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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叶亭四迷是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其文论《小说总论》和长篇小说《浮云》影响深远。《小说总论》从“形”与“意”的关系入手，阐明了“意”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摹写的创作方法。《浮云》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近代小说，塑造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本文从二叶亭四迷的理论主张、创作实践及小说文本入手，分析二叶亭四迷独具一格的写实主义特征。
关键词： 二叶亭四迷 《小说总论》 《浮云》 写实主义
1887年（明治20年）前后，日本近代文学开始觉醒，以写实主义的姿态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时期，首先是坪内逍遥于1885年刊行了小说《当世书生气质》和文论《小说神髓》。之后，1886年4月，二叶亭四迷在《中央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评论《当世书生气质》的前言部分，命名为《小说总论》。1887年6月至1889年8月，二叶亭的首部长篇小说《浮云》一至三编先后发表。奥野健男表示：“《浮云》被称为日本最初写成的真正的近代小说，我认为这象征了之后日本文学的性格与命运。”①
1.《小说总论》的写实主义主张
《小说总论》是以“形”与“意”的关系为中心而展开的艺术论、小说论。“只要存在形（form），必同时存在着意（idea）。意通过形展现，形依靠意而存在”②。这里的“形”指现象和事物，而“意”则是包含于现象和事物之中的、最本质的天性，是物表现为某种“形”的原因。形与意互相依存，意更重要。
在形意关系的基础上，二叶亭进一步论述：在实际存在的某事、某物中，“意”并不能完全地显现出来。各个具体的事物均有其自身特有的形状，因而“意”被隐藏起来，明确、完整地显现“意”受到了妨碍。换言之，“意”与具体的事物之间存在“普遍—个体”的关系。“形表现为偶然的个体，变化无常，而意是自然的必然性，万古不变。应以不易者为目标，而不以无常者为鹄的。”在偶然中探求自然，在“多”中寻求“一”，亦是作为人不可或缺的追求。至此，二叶亭提出了其文学目标，亦是其作为人的目标——对意（即真理）的不懈追求。
二叶亭将上述认识论具体到小说创作中，认为美术（即艺术）是探求真理的方法之一。通过感动感知到无形的“意”，并赋之以形，使平常人也能容易地感知，这就是美术的功能。作为艺术形态之一的小说，要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现象（形）中直接感知到其自然情态（意），并把这种感知直接传递给读者，必须采用摹写的方法。“所谓摹写，即借实相写出虚相。如前所述，虽然自然之意必然蕴含在实相界的诸现象中，但却被其偶然的形所遮蔽，不能明白地显现。小说中所摹写的现象，当然也和这种偶然的现象没有差别，通过语言的措辞、构思的形象，在这种偶然的形中明确地写出自然之意，这就是摹写小说的目的所在”。创作的“借实写虚”，应执行“典型化”的创造过程——首先从杂多个体中抽象出普遍性，再由普遍性回归到个体（“个体→普遍→个体”）。
需要注意的是，二叶亭认为，“借实写虚”、摹写自然之意时，作品的构思和发展必须符合逻辑，合乎道理，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表现要前后一致，自然地进行，切忌突兀地一味在作品中表现作者本身的“理想”。他认识到，文学创作在发挥作者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必须受到现实理性规则的制约，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创作出意形兼备的优秀作品。这种辩证性的认识和把握是二叶亭写实主义的特色之一。
与上述写实主义的主张一致，二叶亭作为小说家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怀有“我以我笔写真理”的理想，创作出了日本近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浮云》，在日本近代文学中首次真实刻画出了“小人物”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2.《浮云》的写实主义表现：创作及文本
