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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区由于生態的强约束和发展的弱基础而无法走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传统路径。本文以云南省景洪市为例提出了欠发达主体功能地区向柔性城镇化模式转型的可能路径，提出应立足于对乡村本底优势资源的挖掘，以城乡统筹为基础，通过乡村空间多功能化带动产业的多样化发展，为乡村人口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提升乡村非农化水平，推动乡村城镇化。基于此，本文首先对景洪乡村生态、农业、非农产业等资源基础进行评价，基于不同主导功能将乡村划分为三大分区和八类功能地区。其次，针对三大分区的特征提出相应的城镇化策略，并对八类次区域提出了产业发展指引。最后，对支撑城镇化策略和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设施体系提出优化建议。
关键词：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柔性城镇化；刚性城镇化；景洪市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9.011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9-0074-09 文献标识码：A
The Transition of Urbanization Mode in Undeveloped Eco-functional Region： A Case Study of Jinghong， Yunan Province
QIAN Hui
[Abstract] Due to the strict constraint of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weak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he undeveloped eco-functional region faces the challenge of urbanization mode transition as it can’t follow the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mode led by industrializ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d a potential way of flexible urbanization mode for this type of region by taking Jinghong as a case. The flexible urbanization mode suggests for the multiplefunction and divers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distinctive rural resources to provid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s of rural people， which aims to improve localized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o promote rural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firstly evaluated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resources of rural Jinghong to identify different functions of rural spaces. Secondly， based on these different functions， it divided rural areas into three regions and eight types of sub-regions. It then provided different urbanization policies for these three regions and developed differ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guidance for the eight types of sub-region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support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making and infrastructure system improvement.
[Keywords] undeveloped； eco-functional region； flexible urbanization； rigid urbanization； Jinghong City
引言
欠发达地区是指受各种条件因素的制约影响，在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具有较大快速发展潜力的区域，主要指我国的东西部地区[1]。生态主体功能地区是指生态资源优越，在区域中承担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地区。本文中的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是指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在省级主体功能区被划定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地域。
我国传统的城镇化发展基本上是以工业化推动为基本路径的，遵循了传统经济学的“配第—克拉克”定理（Petty-Clark Theorem），总体产业结构会从农业逐步转向工业，进而由工业转向服务业，从而吸引乡村剩余的劳动力向城镇集中，完成了整个城镇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作为整体进化链条的中间环节，不仅承担了原始积累，同时通过城镇化的过程实现了对“人”的培养与提升。然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生态主体功能地域而言，这一带有典型“工业文明”特色的传统城镇化路径似乎并不适用。首先，传统城镇化路径最大的弊端之一就是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大部分快速城镇化地区都存在生态承载力超载的问题，大规模的工业化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等生态危机[2]。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进阶的时期，十八大报告正式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强调城镇化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本质上对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反思，要求城镇化向低能耗、低污染、高质量、内涵型的模式转型[3-4]。其次，大多数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现状城镇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都受到限制，工业化及其带动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和潜力有限，无法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转移，对乡村的发展辐射非常有限。因此，在生态文明语境和新型城镇化的语境下，欠发达地区的生态主体功能地域已经无法再复制传统的“配弟—克拉克”路径，需要从本质上突破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传统模式，寻求从农业文明直接跨越至生态文明的路径，即“非工业化的城镇化”模式。现有关于城镇化模式的转型研究一方面着重于寻找解决生态与工业之间的矛盾的绿色城镇化模式，主导方向是工业的生态化转型或者绿色新兴产业替代传统工业[5-9]，但这种转型模式对现状城镇及工业基础和潜力都偏弱的欠发达生态地区的适用性有限；另一方面有学者从乡村人口就业的视角提出基于城乡兼业和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乡村城镇化的柔性模式猜想[10]。但柔性城镇化模式猜想主要来自理论推演，尚未有结合具体案例的实践路径的研究。本文针对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特色，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为案例首次对欠发达地区的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柔性城镇化模式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对其实现路径进行探索。 景洪市位于云南省的最南端，是西双版纳州的州府所在地，下辖一个街道和十个乡镇（见图1）。 2016年人均GDP3.588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368万元[11]，2017年三产比重为18：30：52，在云南省属于中等水平，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同时，景洪市也是云南省七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之一，属于《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景洪市可被认为是欠发达地区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典型代表。根据《云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景洪是滇西南区域两大发展核心区域之一的“普洱—景洪”都市区中心城市，是未来城镇化的主导地域。但景洪面临着城镇化水平低（2017年城镇化率48.6%）和动力不足的问题，亟需模式的转型。作为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典型代表，景洪的城镇化转型模式可以为同类地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1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城镇化模式转型的理论框架
