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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一个大学教员，如果只会讲别人的观点，难免有些肤浅；如果不善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达出来，也是一种遗憾，我追求的是说写双赢。”
主句：他很能“说”，课堂一句话能让指挥作战的学员久久难忘；他很能“写”，7部学术专著，10多部合著教材，300多篇学术论文。他胸藏万卷，潇洒吞吐的是联合作战的世界万象；他笔有千钧，淋漓挥洒出了中国军人的创新豪情。
诺贝尔奖获得者J·迈克尔·毕晓普说过：“一个大学教师的最高境界，就是科研发现和教学两方面的杰出本领结合在一起。”国防大学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作战指挥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武君，正是这样一位大学教师，在国防大学被誉为“不可多得的教学、科研双优人才”。
郭武君是作战指挥学学科学术带头人，我军首位战略学博士后。从教29年来，他始终在教学第一线，每年的教学工作量均是正常工作量的两倍多，是学校在指挥课程教学中讲授新大课最多、获得校优质大课奖最多的教员，也是我军指挥理论研究领域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和发表学术文章最多的人之一。
当记者来到北京百望山脚下，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书柜上由他本人写的一幅字“时不我待”甚是抢眼。落座后，在舒缓的音乐声中，郭武君讲道：“随着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联合作战作为新的作战形式登上世界军事舞台。未来战场上，一定是陆、海、空、第二炮兵、武警部队、民兵联合作战。一场盛大音乐会是否能成功举办，关键角色是指挥家。所以，我军训练转型时不我待，时代呼唤着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他强调，正是为了适应三军联合作战需要，国防大学把提高中高级指挥员在信息化条件下联合指挥作战能力作为教学重点，加速培养联合指挥人才。
教学与科研相得益彰
“在大学里，不搞科研的教师，不是好教师。教学没有科研作底蕴，就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教育。”——著名科学家钱伟长
郭武君是山东文登人，198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北京市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这是一所很有名的军事院校。经过5年的本科学习，郭武君毕业时正值国防大学组建成立，他考进国防大学师资培训班学习。
“东方兵学自古以来重谋略轻技术，张震校长刚上任就认识到国防大学当时存在师资队伍老化的问题，便提出成立师资班，从全国17所军校中招考人才，自主培养师资力量。”第一批师资班一共招了90人，都是各军校的尖子生。在这里，他们从学生官成长为职业军人。
经过三年的院校培训，郭武君正式走上国防大学的讲台。“记得我刚成为国防大学一名教员的时候，一些老教员就对我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员，必须具备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口头表达能力；二是文字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强，就是要能讲好课；文字表达能力强，就是要有很强的研究能力。”
在郭武君看来，教学和科研互为促进，教学主要是传授知识，科研主要是发展知识，知识不发展，传授给学员的只能是落后的知识。他认为，一个教员要在科研方面有所作为，关键是要不落旁人窠臼，有独立地提出科研问题的能力，有敢于填补理论空白的勇气和攻克学术难关的毅力。对他而言，课题攻关的乐趣一点不亚于将军在战场上攻城拔寨。
从军30多年来，郭武君既在我军工程院校系统地学习过军事技术，又在三级指挥院校完整地学习过战术、战役和战略理论；既有在步兵连长、步兵师作训参谋和海军驱逐舰支队副支队长等指挥岗位工作的实践，又有多次到总部帮助工作的经历；既在我国最高军事科研机构军事科学院做过两年博士后研究，又多年在我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当教员。这种系统学习、高端研究和跨军种锻炼的独特经历，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指技合一和联合作战指挥的素质，从而为高质量地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从教以来，郭武君已经在校内外共讲过40个不同的大课；自2005年以来，已10 次获得国防大学优质大课奖，是全校获得优质大课课数和次数最多的人之一；负责或参与讲授的课程几乎年年被评为优质课程；曾应邀到军委办公厅、解放军四总部、国家公安部、大军区、部队、院校、地方党政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业讲过课。
在科研方面，郭武君个人已撰写学术专著7部，有多本学术专著被军队院校指定为研究生教学用教材；发表了300多篇军事学术文章；与他人合作编写、出版了16本教材或专著；近年来多次应邀参加军委总部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围绕着“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和“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问题”等内容，负责或参与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2002年曾作为总参作战部特邀人员参加南京、广州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试点评估小组的工作，2008年曾作为总政治部干部部指定专家参与全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座谈会”各种材料的起草工作；个人和合作的科研成果，分别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全军科研成果二等奖、国防大学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军事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国防大学学报优秀论文等。
