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红色娘子军》创造并成就了中西文化在芭蕾艺术领域完美融合的非凡奇迹，蒋祖慧正是这座中国芭蕾傲人里程碑的一位奠基者
她是中国芭蕾艺术事业先驱者，她编排的《西班牙女儿》是中国人编导的第一部外国芭蕾舞剧；她是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编导之一，她与李承祥、王希贤将西方芭蕾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表现手法精心结合，创造出民族芭蕾的世纪精品，五十年间影响几代中国人；她在作品中融合西方芭蕾的优雅曼妙与中国舞蹈的传统风韵，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她是中国舞蹈“荷花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投身芭蕾编导事业六十年，不断探寻芭蕾艺术的中国之路。
她就是著名芭蕾舞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中央芭蕾舞团原副团长蒋祖慧。北京盛夏的午后，记者来到蒋祖慧家中采访，一进客厅便看到窗下安装着一根把杆，泛着浅木色的光泽，正对面墙上则是一幅练功镜，置身其中让人感受到芭蕾艺术的优雅灵动和练功时的寂寞艰辛。蒋祖慧身着一袭墨蓝底碎花连衣裙，端庄大方、亲切随和，在时光的静谧中娓娓道来她与芭蕾之间的难忘往事、《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历程和对中国芭蕾艺术发展的思索展望。
《西班牙女儿》
芭蕾民族化初探之作
岁月悠扬，千回百转。蒋祖慧年少时便与舞蹈结下不解之缘。1948年底，蒋祖慧的母亲、著名作家丁玲在莫斯科观看由普希金抒情诗改编的芭蕾舞《泪泉》，优美的舞姿和动听的音乐，令她萌生让女儿学舞蹈的想法。在母亲的开导下，原本就喜欢文艺的蒋祖慧前往平壤，师从著名舞蹈家崔承喜学习技艺。“因为我从农村长大，与舞蹈接触很少，一两年都不摸门。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回国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一名舞蹈演员。后来崔承喜又到中国办舞研班，整理了大量中国戏曲舞蹈，还请各曲种名家为我们示范动作，我边跳边学逐渐入门。我喜欢芭蕾，更喜欢中国戏曲，老师也鼓励我们这些学员日后传承中国舞蹈。”
底蘊深厚、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戏曲吸引着蒋祖慧，她也有志于此，然而命运依然将她引向芭蕾舞艺术之门。1955年初，蒋祖慧被文化部选派去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学习编导。在这所聚集了当时苏联最优秀的音乐、美术、戏剧、舞蹈教师的艺术殿堂里，她用五年时间勤勉学习打下扎实基础。留学第四年的暑假，蒋祖慧第一次以编导身份回国，为将自己的毕业作品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排演而努力着。芭蕾舞剧《西斑牙女儿》是由苏联艺术家齐齐拉斯尔根据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杰出剧作家洛佩·德维加的诗剧《羊泉村》改编而成，蒋祖慧在齐齐拉斯尔作品基础上重新进行编排。她辗转联系到天津歌舞剧院，给时任院长王莘和副院长曹火星写信请求到那里排一部芭蕾舞剧，得到两位领导的支持。
“我特别感谢天津歌舞剧院的两位院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曲作者曹火星和《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这两位来自解放区的老前辈鼓励信任年轻人，很支持我去团里排《西班牙女儿》。我此前没有跟现场伴奏的乐团打过交道，曹火星会对我提醒指点，给予充分的关怀。我选择《西班牙女儿》也是有考虑的，作品讲述羊泉村一位女英雄的故事，中国人喜欢英雄。这部芭蕾舞剧中含有西班牙舞段落，正好可以解决当时我们国内芭蕾舞演员匮乏的问题。排练时我把演员分为两拨，一拨跳足尖舞，其余练西班牙舞。另外，因为这出戏舞蹈性、戏剧性都非常强，我让大家加强表演，演员们非常刻苦，经常自己加练。”