1.1 刚性与柔性城镇化的内涵差异
传统城镇化模式是基于城乡二元分工的理论基础，城市承担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职能，而乡村则承担农业职能，其内涵是依赖城镇产业发展拉动的乡村人口向城镇的空间转移。陈昭认为传统的城镇化模式本质上是产业和空间用地城镇化的思路，隐含着城乡分离、专业化的非农业就业和人口向城镇的一次性固定迁移“刚性”特征，而这种“刚性”特征是引发乡村人口城镇化转移面临的成本高、就业难、制度障碍等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从就业角度提出基于乡村居民兼业和流动性的“柔性城镇化模式”，认为乡村居民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环境下可以借助城乡多元就业机会和便捷的通勤交通，通过城乡之间的兼业和流动性实现了生活方式城镇化，并达到与城市就业和居住同等的就业收入和福利水平[10]。他认为刚性城镇化模式本质上是去兼业和去流动性的，但中国乡村从历史上就有乡村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并兼业的传统，而且当前在发达地区或者大城市周边已经有明显的乡村人口自由流动兼业的趋势，因此，未来“柔性城镇化模式”完全可以作为传统“刚性城镇化模式”的低成本替代[10]。
本文认为柔性城镇化模式从内涵上契合了城乡高水平均衡发展大趋势的要求。国内外经验表明，传统的乡村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相对封闭的系统。在传统的工业化推动城鎮化的进程中，乡村相对于城镇处于被动的地位，可获得的发展机会相对有限而单一。随着宏观发展水平的提高及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城乡二元边界日益模糊，互动联系更加紧密，乡村在农业生产之外的生态、景观、休闲等多方面的价值被挖掘和重新认识，满足城乡消费需求的功能大大增加并逐步取代农业生产作为乡村的主导功能，乡村从传统的单一农业生产功能向多功能化转型[12-16]。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和区域的多元消费需求及资本等要素向乡村的流动形成乡村发展的新潜力，从而产生了多样化的新的非农经济产业活动，为乡村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兼业机会[14]。这一过程同时推动了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城市向乡村地区的扩展，提升了乡村的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发展的能力[16]。这一过程就是柔性城镇化实现的过程，本质是乡村打破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相对封闭的自我系统，通过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这一学习过程，提升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乡村整体现代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相对于刚性城镇化中人口和非农产业向城镇空间集聚的传统路径，柔性城镇化模式跳出了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业化为动力的模式，可以在不脱离乡村地区的情况下实现城镇化，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同时能够避免和减少传统城镇化对乡村地区带来的边缘化等负效应。
当前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为柔性城镇化模式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政策机遇和支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推进，其实也隐含了城镇化“刚性转移”之外的“柔性”可能。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核心是通过城乡功能整合与要素自由流动、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实现城乡整体高水平发展，也为乡村柔性城镇化模式提供了支撑。
1.2 柔性城镇化模式实现的路径策略
乡村地区要实现柔性城镇化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乡村地区拥有的高价值资源，在当下所处的发展环境下有产生效益的潜力。在当前生态文明的背景下，绿色、协调、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对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而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优越的景观风貌、特色文化等传统城镇化模式中的制约因素反而成为生态文明时代为乡村带来直接或间接效益的高价值资源。二是乡村地区具备现代化学习的支撑，包括便捷的城乡交通、高效的农业生产，以及消费服务、资本和市场等外部资源的可达性等，这也是柔性城镇化路径构建的重要内容。因此，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柔性城镇化路径应着重于基于潜力资源培育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为实现乡村的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进程提供驱动。基于这一思路，欠发达主体功能地区柔性城镇化的策略框架重点包括空间功能体系、人口城镇化与产业策略和支撑体系构建三个方面。首先，空间功能体系方面，弱化传统城乡之间规模等级差异，而着重于功能差异。通过识别乡村的优势资源，挖掘乡村空间的价值，引导乡村空间功能的多样化，统筹安排城乡空间的功能，构建基于功能分工的城乡空间体系。其次，人口城镇化与产业策略方面，基于各类城乡空间主导功能和资源基础，提出差异化的人口与产业城镇化发展的方向，构建乡村的农业和非农产业体系，通过城乡产业发展为乡村居民提供到城镇或在乡村非农就业的机会，从而提升乡村人口的非农化水平。第三，支撑体系方面，重点是构建服务于城乡产业发展和人口流动的政策与设施体系。
2景洪市城镇化面临的挑战
2.1 弱基础和强约束的并存
景洪市2017年市域常住人口 54.05万①，户籍人口42.5万人，户籍城镇化率为48.6%，外围乡镇的户籍城镇化水平约为31.5%②，总体上城镇化水平偏低。这种低水平缓速发展的城镇化状态背后的原因是城镇化动力的不足。全市2017年工业产值占三产总值比例只有约30%，以旅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是支撑城镇的主导产业，在三产产值中的占比超过50%。从产业结构来看，除了勐龙镇和嘎洒镇有部分二三产业，其余的乡镇基本为农业乡镇。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中心城区，但中心城区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外来劳动力的支撑，对本地人口城镇化的推动有限。2017年景洪全市域有近14万常住外地人口，其中近70%在中心城区。2008—2017年之间市域户籍城镇化水平只提升了8.4%，乡村人口年均减少率约为1.2%左右（见图2）。 另一方面，作为著名的生态和民族型旅游城市，景洪在总体发展导向上有着生态环境保护的限制性高要求。景洪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4.48%，拥有我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和季雨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雨林城市。市内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若干州市级自然保护区，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带区域之一。这种弱基础与强约束并存的状况为本地的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决定了其无法走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传统路径。
2.2 兜底性投入与透支式支出的错配