2.1源自现实的“典型化”创作特点
《浮云》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二叶亭借以达到“借实写虚”这一摹写方法效果的着眼点——“个体→普遍→个体”的“典型化”创造过程。
小说塑造了小知识分子内海文三、文三的叔母阿政、堂妹阿势、前同事本田升等一系列个性鲜明、具有现实意义的人物形象。从静冈老家来到东京叔父家寄居的文三生性正直敦厚，自小饱尝生活的艰辛和寄人篱下的痛苦。他依靠自己的苦学力行，顺利完成学业，谋到了下级官吏一职，但后来却因不善阿谀逢迎而被免职。在担任小官吏的职位时，文三憧憬着与“新女性”阿势结婚、把母亲从乡下接来，一家人安身立命，过上安稳的幸福生活。但在遭受到被解雇的不公平待遇之后，文三在叔父家重新被打回到“寄宿者”地位，被叔母阿政视为家庭的沉重负担，而他对爱情和家庭的美好幻想也随之灰飞烟灭。与文三的善的“理想主义”相对立的，是由阿政和文三的前同僚本田升组成的世俗、势利、污秽的“现实主义”世界。文三的爱情幻想对象——少女阿势，则在两个世界中摇摆不定，不断受到周围人物的影响，表现出动摇、嬗变的状态。在俗世的刺激之下，阿勢逐渐褪去受过教育、有学问、重真理的新式女青年的外衣，露出了见异思迁、浮夸、轻佻的本性。
《浮云》的人物均经过了作者的精心设计，在人物身上预设了作者的“理想”。二叶亭在《作家苦心谈》（1897年）中就《浮云》的创作意图论述如下：
“大致从第三回开始，决意要写日本的新思想和旧思想。阿政代表旧思想，升、文三、阿势代表新思想。旧思想的根底确实非常深远，所以新思想如果不与之调和，就不能发展自己的势力。新思想中肯定有文三这样的进步类型，但大多数且能够成功、成气候的，还是升这样的人物。在学校的时候，即使具备高尚的想法，也不过是装腔作势，进到社会中，大都成了升那样的人。”
之后，二叶亭在《我这半生的忏悔》（1908年6月）中，将这种新旧思想、善恶的对立归纳为对“日本文明之内面”的批判，并对作品人物是否存在原型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虽然并非没有原型，但原型并不能参考书本照搬过来，当然也不会直接认为某人有趣而直接拿来作为原型。自己的头脑中对当时青年男女的倾向已经模模糊糊地有了抽象的观念，为将这些观念具体化，采用何种风格、形式为好，对此我反复琢磨，发现之前偶然在某个地方所遇到过的人，或者是自己之前认识到的人的里面，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上与自己所有的抽象观念一脉相通的人。因此以这个人为基础而加以典型化。去除掉该人所具有的自己的个性，将其纯化为典型，在此过程中，典型并不是观念而是具体的人物，这样便达到了最初的目的。” 二叶亭在塑造《浮云》的人物形象时，先从当时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女的形态中获取抽象观念，形成了自己要在作品中表达的理念，再依据这种观念将自己接触过的人物个体典型化，成为具体、真实而非观念性的人物。这使《浮云》的人物具有了现实性、普遍性，如同生活在读者身边的活灵活现的人，达到了意形兼备的效果。
《浮云》中新旧对立的主题，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浮云》创作的社会背景，可以从中村光夫《明治文学史》中察得：
“到了明治17、18年左右，士族作为一个阶级开始走向消解的倾向才渐渐清晰起来，故在学生中平民子女的人数开始增多，明治社会乃是由武士出身者建立起来的町人国家的形象终于明显化了。
这里不久出现了实利和出人头地主义支配下的军国主义国家，对此自由民权的幻想成为接受了维新风气的青年不惜牺牲生命而坚信的最后之理想，而这个幻想消失之后，则以不易消去的形式留下精神的空白，稍后这个精神空白终于找到了与政治小说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③
