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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不愁经费、人才不分国籍、办学拥有自主权、创业不缺生态……这样的创新创业“乐土”就在深圳。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下称《实施方案》），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拿到“政策礼包”的深圳以开放、创新为翼，再次出发。
“这个文件作用非常大！”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给《实施方案》点赞，“4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不仅是资源问题，更是政策问题。”在他看来，《实施方案》中关于科技创新、人才、办学、成果转化等的开放政策，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科研经费双轨制“一石三鸟”
任毅（化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下称“农科院基因所”）的副研究员，长期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由其团队开发的基因组学技术，由于性能较好，在应用中采纳度较高。然而，一度让任毅烦恼的是，生物信息学作为底层驱动技术，必须要跟其他领域应用结合才可以申请到竞争性课题，非常耗费精力。
2017年，深圳市开始实施科技创新“十大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出十几家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机构或企业，每年提供1亿元～2亿元的稳定经费支持，高标准建设“十大基础研究机构”。
“有了稳定的经费支持，这些基础科研机构就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自主布局科研方向。”农科院基因所副所长钱万强说，此举一石三鸟。比如研究机构可以在生物信息技术领域自主布局，相关团队也能沉下心来将精力放在算法开发上，之后还可以让更多同行享受到生物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支撑。
在《实施方案》中，党中央和国务院肯定了深圳这一做法。《实施方案》明确：“支持实行非竞争性、竞争性‘双轨制’科研经费投入机制”，体现了对深圳先行先试“探索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投入融合机制”的肯定和延续。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陈劲介绍，对高水平科研团队来说，坚持竞争性、非竞争性“双轨制”的科研经费投入机制，减少了重复性科研申报或科研评价，能够使科技人员安心科研工作;但同时依然保留了竞争性，保留了让能者“揭榜挂帅”的通道。
用才不问国籍，“来了就是深圳人”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在建设之初，高级人才紧缺，经常要从北京搬救兵。如今，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不是不再缺人，而是他们从深圳也能招聘到合适的国际化人才。
自2016年以来，深圳通过高校等平台频频牵手诺贝尔奖得主，在基础科研与产业化方面开展合作，规划建立十大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诺奖实验室的运转也很灵活：不要求诺贝尔奖得主全职留在深圳，但每年至少一个月在深圳工作，而且要把实验室的骨干和团队带到深圳。
“这方便了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等高校进一步与国际接轨。”陈劲表示，“硅谷经验”证明，移民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建创新园区非常关键。深圳率先强调国际人才引才用才力度，探索打造国际化移民城市，对在新型国际关系下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到我国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也进一步实现了人才的多样化。
“深圳的吸引力一定要做到比其他城市更大才行。全世界都在竞争，我们的吸引力在哪里？”徐扬生认为这要好好思考，包括制订一些特殊的吸引政策。
《实施方案》提出，深圳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制度”。有研究者认为，此举意在指向期待深圳尽快在科研人才、机构和高校的国际化聚合和提升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科技创新发展中的人才问题，由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两方面组成。“来了就是深圳人。”徐扬生认为，吸引世界一流科学家和学者来深圳工作，对于深圳的创新氛围有非常积极的影响。“过去，外籍人才在国内通常留不了太长时间，还有纳税和居住证方面的限制。”钱万强表示，新政策应对外籍人才的身份、停留时间、纳税等方面出台宽松的细则，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到深圳工作，帮助深圳市建成国际化都市。
擴大办学自主权，深圳能否建成“斯坦福”
吸引人才是一方面，培养人才更为紧迫。
大概十一二年前，徐扬生在斯坦福大学前面的草坪上坐了一整天。“按照中国、按照深圳这样的发展势头看，50年内我们国家会不会出现像斯坦福这样的世界名牌大学？”
“我大概思考了一天，结论是：会。”徐扬生讲道，“经过详细的调研以后，我发现不仅能够建成这样一所大学，而且还可能建成一批这样的大学，而且我认为这些大学应该出现在深圳这样的地方。”
在支持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实施方案》明确深圳“探索扩大办学自主权”——既包括“探索扩大在深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又囊括“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前提下，支持深圳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