由于发展水平的限制，公共财政能力有限，根据《2019云南统计年鉴》中统计数据，2018年全市公共财政收入12.21亿元，公共财政支出预算41.14亿元。这导致了景洪对发展的总体投入能力不足，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自给率很低，只能优先保障对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需求的“兜底”。对乡镇地区的调研也得出乡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和基础设施改造等的投入大部分来自于国家和省级的专项财政资金补助。大部分乡镇建设只能满足作为周边乡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中心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本地政府很难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能够对全市城乡发展有重要改善和带动的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关键设施与服务配套之中。相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使其更倾向于依赖生态和旅游资源带来的快速收益，从而导致了对现有的生态和旅游资源采取了一般性的、低竞争力的开发模式，或是在短期市场力的驱动下将优质的空间资源让渡于高强度的开发建设项目，如地产开发等。从旅游发展方面来看，传统的旅游资源利用模式和旅游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的落后使得景洪的旅游仍以景区式观光游为主，游客的旅游消费以基础性消费为主，而娱乐购物等非基本消费支出比例很少。根据2017年西双版纳州统计数据，景洪游客非基本旅游消费与基本旅游消费之间比例约为1：3左右，远低于同类型的旅游城市。从城镇建设方面来看，2018年景洪中心城区居住用地占比超过40%。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一直居高，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2%，比云南省平均水平高7%。城区内部和周边分布了大量的商业、养老和旅游地产开发项目，这些项目基本上占据了城区内部及周边最好的空间资源，并且开发强度普遍较高，对自然山水格局和整体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见图3）。这种模式从长远发展来看造成了城区空间的无序扩张、生态环境品质的降低及优质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从而最终导致了对未来生态化、高质量发展的资源潜力的透支。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年至2018年的三十年间，景洪全市域的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近11倍，而相应的森林面积量则缩减了超过20%。
2.3 “空间—人—产业”的两两制约
弱基礎下的快速发展的需求和城镇投入能力的不足使得景洪难以有利于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产业或是促进现有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房地产业的主导则在导致城镇空间低效扩张的同时进一步挤压了本地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旅游地产的快速发展导致景洪城区房价飙涨，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18年房地产每平方米均价已经超过1.2万元，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22万元和1.49万元，本地人口无法承担城镇化的基础门槛成本。而低端旅游业转型升级困难无法带来更多的发展动力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无法带动本地人口的城镇化。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城镇化过程中的低效空间、低素质人口和低效益产业相互制约的格局。
2.4 柔性城镇化模式转型的潜力
作为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景洪具备在当前发展背景下走柔性城镇化道路的良好基因。首先，景洪乡村的资源本底非常优越。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方面，市域山水林田湖草各类资源非常丰富，全域森林覆盖率高达85%，内含国家级、州级和市级各级别的自然保护区11个及6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具有很高的生态和景观价值潜力，具备以绿水青山实现金山银山的基础优势。在文化资源方面，景洪是多民族集聚地，包括傣族、哈尼、基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0%左右，且除了傣族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原生态民族传统特色村落，积累了丰富多元的宗教、民居、服饰、节庆等民族人文资源，形成了景洪独特的乡土文化（见图4）。
其次，景洪的农业生产实现现代化高效生产和特色化发展的潜力很高。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景洪的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在云南省129个县级行政单位中均名列前十。农业现代化也具有较好的基础，全市耕地流转比例约40%，部分乡镇的耕地流转比例高达80%，部分村庄农业劳动力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此外，景洪是云南省橡胶主产区，以及咖啡、茶叶、水果、中草药等特色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特色化发展的优势明显。
第三，景洪乡村地区与外部资源的联系有较好的基础。从发展历史上来看，景洪产业的发展与外部的助力关系密切。一方面，景洪农业真正的发展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农垦系统的入住，农场的建设为景洪农业发展带来技术、资本及劳动力等各种资源。至今为止，农场仍然在景洪的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橡胶种植为例，农场仍然是景洪橡胶种植的主导，形成了“农场+胶农”的合作模式。景洪乡村大部分的耕地流转都由农场和农业公司组织，从现状调研中得知，大部分农业公司的投资者都来自市外甚至省外。另一方面，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近年来旅游产业也逐步从城市和景区向更广域的乡村地区扩散，一些旅游投资也开始投向特色村落，为景洪乡村的现代化发展带来新的资源。
3景洪市城镇化模式转型的路径
3.1 基于功能分工的广域城乡空间体系
利用GIS软件，通过空间分析技术方法，根据景洪城乡资源特征，对现状城乡发展基础及发展潜力进行综合评价，划分不同的城乡功能空间。本次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景洪《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统计表（2017）》、西双版纳州《乡镇社会经济基本情况（2017）》及景洪市及其所辖乡镇统计公报。首先，根据景洪市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在市域范围内明确生态本底空间，划定重要生态功能区（见图5）。其次，以乡镇为评价单元从非农和农业两个方面判断城乡空间在农业和非农方面的主导功能，以一产收入比例、一产从业人员比例、非农产业收入比例和非农从业人员比例四项指标来对各乡镇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分级评价，明确现状各乡镇空间的主导功能。根据分析结果，中心城区非农的城市功能比较突出，勐龙镇非农和农业功能发展都较明显，发展基础较好。大渡岗乡和景哈乡农业的功能比较突出，非农水平较低。景讷乡和勐旺乡非农和农业功能都不突出，发展基础都较差。勐养镇、嘎洒镇、基诺乡、勐罕镇和普文镇非农水平低，非农功能不明显，农业功能有一定的基础。第三，在此基础上，分析城乡空间的资源基础，对农业和非农功能空间进行细分。农业资源方面，以行政村（社区）为基础分析单元，分析粮食、咖啡、水果、茶叶、橡胶等本地各类农产品在各村的种植空间的占比，评价各村农业现代化和特色化发展的潜力，为农业空间的多元化提供支撑（见图6）。非农资源方面重点分析乡村地区承担商贸服务乡村旅游功能的潜力。以行政村为基础分析单元，分析各村主要交通干线的可达性和边境交易点的可达性，评价商贸功能的潜力（见图7、图8）。分析自然景区的等级及特色民族村落的聚集程度测算乡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度，评价乡村旅游功能的潜力（见图9）。最终，对生态功能、农业功能、商贸服务功能和乡村旅游功能分析进行综合叠加，将全市域划分为三大分区八类次区域（见图10）。 3.2 针对不同空间特征的城镇化与产业策略