热爱事业、追逐梦想的人忘记疲惫，全心投入芭蕾事业的蒋祖慧以身作则。排练《西班牙女儿》时，她领着演员连续7周没有放假。忆起这段往事，带着感慨也怀着一丝内疚，蒋祖慧动情地谈道：“我1960年6月下旬到天津进团排练，每天白天排练晚上编舞，全靠自己一人。那时没有录像回放，每一个动作都要我排练时现场示范。由于时间紧张，于是我便紧锣密鼓地展开工作。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唐莹，练得十个脚趾头都在流血，但仍默默坚持。有时我批评她口无遮拦，她也不吭一声，怕我对她放松要求。直到几十年后我们都退休了，再次相聚时她才道出当年心中的‘委屈’。我听后既感动又惭愧，眼泪都要流下来。”三个多月的认真付出终得回报，《西班牙女儿》演出获得成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由中国人排演的芭蕾舞剧，并曾经代替由外国人编导的节目，成为周恩来总理招待外宾的优秀作品。
1961年10月，蒋祖慧从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编导系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后改名中央歌舞剧院，现为中央芭蕾舞团），自此走上编导之路。对于蒋祖慧而言，《西班牙女儿》不仅是她编导的毕业大戏，而且是自己实践导演理论、对比中西方芭蕾异同、致力于芭蕾舞民族化的良好开端。排演《西班牙女儿》时她还进行详细案头分析，而今回想，蒋祖慧感慨良多：“我参与编导的《红色娘子军》能取得成功，离不开在排《西班牙女儿》时取得的宝贵经验。不仅是我，《红色娘子军》另外两位编导也都如此，李承祥在国内编过舞剧《鱼美人》，王希贤是和我一起留苏的编导系同窗，曾经排演过《泪泉》。这些自己用心创作和实践的点滴过程对取得事业成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红色娘子军》
编创民族芭蕾世纪精品
2014年是《红色娘子军》首演五十周年。半个世纪以来，这部民族芭蕾世纪精品影响几代国人，创造并成就了中西文化在芭蕾艺术领域完美融合的非凡奇迹。蒋祖慧正是《红色娘子军》编导之一，是这座中国芭蕾傲人里程碑的一位奠基者。“每当回忆起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历程，我就会首先想到周恩来总理，他从一开始就关怀、鼓励、支持中国芭蕾舞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他和苏联专家亲切交谈合影，观看苏联专家为我们排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吉赛尔》等，看我们这些年轻编导排的《西班牙女儿》、《泪泉》、《巴黎圣母院》等剧目。1963年11月下旬，周总理看完《巴黎圣母院》后到休息室和我们亲切交谈，要我们更努力地学习芭蕾舞，同时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你们可以创作我们自己的革命题材舞剧。在周总理的鼓励下，我们着手编排中国题材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在这种环境中诞生。后来中央芭蕾舞团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不断学习国外芭蕾舞和不断创作自己的优秀舞剧。” 穿越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编创《红色娘子军》的日日夜夜在蒋祖慧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1963年12月下旬，中央芭蕾舞团正在上海演《天鹅湖》和《巴黎圣母院》时，上级来电要求编导1964年1月赶回北京，参加研究芭蕾舞团创作革命题材剧目问题。舞团领导经过商议由李承祥和王希贤回京，芭蕾舞团肖慎团长和蒋祖慧继续留在南京完成演出任务。当1月中旬她回到北京时，会议已经结束。蒋祖慧神情专注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王希贤告诉我艺术家们提出不少内容供舞团参考。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提出‘达吉和她的父亲’这一选题，理由是少数民族题材会好看；周巍峙谈到‘白衣战士’等选题；李承祥和王希贤讲起‘红岩’和‘红色娘子军’的选题。当时中央芭蕾舞团隶属于中央歌舞剧院，时任院长赵沨最终支持排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提议，认为有三个优势：一是家喻户晓，二是主题歌好，三是以女性为主，适合用芭蕾形式表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讨论民主开放，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谁的想法好就听谁的。”
