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歌意境宏阔，极富盛唐气象。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杜甫有心系天下、担荷人类苦难的博大胸襟；二是其诗歌的造语布象有一种自觉的宇宙意识，喜用阔大的空间词汇和久远的时间词汇入诗，时空交感，自成境界。杜甫对时空似乎非常敏感，常常在诗歌联语即构成一个押韵单元的两句诗中，出现时间与空间的意象对举。杜诗研究专家韩成武教授称之为“时空并驭”。（《杜诗艺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版）这种表现手法，多见于杜甫感叹国家时局之动荡艰难、自我身世之飘零孤微的诗作中。如《登岳阳楼》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出句言空间阔大，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坼裂吴楚而东南分置；对句言时间悠远，天地乾坤，从古至今，日日夜夜地沉浮不定。此联是典型的摇晃镜头，有地崩山摧、湖簸舟摇、令人目眩的巨大震感，既象征了战乱频仍、民生多艰的社会时局，又暗示了诗人栖无定所、终生漂泊的悲苦命運。又如，《登高》中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出句“万里”由空间切入，谓天涯遥隔、他乡作客；对句由时间切入，谓百病缠身、一生孤苦。此联沉郁顿挫，内部层次丰富而多转折，读之深沉幽咽，倍感苦涩。这类“时空并驭”的诗句，在杜诗中可谓不胜枚举。如此密集地借时空感受抒写家国、身世之忧，的确是杜甫的创新。
　　由上面所引诗例可知，前辈学者所论述的“时空并驭”多指一个联语中的时空分写，即一句落墨于时间，另一句则落墨于空间。其实，杜甫有时也会将时空因素糅合在同一个诗句里，然后由两个这样的“时空句”组成一联。如此一来，其时空密度将会骤然倍增，诗人传达的情感也将变得更为深挚丰赡。这应该是“时空并驭”的一种变式，有加倍强调的审美效果。笔者姑且称此表现手法为“句内时空并驭”。如《春日忆李白》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赠别郑炼赴襄阳》的“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即属此类。下面，笔者与大家一同欣赏这两个典型诗例，以探究其组句特点和对情感表达、意境营构所起的作用。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杜甫与李白的友谊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心性仁爱忠厚的杜甫写下了许多思念李白的诗作，《春日忆李白》便是其中的显例：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天宝三载（744年）初夏至四载（745年）深秋，杜甫与李白数次相与漫游。游历了洛阳、梁州（开封）、宋州（商丘）、齐州（济南）、兖州等地。在此期间，两位伟大的诗人把酒论文，抨击时政，情逾兄弟。遗憾的是，自天宝四载（745年）秋冬之际的兖州石门（今曲阜东北）一别，这两位曾经“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的诗人便再也没有晤面的因缘了！“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已成绝望之期许！石门一别后，李白已重游江东，杜甫则西去长安。天宝五载（746年）或六载（747年）春，杜甫在长安写下了《春日忆李白》。
　　这是一首构思比较独特的怀友佳作。全篇立足于“诗”，紧扣题中的“忆”字抒写。首联、颔联是“赞其诗”，颈联是“忆其人”，尾联是“盼论诗”；如此起承转合地一路写来，章法紧密，情致绵邈。人与诗与酒，此乃中国古代文人交游之三要素，故皆在“忆”中。然而，此诗主体又全无“忆”字，显得含蓄蕴藉，尽得风流。诗中最含蓄者，当属“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两句。


　　“渭北”指当时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江东”指李白所在的江浙一带，这是两个空间概念，在各自的空间里，又分别拈出“树”与“云”两个普通意象；“春天”“日暮”，则是时间概念，虽一大一小，前后分置，却同属于忆者和被忆者。这样的两个“时空句”组合成一联，从字面上看是“异地同时”，仿佛极平常；但由于其意象组接没有依赖其他任何词语，句法结构松散，弹性极大，读者倒可以驰骋想象，读出其中的丰富内涵。在某个春天的傍晚，身处长安的杜甫见树木早已欣欣向荣，始觉岁月偷换又是一年！曾长安待诏翰林近三年，现已远游的李白兄近来可好？这是“渭北”句的内容，言作者思念李白。“江东”句则是作者的悬想：漫游江东的李白兄，现在已是日暮时分，你正在翘首西天，凝望那流云思念我吗？如此前实后虚的两个时空句的直接组合，犹如现代电影的平行蒙太奇，画面简洁而意蕴无穷。“句内时空并驭”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
　　现在，我们可以小结一下“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的句法特色：
