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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是一座文明之城。这里有凡·高描摹的金灿灿的“向日葵”，亦有伦勃朗捕捉的“夜巡”中的光影。优秀的文学渗透到这样的城市，比城市里古色古香的建筑和历史更能抗击岁月的步伐。被公认为英国“国民作家”的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便凭借一部“小长篇”《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一举摘得了1998年英国曼布克文学奖的桂冠。
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容许人们选择安乐死的城市，这一点恐怕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备受病痛折磨的人可以在这个城市对自己生命存续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麦克尤恩和他的远足同伴达成了一个有趣的协议：如果二人之中，有人开始罹患类似“老年痴呆”的病症，那么为了避免对方陷入屈辱不堪的境地，另一方就要把他带到阿姆斯特丹，以接受合法的安乐死。结果，一旦哪个人忘记带上了必备的远足设备或是记错了某个日期，对方就会戏谑地调侃：“嗨，你该去阿姆斯特丹了！”然而，这个小玩笑却促成了麦克尤恩的一个念头：如果把两个达成协议的人物放在小说里，让他们反目成仇，之后不约而同地引诱对方来到阿姆斯特丹，又同时谋害了对方的性命，这岂不是一个不错的故事？于是，《阿姆斯特丹》便渐渐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阿姆斯特丹》中的两位男主角，一位是“伟大的作曲家”克利夫·林雷，另一位则是一家“全国性大报”《大法官报》的主编弗农·哈利戴。两位男配角分别是富可敌国的出版商乔治·莱恩，另一位是极有可能问鼎首相宝座的现任外交大臣朱利安·加莫尼。从艺术界到新闻界，从文化界到政治界，这四个人真可谓国之栋梁。而这四个男人却是由一个女人莫莉联系到一起的。乔治是莫莉的丈夫，另外三位是她的老情人。莫莉的葬礼拉开了《阿姆斯特丹》的序幕，虽然她在开篇即已死去，但她生前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情人们的记忆之中。在莫莉的葬礼上，通过克利夫的视角，读者可以看到属于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众生相：“他四顾看着周遭这帮吊唁的人群，有很多跟他、跟莫莉同龄，上下相差不过一两岁。他们是何等兴旺发达，何等有权有势，在这个他们几乎蔑视了有十七年之久的政府底下，他们是何等地繁荣昌盛。”
克利夫与弗农虽拥有共同的情人，却是多年的好友。莫莉的死亡，让他们感到恐惧。两人相互约定，如果其中—人面临死亡，对方有责任帮助他有尊严地死去。于是，他们签下一纸契约，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为对方实行安乐死！这也为两人后来实现“共赴死亡”的契约埋下了伏笔。
从第二章开始，麦克尤恩分别以克利夫与弗农各自的行为轨迹作为平行线索，截取生活与工作的片段，从容不迫地勾勒出两人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由于麦克尤恩对古典音乐，尤其是巴赫的嗜好，所以他在章节布局上采用了对调格式，如同一支短小凝练的“二重奏”，两条线索并行不悖。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克利夫决定到山间远足。正当他在悬崖上通过腾空飞起的鸟儿寻觅到创作灵感的时候，在悬崖下方却正在发生一起强奸案。害怕丢掉创作灵感的克利夫却一直沉湎在自己的音乐里，无动于衷。
麦克尤恩的文字具有尼德兰室内画的静谧。他不动声色地直接把读者带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和克利夫一起感受他创作《千禧年交响曲》的心理过程：他如何自得、如何焦虑、如何遭遇瓶颈、如何打算到山间远足以实现突破、如何在灵感乍现的重要关头受到致命的干扰等。比如，当克利夫不愿出手相救那名正在遭受伤害的女子时，他在心里这样为自己开脱：“……就假装他没有到过那儿不就行了。他是没有到过那儿。他一直在他音乐当中。他的命运，他们的命运，相差云泥，根本就没有交集。那不是他该管的事。这才是他的事，而且并不容易对付……”穿插其间的妙趣横生的小插曲，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一块口香糖彻底地破坏了克利夫的心情：“他心情抑郁，已经觉得步幅有些不对称，就仿佛一条腿比另一条长出了一块。他一找到座位就脱下鞋来查看，结果发现有一团乌黑的口香糖已经被踩平了，深深嵌入他鞋底上那些锯齿形的纹路当中。他厌恶地撅起了上唇，直到列车都缓缓启动了，他仍旧在用小刀奋力地挑着、割着、刮着……多恐怖啊，竟然跟某个陌生人嘴巴里嚼过的东西有如此切近的接触。”