根据三大分区的基本情况，提出差异化的城镇化指引。北部片区以生态和农业为主导功能，现状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基础，乡镇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较高，非正规的非农经济有一定的基础。未来乡村的城镇化路径应以生态保护和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为主导。通过生态补偿机制，逐步将区内的乡村居民搬迁到附近的乡镇，同时提升乡镇作为周边乡村服务中心的功能；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农业之外就地非农兼业的机会，促进乡村地区的非农化和城镇化。中部片区包含中心城区及周边，是全市域非农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以综合服务和特色农旅为主导功能，未来城镇化应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式，促进城区与周边乡镇之间的功能整合，为周边乡村居民提供到城市兼业的机会；与此同时，鼓励乡村地区依托农业和民族文化发展近郊休闲农业和特色文化旅游，为乡村居民提供就地非农兼业的机会，实现乡村发展的现代化。南部片区为商贸特色旅游区，现状以商贸服务为基础的非农经济和农业基础水平都較好，未来以边境商贸、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主导功能，依托特色农业基础，推进农业的特色化发展；同时，依托边境口岸优势，结合民族文化，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和特色旅游，带动本区乡村的就地非农化发展，实现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以三大片区的城镇化指引为基础，针对八类次区域基本特征和资源基础，提出相应的产业发展策略。Ⅰ类地区为重要生态功能区，各种保护区的核心区禁止市场化的产业发展，外围地区在不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和休闲产业。Ⅱ类为特色农业发展区，以粮食、咖啡、茶叶和经济作物等特色农业的种植为主导，在此基础上加强农业与旅游休闲产业的融合，打造特色农业休闲体验基地。Ⅲ类地区为特色茶文化产业区，以茶叶种植为主，紧靠自然景区，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有发展茶产业和休闲康养产业的潜力。这类地区未来一方面依托茶叶种植打造茶产业基地，发展茶叶加工、茶文化休闲等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和景观条件，吸引市场投资，打造休闲康养产业发展平台。Ⅳ类地区为近郊特色农旅区，以近郊农业园区为产业平台发展设施休闲农业，另一方面依托特色民族村落，大力推动乡村特色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打造特色民族文化旅游基地。Ⅴ类地区为橡胶种植园区，主要以橡胶的规模化种植和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业为主。Ⅵ类地区为镇区及周边交通干线沿线地区，以农业和商贸产业发展为主。农业方面大力推动规模化和现代化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提升农业产业的现代化生产水平。依托镇区和交通区位，发展商贸服务等产业。Ⅶ类地区为边贸特色发展区，产业发展以特色农业、边境商贸和特色休闲旅游为主。依托茶叶、坚果种植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园区；依托边境口岸，发展边境商贸物流产业；依托边境和民族村庄发展特色边境旅游和乡村旅游产业。Ⅷ类为农业生产区，以粮食和橡胶的规模化种植和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为主。
3.3 服务产业发展与人口流动的支撑体系
柔性城镇化模式的一个前提就是便捷的城乡联系和乡村地区对市场等资源的可达性。因此，保障乡村产业的发展及人口在城乡及乡村内部流动兼业的支撑体系的构建非常重要。支撑体系包括城乡要素流动和用地保障的政策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体系。首先是政策体制机制的优化，重点加强对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支持，包括对外来投资和本地农民从事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产业的技术、金融和税收等各方面的扶持和奖励政策及农业产业平台用地和乡村旅游设施用地的用地保障政策。其次是交通和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善与提升。一方面优化联系中心城区与各乡镇之间的快速交通干线，构建联系各个重要乡村功能片区的市域公共交通体系；另一方面统筹城镇和乡村的公共服务配置和布局，优化乡村居民点基础设施的配置水平，满足乡村居民生活服务的需求，降低乡村居民使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成本。同时在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片区，应相应提升生产性服务设施的配置，满足乡村产业服务的需求。
4结语
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区由于其自身特征的限制无法走传统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路径。以乡村内生发展为动力的柔性城镇化模式，在契合了当前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宏观战略的情况下，为欠发达的生态主体功能地区乡村城镇化提供新的可能。本文以景洪市为例，从空间、产业和支撑体系三个方面探索了柔性城镇化的策略，为欠发达生态地区城镇化模式的转型提供一定的借鉴。但值得注意的是，景洪的案例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其自身资源基础条件非常优越，而且多年旅游城市的发展已经为乡村积累了良好的外部支撑条件。而对我国很多欠发达的生态主体功能地区而言，其城镇化模式转型的基础条件远远不如景洪，如何更好地将柔性城镇化模式应用于欠发达生态地区还需要更广泛的案例验证和更深入的研究。
注：
①常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
②数据来源于景洪市公安局人口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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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柔性城镇化；刚性城镇化；景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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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9-0074-09 文献标识码：A
The Transition of Urbanization Mode in Undeveloped Eco-functional Region： A Case Study of Jinghong， Yunan Province
QIAN Hui
[Abstract] Due to the strict constraint of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weak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he undeveloped eco-functional region faces the challenge of urbanization mode transition as it can’t follow the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mode led by industrializ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d a potential way of flexible urbanization mode for this type of region by taking Jinghong as a case. The flexible urbanization mode suggests for the multiplefunction and divers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distinctive rural resources to provid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s of rural people， which aims to improve localized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o promote rural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firstly evaluated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resources of rural Jinghong to identify different functions of rural spaces. Secondly， based on these different functions， it divided rural areas into three regions and eight types of sub-regions. It then provided different urbanization policies for these three regions and developed differ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guidance for the eight types of sub-region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support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making and infrastructure system improvement.
