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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观察者所言的，“80后”批评家“金理、杨庆祥、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李德南等等，正以自己的批评实践，改写着当下文学批评的版图”。①这些“80后”批评家多从著名高等学府博士研究生毕业，师从于名师，有着惊人的写作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持续激活着当下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并非是“格式化”的，而是在继承与断裂中不断自我更新，这些批评家既继承了自家导师的批评思想与方法，同时又杂取他家，形成自我独特的语言魅力与思维方法。
2007年徐刚进入北京大学，在张颐武老师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张颐武以“后现代”为方法对中国当下文化的即时关注，无疑影响了徐刚批评的当下性，这使他的批评显得灵活、切入现实；同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其他老师如洪子诚对十七年文学史的重写、贺桂梅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方法、陈晓明的“文本细读”研究、李杨对于十七年文学的批评等，也刷新了他的文学批评方法与视野，重构着他的知识谱系和批评策略。
正如徐刚自己在《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一书的后记中所言，他一直在尝试着批评与研究的“两条腿走路”，在“学术的严谨和呆板，以及批评的灵动与轻率”这一“学者和批评家所处的两难境地”②中达到一种平衡。读博士的四年，徐刚一方面从城市的角度切入“十七年文学”，做他的博士论文；另一方面又将犀利的解剖刀指向当下鲜活的小说、电影与文化现象。前者的成果就是专著《想像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后者的成果则是论文集《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一者可见他的勤奋，二者可见他对于自己“两条腿走路”批评策略的平衡践行。
一、重读的学术视野
对于十七年文学的重读或者说“再解读”的可能性，来自于文学场域中知识谱系的刷新，这种知识刷新仿佛天然地具有一种合法性，因为文学批评总是已经（always ready）在一种知识谱系中对另一种知识谱系进行突围。徐刚在上博士期间，将自己的学术目光投向十七年文学，以文学中的城市表述为切入角度，研究十七年文学想象城市的方法，试图通过对“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表述，为分析19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解释的依据”。③十七年文学常被人从“文学性”的角度加以诟病，它算是好的文学作品吗，何以值得分析？这一时期有真正的城市文学吗？但是城市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他者”，在十七年文学中不容争辩地大量存在，当然十七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事实。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在意识形态及道德伦理上经历了从消费的城市到生产的城市，从个人的城市到集体的城市，从市民的城市到人民的城市这样的变迁。徐刚考察了十七年文学是如何表述“进城”，以及通过这种表述所揭示的城乡二元的关系；考察了城市改造的文学表述，无论是对龙须沟的改造、还是对妓女以及工人新村的改造，都阐释出其背后的现代意义；考察了消费城市的空间如何变革及其背后蕴藏的革命伦理和日常生活伦理的冲突、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龃龉；考察了生产的城市的文学建构过程。这是在一种“后冷战”的思维下对“冷战格局”下文学的一种解读。城市作为一个被数次“误读”的“他者”，在十七年文学中并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不断释放又不断吸纳的“黑洞”，通过城市这个视角，可以窥探“‘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内在焦虑”④，而这种焦虑一直影响到1980年及其之后的文学。“城市”二字打通了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任督二脉，五四文学中的城市、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以及1980年后文学中的城市的不断被书写，折射出的是时代的精神现象学。
二、插入文本的利剑
徐刚的文学批评是插入当下文本的一把利剑。他喜欢针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从不去圈囿自己批评的作家群体，而是尽可能地关注更多的作家，注重批评文本的多样性，这些作家群体“跨代性”明显，如张洁、刘震云、邱华栋、余华、莫言、李洱、马原、格非、徐小斌、陈应松、马金莲、蔡东、宋小词、六六、吕魁、陈崇正、南飞雁、阿乙、孙频、胡增官等。他选择的文本既有写城市的，也有写乡村的；既有精英的，也有大众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科幻的，也有唯美的。但是他对先锋作家群体的关注，对乡村文学的关注，以及对于城市的“精神现象学”和对中产阶级与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分析，都折射出他希望透过自己的文学批评写作探求的一种思想：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状况”到底如何。文学作品是他思考当下现实的一块“飞地”，从而思考文学作品背后时代的“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已经渐进式的从“大时代”进入了“小时代”，整个当代文学都是“想象中国”的一种方法，寻找的是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这是一种“阐释中国的焦虑”“不但没有缓解，反而似乎愈演愈烈”。⑤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语境中，文学作品也空前释放出更大的张力，徐刚总是能够敏锐地探寻到某一部重要作品冰山下更多的内容，他解读马原的《牛鬼蛇神》，能够观察到先锋记忆的溃散，“先锋的名号注定会因其内涵的蜕变而烟消云散”⑥，是否意味着“先锋文学”的再度终结。他解读格非的《隐身衣》，能够观察到时代精神分裂的状况，从而“思索这个时代知识的高贵与纯洁，世界秩序的混乱与人心溃散的命运”⑦。先锋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其所携带的符码和意识形态，不仅是对文学传统的解构，更是建构。文学评论者对于先锋文学的评论同样不仅是对文学批评传统的解构，更是一种知识的建构。
