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真理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大学是真理守护人的共同体，不应该“吃谁的面包唱谁的歌”
　　
　　若不是因为“轴心时代”的概念，雅斯贝斯是一个快要被不断趋新的国人遗忘的名字。在近年来关于大学改革的讨论中，少不了提到许多洋人，但绝少有人提雅斯贝斯。其实，此人不但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认为自己是属于大学的，而且因爱深而责切，对当时德国大学的状况深为不满，先后写了《大学的理念》、《大学的更新》、《论大学活的精神》、《人民与大学》等一系列著作，阐明大学的理念和大学革新的必要。
　　雅斯贝斯的大学理念虽然也可以用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来概括，但这种概括未免流于表面。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其实也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在雅斯贝斯看来，大学是一个不计任何条件千方百计探求真理的地方。在这里，任何剥夺自由探索真理、教授真理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蔑视。大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普遍永恒的真理，普遍真理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大学是真理守护人的共同体，不应该“吃谁的面包唱谁的歌”。
　　这些思想不仅在今天的我们听来恍如隔世，就是雅斯贝斯时代的大学，也已经是空谷足音了。雅斯贝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发现，德国的大学与他的大学理念相距甚远，甚至可以说正相反。在哥廷根大学学医时，有一次他对同伴说，自由学习是任何真正的思想和理解的必要条件。但一个年长的同学马上反驳说他错了，学生都是被人领着学的。雅斯贝斯觉得非常奇怪，在他看来，自由学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根本不需要别人引导。他还认为，学生学习不应该是为了通过考试和谋求有个好职业;不要真正知识而只要考试知识的学生，根本不属于大学。可他不得不遗憾地发现，大部分学生在此意义上其实就是不属于大学的。而这将是大学的终结。
　　在他看来，大学教授更加糟糕。他们冥顽守旧，搞特权和结党营私。如果说，大学教授中没有人致力于科学和学问，也许太夸张了;但是相当一部分“躲进小楼成一统”，不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去思考人类的根本问题，却是事实。这是非常危险的。纳粹1933年上台，德国大学在当年夏天就完成了纳粹化，与此不无关系。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在分析德国大学在纳粹面前迅速崩溃时说，德国教授不能理解自由的代价乃是警惕，乃是准备牺牲;他把很高的社会地位视为当然，而没有看到，学术界上空的乌云已经越积越厚了。
　　雅斯贝斯始终强调，他的大学理念来自中世纪欧洲，而不是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他始终认为，大学的使命是超国家、超民族的。1919年，雅斯贝斯还是个不支薪的私人讲师，被选为海德堡大学的评议员。当时柏林大学的校长号召德国所有大学在一份抗议凡尔赛合约不公正条款的文件上签字，雅斯贝斯却在海德堡大学校评议会上号召大家不要签这份抗议文件。的确，这些条款对德国来说是不公正和灾难性的，但是，雅斯贝斯认为，作为一个德国公民，尤其作为大学教授，仅仅反对对本国不利的条款是不够的;面对协约国各自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向德国强加不公正条款的行为，保卫一个意义超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领域，即人类团结的领域才是正当的，一个超越民族与国家的人类共同体的地位才是至高无尚的。
　　二次大战后，由于雅斯贝斯在纳粹统治期间的表现，他被选为海德堡大学评议会主席和十三人组成的复校委员会的成员，声望如日中天。他一改往日埋首书斋的隐士作风，积极致力于大学的改革工作。但他很快发现，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理想终究难以抗衡利益，追求他所希望的那种大学理念越来越渺茫了。失望之余，雅斯贝斯离开学习工作了40年的海德堡大学，远走瑞士巴塞尔，再不回来。
　　上世纪末，我在一家德国大学工作了一年，觉得中德两国的大学越来越像。学经贸法律的学生趾高气扬，学人文科学的学生觉得见人矮三分。教授忙着跑项目、拉关系、跳槽“转会”，抬高自己的身价，增加自己的收入。各种夸夸其谈的会议之所以举行，只不过是对划拨的经费有个交待，而不是为了研究学术。凡此种种，雅斯贝斯如活到今天，不知作何感想。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今天大学的价值表上，真理的位置已经被忽略到了难以找到的地步了。其实，黑格尔早已揭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是“有用”，而不是真理。只要现代性的基本条件和机制没有改变，任何大学改革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满足“有用”这个基本原则。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