作为当时中央芭蕾舞团的三位年轻编导，蒋祖慧、李承祥和王希贤在排演多年西方芭蕾之后，终于迎来创作自己民族芭蕾舞剧的机会，大家兴奋不已。谈起接到任务时的喜悦之情和初期的创作思考，蒋祖慧興致盎然：“电影《红色娘子军》我们那样熟悉，剧情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非常感人，里面的矛盾冲突激烈，人物形象鲜明，祝希娟塑造的琼花、王新刚饰演的洪常青、陈强刻画的南霸天早已印刻在观众的脑海中，这些都为我们塑造舞蹈形象提供诸如形体外貌、性格特点等许多方便。但冷静下来细想，把电影改编成舞剧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首先是电影中的场景很多、情节丰富、变换很快，而舞剧的场景则相对固定，也不会有太多。用语言展现各自的性格特点和彼此关系，比用舞蹈语汇来表现要容易。正当想着怎样从电影剧本和电影评论中理出头绪、列出结构时，领导决定组织我们三个编导，作曲吴祖强，舞美马运洪、梁晔及四位演员去海南岛体验生活。”
蓝天白云，椰林黎寨。蒋祖慧一踏上海南岛，立即被这里的绮丽风光和独特民情吸引。她和同事们走进椰林深处的寨子，和老乡们同吃同住感受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尽管半个世纪的时光匆匆而过，但这段记忆在蒋祖慧脑海中至今依旧鲜活生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头戴斗笠、身着鲜艳上衣和肥大喇叭裤的妇女，她们在椰林树下挑着重担一颤一颤地走着，矫健而又优美。我们到当年苏区开万人大会的红场，老赤卫队员带领我们参观，讲开大会的盛况。参加的有红军战士、赤卫队员，还有拿着红缨枪的儿童团员，群众围在四周唱歌喊口号，很是热闹。于是，在创作中我们把琼花参军的地点安排在万人大会现场。在一望无际的椰林里，我们看到有的椰子树可能在刚冒头时受了打击，先横着长了一段，再向上生长，我们立刻感觉这和琼花的命运很像。后来在做舞台布景时，把它放到了第一幕里。这是我第一次为创作而深入生活，当时每到一地都产生强烈的新鲜感和浓厚的兴趣。”
从巍巍五指山到清清万泉河，此次海南之行蒋祖慧走访了许多地方。丰富的实践体验，用心的观察思考，使这位青年芭蕾舞编导从电影已有模式中跳出，看到现实中各族同胞火热的生活经历，听到当年娘子军连队不屈感人的英雄气概。“就这样，琼花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渐渐丰满，当我们再回到海口研究舞剧脚本时，便很顺利地找出6个场景和主要事件，梳理舞剧框架结构。林默涵、赵沨看后给予认可，表示满意。而后几位编导分工，又顺利地写出各场的音乐长度表。”
1964年5月中旬，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投入排练。7月中旬，全剧在钢琴伴奏下进行联排，大家都为任务的高质量、高效率完成而兴高采烈。“这时赵沨院长对我们说，咱们再在礼堂进行一次联排，请部队和文艺界的人看看，冷静下来听听他们的意见以便发现不足。离国庆演出还有时间，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工，使演出让领导满意，让艺术家满意，让群众满意。现在回想起来，赵沨院长真是有水平，这次修改对《红色娘子军》公演后的成功起到重要作用。”