“这个政策颁布得非常及时，因为真正要培养好的人才，大学要有特色，办学要有自主权。”徐扬生认为，中央赋予深圳探索高等教育改革更多的自主权，有利于办出有时代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人才培养模式。
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筹建的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暂定名），也在做这样的探索。
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筹备办主任樊建平称，这所大学志在祖国南方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为深圳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注入源头活力。
樊建平认为，创新本质上是一个试错过程，中央支持深圳探索扩大办学自主权，就是给出较大试错空间，希望调动社会各方去参与、去试验，好的体制机制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才能逐步形成。
如果不是在深圳，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微芯生物”）可能早在2009年就“失败”了。
微芯生物以开发原创新药立身。2009年微芯生物因发展需要启动产业化建设，但同时在开展的临床研发同样耗费巨大，双重压力之下，难以为继。
一定要把微芯生物留在深圳。深圳市及时出手，帮助微芯生物代建产业化基地。在良好的产业环境下，“烧钱”的原创药“西达本胺”终于在2014年底获批上市。2019年，微芯生物成功登陆科创板。
“深圳这片充满包容、公平、创新的沃土滋养了一批各行各业的领军企业和优秀企业家，他们用自己的创新拼搏开创了令世界瞩目的‘深圳速度 ’。”微芯生物创始人、董事长鲁先平感叹道。
作为创业者的圣地，深圳的创新创业环境持续向好。此次不仅《实施方案》强调深圳要坚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
15年前，樊建平受中国科学院党组委派，带领团队来深筹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时候，也是一名“创业者”。如今，该研究院已初步构建出一套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型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我们在探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式，叫‘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楼上是研究院，楼下是企业。企业跟研究院共用仪器设备，以低成本地开启初创公司的运行，同时研究院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撑，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樊建平说，这种模式能有效缩短一些技术特别是生物医药领域技术落地的周期，助力科技初创企业跨越成果转化“死亡谷”。
“走在前头，干在实处。深圳是一个干实事的地方。”徐扬生说，深圳在创新方面有股敢闯敢干的精神，“如果没有这个精神，深圳就不是深圳”。（据《中国科学报》）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下称《实施方案》），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拿到“政策礼包”的深圳以开放、创新为翼，再次出发。
“这个文件作用非常大！”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给《实施方案》点赞，“4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不仅是资源问题，更是政策问题。”在他看来，《实施方案》中关于科技创新、人才、办学、成果转化等的开放政策，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科研经费双轨制“一石三鸟”
任毅（化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下称“农科院基因所”）的副研究员，长期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由其团队开发的基因组学技术，由于性能较好，在应用中采纳度较高。然而，一度让任毅烦恼的是，生物信息学作为底层驱动技术，必须要跟其他领域应用结合才可以申请到竞争性课题，非常耗费精力。
2017年，深圳市开始实施科技创新“十大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出十几家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机构或企业，每年提供1亿元～2亿元的稳定经费支持，高标准建设“十大基础研究机构”。
“有了稳定的经费支持，这些基础科研机构就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自主布局科研方向。”农科院基因所副所长钱万强说，此举一石三鸟。比如研究机构可以在生物信息技术领域自主布局，相关团队也能沉下心来将精力放在算法开发上，之后还可以让更多同行享受到生物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支撑。
在《实施方案》中，党中央和国务院肯定了深圳这一做法。《实施方案》明确：“支持实行非竞争性、竞争性‘双轨制’科研经费投入机制”，体现了对深圳先行先试“探索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投入融合机制”的肯定和延续。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陈劲介绍，对高水平科研团队来说，坚持竞争性、非竞争性“双轨制”的科研经费投入机制，减少了重复性科研申报或科研评价，能够使科技人员安心科研工作;但同时依然保留了竞争性，保留了让能者“揭榜挂帅”的通道。
用才不问国籍，“来了就是深圳人”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在建设之初，高级人才紧缺，经常要从北京搬救兵。如今，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不是不再缺人，而是他们从深圳也能招聘到合适的国际化人才。
