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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儿”是她的小名。
记忆中的红儿姐姐，就是一朵炸开的山茶花。而我，就像是一朵小毛球，每天就这么拖着长鼻涕跟在她的屁股后面，红儿姐姐红儿姐姐地叫着。她心情好的时候搭理一下我，大多数时候我只能自己玩。最开心的是坐在她家院門前的洗衣板上跟她翻毛线。那时候毛衣都是手织的，每一家主妇柜子里都藏着几卷彩色的毛线。从中抽出一根，剪一尺多长，两头打个结，两个手掌撑起来，左右手之间手指穿来绕去可以翻出不同的图案：降落伞、火车、楼梯……红儿姐姐比我大好几岁，大孩子向来是不屑跟小小孩儿玩的，除非没有伴，实在无聊的时候，她会耐着性子陪我翻一会儿毛线，把她刚从学校学会的新花样教给我。两三遍我不会，她就生气把毛线扔了，不顾我哭着喊着求她，再教我一盘嘛，红儿姐姐。
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她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表姐表哥，还有未出嫁的六姨，一大家子，拖上我这个小油瓶。父亲早逝，母亲要去瓷砖厂上班挣工钱。我没有人带，寄养在外公外婆家。脏兮兮的小孩儿，夏天常常是光着上身只穿个裤衩，为了不长虱子，头发总是剃成男孩儿一样的板寸。红儿姐姐不一样，她是舅舅舅妈的掌上明珠，我们家族的大小姐。
她天生一副好嗓子，收音机里的歌，她听两遍就会唱了。从小又会打扮，上中学时就穿着大红的长裙子、戴上硕大的耳环招摇过市。犹记得她夏天穿一双夹脚拖鞋，脚指甲都涂成猩红猩红的，在那个一切都是黑白色的年代，仿佛引燃爆竹的火星子。
追求她的男孩子很多，十三四岁就在学校谈起恋爱，为了让她安心学习，给她换了好几所学校。舅舅、舅妈提起她是又恼又疼，但那种恨恨的嗔骂当中又有种掩藏不住的得意，“红儿这个疯婆子，长大了咋得了哦”。
2
有那么几天不见她出门去疯了，一个人躲房间里捣鼓录音机。我趴在门缝上看一眼，被她狠狠呵斥。原来是文化馆举办青年歌手大赛，红儿姐姐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把自己唱的歌录下来，寄了磁带去参赛。虽然没有获得名次，但明星梦从此在她心里种下了。
看她学业上无指望，舅舅托关系让她进了当时县里效益最好的玻璃厂。重活累活她干不了，便被安排负责文艺宣传，这倒是正对她的脾气。厂里搞什么晚会，她总是最活跃的那一个。有一年国庆节我跟着她去厂里看演出，纷乱的人群当中，她帮我找个位置坐下，便风风火火地跑走了。一会儿幕布拉开，是她穿着长长的旗袍，光芒四射地站在舞台中央。那场晚会她既是主持人又是歌手，一些平淡歌曲也被她唱得风情万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县城里突然开起了好多的歌厅舞厅，满大街的人似乎都从睡梦中醒过来似的，陷入一种集体兴奋和狂欢当中。在这种潮流面前，爱唱爱跳的红儿姐姐当然是最踊跃的那一拨，她要辞掉国营厂的工作跟朋友合伙开歌厅。舅舅、舅妈当然不同意，好不容易得来的铁饭碗就这么被她抛弃了，但她哪里会听——总不可能跟你们一样，一辈子就老死在厂里嘛！一句话气得舅妈咬紧了牙齿，扬起的手差一点要打下去。
那时候电视里正热播着各种的港台剧，什么《我本善良》什么《笑看风云》，还有一群美女主演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每看一部我都把女主角想象成是红儿姐姐，感觉她的生活比电视里还要精彩。
歌厅没开多久，她跟着一帮朋友去了成都。此后的好几年时间，她没有给家里来一个电话，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我那时候已上中学，被沉闷的学业压得透不过气的时候，就幻想着她有一天出现在我们校门口，头一偏说：“走，姐带你去外面玩。”
果然有一天，她突然回到老家，穿着最时髦的长呢大衣，戴着夸张的红色假发，像当时电视里才能见到的港星降临。舅妈一边骂，疯婆子，你还晓得回来呀，一边却高兴得快要哭出来。