在赵沨的安排下，部队和文艺界人士一起对《红色娘子军》进行观摩，提出不少意见。给蒋祖慧印象最深的是演员们只像“娘子”不像“军”的问题：“北京军区政治部和其他部队同志看完认为戏不错，但觉得演员只像‘娘子’不像‘军’。座谈会后，他们同意接受我们全团130位演员和乐队演奏员去38军‘当兵’，进行两周的体验生活。在这期间，创作人员消化意见，进行创作修改。这次‘当兵’的收获是多方面的，演员们回来后兴奋热烈地向我们谈到在部队学习战士动作、一起队联欢等生活情形。他们还自编舞蹈小品给编导参考，这又为我们带来新的灵感，重新排了几个舞段。令人难忘的第二场娘子军舞就是李承祥受演员讲述启发重新编排的。改编后娘子军群舞演员拿刀和枪，还加上喊口号，热烈的气氛生动艺术地再现出来。”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9月下旬，《红色娘子军》编导和全体演员在北京天桥剧场迎来了周总理。“因为出色完成重要任务，彩排结束后我们看到周总理都非常高兴，争着向他汇报，周总理给予大家热情的鼓励。”周总理随后邀请《红色娘子军》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进行国庆招待外宾的演出。那是《红色娘子军》首次公开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由此开启这部红色经典芭蕾舞剧半个世纪的艺术辉煌。
《不寻常的婚礼》
探寻芭蕾艺术思想
“文革”结束后，与世界芭蕾中断10多年联系的中国芭蕾舞开始复苏。蒋祖慧历经曲折磨砺得以再度进行艺术创作，让芭蕾舞超越肢体语言表达深层次思想，是她探索努力的方向。其中根据鲁迅作品《祝福》改编的芭蕾舞剧《祝福》第二幕《不寻常的婚礼》，就是蒋祖慧在《红色娘子军》之后编导的又一部杰作。《不寻常的婚礼》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谈起编创这出舞剧的初衷和其间的艰辛，蒋祖慧的语气中透着坚定执着：“有人不同意我改编《祝福》，觉得人物形象灰暗凄苦，而且鲁迅先生的作品比较严肃，很不好改。但我记得有位前苏联导演说过：‘艺术人物成功与否要看你怎么去选择，从哪个角度去塑造。’祥林嫂这个人物写得非常好，值得尝试。芭蕾舞不一定非得热热闹闹，也可以表现深刻性的主题。”
正在此时，母亲丁玲支持了她。“母亲说，‘我现在一想到祥林嫂，还有点心酸’。这让我感觉到鲁迅先生的作品很有生命力。母亲认为我可以从中挖掘美的内涵，因此我后来在这个基调上进行编排，对鲁迅先生文章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层次了解，理解他所揭露和批判的，比如‘把美的东西撕碎’这样抽象深刻的主题。为进一步熟悉小说中的环境，我特意前往浙江绍兴水乡深入生活，获得直观透彻的感悟。创作中我加入亲身经历和思考：‘文革’期间，我因和王希贤一起创作《南海长城》舞剧脚本，受到江青批评。1970年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红艺五七干校。很多平时熟悉、关系好的人被环境左右，做出种种举动，人性复杂肮脏的一面展示而出。这与鲁迅先生笔下所描述旧时人们的盲目任从及劣根性一样，我希望通过芭蕾舞把这种思索表现出来。”
带着这种情感，蒋祖慧将芭蕾舞剧结尾设计得极富冲击力，悠长的美好之后突入而来的悲剧更显猛烈，给观众留下品味回想的空间。这出芭蕾舞剧在1980年中直机关文艺单位举行文艺节目评比中一举夺得编导、作曲、演出三个一等奖，随后应邀到美国、苏联、英国等9个国家进行演出，获得赞誉。
2014年1月，蒋祖慧获评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终身成就奖。于幕后默默耕耘半个多世纪的她难得地走到聚光灯下，在观众热烈的祝贺与诚挚的敬意中捧起彪炳中国舞蹈艺术家毕生最高艺术成就的金色奖杯。喜悦之余，蒋祖慧依然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芭蕾的未来：“不仅是传承还要向前发展，更要强调整体素养的提升。热爱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尽心事业而不是事业中的私利，这样才能做到无私。舞台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凭着热爱和勤奋，经过磨练与沉淀，持之以恒地下真功夫，就是演普通群众也照样能气定神闲、活灵活现、绽放光彩；如果心术不正、技艺不精，哪怕费尽心力争上所谓的主角也不过是个小演员，一时风景。要成为优秀的芭蕾舞艺术家，除表现技巧外，更重要的是真正理解与领悟人物的思想和精神、气质与内涵，这就需要不断完善，提升全面的个人修养。”
责任编辑 华南
在周总理的鼓励下，我们着手编排中国题材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在这
种环境中诞生。后来中央芭蕾舞团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不断学习国外芭蕾舞和不断创作自己的优秀舞剧。 ——蒋祖慧