[Keywords] undeveloped； eco-functional region； flexible urbanization； rigid urbanization； Jinghong City
引言
欠发达地区是指受各种条件因素的制约影响，在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具有较大快速发展潜力的区域，主要指我国的东西部地区[1]。生态主体功能地区是指生态资源优越，在区域中承担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地区。本文中的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是指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在省级主体功能区被划定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地域。
我国传统的城镇化发展基本上是以工业化推动为基本路径的，遵循了传统经济学的“配第—克拉克”定理（Petty-Clark Theorem），总体产业结构会从农业逐步转向工业，进而由工业转向服务业，从而吸引乡村剩余的劳动力向城镇集中，完成了整个城镇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作为整体进化链条的中间环节，不仅承担了原始积累，同时通过城镇化的过程实现了对“人”的培养与提升。然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生态主体功能地域而言，这一带有典型“工业文明”特色的传统城镇化路径似乎并不适用。首先，传统城镇化路径最大的弊端之一就是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大部分快速城镇化地区都存在生态承载力超载的问题，大规模的工业化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等生态危机[2]。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进阶的时期，十八大报告正式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强调城镇化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本质上对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反思，要求城镇化向低能耗、低污染、高质量、内涵型的模式转型[3-4]。其次，大多数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现状城镇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都受到限制，工业化及其带动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和潜力有限，无法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转移，对乡村的发展辐射非常有限。因此，在生态文明语境和新型城镇化的语境下，欠发达地区的生态主体功能地域已经无法再复制传统的“配弟—克拉克”路径，需要从本质上突破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传统模式，寻求从农业文明直接跨越至生态文明的路径，即“非工业化的城镇化”模式。现有关于城镇化模式的转型研究一方面着重于寻找解决生态与工业之间的矛盾的绿色城镇化模式，主导方向是工业的生态化转型或者绿色新兴产业替代传统工业[5-9]，但这种转型模式对现状城镇及工业基础和潜力都偏弱的欠发达生态地区的适用性有限；另一方面有学者从乡村人口就业的视角提出基于城乡兼业和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乡村城镇化的柔性模式猜想[10]。但柔性城镇化模式猜想主要来自理论推演，尚未有结合具体案例的实践路径的研究。本文针对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特色，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为案例首次对欠发达地区的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柔性城镇化模式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对其实现路径进行探索。 景洪市位于云南省的最南端，是西双版纳州的州府所在地，下辖一个街道和十个乡镇（见图1）。 2016年人均GDP3.588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368万元[11]，2017年三产比重为18：30：52，在云南省属于中等水平，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同时，景洪市也是云南省七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之一，属于《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景洪市可被认为是欠发达地区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典型代表。根据《云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景洪是滇西南区域两大发展核心区域之一的“普洱—景洪”都市区中心城市，是未来城镇化的主导地域。但景洪面临着城镇化水平低（2017年城镇化率48.6%）和动力不足的问题，亟需模式的转型。作为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典型代表，景洪的城镇化转型模式可以为同类地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1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城镇化模式转型的理论框架
1.1 刚性与柔性城镇化的内涵差异
传统城镇化模式是基于城乡二元分工的理论基础，城市承担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职能，而乡村则承担农业职能，其内涵是依赖城镇产业发展拉动的乡村人口向城镇的空间转移。陈昭认为传统的城镇化模式本质上是产业和空间用地城镇化的思路，隐含着城乡分离、专业化的非农业就业和人口向城镇的一次性固定迁移“刚性”特征，而这种“刚性”特征是引发乡村人口城镇化转移面临的成本高、就业难、制度障碍等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从就业角度提出基于乡村居民兼业和流动性的“柔性城镇化模式”，认为乡村居民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环境下可以借助城乡多元就业机会和便捷的通勤交通，通过城乡之间的兼业和流动性实现了生活方式城镇化，并达到与城市就业和居住同等的就业收入和福利水平[10]。他认为刚性城镇化模式本质上是去兼业和去流动性的，但中国乡村从历史上就有乡村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并兼业的传统，而且当前在发达地区或者大城市周边已经有明显的乡村人口自由流动兼业的趋势，因此，未来“柔性城镇化模式”完全可以作为传统“刚性城镇化模式”的低成本替代[10]。