她这一副做派让舅舅舅妈总是念叨，你穿成这样像什么样子哦？她晚上便不在家里住，而是住到县城的招待所里。晚上去KTV玩，也偷偷把我带着。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那种地方”，灯光忽明忽暗地闪着，我头昏脑涨，心跳得咚咚响，挨在她身边不知道该站还是坐。她看我紧张局促的样子，和她的同伴们哈哈大笑，说以后要多跟她出来混社会，省得变成书呆子。她跟我说，这回回老家是要办签证的，她准备去日本发展了。原来在消失的几年里，她跟着一个民间的演出团体从成都到了福建。那是我之前听都没听过的地方，据说城市就在大海边，海对面就是台湾，有课本中的“日月潭”。她先是在一家叫作“台湾饭店”的夜总会里当驻唱歌手，说有时候唱一首歌就可以挣两百块。一位日本客人很欣赏她，要带她去当专业歌手……她坐在招待所的床上一边抽烟，一边跟我讲这些，头半仰着，眼睛里闪烁着波光。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去成日本，但并不妨碍她在家乡成为一个传奇。她从小的明星梦似乎已经很接近了，在亲戚与邻里的传说当中，她唱歌的舞台上空飘着钞票，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
3
再后来，她打电话回来说要结婚了，是在唱歌的饭店认识的一个理发师，比她小两三岁，但长得很帅。她电话里特别强调，你姐夫帅得很哦，人家都说他像《天地豪情》里的罗嘉良！舅舅、舅妈对这个女儿不时做出的出格举动早已习以为常，但总想着有一天她会回到老家，找个归宿，心就安分下来。哪里想到她一下子就把终身托付给了一个他们见都没见过的异乡的男人，而且福州离老家那么远，一千多公里啊，这对于没有出过县城的舅舅舅妈来说简直就是天涯海角。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他们拒绝参加红儿姐姐的婚礼，家里的亲戚也都不准去。
红儿姐姐又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好几年没她的消息。
突然有一天，接到她的电话，说她在成都，带着女儿回来看外公外婆。我当时在成都上学，得知她回来，当然要去看她。她就住在车站旁的一家酒店里，我敲门时她刚洗过头发，正用毛巾使劲儿地擦拭头上的水滴，没有浓艳的妆容，脚上穿着拖鞋，原本高挑的个子一下子变得小小的。女儿坐在床铺上呀呀呀地叫着，我惊觉她已经是一个妇人了。
我问她怎么突然一个人带着女儿回来了，也没提前说一声。她支支吾吾，直到后来她的老公电话打来，两人在电话里不断拉扯。原来红儿姐姐用自己的积蓄资助那个长得很帅的男人盘下了一间小小的店铺，同时她也把自己变成了男人背后的女人。除了负责给店里员工们买菜做饭，还要兼收银、打扫，忙不过来的时候也要帮客人洗头、卷发。即便这样，她也甘之如饴，但使她不能忍受的是，那个很帅的男人，总时不时地和店里的小妹暧昧一下…… 4
真正走进她的生活是我在成都结束了一段莫名的恋情以及换了诸多工作都不满意，我在电话里跟她抱怨。她说，要不你来我这边吧，你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找工作。
从成都到福州，当我坐了四十几个小时的慢火车，走出站台时，她和一众人群挤在那个接站的地方。我没有认出她，直到她用我熟悉的烟嗓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永远记得她穿一件黑色的鸡心领毛衣，牛仔裤、平底鞋，难得一见的宽和温暖。出租车载着我们在狭窄而拥挤的小巷道里绕来绕去，最后在一栋很旧的居民楼里停下来，她指了指那间晾满了毛巾和一节一节腊肠的阳台说，喏，那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在她家借住的这些日子，我目睹了她如何把自己变成彻头彻尾的家庭主妇。她每天睡到九点、十点起床，穿着睡衣到楼下的生鲜超市买回一大包的肉和菜，老公店里十来号人的餐食，她一个人包办。为了方便，她就把菜啊、肉啊，通通堆到地板上，一边抽烟一边收拾。两三岁的女儿就坐在不远的地板上玩耍看电视，有时候嚷嚷要拉屎撒尿了，她就从厕所里拿出儿童用的坐便器，把女儿提起来往上一蹲，回过头接着再收拾手上的活计。等到忙完这些，员工们回来吃饭了，她便往那个洗脚店里搬回来的旧沙发上一躺，一动不动地看她的电视剧。