明治20年代前后，日本近代新型国家形态初具规模。二叶亭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转折时期具有近代自我觉醒、试图堂堂正正做人而不能的青年（特别是知识阶层）的精神空白，塑造出为当时日本的藩阀政治和实利社会所不容的，被孤立、疏离的“多余人”形象。1889年夏天，《浮云》第三编完成之际，二叶亭在日记中对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小说家的意义作了如下描述：“执一支笔，写出国民的性格、风俗和志向，国家的大势，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在学者和道德家们目不所及之处，求得真理，以获得自我心安，兼以助众人渡世。”④二叶亭严肃认真地思考作为人本来该有的正确生存方法，深切地感受到了觉醒的自我与近代日本现实社会之间的鸿沟，将写人的性格与写国家大势、写人们的生活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刻画出了官僚制国家政体和实利主义社会中逐渐被现实完全疏离的知识分子——文三的内面真实：虽仍怀有理想主义的幻想，却不得不逐渐觉醒；在认识他人的同时，深化了对于自身的认识；面对恶俗的现实，顽强地进行着消极的对抗。《浮云》在塑造人物方面“典型化”的成功，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的讨论，均可视为二叶亭四迷“我以我笔写真理”的作家理想的成功实现，也奠定了他写实主义先驱的文学史地位。
2.2深层的现实——日常性的发现
《浮云》围绕文三被撤职一事展开，在叔父家的日常生活中着力刻画了文三消极、反复、苦闷的内心纠葛。这种写平凡人的真实、平凡状态的作品，在当时曾一度被贬为“无聊的通俗小说”（德富苏峰《浮云（两编）漫评》）。对此，二叶亭在《浮云》第三编的序文中进行了反驳：“该小说本来即起因于无聊事而作，因此人物和事实均难免无聊，这是作者心知肚明的事。但作者认为这些无聊的事情中包含着无聊所固有的趣味性，这正是作者尝试执笔写作的原因。”前田爱认为二叶亭的反驳触及到了《浮云》现实主义的核心。在“无聊事”——即日常性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现实。在深层的荒诞世界中把握司空见惯的表层世界结构，这就是《浮云》的方法。二叶亭借“无聊所固有的趣味性”这种方法成功展现了深层现实。⑤
纵观日本文学史，对“无聊事”的日常性中所包含的深层意义的发现，是重视写实的二叶亭四迷对日本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论述：
“正如风景从前就存在一样，素颜本来就存在的。但是，这个素颜作为自然的存在而成为可视的并不在于视觉。为此，需要把作为概念（所指）的风景和脸面处于优越位置的‘场’颠倒过来。只有这个时候，素颜和作为素颜的风景才能成为‘能指’。以前被视为无意义的东西才能见出深远的意义。……
正是這样的颠倒我称之‘风景的发现’。顺便说一句，柳田国男读了《浮云》据说对于小说里的主人公不是才子佳人而是平凡的人物感到惊讶。……这个时候，无处不在的到处都有的素颜开始具有了意义。”⑥
以上是对《浮云》中发掘出了真实、平凡人物的意义的注脚。二叶亭以写实主义者的创作态度发现了历来为人忽视的风景，让“无处不在的素颜”开始有了意义。他的“写实”并非“精英俯视平凡民众”类型的文学创作，其作品人物的身份——官僚制国家中的小知识分子，与作者本人的身份具有重合性。这样便赋予了文三的挣扎和苦闷以最真实的意义。
通过日常性来写人物内面，二叶亭在明治20年代初即已完成的这种小说模式具有超前性，不能为当时的文坛所认可，二叶亭自身也在《浮云》第三编后搁笔，中止了创作。但这部孤峰般的小说却成为之后日本文学的典范，奠定了日本近代以来文学的基本性格。从明治30年代专写“内面之真实”的自然主义称霸日本文坛，到国民作家夏目漱石在日常性中深刻剖析人性，以及日本近代以来独特的、经久不衰的、以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而创作的“私小说”，都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所开创的独特写实主义的特点。
结语
本文通过对二叶亭四迷《小说总论》及《浮云》的考察，分析了二叶亭四迷早期独特的写实主义特色。二叶亭认为优秀的作品应“意形兼备”，必须采用“借实写虚”的摹写方法，在文章的措辞、构思上煞费苦心。《浮云》践行了《小说总论》的主张，作家怀着写人物性格与国家大势相结合、追求真理的热情，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敏感地抓住了日常性的意义，写出了平凡人的真实内面。二叶亭理论与创作实践并举，为日本近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极高的起点，影响深远。
注释：
①奥野健男.日本文学史 从近代到现代.日本：中央公论社，1972：26.
②二叶亭四迷.二叶亭四迷全集（第五卷）.岩波书店，1981.