　　第一，先写忆者所处的时空，再写被忆者所处的时空，地异而时同，“时”有大小之别，且对仗工整。第二，全由名词直接组合，意象密集，画面感强，是古人所说的“实装句”，今人谓之“列锦”辞格。第三，前句实写，“寓言己忆彼”；后句虚写，“悬度彼忆己”。这是落想对方，“心已神驰到彼，诗从对面飞来”的写法，能加倍写出作者的思念之情，营造了深邃的诗歌意境。看来，杜甫对此联的锻造是颇具匠心的。
　　另外，这两句在章法上的作用主要是转折。就表达方式而言，是由前两联的议论转到此处的写景，又转到对愿景的叙述。就内容而言，是由前面的赞诗转入忆人，并逗引出尾联对好友重逢、把酒论文的想望。这样便避免了议论的质实和叙述的板滞。五律至此，确乎高妙入神！
　　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
　　在杜甫的诗中，“句内时空并驭”，仿佛最适合抒写“怜君如弟兄”的友情。《赠别郑炼赴襄阳》一诗也成功地运用了此法，表达的是诗人与朋友郑炼的依依惜别之情。当然，离别之际的情感是比较复杂的，此诗亦蕴含了杜甫对自身遭际的感喟和对时局国运的殷忧：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
　　此诗当写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春，诗人已居成都草堂，生活刚刚有所稳定；但整个社会局势仍危机四伏、暗流涌动。首先是西北一带常有羌、浑、吐蕃等异族侵扰。其次是各地武将叛乱时有发生，蜀中亦受影响。此时杜甫的个人状况也是贫病交加、精神苦闷；其度陇入蜀、弃官漂泊的原因，除却关辅饥荒，政治上倍受排挤以至被彻底边缘化，陷入“边缘情境”才是最主要的。对此，本诗首联“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就是最形象的反映。诗人开篇即是倾诉的情感姿态：在这战乱不息的时代里国步多艰，我老杜也是困守柴门既老且衰，别人无官一身轻，我却无官一身病！赠别诗一般会从具体的别时情形写起，杜甫在这里却嗟老叹病恨国运，写法独特。不过，首先交代离别的家国背景及个人的孤微身世，这种“大小相形”的感怀应该含有诗人的遗恨与无奈：此身空老矣，“无补圣明朝”！或者说，还有一些激愤：今我转蓬客西蜀，果真“官应老病休”？说到这一层意思，老杜与友人应是同病相怜了，因为郑炼这次远赴襄阳属于罢官归养。正是两人境遇相似，又意趣相投，他们才会以诗传情而缔结深厚友谊，于是便引出本诗颔联：“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在潦倒困厄之中，是你的诗歌温暖了我的每一天；想到如今一别，怎不令我心惊神伤欲断肠！这两句在诵读时，句型已有变化，变成了“上三下二”的格式，即“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这样读起来就有别时哽咽的意味，老杜之用心，须细细体会。
　　诗的颈联“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是对“别”字的形象化的补充，将“惊神”的感受化作了两个“时空并驭”的镜头。上句的“峨眉”是空间概念，代指送者即诗人所在的蜀地，“晚”是时间概念，一个令人伤感的时分，“地阔”是对空间特点的说明；下句的“岘首”是空间概念，代指行人即郑炼的将往之地襄阳，“春”是时间概念，一个怀人的季节，“天高”也是对空间特点的说明。“地阔”句言别离之际的时空，诗人的感受是：你这一去，让我老杜顿觉蜀地之空阔寂寥、暮色暝暝，恐见汝之遥遥无期矣！“天高”句悬想揣度，言别后郑炼对自己的思念：料想你到襄阳之后，也会在春天的傍晚翘首云天，只觉天高地迥，再也见不到我老杜的多病之身！如此前实后虚地并置两个“时空句”，离别的万千思绪尽在其中，含蓄至极。因是离乱时期的别离，“地阔”“天高”各置于句首而言之，则又有一别如雨、前途难料、生死未卜的伤感。这真是“与君生别离”！依依不舍、忧心忡忡见于言外。这两句的组句特点及对表达情感的作用与上述之“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基本相同，读者自可体会。
　　再看尾联“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诗人把时间推向未来，从而寄语友人：请你到襄阳之后，为我在年高望重的人中寻访庞德公那样的隐士，我将与之共隐鹿门。这联的情感比较复杂、纠结。愚以为，杜甫是在以自我调侃的方式来安慰友人：你回襄阳后，别牵挂我，我也可能会去的，到那时我们不是又可以相聚了吗？如此理解，还原诗人的思路是由此别之惊神写到重逢之拟想，何如？寻访隐逸高士不过是盛唐诗人的时尚，诗人也的确仰慕庞德公能“处士节独苦”；但山林之思并不一定就是杜甫的真实意愿。这里，仍似有志莫能申的牢骚——“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惭愧啊！不作山林之想，又能怎样呢？！其实，诗人报效朝廷的理想仍未泯灭。“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这是他在《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中说的。他对严武说：“我这一辈子哪能终老蜀地？如果寿长的话，我定要重回长安为国效劳！”这才是真正的杜甫，其牢骚处亦正是忠君爱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