《大法官报》的主编弗农其实才华平庸，“他是个没什么棱角的人，既没什么缺点，也没什么美德，在大家眼里是个可有可无的主儿”。由于赶上报社所有权利益的重新调整，他侥幸当上了主编。葬礼之后，乔治给弗农打来电话，说他手里有一张莫莉生前拍摄的外交大臣加莫尼的照片，希望能够在《大法官报》上刊载。这是一张加莫尼穿着裙子、摆出猫步的易装照。可在弗农眼中，这成了挽救报纸发行量和打击加莫尼的致命武器。
弗农不顾众人的反对，决意刊载这张照片，以让加莫尼出丑，改变他在选民中的形象。他十分希望得到克利夫的支持。然而，克利夫却坚决反对弗农刊载照片，并痛斥弗农是“在莫莉的坟头上拉屎”。
原本是莫逆之交的两人心生龃龉。他们开始互相批判。读者可以通过他们各自的视角，看到对方的“真面目”。在弗农看来，克利夫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为了所谓的创作灵感，竟然对正在发生的强奸案视而不见：而在克利夫的眼里，弗农作为主编，不仅毫无创新性，居然还打着正义的旗号千方百计地搞臭加莫尼，目的不过是为了挽救报纸可怜的发行量。
随着两人危机感的加剧，一种语言节奏上的加速度也渐行渐快，直到崩溃的临界点，弗农被迫辞职。舆论普遍认为，弗农具有“讹诈者的阴暗心理，以及跳蚤的道德境界”。因为，在公众看来，“在这样的时代，属于个人私下里的无害的小嗜好，哪怕他们是公众人物，也仍旧只是他们自己的事。而只要是跟公众的利益无关的议题，讹诈者和伪善的告密小人的过时伎俩也就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舞台”。同时，他接到了来自克利夫的恶毒的诅咒信“你活该被炒鱿鱼”。弗农气急败坏，决心报复克利夫。
由于弗农的告发，克利夫不得不在《千禧年交响曲》创作的关键阶段，配合警局的警官调查案件，心力交瘁。在内心深处，克利夫将自己才思枯竭、灵感缺失的事实全部归罪到弗农身上，他觉得自己身上的天才禀赋已被弗农破坏殆尽。克利夫的创作最终宣告失败。《千禧年交响曲》被认为是抄袭之作，“显然，结尾的一个旋律是对贝多芬《欢乐颂》的无耻抄袭，不过加减一两个音符而已”。于是，他决计通过安乐死来报复弗农。就这样，两位最好的朋友，相约在阿姆斯特丹，在假意和好之后，各自为对方斟满了一杯毒酒，同时将对方置于死地。两人的相互谋杀，就如同他们当初约定的安乐死一样，充满了讽刺，而更加讽刺的是，最终从阿姆斯特丹运回他们尸体的人，竟是道貌岸然的外交大臣加莫尼和出卖妻子照片、坐收渔翁之利的乔治。
这部作品就像一部探查人类内心世界的探头，它挖掘了人性的脆弱和虚伪，反映了当下人们缺乏信仰的精神状态。美好的东西，需要经过漫长岁月的经营和维护；而仇恨与邪恶，却可以在顷刻之间就毁灭人们心中最为珍贵的情感。麦克尤恩以英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诗人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歧途》（The Crossroads）一诗的首句作为该小说的序言，可谓切中肯綮。“在这里相逢并拥抱的朋友已经离去，/各自奔向各自的错误”。
在奥登的另一首《葬礼蓝调》（Funeral Blues）中，他这样写道：
“拔停所有的时钟，切断电话，/给狗一块带汁的骨头，让它莫吠，/钢琴声歇，随着低沉的鼓声/抬出灵柩，让哀悼者到来。/让飞机在头顶上悲旋，/在天空中涂写着讯息：斯人已逝。/把黑纱系于信鸽的白颈，/让交警戴上黑棉手套。/他曾经是我的东，我的南，我的西，我的北，/我的工作日，我的休息日，/我的正午，我的子夜，/我的话语，我的歌声；/我以为爱可以永恒：我错了。/不再要星星，摘下每一颗，/包起月亮，卸下太阳，/倾泻大海，扫集森林；/因为一切都不会再有意义”。（笔者译）
麦克尤恩虽对女主人公莫莉着墨不多，可她却是一条隐形线索，将四个男人联系在一起。表面上看，这四个男人似乎都很爱莫莉，可实则不然。乔治不爱她，否则就不会拿着她拍摄的照片，四处买卖，坐收渔利；弗农不爱她，否则就不会做出刊载照片这种可笑可鄙之事；自私的克利夫，为了挽留灵感而置受害的女子于不顾，如果受害的女子换成莫莉，想来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变：而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惜利用老婆、孩子大打亲情牌的“易装癖”加莫尼就更谈不上爱莫莉了。“我以为爱可以永恒：我错了”。兴许，她曾经也是“我的东，我的南，我的西，我的北，/我的工作日，我的休息日，/我的正午，我的子夜，/我的话语，我的歌声”，可当爱情泯灭，友谊不再的时候，才知道“一切都不会再有意义”。那时，“共赴死亡”说不定也是一种很好的解脱吧。
