消亡。此时更重要的是结合当下的语境，对旧媒介重新进行价值评估，让渡出已衰竭的部分功能，将发展的主要精力转移到自身的优势上来，重构其存在的价值并实现价值的增值。数字化阅读时代，传统书籍与电子书可以并存，这是因为两者各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与传播价值。与传统书籍相比，电子书虽有自身的优势，但也带来注意力分散、碎片化阅读等问题。尽管传统书籍在内容传播时的速度与广度不如电子媒介，但其在信息的深度传播与内容的保存性上却优于电子书。可见，物质载体所带来的深度阅读是传统书籍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优势，而如何将优势发挥出来，需在阅读过程整体观的基础上，从平面、空间、时间等维度，将书籍的各组成材料作为内容叙事的主体来进行设计。
参考文献：
[1] 夏征农. 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05.
[2] 刘国钧. 中国书史简编[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2.
[3] Bowles·J. M. William Morris as a Printer： The Kelmscott Press[J]. Modern Art， 1894， 2（4）： 2.
[4] 吕敬人. 美书，留住阅读[J]. 装饰，2017（2）：14.
[5] 吕敬人. 敬人书语[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86.
[6] 杰拉德·普林斯. 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 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
[7] 林穗芳. 中外编辑出版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9.
The Value Turn of Book Design in the Digital Reading Era
XUE Lian1，2（1.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School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Jinling College， Nanjing 210089，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relative unity of electronic reading equipment independent of the text content，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relying mo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roduction as well as production process， the object of modern book design is limited in the narrow sense of the traditional book concept of "a book only tells one subject content." In the era of modern digital reading， the design of modern books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material carrier and text content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books is regarded as the noumen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rough the overall design of editing， layout， binding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text content， the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at is， the material form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ext content is achieved.
Keywords： digital reading; book concept; book design; narrative design; communication carrier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化强国视域下长三角影视文化发展研究” （21YJC760116）
作者信息：薛莲（1983— ），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视觉传播、新媒体传播与技术。
① 2018年全国共发行图书519 250种，印刷数量为1 000 974万册，平均每种图书印刷1.93万册;2008年全国共发行图书275 668种，印刷数量为693 570万册，平均每种图书印刷2.52万册。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