同时，徐刚又总是在一种整体的、宏观的文学史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关照。从学科史意义上重新考察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及其概念，如《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考察》《重审“当代文学”的概念及文学史分期问题》这两篇文章。一直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引领“文革”后思想文化“拨乱反正”的大潮，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的研究带着当代文学创伤性的反思向前跑。随着全球化语境的到来加上知识界的左右分化，使得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回归“五四”文学理想、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的共同道路上的亲密感逐渐丧失。最明显的是，很多人开始重新探讨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重写文学史’的兴起和‘当代文学’的崩溃并不单纯是文学领域里的一场风暴，是一种历史的兴起和另一种历史的没落”。⑧在徐刚看来，当代文学的合法性，是寻求广泛社会认同的过程，存在自我表述和建构的问题，需要从当代文学历史传统的建构中发觉其合法性论证的线索，五四和当代文学并不是断裂的，而是被建构的“当代文学”的传统。当然，在重建过程中，存在选择性记忆，一方面是消解了五四人本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传统，一方面重建的是五四的“革命”传统，其目的是获取文化领导权的重建。当代文学在五四的“影响的焦虑”下，有意识地对五四进行“误读”，从而确立起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和文学史分期问题，是大学体制中学习中国当代文学专业人士的一种焦虑，正如徐刚所言：“从历史容量来看，尽管‘当代文学’拥有着两倍于‘现代文学’的历史长度，但相对于‘现代文学’稳定的学科形态和知识设置，‘当代文学’的历史及相关问题却不断遭受质疑，乃至其学科合法性都是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⑨在学科划分日益细化的当下，被认为是“常识”的概念和分期问题在福柯“知识谱系学”的意义上被重新阐释，这些被认为是“常识”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关系何在，才是被研究的对象。当代文学是一个在不断发生着的文学，也随着社会转型在文学表述各方面发生着新的嬗变，对于当代文学概念及其分期的分析，对于更好地分析当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除此之外，徐刚还写了《当前长篇小说的“去历史化”倾向》《文学性不是虚无历史的借口》《新世纪十年城市文学一瞥》《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的流变》等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当代文学的多重思考。对1980年代的回望几乎是每个“80后”文学批评家都在尝试的，无论是对1980年代文学经典的重读，还是对于像“文学性”这样文学现象的研究，都体现了一种学术史的学术方法和眼光。而对当代文学最新现象的宏观观照，则需要更多的文本阅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
在研究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时，徐刚就注重从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一起入手进行互文性研究。电影评论写作之于徐刚是更为自由，更为激情迸发的一种写作方式。电影切进当下生活，有对生活的“碎碎念”，有对经典文学文本的改编，有好莱坞式的巨制，这些电影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共同叙述着和建构着对于“中国的想象”。
三、焦虑的文学与焦虑的批评
整个20世纪文学是“焦虑”的文学，同时整个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又何尝不是“焦虑”的批评，在现代、后现代这样的“野兽”追赶之下，每个人都有“影响的焦虑”。革命时代有革命的焦虑，后革命时代有后革命的焦虑，小时代有小时代的焦虑，正如徐刚所言：“唯有‘焦虑’或许才是概括社会主义文学及其文化政治的核心命题。”⑩ “在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后现代’‘后革命’‘后社会主义’的年代里，‘历史化’的极限早已被清晰地标出。这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人从理想走向平庸的时代。”{11}在这种“焦虑”下，徐刚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批评进而做到一种“有学术的思想”，“展现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视域”。{12}足可见他的学术抱负，他的文学批评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在众多的文学批评中紧紧追问其时代的、现实的、精神的问题视域，从而建构起他的自成一体的文学批评脉络和体系。对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对作家作品的细读阐释，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对自己的不断历练，就像一个磨刀石，会把他文学评论的这把刀磨得更游刃有余。我最喜欢的是徐刚文学评论的语言，自由睿智，接地气，不乏灵动，不乏俏皮和幽默，不学究，不掉书袋，同时却又“高大上”，文章的筋骨渗透的是深厚的理论功底，贯穿着他对时代、阶级、政治、文学史以及中国的思考。“影响的焦虑”下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是对当下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化现象所做出的思考，如果能够迅速对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种文化现象做出快而好的评论，那么一定是建立在学者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文学阅读经验以及文学史视野之上的，可喜的是，徐刚就是这样一位文学评论者。
注释：
①周明全：《80后批评家的历史际遇与机遇》，《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
②{5}{6}{7}{9}{10}{11}{12}徐刚：《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第6页、第165页、第171页、第17页、第235页、第233页、第235页。