本文认为柔性城镇化模式从内涵上契合了城乡高水平均衡发展大趋势的要求。国内外经验表明，传统的乡村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相对封闭的系统。在传统的工业化推动城鎮化的进程中，乡村相对于城镇处于被动的地位，可获得的发展机会相对有限而单一。随着宏观发展水平的提高及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城乡二元边界日益模糊，互动联系更加紧密，乡村在农业生产之外的生态、景观、休闲等多方面的价值被挖掘和重新认识，满足城乡消费需求的功能大大增加并逐步取代农业生产作为乡村的主导功能，乡村从传统的单一农业生产功能向多功能化转型[12-16]。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和区域的多元消费需求及资本等要素向乡村的流动形成乡村发展的新潜力，从而产生了多样化的新的非农经济产业活动，为乡村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兼业机会[14]。这一过程同时推动了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城市向乡村地区的扩展，提升了乡村的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发展的能力[16]。这一过程就是柔性城镇化实现的过程，本质是乡村打破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相对封闭的自我系统，通过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这一学习过程，提升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乡村整体现代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相对于刚性城镇化中人口和非农产业向城镇空间集聚的传统路径，柔性城镇化模式跳出了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业化为动力的模式，可以在不脱离乡村地区的情况下实现城镇化，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同时能够避免和减少传统城镇化对乡村地区带来的边缘化等负效应。
当前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为柔性城镇化模式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政策机遇和支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推进，其实也隐含了城镇化“刚性转移”之外的“柔性”可能。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核心是通过城乡功能整合与要素自由流动、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实现城乡整体高水平发展，也为乡村柔性城镇化模式提供了支撑。
1.2 柔性城镇化模式实现的路径策略
乡村地区要实现柔性城镇化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乡村地区拥有的高价值资源，在当下所处的发展环境下有产生效益的潜力。在当前生态文明的背景下，绿色、协调、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对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而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优越的景观风貌、特色文化等传统城镇化模式中的制约因素反而成为生态文明时代为乡村带来直接或间接效益的高价值资源。二是乡村地区具备现代化学习的支撑，包括便捷的城乡交通、高效的农业生产，以及消费服务、资本和市场等外部资源的可达性等，这也是柔性城镇化路径构建的重要内容。因此，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柔性城镇化路径应着重于基于潜力资源培育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为实现乡村的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进程提供驱动。基于这一思路，欠发达主体功能地区柔性城镇化的策略框架重点包括空间功能体系、人口城镇化与产业策略和支撑体系构建三个方面。首先，空间功能体系方面，弱化传统城乡之间规模等级差异，而着重于功能差异。通过识别乡村的优势资源，挖掘乡村空间的价值，引导乡村空间功能的多样化，统筹安排城乡空间的功能，构建基于功能分工的城乡空间体系。其次，人口城镇化与产业策略方面，基于各类城乡空间主导功能和资源基础，提出差异化的人口与产业城镇化发展的方向，构建乡村的农业和非农产业体系，通过城乡产业发展为乡村居民提供到城镇或在乡村非农就业的机会，从而提升乡村人口的非农化水平。第三，支撑体系方面，重点是构建服务于城乡产业发展和人口流动的政策与设施体系。
2景洪市城镇化面临的挑战
2.1 弱基础和强约束的并存
景洪市2017年市域常住人口 54.05万①，户籍人口42.5万人，户籍城镇化率为48.6%，外围乡镇的户籍城镇化水平约为31.5%②，总体上城镇化水平偏低。这种低水平缓速发展的城镇化状态背后的原因是城镇化动力的不足。全市2017年工业产值占三产总值比例只有约30%，以旅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是支撑城镇的主导产业，在三产产值中的占比超过50%。从产业结构来看，除了勐龙镇和嘎洒镇有部分二三产业，其余的乡镇基本为农业乡镇。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中心城区，但中心城区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外来劳动力的支撑，对本地人口城镇化的推动有限。2017年景洪全市域有近14万常住外地人口，其中近70%在中心城区。2008—2017年之间市域户籍城镇化水平只提升了8.4%，乡村人口年均减少率约为1.2%左右（见图2）。 另一方面，作为著名的生态和民族型旅游城市，景洪在总体发展导向上有着生态环境保护的限制性高要求。景洪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4.48%，拥有我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和季雨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雨林城市。市内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若干州市级自然保护区，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带区域之一。这种弱基础与强约束并存的状况为本地的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决定了其无法走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传统路径。
2.2 兜底性投入与透支式支出的错配