对于这日复一日的生活，红儿姐姐也感到厌倦，她说，我不想在家里给他们当煮饭婆了，我跟着你一起去外面找点事做吧。但说归说，她仍旧每日买菜，煮饭，洗碗，看电视……“你姐夫说我没用，出去找不到工作的，没上过大学，不会电脑，又不会开车，难不成还要跑去夜总会唱歌？这年龄唱是唱不了了，只能去当妈咪！”说完她自己放声大笑起来。然后指着我说，“倒是你，你不要像我一样，你是我们家读书读得最多的，你该找个像样的工作。”
为了把我包装成她心目中女白领的形象，她领着我去附近的商场买衣服。距离她家一两公里的商贸城是她经常去逛的地方，那是便宜的、款式新颖的女装批发市场，她会为了十块二十块的差价拉着我看了一家又一家，不停地跟老板還价。有时候试完了没买，老板脸色就很难看，在我们身后碎碎念叨，买不起就不要试！我很不服气，要去跟老板吵架。她拉着我赶紧走，说算了，算了。
美发店生意时好时坏，最困难的时候，红儿姐姐把结婚时买的戒指、耳环、项链都拿去卖了交房租，甚至找以前唱歌时认识的朋友借高利贷周转。这样的日子持续好几年，终于阴差阳错，因为早年在城郊首付的一套房子一直无钱装修，房价大涨之后转手赚了几十万。
我在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搬离了与她们合租的房子。偶尔她会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吃饭。她和老公总喜欢叫上一大拨邻居、朋友到家里吃吃喝喝，这时候她大秀厨艺，口水鸡、酸菜鱼、回锅肉、毛血旺……多年来在厨房练就的川菜手艺为她找回自信。她招呼应对，谈笑风生，维护着一个客厅女主人的主角光环。可在那些热闹与喧腾过后，常常只剩她一个人面对满屋子的杯盘狼藉。我站起来要收拾，她懒懒地坐着，把烟灰弹在吃剩的菜碟子里，有些呆滞地看着我说，慌啥子，我还没吃呢。于是我坐下来，陪她一起挑几片剩菜吃。
这样的聚会我越来越少参与，同在一个城市，我们之间见面也越来越少了。
后来她老公将卖房赚来的钱投到股市，一开始似乎赚了百万，索性把理发店的生意转让了，全身心地投入这个钱生钱的游戏当中。红儿姐姐也终于从厨房的油烟中解放出来，不用每天煮十几个人的饭了，那段时间她迷上了网络，天天在网吧待到十一二点。之后的事便是大家都熟知的，一场至今都没能回暖的“史诗级”的股灾席卷而来，吞噬了好多人的发财梦。他们所有的钱也打了水漂，还欠下大堆银子。曾经一起吃饭喝酒的朋友都不见了，两人的婚姻也耗到了尽头，生活又退回到刚开始的样子。红儿姐姐跟一个网上认识的男人继续漂泊，有时候在大山里帮工程队煮饭，有时候又在沿海的酒店里当服务员，但她朋友圈里永远晒出活色生香的样子。
5
我常常想起小时候在红儿姐姐家过暑假，她家有喝不完的汽水，橙色的、绿色的，各种口味，装在细腰的玻璃瓶里，一整箱一整箱堆在墙角，那是舅舅工厂里发放的消暑福利。我曾无数次眼巴巴地望着，觉得长大后理想生活不过可以畅饮这些有颜色的汽水。红儿姐姐总是随手抽出一支，咬开瓶盖儿，喝两口就放一边。那些燠热的傍晚，她总爱坐在门口的洗衣板上唱歌，一首接一首，像开一场个人演唱会，“是否，这次你将真的离开我”“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那时候她正拥有明晃晃的青春，却总喜欢唱一些哀伤的歌，故意将哭腔拖得长长的，仿佛历经沧桑。现在去KTV，她仍然爱点一些闽南语的老歌，那些充满了负气与怨怼的苦情歌，她唱起来别有一番意味。她偶尔还会说起年轻时在酒吧里驻唱的事，讲某个可怜又好色的老头子被她们用胶带绑在椅子上，搜光了口袋里的钞票拿去买酒喝。她每次说起来嘎嘎大笑，笑得仰过头去，又忽然止住，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叹一口气。
责任编辑 陈美者
“红儿”是她的小名。