③中村光夫.筑摩丛书9明治文学史.筑摩书房，1963：73.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28.
④宫崎梦柳等.现代日本文学大系I政治小说·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筑摩书房，1971：422.
⑤前田爱.都市空间中的文学.筑摩书房，1982：306-338.
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46-47.
关键词： 二叶亭四迷 《小说总论》 《浮云》 写实主义
1887年（明治20年）前后，日本近代文学开始觉醒，以写实主义的姿态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时期，首先是坪内逍遥于1885年刊行了小说《当世书生气质》和文论《小说神髓》。之后，1886年4月，二叶亭四迷在《中央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评论《当世书生气质》的前言部分，命名为《小说总论》。1887年6月至1889年8月，二叶亭的首部长篇小说《浮云》一至三编先后发表。奥野健男表示：“《浮云》被称为日本最初写成的真正的近代小说，我认为这象征了之后日本文学的性格与命运。”①
1.《小说总论》的写实主义主张
《小说总论》是以“形”与“意”的关系为中心而展开的艺术论、小说论。“只要存在形（form），必同时存在着意（idea）。意通过形展现，形依靠意而存在”②。这里的“形”指现象和事物，而“意”则是包含于现象和事物之中的、最本质的天性，是物表现为某种“形”的原因。形与意互相依存，意更重要。
在形意关系的基础上，二叶亭进一步论述：在实际存在的某事、某物中，“意”并不能完全地显现出来。各个具体的事物均有其自身特有的形状，因而“意”被隐藏起来，明确、完整地显现“意”受到了妨碍。换言之，“意”与具体的事物之间存在“普遍—个体”的关系。“形表现为偶然的个体，变化无常，而意是自然的必然性，万古不变。应以不易者为目标，而不以无常者为鹄的。”在偶然中探求自然，在“多”中寻求“一”，亦是作为人不可或缺的追求。至此，二叶亭提出了其文学目标，亦是其作为人的目标——对意（即真理）的不懈追求。
二叶亭将上述认识论具体到小说创作中，认为美术（即艺术）是探求真理的方法之一。通过感动感知到无形的“意”，并赋之以形，使平常人也能容易地感知，这就是美术的功能。作为艺术形态之一的小说，要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现象（形）中直接感知到其自然情态（意），并把这种感知直接传递给读者，必须采用摹写的方法。“所谓摹写，即借实相写出虚相。如前所述，虽然自然之意必然蕴含在实相界的诸现象中，但却被其偶然的形所遮蔽，不能明白地显现。小说中所摹写的现象，当然也和这种偶然的现象没有差别，通过语言的措辞、构思的形象，在这种偶然的形中明确地写出自然之意，这就是摹写小说的目的所在”。创作的“借实写虚”，应执行“典型化”的创造过程——首先从杂多个体中抽象出普遍性，再由普遍性回归到个体（“个体→普遍→个体”）。
需要注意的是，二叶亭认为，“借实写虚”、摹写自然之意时，作品的构思和发展必须符合逻辑，合乎道理，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表现要前后一致，自然地进行，切忌突兀地一味在作品中表现作者本身的“理想”。他认识到，文学创作在发挥作者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必须受到现实理性规则的制约，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创作出意形兼备的优秀作品。这种辩证性的认识和把握是二叶亭写实主义的特色之一。
与上述写实主义的主张一致，二叶亭作为小说家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怀有“我以我笔写真理”的理想，创作出了日本近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浮云》，在日本近代文学中首次真实刻画出了“小人物”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2.《浮云》的写实主义表现：创作及文本
2.1源自现实的“典型化”创作特点
《浮云》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二叶亭借以达到“借实写虚”这一摹写方法效果的着眼点——“个体→普遍→个体”的“典型化”创造过程。