自2016年以来，深圳通过高校等平台频频牵手诺贝尔奖得主，在基础科研与产业化方面开展合作，规划建立十大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诺奖实验室的运转也很灵活：不要求诺贝尔奖得主全职留在深圳，但每年至少一个月在深圳工作，而且要把实验室的骨干和团队带到深圳。
“这方便了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等高校进一步与国际接轨。”陈劲表示，“硅谷经验”证明，移民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建创新园区非常关键。深圳率先强调国际人才引才用才力度，探索打造国际化移民城市，对在新型国际关系下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到我国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也进一步实现了人才的多样化。
“深圳的吸引力一定要做到比其他城市更大才行。全世界都在竞争，我们的吸引力在哪里？”徐扬生认为这要好好思考，包括制订一些特殊的吸引政策。
《实施方案》提出，深圳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制度”。有研究者认为，此举意在指向期待深圳尽快在科研人才、机构和高校的国际化聚合和提升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科技创新发展中的人才问题，由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两方面组成。“来了就是深圳人。”徐扬生认为，吸引世界一流科学家和学者来深圳工作，对于深圳的创新氛围有非常积极的影响。“过去，外籍人才在国内通常留不了太长时间，还有纳税和居住证方面的限制。”钱万强表示，新政策应对外籍人才的身份、停留时间、纳税等方面出台宽松的细则，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到深圳工作，帮助深圳市建成国际化都市。
擴大办学自主权，深圳能否建成“斯坦福”
吸引人才是一方面，培养人才更为紧迫。
大概十一二年前，徐扬生在斯坦福大学前面的草坪上坐了一整天。“按照中国、按照深圳这样的发展势头看，50年内我们国家会不会出现像斯坦福这样的世界名牌大学？”
“我大概思考了一天，结论是：会。”徐扬生讲道，“经过详细的调研以后，我发现不仅能够建成这样一所大学，而且还可能建成一批这样的大学，而且我认为这些大学应该出现在深圳这样的地方。”
在支持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实施方案》明确深圳“探索扩大办学自主权”——既包括“探索扩大在深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又囊括“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前提下，支持深圳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
“这个政策颁布得非常及时，因为真正要培养好的人才，大学要有特色，办学要有自主权。”徐扬生认为，中央赋予深圳探索高等教育改革更多的自主权，有利于办出有时代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人才培养模式。
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筹建的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暂定名），也在做这样的探索。
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筹备办主任樊建平称，这所大学志在祖国南方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为深圳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注入源头活力。
樊建平认为，创新本质上是一个试错过程，中央支持深圳探索扩大办学自主权，就是给出较大试错空间，希望调动社会各方去参与、去试验，好的体制机制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才能逐步形成。
如果不是在深圳，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微芯生物”）可能早在2009年就“失败”了。
微芯生物以开发原创新药立身。2009年微芯生物因发展需要启动产业化建设，但同时在开展的临床研发同样耗费巨大，双重压力之下，难以为继。
一定要把微芯生物留在深圳。深圳市及时出手，帮助微芯生物代建产业化基地。在良好的产业环境下，“烧钱”的原创药“西达本胺”终于在2014年底获批上市。2019年，微芯生物成功登陆科创板。
“深圳这片充满包容、公平、创新的沃土滋养了一批各行各业的领军企业和优秀企业家，他们用自己的创新拼搏开创了令世界瞩目的‘深圳速度 ’。”微芯生物创始人、董事长鲁先平感叹道。
作为创业者的圣地，深圳的创新创业环境持续向好。此次不仅《实施方案》强调深圳要坚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
15年前，樊建平受中国科学院党组委派，带领团队来深筹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时候，也是一名“创业者”。如今，该研究院已初步构建出一套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型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我们在探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式，叫‘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楼上是研究院，楼下是企业。企业跟研究院共用仪器设备，以低成本地开启初创公司的运行，同时研究院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撑，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樊建平说，这种模式能有效缩短一些技术特别是生物医药领域技术落地的周期，助力科技初创企业跨越成果转化“死亡谷”。
“走在前头，干在实处。深圳是一个干实事的地方。”徐扬生说，深圳在创新方面有股敢闯敢干的精神，“如果没有这个精神，深圳就不是深圳”。（据《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