记忆中的红儿姐姐，就是一朵炸开的山茶花。而我，就像是一朵小毛球，每天就这么拖着长鼻涕跟在她的屁股后面，红儿姐姐红儿姐姐地叫着。她心情好的时候搭理一下我，大多数时候我只能自己玩。最开心的是坐在她家院門前的洗衣板上跟她翻毛线。那时候毛衣都是手织的，每一家主妇柜子里都藏着几卷彩色的毛线。从中抽出一根，剪一尺多长，两头打个结，两个手掌撑起来，左右手之间手指穿来绕去可以翻出不同的图案：降落伞、火车、楼梯……红儿姐姐比我大好几岁，大孩子向来是不屑跟小小孩儿玩的，除非没有伴，实在无聊的时候，她会耐着性子陪我翻一会儿毛线，把她刚从学校学会的新花样教给我。两三遍我不会，她就生气把毛线扔了，不顾我哭着喊着求她，再教我一盘嘛，红儿姐姐。
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她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表姐表哥，还有未出嫁的六姨，一大家子，拖上我这个小油瓶。父亲早逝，母亲要去瓷砖厂上班挣工钱。我没有人带，寄养在外公外婆家。脏兮兮的小孩儿，夏天常常是光着上身只穿个裤衩，为了不长虱子，头发总是剃成男孩儿一样的板寸。红儿姐姐不一样，她是舅舅舅妈的掌上明珠，我们家族的大小姐。
她天生一副好嗓子，收音机里的歌，她听两遍就会唱了。从小又会打扮，上中学时就穿着大红的长裙子、戴上硕大的耳环招摇过市。犹记得她夏天穿一双夹脚拖鞋，脚指甲都涂成猩红猩红的，在那个一切都是黑白色的年代，仿佛引燃爆竹的火星子。
追求她的男孩子很多，十三四岁就在学校谈起恋爱，为了让她安心学习，给她换了好几所学校。舅舅、舅妈提起她是又恼又疼，但那种恨恨的嗔骂当中又有种掩藏不住的得意，“红儿这个疯婆子，长大了咋得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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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几天不见她出门去疯了，一个人躲房间里捣鼓录音机。我趴在门缝上看一眼，被她狠狠呵斥。原来是文化馆举办青年歌手大赛，红儿姐姐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把自己唱的歌录下来，寄了磁带去参赛。虽然没有获得名次，但明星梦从此在她心里种下了。
看她学业上无指望，舅舅托关系让她进了当时县里效益最好的玻璃厂。重活累活她干不了，便被安排负责文艺宣传，这倒是正对她的脾气。厂里搞什么晚会，她总是最活跃的那一个。有一年国庆节我跟着她去厂里看演出，纷乱的人群当中，她帮我找个位置坐下，便风风火火地跑走了。一会儿幕布拉开，是她穿着长长的旗袍，光芒四射地站在舞台中央。那场晚会她既是主持人又是歌手，一些平淡歌曲也被她唱得风情万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县城里突然开起了好多的歌厅舞厅，满大街的人似乎都从睡梦中醒过来似的，陷入一种集体兴奋和狂欢当中。在这种潮流面前，爱唱爱跳的红儿姐姐当然是最踊跃的那一拨，她要辞掉国营厂的工作跟朋友合伙开歌厅。舅舅、舅妈当然不同意，好不容易得来的铁饭碗就这么被她抛弃了，但她哪里会听——总不可能跟你们一样，一辈子就老死在厂里嘛！一句话气得舅妈咬紧了牙齿，扬起的手差一点要打下去。
那时候电视里正热播着各种的港台剧，什么《我本善良》什么《笑看风云》，还有一群美女主演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每看一部我都把女主角想象成是红儿姐姐，感觉她的生活比电视里还要精彩。
歌厅没开多久，她跟着一帮朋友去了成都。此后的好几年时间，她没有给家里来一个电话，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我那时候已上中学，被沉闷的学业压得透不过气的时候，就幻想着她有一天出现在我们校门口，头一偏说：“走，姐带你去外面玩。”
果然有一天，她突然回到老家，穿着最时髦的长呢大衣，戴着夸张的红色假发，像当时电视里才能见到的港星降临。舅妈一边骂，疯婆子，你还晓得回来呀，一边却高兴得快要哭出来。