“我追求的是说写双赢”
“讲课是大学教师非履行不可的职责，讲课的愿望是发自肺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J·迈克尔·毕晓普
郭武君称，“我喜欢国防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从开始当教员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为讲好课而努力，因为讲好课是教员的天职。关于怎样讲好一堂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按我个人的体会，讲课要受人欢迎，至少应该做到两点：新意，有激情。”为此，在为每一个班次的学员讲课之前，他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这样，站在讲台上，我就非常自信。”
郭武君谈到，他本人非常赞赏一句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个教员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的激情打动别人，别人就很难接受他所讲授的道理。”为此，讲授内容他认真设计，通过解剖那些具有很强震撼力的事实，来阐述基本的道理；讲授过程讲究轻重缓急、抑扬顿挫；讲授形式创新，根据讲课内容的需要来灵活地选择讲课形式，尽量做到讲课内容与讲课形式的统一。 2004年年初，台海形势紧张，我军全面开展“增强战备观念，培养战斗精神”的教育活动。郭武君当时在海军驱逐舰第一支队任职副支队长，支队安排他给全体官兵讲“牢记使命，认清优势，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一课。
他为此精心设计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台独分裂祖国的活动愈演愈烈；二是台湾独立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三是台军有不可克服的诸多弱点；四是我军具有夺取对台作战胜利的综合优势；五是台军的强点我军完全能够克服。
讲的是深刻的道理，用的是朴实的语言。他的每个观点，都打动了官兵；每个问题，都能引起官兵的共鸣。“每当我有直击要害的发问，下面都有雷鸣般的回答。”
听了他的讲课，一位即将转业的副师级干部听完课后，当即找到舰队首长，要求继续留在部队干。他这样说：“听了郭副支队长一堂课，我现在离开部队，感到自己像个逃兵似的。”
“一个教员要在科研方面有所作为，最关键的就是要敢于创新，并善于创新。要创新，就要有独立地提出科研问题的能力，就要有敢于填补理论空白的勇气，就要有不攻克学术难关就不罢休的毅力。”郭武君称。
参谋长在军队领导和指挥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长期以来国内外一直没有关于参谋长的学术专著。为此，郭武君花费数年功夫精心撰著了《参谋长》一书，总部有关部门给予高度评价，原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还专门为此书题写书名。
2009年，全军首次颁发《战略指挥》教材。然而，早在10年前，郭武君就把战略指挥问题作为他的博士后科研课题。“军队指挥从层次上可以分为战略指挥、战役指挥和战术指挥，但对战争胜负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战略指挥。”课题完成后，评审委员会认为“该成果选题重大，论证充分，填补了军事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
“现在学术界公认，未来我军所要进行的作战一般都是联合作战。要有效地指挥联合作战，必须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针对我军学术界非常重视研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而在此方面又没有学术专著的情况，郭武君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研究，于2003年适时地推出了《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研究》一书。
2000年11月，作为唯一的军事学博士后，郭武君到云南昆明参加中国博士后学术大会，并被指定为10名在大会上发言的人之一。当他就“西部大开发，乘势强国防”为题进行大会发言时，当即引起了轰动。会后，郭武君不无感慨地说：“科研使我体会到，教员的影响不仅仅在课堂以内，依靠他的科研成果，在课堂以外照样可以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更具有持久性。”
在他看来，虽然教学与科研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教学能为科研出题目、下任务，科研能丰富和更新教学内容。
“一个大学教员，如果只会讲别人的观点，难免有些肤浅；如果不善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达出来，也是一种遗憾，我追求的是说写双赢。”郭武君坦陈，自己最感惬意的事是读书，最具挑战性的事是写书，最有激情的事是教书。
首提“军事时间学”
“没有不在时间里进行的战争，也没有在空间之外的作战。时间之于战争，同空间一样重要。”——郭武君
10多年前，在江苏苏州召开的《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郭武君提交大会的“时代呼唤军事时间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时间学的动议。2006年，他又在《国防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军事时间论纲”一文，首次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军事时间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