由于发展水平的限制，公共财政能力有限，根据《2019云南统计年鉴》中统计数据，2018年全市公共财政收入12.21亿元，公共财政支出预算41.14亿元。这导致了景洪对发展的总体投入能力不足，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自给率很低，只能优先保障对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需求的“兜底”。对乡镇地区的调研也得出乡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和基础设施改造等的投入大部分来自于国家和省级的专项财政资金补助。大部分乡镇建设只能满足作为周边乡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中心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本地政府很难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能够对全市城乡发展有重要改善和带动的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关键设施与服务配套之中。相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使其更倾向于依赖生态和旅游资源带来的快速收益，从而导致了对现有的生态和旅游资源采取了一般性的、低竞争力的开发模式，或是在短期市场力的驱动下将优质的空间资源让渡于高强度的开发建设项目，如地产开发等。从旅游发展方面来看，传统的旅游资源利用模式和旅游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的落后使得景洪的旅游仍以景区式观光游为主，游客的旅游消费以基础性消费为主，而娱乐购物等非基本消费支出比例很少。根据2017年西双版纳州统计数据，景洪游客非基本旅游消费与基本旅游消费之间比例约为1：3左右，远低于同类型的旅游城市。从城镇建设方面来看，2018年景洪中心城区居住用地占比超过40%。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一直居高，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2%，比云南省平均水平高7%。城区内部和周边分布了大量的商业、养老和旅游地产开发项目，这些项目基本上占据了城区内部及周边最好的空间资源，并且开发强度普遍较高，对自然山水格局和整体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见图3）。这种模式从长远发展来看造成了城区空间的无序扩张、生态环境品质的降低及优质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从而最终导致了对未来生态化、高质量发展的资源潜力的透支。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年至2018年的三十年间，景洪全市域的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近11倍，而相应的森林面积量则缩减了超过20%。
2.3 “空间—人—产业”的两两制约
弱基礎下的快速发展的需求和城镇投入能力的不足使得景洪难以有利于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产业或是促进现有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房地产业的主导则在导致城镇空间低效扩张的同时进一步挤压了本地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旅游地产的快速发展导致景洪城区房价飙涨，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18年房地产每平方米均价已经超过1.2万元，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22万元和1.49万元，本地人口无法承担城镇化的基础门槛成本。而低端旅游业转型升级困难无法带来更多的发展动力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无法带动本地人口的城镇化。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城镇化过程中的低效空间、低素质人口和低效益产业相互制约的格局。
2.4 柔性城镇化模式转型的潜力
作为生态主体功能地域的景洪具备在当前发展背景下走柔性城镇化道路的良好基因。首先，景洪乡村的资源本底非常优越。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方面，市域山水林田湖草各类资源非常丰富，全域森林覆盖率高达85%，内含国家级、州级和市级各级别的自然保护区11个及6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具有很高的生态和景观价值潜力，具备以绿水青山实现金山银山的基础优势。在文化资源方面，景洪是多民族集聚地，包括傣族、哈尼、基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0%左右，且除了傣族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原生态民族传统特色村落，积累了丰富多元的宗教、民居、服饰、节庆等民族人文资源，形成了景洪独特的乡土文化（见图4）。
其次，景洪的农业生产实现现代化高效生产和特色化发展的潜力很高。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景洪的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在云南省129个县级行政单位中均名列前十。农业现代化也具有较好的基础，全市耕地流转比例约40%，部分乡镇的耕地流转比例高达80%，部分村庄农业劳动力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此外，景洪是云南省橡胶主产区，以及咖啡、茶叶、水果、中草药等特色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特色化发展的优势明显。
第三，景洪乡村地区与外部资源的联系有较好的基础。从发展历史上来看，景洪产业的发展与外部的助力关系密切。一方面，景洪农业真正的发展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农垦系统的入住，农场的建设为景洪农业发展带来技术、资本及劳动力等各种资源。至今为止，农场仍然在景洪的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橡胶种植为例，农场仍然是景洪橡胶种植的主导，形成了“农场+胶农”的合作模式。景洪乡村大部分的耕地流转都由农场和农业公司组织，从现状调研中得知，大部分农业公司的投资者都来自市外甚至省外。另一方面，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近年来旅游产业也逐步从城市和景区向更广域的乡村地区扩散，一些旅游投资也开始投向特色村落，为景洪乡村的现代化发展带来新的资源。
3景洪市城镇化模式转型的路径
3.1 基于功能分工的广域城乡空间体系
利用GIS软件，通过空间分析技术方法，根据景洪城乡资源特征，对现状城乡发展基础及发展潜力进行综合评价，划分不同的城乡功能空间。本次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景洪《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统计表（2017）》、西双版纳州《乡镇社会经济基本情况（2017）》及景洪市及其所辖乡镇统计公报。首先，根据景洪市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在市域范围内明确生态本底空间，划定重要生态功能区（见图5）。其次，以乡镇为评价单元从非农和农业两个方面判断城乡空间在农业和非农方面的主导功能，以一产收入比例、一产从业人员比例、非农产业收入比例和非农从业人员比例四项指标来对各乡镇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分级评价，明确现状各乡镇空间的主导功能。根据分析结果，中心城区非农的城市功能比较突出，勐龙镇非农和农业功能发展都较明显，发展基础较好。大渡岗乡和景哈乡农业的功能比较突出，非农水平较低。景讷乡和勐旺乡非农和农业功能都不突出，发展基础都较差。勐养镇、嘎洒镇、基诺乡、勐罕镇和普文镇非农水平低，非农功能不明显，农业功能有一定的基础。第三，在此基础上，分析城乡空间的资源基础，对农业和非农功能空间进行细分。农业资源方面，以行政村（社区）为基础分析单元，分析粮食、咖啡、水果、茶叶、橡胶等本地各类农产品在各村的种植空间的占比，评价各村农业现代化和特色化发展的潜力，为农业空间的多元化提供支撑（见图6）。非农资源方面重点分析乡村地区承担商贸服务乡村旅游功能的潜力。以行政村为基础分析单元，分析各村主要交通干线的可达性和边境交易点的可达性，评价商贸功能的潜力（见图7、图8）。分析自然景区的等级及特色民族村落的聚集程度测算乡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度，评价乡村旅游功能的潜力（见图9）。最终，对生态功能、农业功能、商贸服务功能和乡村旅游功能分析进行综合叠加，将全市域划分为三大分区八类次区域（见图10）。 3.2 针对不同空间特征的城镇化与产业策略
