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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将福贵放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讲述了一个农民的生存史。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余华采取传统现实主义,将新旧中国的时代动荡与城乡的历史纪事作为宏大框架,同时,又用讽刺与黑色幽默的笔法,将主人公苦难一生的个人叙事摆在天平的另一端,溶解了重大的政治灾难,消解了严肃的历史话语。本该沉重的宏大叙事反被个体的叙事凌驾其上。本文试从轻重的权衡上,看到余华创作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