③{4}徐刚：《想象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新锐文创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⑧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
2007年徐刚进入北京大学，在张颐武老师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张颐武以“后现代”为方法对中国当下文化的即时关注，无疑影响了徐刚批评的当下性，这使他的批评显得灵活、切入现实；同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其他老师如洪子诚对十七年文学史的重写、贺桂梅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方法、陈晓明的“文本细读”研究、李杨对于十七年文学的批评等，也刷新了他的文学批评方法与视野，重构着他的知识谱系和批评策略。
正如徐刚自己在《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一书的后记中所言，他一直在尝试着批评与研究的“两条腿走路”，在“学术的严谨和呆板，以及批评的灵动与轻率”这一“学者和批评家所处的两难境地”②中达到一种平衡。读博士的四年，徐刚一方面从城市的角度切入“十七年文学”，做他的博士论文；另一方面又将犀利的解剖刀指向当下鲜活的小说、电影与文化现象。前者的成果就是专著《想像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后者的成果则是论文集《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一者可见他的勤奋，二者可见他对于自己“两条腿走路”批评策略的平衡践行。
一、重读的学术视野
对于十七年文学的重读或者说“再解读”的可能性，来自于文学场域中知识谱系的刷新，这种知识刷新仿佛天然地具有一种合法性，因为文学批评总是已经（always ready）在一种知识谱系中对另一种知识谱系进行突围。徐刚在上博士期间，将自己的学术目光投向十七年文学，以文学中的城市表述为切入角度，研究十七年文学想象城市的方法，试图通过对“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表述，为分析19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解释的依据”。③十七年文学常被人从“文学性”的角度加以诟病，它算是好的文学作品吗，何以值得分析？这一时期有真正的城市文学吗？但是城市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他者”，在十七年文学中不容争辩地大量存在，当然十七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事实。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在意识形态及道德伦理上经历了从消费的城市到生产的城市，从个人的城市到集体的城市，从市民的城市到人民的城市这样的变迁。徐刚考察了十七年文学是如何表述“进城”，以及通过这种表述所揭示的城乡二元的关系；考察了城市改造的文学表述，无论是对龙须沟的改造、还是对妓女以及工人新村的改造，都阐释出其背后的现代意义；考察了消费城市的空间如何变革及其背后蕴藏的革命伦理和日常生活伦理的冲突、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龃龉；考察了生产的城市的文学建构过程。这是在一种“后冷战”的思维下对“冷战格局”下文学的一种解读。城市作为一个被数次“误读”的“他者”，在十七年文学中并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不断释放又不断吸纳的“黑洞”，通过城市这个视角，可以窥探“‘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内在焦虑”④，而这种焦虑一直影响到1980年及其之后的文学。“城市”二字打通了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任督二脉，五四文学中的城市、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以及1980年后文学中的城市的不断被书写，折射出的是时代的精神现象学。
二、插入文本的利剑
徐刚的文学批评是插入当下文本的一把利剑。他喜欢针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从不去圈囿自己批评的作家群体，而是尽可能地关注更多的作家，注重批评文本的多样性，这些作家群体“跨代性”明显，如张洁、刘震云、邱华栋、余华、莫言、李洱、马原、格非、徐小斌、陈应松、马金莲、蔡东、宋小词、六六、吕魁、陈崇正、南飞雁、阿乙、孙频、胡增官等。他选择的文本既有写城市的，也有写乡村的；既有精英的，也有大众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科幻的，也有唯美的。但是他对先锋作家群体的关注，对乡村文学的关注，以及对于城市的“精神现象学”和对中产阶级与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分析，都折射出他希望透过自己的文学批评写作探求的一种思想：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状况”到底如何。文学作品是他思考当下现实的一块“飞地”，从而思考文学作品背后时代的“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已经渐进式的从“大时代”进入了“小时代”，整个当代文学都是“想象中国”的一种方法，寻找的是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这是一种“阐释中国的焦虑”“不但没有缓解，反而似乎愈演愈烈”。⑤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语境中，文学作品也空前释放出更大的张力，徐刚总是能够敏锐地探寻到某一部重要作品冰山下更多的内容，他解读马原的《牛鬼蛇神》，能够观察到先锋记忆的溃散，“先锋的名号注定会因其内涵的蜕变而烟消云散”⑥，是否意味着“先锋文学”的再度终结。他解读格非的《隐身衣》，能够观察到时代精神分裂的状况，从而“思索这个时代知识的高贵与纯洁，世界秩序的混乱与人心溃散的命运”⑦。先锋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其所携带的符码和意识形态，不仅是对文学传统的解构，更是建构。文学评论者对于先锋文学的评论同样不仅是对文学批评传统的解构，更是一种知识的建构。