她是中国芭蕾艺术事业先驱者，她编排的《西班牙女儿》是中国人编导的第一部外国芭蕾舞剧；她是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编导之一，她与李承祥、王希贤将西方芭蕾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表现手法精心结合，创造出民族芭蕾的世纪精品，五十年间影响几代中国人；她在作品中融合西方芭蕾的优雅曼妙与中国舞蹈的传统风韵，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她是中国舞蹈“荷花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投身芭蕾编导事业六十年，不断探寻芭蕾艺术的中国之路。
她就是著名芭蕾舞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中央芭蕾舞团原副团长蒋祖慧。北京盛夏的午后，记者来到蒋祖慧家中采访，一进客厅便看到窗下安装着一根把杆，泛着浅木色的光泽，正对面墙上则是一幅练功镜，置身其中让人感受到芭蕾艺术的优雅灵动和练功时的寂寞艰辛。蒋祖慧身着一袭墨蓝底碎花连衣裙，端庄大方、亲切随和，在时光的静谧中娓娓道来她与芭蕾之间的难忘往事、《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历程和对中国芭蕾艺术发展的思索展望。
《西班牙女儿》
芭蕾民族化初探之作
岁月悠扬，千回百转。蒋祖慧年少时便与舞蹈结下不解之缘。1948年底，蒋祖慧的母亲、著名作家丁玲在莫斯科观看由普希金抒情诗改编的芭蕾舞《泪泉》，优美的舞姿和动听的音乐，令她萌生让女儿学舞蹈的想法。在母亲的开导下，原本就喜欢文艺的蒋祖慧前往平壤，师从著名舞蹈家崔承喜学习技艺。“因为我从农村长大，与舞蹈接触很少，一两年都不摸门。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回国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一名舞蹈演员。后来崔承喜又到中国办舞研班，整理了大量中国戏曲舞蹈，还请各曲种名家为我们示范动作，我边跳边学逐渐入门。我喜欢芭蕾，更喜欢中国戏曲，老师也鼓励我们这些学员日后传承中国舞蹈。”
底蘊深厚、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戏曲吸引着蒋祖慧，她也有志于此，然而命运依然将她引向芭蕾舞艺术之门。1955年初，蒋祖慧被文化部选派去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学习编导。在这所聚集了当时苏联最优秀的音乐、美术、戏剧、舞蹈教师的艺术殿堂里，她用五年时间勤勉学习打下扎实基础。留学第四年的暑假，蒋祖慧第一次以编导身份回国，为将自己的毕业作品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排演而努力着。芭蕾舞剧《西斑牙女儿》是由苏联艺术家齐齐拉斯尔根据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杰出剧作家洛佩·德维加的诗剧《羊泉村》改编而成，蒋祖慧在齐齐拉斯尔作品基础上重新进行编排。她辗转联系到天津歌舞剧院，给时任院长王莘和副院长曹火星写信请求到那里排一部芭蕾舞剧，得到两位领导的支持。
“我特别感谢天津歌舞剧院的两位院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曲作者曹火星和《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这两位来自解放区的老前辈鼓励信任年轻人，很支持我去团里排《西班牙女儿》。我此前没有跟现场伴奏的乐团打过交道，曹火星会对我提醒指点，给予充分的关怀。我选择《西班牙女儿》也是有考虑的，作品讲述羊泉村一位女英雄的故事，中国人喜欢英雄。这部芭蕾舞剧中含有西班牙舞段落，正好可以解决当时我们国内芭蕾舞演员匮乏的问题。排练时我把演员分为两拨，一拨跳足尖舞，其余练西班牙舞。另外，因为这出戏舞蹈性、戏剧性都非常强，我让大家加强表演，演员们非常刻苦，经常自己加练。”