她这一副做派让舅舅舅妈总是念叨，你穿成这样像什么样子哦？她晚上便不在家里住，而是住到县城的招待所里。晚上去KTV玩，也偷偷把我带着。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那种地方”，灯光忽明忽暗地闪着，我头昏脑涨，心跳得咚咚响，挨在她身边不知道该站还是坐。她看我紧张局促的样子，和她的同伴们哈哈大笑，说以后要多跟她出来混社会，省得变成书呆子。她跟我说，这回回老家是要办签证的，她准备去日本发展了。原来在消失的几年里，她跟着一个民间的演出团体从成都到了福建。那是我之前听都没听过的地方，据说城市就在大海边，海对面就是台湾，有课本中的“日月潭”。她先是在一家叫作“台湾饭店”的夜总会里当驻唱歌手，说有时候唱一首歌就可以挣两百块。一位日本客人很欣赏她，要带她去当专业歌手……她坐在招待所的床上一边抽烟，一边跟我讲这些，头半仰着，眼睛里闪烁着波光。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去成日本，但并不妨碍她在家乡成为一个传奇。她从小的明星梦似乎已经很接近了，在亲戚与邻里的传说当中，她唱歌的舞台上空飘着钞票，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
3
再后来，她打电话回来说要结婚了，是在唱歌的饭店认识的一个理发师，比她小两三岁，但长得很帅。她电话里特别强调，你姐夫帅得很哦，人家都说他像《天地豪情》里的罗嘉良！舅舅、舅妈对这个女儿不时做出的出格举动早已习以为常，但总想着有一天她会回到老家，找个归宿，心就安分下来。哪里想到她一下子就把终身托付给了一个他们见都没见过的异乡的男人，而且福州离老家那么远，一千多公里啊，这对于没有出过县城的舅舅舅妈来说简直就是天涯海角。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他们拒绝参加红儿姐姐的婚礼，家里的亲戚也都不准去。
红儿姐姐又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好几年没她的消息。
突然有一天，接到她的电话，说她在成都，带着女儿回来看外公外婆。我当时在成都上学，得知她回来，当然要去看她。她就住在车站旁的一家酒店里，我敲门时她刚洗过头发，正用毛巾使劲儿地擦拭头上的水滴，没有浓艳的妆容，脚上穿着拖鞋，原本高挑的个子一下子变得小小的。女儿坐在床铺上呀呀呀地叫着，我惊觉她已经是一个妇人了。
我问她怎么突然一个人带着女儿回来了，也没提前说一声。她支支吾吾，直到后来她的老公电话打来，两人在电话里不断拉扯。原来红儿姐姐用自己的积蓄资助那个长得很帅的男人盘下了一间小小的店铺，同时她也把自己变成了男人背后的女人。除了负责给店里员工们买菜做饭，还要兼收银、打扫，忙不过来的时候也要帮客人洗头、卷发。即便这样，她也甘之如饴，但使她不能忍受的是，那个很帅的男人，总时不时地和店里的小妹暧昧一下…… 4
真正走进她的生活是我在成都结束了一段莫名的恋情以及换了诸多工作都不满意，我在电话里跟她抱怨。她说，要不你来我这边吧，你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找工作。
从成都到福州，当我坐了四十几个小时的慢火车，走出站台时，她和一众人群挤在那个接站的地方。我没有认出她，直到她用我熟悉的烟嗓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永远记得她穿一件黑色的鸡心领毛衣，牛仔裤、平底鞋，难得一见的宽和温暖。出租车载着我们在狭窄而拥挤的小巷道里绕来绕去，最后在一栋很旧的居民楼里停下来，她指了指那间晾满了毛巾和一节一节腊肠的阳台说，喏，那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在她家借住的这些日子，我目睹了她如何把自己变成彻头彻尾的家庭主妇。她每天睡到九点、十点起床，穿着睡衣到楼下的生鲜超市买回一大包的肉和菜，老公店里十来号人的餐食，她一个人包办。为了方便，她就把菜啊、肉啊，通通堆到地板上，一边抽烟一边收拾。两三岁的女儿就坐在不远的地板上玩耍看电视，有时候嚷嚷要拉屎撒尿了，她就从厕所里拿出儿童用的坐便器，把女儿提起来往上一蹲，回过头接着再收拾手上的活计。等到忙完这些，员工们回来吃饭了，她便往那个洗脚店里搬回来的旧沙发上一躺，一动不动地看她的电视剧。