2008年，他完成了以军事时间为课题的专项研究，专家评审委员会认定：该成果“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开拓了军事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随之，凝结着郭武君多年心血的《论军事时间》一书正式出版，并于2010年被评为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郭武君回忆说：“若干年前，一些中国军人就不可思议于这样一些事实：在以军侵黎之战的贝卡谷地战斗中，当叙利亚的防空部队尚未反应过来时，以色列空军在6分钟之内便把叙军的防空导弹群全部摧毁。苏军从1000多公里的深远纵深机动兵力入侵阿富汗，阿军驻守首都喀布尔的部队，在3个半小时内连作战会议都没有来得及开，便全部缴了械。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地面战的持续时间仅达100小时，这简直震惊了我国军界。”他认为，客观地、不加掩饰地进行分析，这种“不可思议”和“震惊”，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这样一个事实：在军事上，我们面临着时间的严峻挑战，只有认清挑战，并着力探索应对挑战的有效办法和措施，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缘何提出“军事时间”概念，郭武君称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随着社会和战争的发展，时间的军事价值与日俱增。由于人们最初对土地的依赖性，由于早期武器性能的发挥受空间因素的严重制约性，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对战争和作战行动的影响时，空间总是被置于比时间更为优越的地位。这种状况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兴起，大大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人们对时间与军事行动关系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随着战争的发展，时间的军事价值与日俱增。“而这种特殊空间的‘理论维度’表现在：发展中国军事科学，应当高度重视军事时间理论研究。没有任何一门军事学科能够完全撇开时间因素。这种特殊空间的‘实践维度’表现在：各种军事活动在时间尺度上被大大压缩、计量军事行动的时间标准越来越准确、诸军兵种联合行动对时间的要求越来越高、敌对双方围绕时间利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如果没有系统、完整的军事时间理论作指导，在实践上势将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郭武君称，时代强烈呼唤军事时间学。
在他人的眼中，郭武君始终是言锋犀利，著书立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主句：他很能“说”，课堂一句话能让指挥作战的学员久久难忘；他很能“写”，7部学术专著，10多部合著教材，300多篇学术论文。他胸藏万卷，潇洒吞吐的是联合作战的世界万象；他笔有千钧，淋漓挥洒出了中国军人的创新豪情。
诺贝尔奖获得者J·迈克尔·毕晓普说过：“一个大学教师的最高境界，就是科研发现和教学两方面的杰出本领结合在一起。”国防大学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作战指挥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武君，正是这样一位大学教师，在国防大学被誉为“不可多得的教学、科研双优人才”。
郭武君是作战指挥学学科学术带头人，我军首位战略学博士后。从教29年来，他始终在教学第一线，每年的教学工作量均是正常工作量的两倍多，是学校在指挥课程教学中讲授新大课最多、获得校优质大课奖最多的教员，也是我军指挥理论研究领域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和发表学术文章最多的人之一。
当记者来到北京百望山脚下，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书柜上由他本人写的一幅字“时不我待”甚是抢眼。落座后，在舒缓的音乐声中，郭武君讲道：“随着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联合作战作为新的作战形式登上世界军事舞台。未来战场上，一定是陆、海、空、第二炮兵、武警部队、民兵联合作战。一场盛大音乐会是否能成功举办，关键角色是指挥家。所以，我军训练转型时不我待，时代呼唤着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他强调，正是为了适应三军联合作战需要，国防大学把提高中高级指挥员在信息化条件下联合指挥作战能力作为教学重点，加速培养联合指挥人才。
教学与科研相得益彰
“在大学里，不搞科研的教师，不是好教师。教学没有科研作底蕴，就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教育。”——著名科学家钱伟长
郭武君是山东文登人，198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北京市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这是一所很有名的军事院校。经过5年的本科学习，郭武君毕业时正值国防大学组建成立，他考进国防大学师资培训班学习。
“东方兵学自古以来重谋略轻技术，张震校长刚上任就认识到国防大学当时存在师资队伍老化的问题，便提出成立师资班，从全国17所军校中招考人才，自主培养师资力量。”第一批师资班一共招了90人，都是各军校的尖子生。在这里，他们从学生官成长为职业军人。