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容许人们选择安乐死的城市，这一点恐怕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备受病痛折磨的人可以在这个城市对自己生命存续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麦克尤恩和他的远足同伴达成了一个有趣的协议：如果二人之中，有人开始罹患类似“老年痴呆”的病症，那么为了避免对方陷入屈辱不堪的境地，另一方就要把他带到阿姆斯特丹，以接受合法的安乐死。结果，一旦哪个人忘记带上了必备的远足设备或是记错了某个日期，对方就会戏谑地调侃：“嗨，你该去阿姆斯特丹了！”然而，这个小玩笑却促成了麦克尤恩的一个念头：如果把两个达成协议的人物放在小说里，让他们反目成仇，之后不约而同地引诱对方来到阿姆斯特丹，又同时谋害了对方的性命，这岂不是一个不错的故事？于是，《阿姆斯特丹》便渐渐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阿姆斯特丹》中的两位男主角，一位是“伟大的作曲家”克利夫·林雷，另一位则是一家“全国性大报”《大法官报》的主编弗农·哈利戴。两位男配角分别是富可敌国的出版商乔治·莱恩，另一位是极有可能问鼎首相宝座的现任外交大臣朱利安·加莫尼。从艺术界到新闻界，从文化界到政治界，这四个人真可谓国之栋梁。而这四个男人却是由一个女人莫莉联系到一起的。乔治是莫莉的丈夫，另外三位是她的老情人。莫莉的葬礼拉开了《阿姆斯特丹》的序幕，虽然她在开篇即已死去，但她生前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情人们的记忆之中。在莫莉的葬礼上，通过克利夫的视角，读者可以看到属于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众生相：“他四顾看着周遭这帮吊唁的人群，有很多跟他、跟莫莉同龄，上下相差不过一两岁。他们是何等兴旺发达，何等有权有势，在这个他们几乎蔑视了有十七年之久的政府底下，他们是何等地繁荣昌盛。”
克利夫与弗农虽拥有共同的情人，却是多年的好友。莫莉的死亡，让他们感到恐惧。两人相互约定，如果其中—人面临死亡，对方有责任帮助他有尊严地死去。于是，他们签下一纸契约，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为对方实行安乐死！这也为两人后来实现“共赴死亡”的契约埋下了伏笔。
从第二章开始，麦克尤恩分别以克利夫与弗农各自的行为轨迹作为平行线索，截取生活与工作的片段，从容不迫地勾勒出两人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由于麦克尤恩对古典音乐，尤其是巴赫的嗜好，所以他在章节布局上采用了对调格式，如同一支短小凝练的“二重奏”，两条线索并行不悖。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克利夫决定到山间远足。正当他在悬崖上通过腾空飞起的鸟儿寻觅到创作灵感的时候，在悬崖下方却正在发生一起强奸案。害怕丢掉创作灵感的克利夫却一直沉湎在自己的音乐里，无动于衷。
麦克尤恩的文字具有尼德兰室内画的静谧。他不动声色地直接把读者带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和克利夫一起感受他创作《千禧年交响曲》的心理过程：他如何自得、如何焦虑、如何遭遇瓶颈、如何打算到山间远足以实现突破、如何在灵感乍现的重要关头受到致命的干扰等。比如，当克利夫不愿出手相救那名正在遭受伤害的女子时，他在心里这样为自己开脱：“……就假装他没有到过那儿不就行了。他是没有到过那儿。他一直在他音乐当中。他的命运，他们的命运，相差云泥，根本就没有交集。那不是他该管的事。这才是他的事，而且并不容易对付……”穿插其间的妙趣横生的小插曲，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一块口香糖彻底地破坏了克利夫的心情：“他心情抑郁，已经觉得步幅有些不对称，就仿佛一条腿比另一条长出了一块。他一找到座位就脱下鞋来查看，结果发现有一团乌黑的口香糖已经被踩平了，深深嵌入他鞋底上那些锯齿形的纹路当中。他厌恶地撅起了上唇，直到列车都缓缓启动了，他仍旧在用小刀奋力地挑着、割着、刮着……多恐怖啊，竟然跟某个陌生人嘴巴里嚼过的东西有如此切近的接触。”