对于这日复一日的生活，红儿姐姐也感到厌倦，她说，我不想在家里给他们当煮饭婆了，我跟着你一起去外面找点事做吧。但说归说，她仍旧每日买菜，煮饭，洗碗，看电视……“你姐夫说我没用，出去找不到工作的，没上过大学，不会电脑，又不会开车，难不成还要跑去夜总会唱歌？这年龄唱是唱不了了，只能去当妈咪！”说完她自己放声大笑起来。然后指着我说，“倒是你，你不要像我一样，你是我们家读书读得最多的，你该找个像样的工作。”
为了把我包装成她心目中女白领的形象，她领着我去附近的商场买衣服。距离她家一两公里的商贸城是她经常去逛的地方，那是便宜的、款式新颖的女装批发市场，她会为了十块二十块的差价拉着我看了一家又一家，不停地跟老板還价。有时候试完了没买，老板脸色就很难看，在我们身后碎碎念叨，买不起就不要试！我很不服气，要去跟老板吵架。她拉着我赶紧走，说算了，算了。
美发店生意时好时坏，最困难的时候，红儿姐姐把结婚时买的戒指、耳环、项链都拿去卖了交房租，甚至找以前唱歌时认识的朋友借高利贷周转。这样的日子持续好几年，终于阴差阳错，因为早年在城郊首付的一套房子一直无钱装修，房价大涨之后转手赚了几十万。
我在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搬离了与她们合租的房子。偶尔她会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吃饭。她和老公总喜欢叫上一大拨邻居、朋友到家里吃吃喝喝，这时候她大秀厨艺，口水鸡、酸菜鱼、回锅肉、毛血旺……多年来在厨房练就的川菜手艺为她找回自信。她招呼应对，谈笑风生，维护着一个客厅女主人的主角光环。可在那些热闹与喧腾过后，常常只剩她一个人面对满屋子的杯盘狼藉。我站起来要收拾，她懒懒地坐着，把烟灰弹在吃剩的菜碟子里，有些呆滞地看着我说，慌啥子，我还没吃呢。于是我坐下来，陪她一起挑几片剩菜吃。
这样的聚会我越来越少参与，同在一个城市，我们之间见面也越来越少了。
后来她老公将卖房赚来的钱投到股市，一开始似乎赚了百万，索性把理发店的生意转让了，全身心地投入这个钱生钱的游戏当中。红儿姐姐也终于从厨房的油烟中解放出来，不用每天煮十几个人的饭了，那段时间她迷上了网络，天天在网吧待到十一二点。之后的事便是大家都熟知的，一场至今都没能回暖的“史诗级”的股灾席卷而来，吞噬了好多人的发财梦。他们所有的钱也打了水漂，还欠下大堆银子。曾经一起吃饭喝酒的朋友都不见了，两人的婚姻也耗到了尽头，生活又退回到刚开始的样子。红儿姐姐跟一个网上认识的男人继续漂泊，有时候在大山里帮工程队煮饭，有时候又在沿海的酒店里当服务员，但她朋友圈里永远晒出活色生香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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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起小时候在红儿姐姐家过暑假，她家有喝不完的汽水，橙色的、绿色的，各种口味，装在细腰的玻璃瓶里，一整箱一整箱堆在墙角，那是舅舅工厂里发放的消暑福利。我曾无数次眼巴巴地望着，觉得长大后理想生活不过可以畅饮这些有颜色的汽水。红儿姐姐总是随手抽出一支，咬开瓶盖儿，喝两口就放一边。那些燠热的傍晚，她总爱坐在门口的洗衣板上唱歌，一首接一首，像开一场个人演唱会，“是否，这次你将真的离开我”“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那时候她正拥有明晃晃的青春，却总喜欢唱一些哀伤的歌，故意将哭腔拖得长长的，仿佛历经沧桑。现在去KTV，她仍然爱点一些闽南语的老歌，那些充满了负气与怨怼的苦情歌，她唱起来别有一番意味。她偶尔还会说起年轻时在酒吧里驻唱的事，讲某个可怜又好色的老头子被她们用胶带绑在椅子上，搜光了口袋里的钞票拿去买酒喝。她每次说起来嘎嘎大笑，笑得仰过头去，又忽然止住，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叹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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