经过三年的院校培训，郭武君正式走上国防大学的讲台。“记得我刚成为国防大学一名教员的时候，一些老教员就对我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员，必须具备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口头表达能力；二是文字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强，就是要能讲好课；文字表达能力强，就是要有很强的研究能力。”
在郭武君看来，教学和科研互为促进，教学主要是传授知识，科研主要是发展知识，知识不发展，传授给学员的只能是落后的知识。他认为，一个教员要在科研方面有所作为，关键是要不落旁人窠臼，有独立地提出科研问题的能力，有敢于填补理论空白的勇气和攻克学术难关的毅力。对他而言，课题攻关的乐趣一点不亚于将军在战场上攻城拔寨。
从军30多年来，郭武君既在我军工程院校系统地学习过军事技术，又在三级指挥院校完整地学习过战术、战役和战略理论；既有在步兵连长、步兵师作训参谋和海军驱逐舰支队副支队长等指挥岗位工作的实践，又有多次到总部帮助工作的经历；既在我国最高军事科研机构军事科学院做过两年博士后研究，又多年在我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当教员。这种系统学习、高端研究和跨军种锻炼的独特经历，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指技合一和联合作战指挥的素质，从而为高质量地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从教以来，郭武君已经在校内外共讲过40个不同的大课；自2005年以来，已10 次获得国防大学优质大课奖，是全校获得优质大课课数和次数最多的人之一；负责或参与讲授的课程几乎年年被评为优质课程；曾应邀到军委办公厅、解放军四总部、国家公安部、大军区、部队、院校、地方党政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业讲过课。
在科研方面，郭武君个人已撰写学术专著7部，有多本学术专著被军队院校指定为研究生教学用教材；发表了300多篇军事学术文章；与他人合作编写、出版了16本教材或专著；近年来多次应邀参加军委总部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围绕着“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和“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问题”等内容，负责或参与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2002年曾作为总参作战部特邀人员参加南京、广州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试点评估小组的工作，2008年曾作为总政治部干部部指定专家参与全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座谈会”各种材料的起草工作；个人和合作的科研成果，分别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全军科研成果二等奖、国防大学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军事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国防大学学报优秀论文等。
“我追求的是说写双赢”
“讲课是大学教师非履行不可的职责，讲课的愿望是发自肺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J·迈克尔·毕晓普
郭武君称，“我喜欢国防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从开始当教员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为讲好课而努力，因为讲好课是教员的天职。关于怎样讲好一堂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按我个人的体会，讲课要受人欢迎，至少应该做到两点：新意，有激情。”为此，在为每一个班次的学员讲课之前，他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这样，站在讲台上，我就非常自信。”
郭武君谈到，他本人非常赞赏一句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个教员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的激情打动别人，别人就很难接受他所讲授的道理。”为此，讲授内容他认真设计，通过解剖那些具有很强震撼力的事实，来阐述基本的道理；讲授过程讲究轻重缓急、抑扬顿挫；讲授形式创新，根据讲课内容的需要来灵活地选择讲课形式，尽量做到讲课内容与讲课形式的统一。 2004年年初，台海形势紧张，我军全面开展“增强战备观念，培养战斗精神”的教育活动。郭武君当时在海军驱逐舰第一支队任职副支队长，支队安排他给全体官兵讲“牢记使命，认清优势，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一课。
他为此精心设计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台独分裂祖国的活动愈演愈烈；二是台湾独立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三是台军有不可克服的诸多弱点；四是我军具有夺取对台作战胜利的综合优势；五是台军的强点我军完全能够克服。
讲的是深刻的道理，用的是朴实的语言。他的每个观点，都打动了官兵；每个问题，都能引起官兵的共鸣。“每当我有直击要害的发问，下面都有雷鸣般的回答。”
听了他的讲课，一位即将转业的副师级干部听完课后，当即找到舰队首长，要求继续留在部队干。他这样说：“听了郭副支队长一堂课，我现在离开部队，感到自己像个逃兵似的。”
“一个教员要在科研方面有所作为，最关键的就是要敢于创新，并善于创新。要创新，就要有独立地提出科研问题的能力，就要有敢于填补理论空白的勇气，就要有不攻克学术难关就不罢休的毅力。”郭武君称。