热爱事业、追逐梦想的人忘记疲惫，全心投入芭蕾事业的蒋祖慧以身作则。排练《西班牙女儿》时，她领着演员连续7周没有放假。忆起这段往事，带着感慨也怀着一丝内疚，蒋祖慧动情地谈道：“我1960年6月下旬到天津进团排练，每天白天排练晚上编舞，全靠自己一人。那时没有录像回放，每一个动作都要我排练时现场示范。由于时间紧张，于是我便紧锣密鼓地展开工作。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唐莹，练得十个脚趾头都在流血，但仍默默坚持。有时我批评她口无遮拦，她也不吭一声，怕我对她放松要求。直到几十年后我们都退休了，再次相聚时她才道出当年心中的‘委屈’。我听后既感动又惭愧，眼泪都要流下来。”三个多月的认真付出终得回报，《西班牙女儿》演出获得成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由中国人排演的芭蕾舞剧，并曾经代替由外国人编导的节目，成为周恩来总理招待外宾的优秀作品。
1961年10月，蒋祖慧从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编导系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后改名中央歌舞剧院，现为中央芭蕾舞团），自此走上编导之路。对于蒋祖慧而言，《西班牙女儿》不仅是她编导的毕业大戏，而且是自己实践导演理论、对比中西方芭蕾异同、致力于芭蕾舞民族化的良好开端。排演《西班牙女儿》时她还进行详细案头分析，而今回想，蒋祖慧感慨良多：“我参与编导的《红色娘子军》能取得成功，离不开在排《西班牙女儿》时取得的宝贵经验。不仅是我，《红色娘子军》另外两位编导也都如此，李承祥在国内编过舞剧《鱼美人》，王希贤是和我一起留苏的编导系同窗，曾经排演过《泪泉》。这些自己用心创作和实践的点滴过程对取得事业成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红色娘子军》
编创民族芭蕾世纪精品
2014年是《红色娘子军》首演五十周年。半个世纪以来，这部民族芭蕾世纪精品影响几代国人，创造并成就了中西文化在芭蕾艺术领域完美融合的非凡奇迹。蒋祖慧正是《红色娘子军》编导之一，是这座中国芭蕾傲人里程碑的一位奠基者。“每当回忆起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历程，我就会首先想到周恩来总理，他从一开始就关怀、鼓励、支持中国芭蕾舞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他和苏联专家亲切交谈合影，观看苏联专家为我们排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吉赛尔》等，看我们这些年轻编导排的《西班牙女儿》、《泪泉》、《巴黎圣母院》等剧目。1963年11月下旬，周总理看完《巴黎圣母院》后到休息室和我们亲切交谈，要我们更努力地学习芭蕾舞，同时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你们可以创作我们自己的革命题材舞剧。在周总理的鼓励下，我们着手编排中国题材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在这种环境中诞生。后来中央芭蕾舞团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不断学习国外芭蕾舞和不断创作自己的优秀舞剧。” 穿越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编创《红色娘子军》的日日夜夜在蒋祖慧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1963年12月下旬，中央芭蕾舞团正在上海演《天鹅湖》和《巴黎圣母院》时，上级来电要求编导1964年1月赶回北京，参加研究芭蕾舞团创作革命题材剧目问题。舞团领导经过商议由李承祥和王希贤回京，芭蕾舞团肖慎团长和蒋祖慧继续留在南京完成演出任务。当1月中旬她回到北京时，会议已经结束。蒋祖慧神情专注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王希贤告诉我艺术家们提出不少内容供舞团参考。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提出‘达吉和她的父亲’这一选题，理由是少数民族题材会好看；周巍峙谈到‘白衣战士’等选题；李承祥和王希贤讲起‘红岩’和‘红色娘子军’的选题。当时中央芭蕾舞团隶属于中央歌舞剧院，时任院长赵沨最终支持排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提议，认为有三个优势：一是家喻户晓，二是主题歌好，三是以女性为主，适合用芭蕾形式表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讨论民主开放，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谁的想法好就听谁的。”