《大法官报》的主编弗农其实才华平庸，“他是个没什么棱角的人，既没什么缺点，也没什么美德，在大家眼里是个可有可无的主儿”。由于赶上报社所有权利益的重新调整，他侥幸当上了主编。葬礼之后，乔治给弗农打来电话，说他手里有一张莫莉生前拍摄的外交大臣加莫尼的照片，希望能够在《大法官报》上刊载。这是一张加莫尼穿着裙子、摆出猫步的易装照。可在弗农眼中，这成了挽救报纸发行量和打击加莫尼的致命武器。
弗农不顾众人的反对，决意刊载这张照片，以让加莫尼出丑，改变他在选民中的形象。他十分希望得到克利夫的支持。然而，克利夫却坚决反对弗农刊载照片，并痛斥弗农是“在莫莉的坟头上拉屎”。
原本是莫逆之交的两人心生龃龉。他们开始互相批判。读者可以通过他们各自的视角，看到对方的“真面目”。在弗农看来，克利夫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为了所谓的创作灵感，竟然对正在发生的强奸案视而不见：而在克利夫的眼里，弗农作为主编，不仅毫无创新性，居然还打着正义的旗号千方百计地搞臭加莫尼，目的不过是为了挽救报纸可怜的发行量。
随着两人危机感的加剧，一种语言节奏上的加速度也渐行渐快，直到崩溃的临界点，弗农被迫辞职。舆论普遍认为，弗农具有“讹诈者的阴暗心理，以及跳蚤的道德境界”。因为，在公众看来，“在这样的时代，属于个人私下里的无害的小嗜好，哪怕他们是公众人物，也仍旧只是他们自己的事。而只要是跟公众的利益无关的议题，讹诈者和伪善的告密小人的过时伎俩也就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舞台”。同时，他接到了来自克利夫的恶毒的诅咒信“你活该被炒鱿鱼”。弗农气急败坏，决心报复克利夫。
由于弗农的告发，克利夫不得不在《千禧年交响曲》创作的关键阶段，配合警局的警官调查案件，心力交瘁。在内心深处，克利夫将自己才思枯竭、灵感缺失的事实全部归罪到弗农身上，他觉得自己身上的天才禀赋已被弗农破坏殆尽。克利夫的创作最终宣告失败。《千禧年交响曲》被认为是抄袭之作，“显然，结尾的一个旋律是对贝多芬《欢乐颂》的无耻抄袭，不过加减一两个音符而已”。于是，他决计通过安乐死来报复弗农。就这样，两位最好的朋友，相约在阿姆斯特丹，在假意和好之后，各自为对方斟满了一杯毒酒，同时将对方置于死地。两人的相互谋杀，就如同他们当初约定的安乐死一样，充满了讽刺，而更加讽刺的是，最终从阿姆斯特丹运回他们尸体的人，竟是道貌岸然的外交大臣加莫尼和出卖妻子照片、坐收渔翁之利的乔治。
这部作品就像一部探查人类内心世界的探头，它挖掘了人性的脆弱和虚伪，反映了当下人们缺乏信仰的精神状态。美好的东西，需要经过漫长岁月的经营和维护；而仇恨与邪恶，却可以在顷刻之间就毁灭人们心中最为珍贵的情感。麦克尤恩以英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诗人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歧途》（The Crossroads）一诗的首句作为该小说的序言，可谓切中肯綮。“在这里相逢并拥抱的朋友已经离去，/各自奔向各自的错误”。
在奥登的另一首《葬礼蓝调》（Funeral Blues）中，他这样写道：
“拔停所有的时钟，切断电话，/给狗一块带汁的骨头，让它莫吠，/钢琴声歇，随着低沉的鼓声/抬出灵柩，让哀悼者到来。/让飞机在头顶上悲旋，/在天空中涂写着讯息：斯人已逝。/把黑纱系于信鸽的白颈，/让交警戴上黑棉手套。/他曾经是我的东，我的南，我的西，我的北，/我的工作日，我的休息日，/我的正午，我的子夜，/我的话语，我的歌声；/我以为爱可以永恒：我错了。/不再要星星，摘下每一颗，/包起月亮，卸下太阳，/倾泻大海，扫集森林；/因为一切都不会再有意义”。（笔者译）
麦克尤恩虽对女主人公莫莉着墨不多，可她却是一条隐形线索，将四个男人联系在一起。表面上看，这四个男人似乎都很爱莫莉，可实则不然。乔治不爱她，否则就不会拿着她拍摄的照片，四处买卖，坐收渔利；弗农不爱她，否则就不会做出刊载照片这种可笑可鄙之事；自私的克利夫，为了挽留灵感而置受害的女子于不顾，如果受害的女子换成莫莉，想来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变：而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惜利用老婆、孩子大打亲情牌的“易装癖”加莫尼就更谈不上爱莫莉了。“我以为爱可以永恒：我错了”。兴许，她曾经也是“我的东，我的南，我的西，我的北，/我的工作日，我的休息日，/我的正午，我的子夜，/我的话语，我的歌声”，可当爱情泯灭，友谊不再的时候，才知道“一切都不会再有意义”。那时，“共赴死亡”说不定也是一种很好的解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