同时，徐刚又总是在一种整体的、宏观的文学史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关照。从学科史意义上重新考察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及其概念，如《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考察》《重审“当代文学”的概念及文学史分期问题》这两篇文章。一直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引领“文革”后思想文化“拨乱反正”的大潮，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的研究带着当代文学创伤性的反思向前跑。随着全球化语境的到来加上知识界的左右分化，使得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回归“五四”文学理想、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的共同道路上的亲密感逐渐丧失。最明显的是，很多人开始重新探讨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重写文学史’的兴起和‘当代文学’的崩溃并不单纯是文学领域里的一场风暴，是一种历史的兴起和另一种历史的没落”。⑧在徐刚看来，当代文学的合法性，是寻求广泛社会认同的过程，存在自我表述和建构的问题，需要从当代文学历史传统的建构中发觉其合法性论证的线索，五四和当代文学并不是断裂的，而是被建构的“当代文学”的传统。当然，在重建过程中，存在选择性记忆，一方面是消解了五四人本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传统，一方面重建的是五四的“革命”传统，其目的是获取文化领导权的重建。当代文学在五四的“影响的焦虑”下，有意识地对五四进行“误读”，从而确立起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和文学史分期问题，是大学体制中学习中国当代文学专业人士的一种焦虑，正如徐刚所言：“从历史容量来看，尽管‘当代文学’拥有着两倍于‘现代文学’的历史长度，但相对于‘现代文学’稳定的学科形态和知识设置，‘当代文学’的历史及相关问题却不断遭受质疑，乃至其学科合法性都是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⑨在学科划分日益细化的当下，被认为是“常识”的概念和分期问题在福柯“知识谱系学”的意义上被重新阐释，这些被认为是“常识”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关系何在，才是被研究的对象。当代文学是一个在不断发生着的文学，也随着社会转型在文学表述各方面发生着新的嬗变，对于当代文学概念及其分期的分析，对于更好地分析当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除此之外，徐刚还写了《当前长篇小说的“去历史化”倾向》《文学性不是虚无历史的借口》《新世纪十年城市文学一瞥》《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的流变》等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当代文学的多重思考。对1980年代的回望几乎是每个“80后”文学批评家都在尝试的，无论是对1980年代文学经典的重读，还是对于像“文学性”这样文学现象的研究，都体现了一种学术史的学术方法和眼光。而对当代文学最新现象的宏观观照，则需要更多的文本阅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
在研究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时，徐刚就注重从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一起入手进行互文性研究。电影评论写作之于徐刚是更为自由，更为激情迸发的一种写作方式。电影切进当下生活，有对生活的“碎碎念”，有对经典文学文本的改编，有好莱坞式的巨制，这些电影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共同叙述着和建构着对于“中国的想象”。
三、焦虑的文学与焦虑的批评
整个20世纪文学是“焦虑”的文学，同时整个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又何尝不是“焦虑”的批评，在现代、后现代这样的“野兽”追赶之下，每个人都有“影响的焦虑”。革命时代有革命的焦虑，后革命时代有后革命的焦虑，小时代有小时代的焦虑，正如徐刚所言：“唯有‘焦虑’或许才是概括社会主义文学及其文化政治的核心命题。”⑩ “在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后现代’‘后革命’‘后社会主义’的年代里，‘历史化’的极限早已被清晰地标出。这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人从理想走向平庸的时代。”{11}在这种“焦虑”下，徐刚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批评进而做到一种“有学术的思想”，“展现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视域”。{12}足可见他的学术抱负，他的文学批评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在众多的文学批评中紧紧追问其时代的、现实的、精神的问题视域，从而建构起他的自成一体的文学批评脉络和体系。对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对作家作品的细读阐释，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对自己的不断历练，就像一个磨刀石，会把他文学评论的这把刀磨得更游刃有余。我最喜欢的是徐刚文学评论的语言，自由睿智，接地气，不乏灵动，不乏俏皮和幽默，不学究，不掉书袋，同时却又“高大上”，文章的筋骨渗透的是深厚的理论功底，贯穿着他对时代、阶级、政治、文学史以及中国的思考。“影响的焦虑”下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是对当下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化现象所做出的思考，如果能够迅速对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种文化现象做出快而好的评论，那么一定是建立在学者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文学阅读经验以及文学史视野之上的，可喜的是，徐刚就是这样一位文学评论者。
注释：
①周明全：《80后批评家的历史际遇与机遇》，《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
②{5}{6}{7}{9}{10}{11}{12}徐刚：《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第6页、第165页、第171页、第17页、第235页、第233页、第235页。
③{4}徐刚：《想象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新锐文创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⑧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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