作为当时中央芭蕾舞团的三位年轻编导，蒋祖慧、李承祥和王希贤在排演多年西方芭蕾之后，终于迎来创作自己民族芭蕾舞剧的机会，大家兴奋不已。谈起接到任务时的喜悦之情和初期的创作思考，蒋祖慧興致盎然：“电影《红色娘子军》我们那样熟悉，剧情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非常感人，里面的矛盾冲突激烈，人物形象鲜明，祝希娟塑造的琼花、王新刚饰演的洪常青、陈强刻画的南霸天早已印刻在观众的脑海中，这些都为我们塑造舞蹈形象提供诸如形体外貌、性格特点等许多方便。但冷静下来细想，把电影改编成舞剧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首先是电影中的场景很多、情节丰富、变换很快，而舞剧的场景则相对固定，也不会有太多。用语言展现各自的性格特点和彼此关系，比用舞蹈语汇来表现要容易。正当想着怎样从电影剧本和电影评论中理出头绪、列出结构时，领导决定组织我们三个编导，作曲吴祖强，舞美马运洪、梁晔及四位演员去海南岛体验生活。”
蓝天白云，椰林黎寨。蒋祖慧一踏上海南岛，立即被这里的绮丽风光和独特民情吸引。她和同事们走进椰林深处的寨子，和老乡们同吃同住感受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尽管半个世纪的时光匆匆而过，但这段记忆在蒋祖慧脑海中至今依旧鲜活生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头戴斗笠、身着鲜艳上衣和肥大喇叭裤的妇女，她们在椰林树下挑着重担一颤一颤地走着，矫健而又优美。我们到当年苏区开万人大会的红场，老赤卫队员带领我们参观，讲开大会的盛况。参加的有红军战士、赤卫队员，还有拿着红缨枪的儿童团员，群众围在四周唱歌喊口号，很是热闹。于是，在创作中我们把琼花参军的地点安排在万人大会现场。在一望无际的椰林里，我们看到有的椰子树可能在刚冒头时受了打击，先横着长了一段，再向上生长，我们立刻感觉这和琼花的命运很像。后来在做舞台布景时，把它放到了第一幕里。这是我第一次为创作而深入生活，当时每到一地都产生强烈的新鲜感和浓厚的兴趣。”
从巍巍五指山到清清万泉河，此次海南之行蒋祖慧走访了许多地方。丰富的实践体验，用心的观察思考，使这位青年芭蕾舞编导从电影已有模式中跳出，看到现实中各族同胞火热的生活经历，听到当年娘子军连队不屈感人的英雄气概。“就这样，琼花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渐渐丰满，当我们再回到海口研究舞剧脚本时，便很顺利地找出6个场景和主要事件，梳理舞剧框架结构。林默涵、赵沨看后给予认可，表示满意。而后几位编导分工，又顺利地写出各场的音乐长度表。”
1964年5月中旬，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投入排练。7月中旬，全剧在钢琴伴奏下进行联排，大家都为任务的高质量、高效率完成而兴高采烈。“这时赵沨院长对我们说，咱们再在礼堂进行一次联排，请部队和文艺界的人看看，冷静下来听听他们的意见以便发现不足。离国庆演出还有时间，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工，使演出让领导满意，让艺术家满意，让群众满意。现在回想起来，赵沨院长真是有水平，这次修改对《红色娘子军》公演后的成功起到重要作用。”
在赵沨的安排下，部队和文艺界人士一起对《红色娘子军》进行观摩，提出不少意见。给蒋祖慧印象最深的是演员们只像“娘子”不像“军”的问题：“北京军区政治部和其他部队同志看完认为戏不错，但觉得演员只像‘娘子’不像‘军’。座谈会后，他们同意接受我们全团130位演员和乐队演奏员去38军‘当兵’，进行两周的体验生活。在这期间，创作人员消化意见，进行创作修改。这次‘当兵’的收获是多方面的，演员们回来后兴奋热烈地向我们谈到在部队学习战士动作、一起队联欢等生活情形。他们还自编舞蹈小品给编导参考，这又为我们带来新的灵感，重新排了几个舞段。令人难忘的第二场娘子军舞就是李承祥受演员讲述启发重新编排的。改编后娘子军群舞演员拿刀和枪，还加上喊口号，热烈的气氛生动艺术地再现出来。”