参谋长在军队领导和指挥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长期以来国内外一直没有关于参谋长的学术专著。为此，郭武君花费数年功夫精心撰著了《参谋长》一书，总部有关部门给予高度评价，原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还专门为此书题写书名。
2009年，全军首次颁发《战略指挥》教材。然而，早在10年前，郭武君就把战略指挥问题作为他的博士后科研课题。“军队指挥从层次上可以分为战略指挥、战役指挥和战术指挥，但对战争胜负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战略指挥。”课题完成后，评审委员会认为“该成果选题重大，论证充分，填补了军事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
“现在学术界公认，未来我军所要进行的作战一般都是联合作战。要有效地指挥联合作战，必须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针对我军学术界非常重视研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而在此方面又没有学术专著的情况，郭武君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研究，于2003年适时地推出了《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研究》一书。
2000年11月，作为唯一的军事学博士后，郭武君到云南昆明参加中国博士后学术大会，并被指定为10名在大会上发言的人之一。当他就“西部大开发，乘势强国防”为题进行大会发言时，当即引起了轰动。会后，郭武君不无感慨地说：“科研使我体会到，教员的影响不仅仅在课堂以内，依靠他的科研成果，在课堂以外照样可以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更具有持久性。”
在他看来，虽然教学与科研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教学能为科研出题目、下任务，科研能丰富和更新教学内容。
“一个大学教员，如果只会讲别人的观点，难免有些肤浅；如果不善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达出来，也是一种遗憾，我追求的是说写双赢。”郭武君坦陈，自己最感惬意的事是读书，最具挑战性的事是写书，最有激情的事是教书。
首提“军事时间学”
“没有不在时间里进行的战争，也没有在空间之外的作战。时间之于战争，同空间一样重要。”——郭武君
10多年前，在江苏苏州召开的《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郭武君提交大会的“时代呼唤军事时间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时间学的动议。2006年，他又在《国防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军事时间论纲”一文，首次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军事时间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
2008年，他完成了以军事时间为课题的专项研究，专家评审委员会认定：该成果“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开拓了军事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随之，凝结着郭武君多年心血的《论军事时间》一书正式出版，并于2010年被评为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郭武君回忆说：“若干年前，一些中国军人就不可思议于这样一些事实：在以军侵黎之战的贝卡谷地战斗中，当叙利亚的防空部队尚未反应过来时，以色列空军在6分钟之内便把叙军的防空导弹群全部摧毁。苏军从1000多公里的深远纵深机动兵力入侵阿富汗，阿军驻守首都喀布尔的部队，在3个半小时内连作战会议都没有来得及开，便全部缴了械。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地面战的持续时间仅达100小时，这简直震惊了我国军界。”他认为，客观地、不加掩饰地进行分析，这种“不可思议”和“震惊”，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这样一个事实：在军事上，我们面临着时间的严峻挑战，只有认清挑战，并着力探索应对挑战的有效办法和措施，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缘何提出“军事时间”概念，郭武君称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随着社会和战争的发展，时间的军事价值与日俱增。由于人们最初对土地的依赖性，由于早期武器性能的发挥受空间因素的严重制约性，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对战争和作战行动的影响时，空间总是被置于比时间更为优越的地位。这种状况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兴起，大大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人们对时间与军事行动关系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随着战争的发展，时间的军事价值与日俱增。“而这种特殊空间的‘理论维度’表现在：发展中国军事科学，应当高度重视军事时间理论研究。没有任何一门军事学科能够完全撇开时间因素。这种特殊空间的‘实践维度’表现在：各种军事活动在时间尺度上被大大压缩、计量军事行动的时间标准越来越准确、诸军兵种联合行动对时间的要求越来越高、敌对双方围绕时间利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如果没有系统、完整的军事时间理论作指导，在实践上势将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郭武君称，时代强烈呼唤军事时间学。
在他人的眼中，郭武君始终是言锋犀利，著书立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