根据三大分区的基本情况，提出差异化的城镇化指引。北部片区以生态和农业为主导功能，现状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基础，乡镇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较高，非正规的非农经济有一定的基础。未来乡村的城镇化路径应以生态保护和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为主导。通过生态补偿机制，逐步将区内的乡村居民搬迁到附近的乡镇，同时提升乡镇作为周边乡村服务中心的功能；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农业之外就地非农兼业的机会，促进乡村地区的非农化和城镇化。中部片区包含中心城区及周边，是全市域非农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以综合服务和特色农旅为主导功能，未来城镇化应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式，促进城区与周边乡镇之间的功能整合，为周边乡村居民提供到城市兼业的机会；与此同时，鼓励乡村地区依托农业和民族文化发展近郊休闲农业和特色文化旅游，为乡村居民提供就地非农兼业的机会，实现乡村发展的现代化。南部片区为商贸特色旅游区，现状以商贸服务为基础的非农经济和农业基础水平都較好，未来以边境商贸、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主导功能，依托特色农业基础，推进农业的特色化发展；同时，依托边境口岸优势，结合民族文化，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和特色旅游，带动本区乡村的就地非农化发展，实现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以三大片区的城镇化指引为基础，针对八类次区域基本特征和资源基础，提出相应的产业发展策略。Ⅰ类地区为重要生态功能区，各种保护区的核心区禁止市场化的产业发展，外围地区在不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和休闲产业。Ⅱ类为特色农业发展区，以粮食、咖啡、茶叶和经济作物等特色农业的种植为主导，在此基础上加强农业与旅游休闲产业的融合，打造特色农业休闲体验基地。Ⅲ类地区为特色茶文化产业区，以茶叶种植为主，紧靠自然景区，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有发展茶产业和休闲康养产业的潜力。这类地区未来一方面依托茶叶种植打造茶产业基地，发展茶叶加工、茶文化休闲等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和景观条件，吸引市场投资，打造休闲康养产业发展平台。Ⅳ类地区为近郊特色农旅区，以近郊农业园区为产业平台发展设施休闲农业，另一方面依托特色民族村落，大力推动乡村特色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打造特色民族文化旅游基地。Ⅴ类地区为橡胶种植园区，主要以橡胶的规模化种植和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业为主。Ⅵ类地区为镇区及周边交通干线沿线地区，以农业和商贸产业发展为主。农业方面大力推动规模化和现代化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提升农业产业的现代化生产水平。依托镇区和交通区位，发展商贸服务等产业。Ⅶ类地区为边贸特色发展区，产业发展以特色农业、边境商贸和特色休闲旅游为主。依托茶叶、坚果种植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园区；依托边境口岸，发展边境商贸物流产业；依托边境和民族村庄发展特色边境旅游和乡村旅游产业。Ⅷ类为农业生产区，以粮食和橡胶的规模化种植和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为主。
3.3 服务产业发展与人口流动的支撑体系
柔性城镇化模式的一个前提就是便捷的城乡联系和乡村地区对市场等资源的可达性。因此，保障乡村产业的发展及人口在城乡及乡村内部流动兼业的支撑体系的构建非常重要。支撑体系包括城乡要素流动和用地保障的政策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体系。首先是政策体制机制的优化，重点加强对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支持，包括对外来投资和本地农民从事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产业的技术、金融和税收等各方面的扶持和奖励政策及农业产业平台用地和乡村旅游设施用地的用地保障政策。其次是交通和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善与提升。一方面优化联系中心城区与各乡镇之间的快速交通干线，构建联系各个重要乡村功能片区的市域公共交通体系；另一方面统筹城镇和乡村的公共服务配置和布局，优化乡村居民点基础设施的配置水平，满足乡村居民生活服务的需求，降低乡村居民使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成本。同时在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片区，应相应提升生产性服务设施的配置，满足乡村产业服务的需求。
4结语
欠发达生态主体功能地区由于其自身特征的限制无法走传统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路径。以乡村内生发展为动力的柔性城镇化模式，在契合了当前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宏观战略的情况下，为欠发达的生态主体功能地区乡村城镇化提供新的可能。本文以景洪市为例，从空间、产业和支撑体系三个方面探索了柔性城镇化的策略，为欠发达生态地区城镇化模式的转型提供一定的借鉴。但值得注意的是，景洪的案例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其自身资源基础条件非常优越，而且多年旅游城市的发展已经为乡村积累了良好的外部支撑条件。而对我国很多欠发达的生态主体功能地区而言，其城镇化模式转型的基础条件远远不如景洪，如何更好地将柔性城镇化模式应用于欠发达生态地区还需要更广泛的案例验证和更深入的研究。
注：
①常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
②数据来源于景洪市公安局人口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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