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9月下旬，《红色娘子军》编导和全体演员在北京天桥剧场迎来了周总理。“因为出色完成重要任务，彩排结束后我们看到周总理都非常高兴，争着向他汇报，周总理给予大家热情的鼓励。”周总理随后邀请《红色娘子军》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进行国庆招待外宾的演出。那是《红色娘子军》首次公开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由此开启这部红色经典芭蕾舞剧半个世纪的艺术辉煌。
《不寻常的婚礼》
探寻芭蕾艺术思想
“文革”结束后，与世界芭蕾中断10多年联系的中国芭蕾舞开始复苏。蒋祖慧历经曲折磨砺得以再度进行艺术创作，让芭蕾舞超越肢体语言表达深层次思想，是她探索努力的方向。其中根据鲁迅作品《祝福》改编的芭蕾舞剧《祝福》第二幕《不寻常的婚礼》，就是蒋祖慧在《红色娘子军》之后编导的又一部杰作。《不寻常的婚礼》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谈起编创这出舞剧的初衷和其间的艰辛，蒋祖慧的语气中透着坚定执着：“有人不同意我改编《祝福》，觉得人物形象灰暗凄苦，而且鲁迅先生的作品比较严肃，很不好改。但我记得有位前苏联导演说过：‘艺术人物成功与否要看你怎么去选择，从哪个角度去塑造。’祥林嫂这个人物写得非常好，值得尝试。芭蕾舞不一定非得热热闹闹，也可以表现深刻性的主题。”
正在此时，母亲丁玲支持了她。“母亲说，‘我现在一想到祥林嫂，还有点心酸’。这让我感觉到鲁迅先生的作品很有生命力。母亲认为我可以从中挖掘美的内涵，因此我后来在这个基调上进行编排，对鲁迅先生文章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层次了解，理解他所揭露和批判的，比如‘把美的东西撕碎’这样抽象深刻的主题。为进一步熟悉小说中的环境，我特意前往浙江绍兴水乡深入生活，获得直观透彻的感悟。创作中我加入亲身经历和思考：‘文革’期间，我因和王希贤一起创作《南海长城》舞剧脚本，受到江青批评。1970年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红艺五七干校。很多平时熟悉、关系好的人被环境左右，做出种种举动，人性复杂肮脏的一面展示而出。这与鲁迅先生笔下所描述旧时人们的盲目任从及劣根性一样，我希望通过芭蕾舞把这种思索表现出来。”
带着这种情感，蒋祖慧将芭蕾舞剧结尾设计得极富冲击力，悠长的美好之后突入而来的悲剧更显猛烈，给观众留下品味回想的空间。这出芭蕾舞剧在1980年中直机关文艺单位举行文艺节目评比中一举夺得编导、作曲、演出三个一等奖，随后应邀到美国、苏联、英国等9个国家进行演出，获得赞誉。
2014年1月，蒋祖慧获评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终身成就奖。于幕后默默耕耘半个多世纪的她难得地走到聚光灯下，在观众热烈的祝贺与诚挚的敬意中捧起彪炳中国舞蹈艺术家毕生最高艺术成就的金色奖杯。喜悦之余，蒋祖慧依然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芭蕾的未来：“不仅是传承还要向前发展，更要强调整体素养的提升。热爱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尽心事业而不是事业中的私利，这样才能做到无私。舞台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凭着热爱和勤奋，经过磨练与沉淀，持之以恒地下真功夫，就是演普通群众也照样能气定神闲、活灵活现、绽放光彩；如果心术不正、技艺不精，哪怕费尽心力争上所谓的主角也不过是个小演员，一时风景。要成为优秀的芭蕾舞艺术家，除表现技巧外，更重要的是真正理解与领悟人物的思想和精神、气质与内涵，这就需要不断完善，提升全面的个人修养。”
责任编辑 华南
在周总理的鼓励下，我们着手编排中国题材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在这
种环境中诞生。后来中央芭蕾舞团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不断学习国外芭蕾舞和不断创作自己的优秀舞剧。 ——蒋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