小说塑造了小知识分子内海文三、文三的叔母阿政、堂妹阿势、前同事本田升等一系列个性鲜明、具有现实意义的人物形象。从静冈老家来到东京叔父家寄居的文三生性正直敦厚，自小饱尝生活的艰辛和寄人篱下的痛苦。他依靠自己的苦学力行，顺利完成学业，谋到了下级官吏一职，但后来却因不善阿谀逢迎而被免职。在担任小官吏的职位时，文三憧憬着与“新女性”阿势结婚、把母亲从乡下接来，一家人安身立命，过上安稳的幸福生活。但在遭受到被解雇的不公平待遇之后，文三在叔父家重新被打回到“寄宿者”地位，被叔母阿政视为家庭的沉重负担，而他对爱情和家庭的美好幻想也随之灰飞烟灭。与文三的善的“理想主义”相对立的，是由阿政和文三的前同僚本田升组成的世俗、势利、污秽的“现实主义”世界。文三的爱情幻想对象——少女阿势，则在两个世界中摇摆不定，不断受到周围人物的影响，表现出动摇、嬗变的状态。在俗世的刺激之下，阿勢逐渐褪去受过教育、有学问、重真理的新式女青年的外衣，露出了见异思迁、浮夸、轻佻的本性。
《浮云》的人物均经过了作者的精心设计，在人物身上预设了作者的“理想”。二叶亭在《作家苦心谈》（1897年）中就《浮云》的创作意图论述如下：
“大致从第三回开始，决意要写日本的新思想和旧思想。阿政代表旧思想，升、文三、阿势代表新思想。旧思想的根底确实非常深远，所以新思想如果不与之调和，就不能发展自己的势力。新思想中肯定有文三这样的进步类型，但大多数且能够成功、成气候的，还是升这样的人物。在学校的时候，即使具备高尚的想法，也不过是装腔作势，进到社会中，大都成了升那样的人。”
之后，二叶亭在《我这半生的忏悔》（1908年6月）中，将这种新旧思想、善恶的对立归纳为对“日本文明之内面”的批判，并对作品人物是否存在原型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虽然并非没有原型，但原型并不能参考书本照搬过来，当然也不会直接认为某人有趣而直接拿来作为原型。自己的头脑中对当时青年男女的倾向已经模模糊糊地有了抽象的观念，为将这些观念具体化，采用何种风格、形式为好，对此我反复琢磨，发现之前偶然在某个地方所遇到过的人，或者是自己之前认识到的人的里面，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上与自己所有的抽象观念一脉相通的人。因此以这个人为基础而加以典型化。去除掉该人所具有的自己的个性，将其纯化为典型，在此过程中，典型并不是观念而是具体的人物，这样便达到了最初的目的。” 二叶亭在塑造《浮云》的人物形象时，先从当时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女的形态中获取抽象观念，形成了自己要在作品中表达的理念，再依据这种观念将自己接触过的人物个体典型化，成为具体、真实而非观念性的人物。这使《浮云》的人物具有了现实性、普遍性，如同生活在读者身边的活灵活现的人，达到了意形兼备的效果。
《浮云》中新旧对立的主题，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浮云》创作的社会背景，可以从中村光夫《明治文学史》中察得：
“到了明治17、18年左右，士族作为一个阶级开始走向消解的倾向才渐渐清晰起来，故在学生中平民子女的人数开始增多，明治社会乃是由武士出身者建立起来的町人国家的形象终于明显化了。
这里不久出现了实利和出人头地主义支配下的军国主义国家，对此自由民权的幻想成为接受了维新风气的青年不惜牺牲生命而坚信的最后之理想，而这个幻想消失之后，则以不易消去的形式留下精神的空白，稍后这个精神空白终于找到了与政治小说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③
明治20年代前后，日本近代新型国家形态初具规模。二叶亭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转折时期具有近代自我觉醒、试图堂堂正正做人而不能的青年（特别是知识阶层）的精神空白，塑造出为当时日本的藩阀政治和实利社会所不容的，被孤立、疏离的“多余人”形象。1889年夏天，《浮云》第三编完成之际，二叶亭在日记中对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小说家的意义作了如下描述：“执一支笔，写出国民的性格、风俗和志向，国家的大势，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在学者和道德家们目不所及之处，求得真理，以获得自我心安，兼以助众人渡世。”④二叶亭严肃认真地思考作为人本来该有的正确生存方法，深切地感受到了觉醒的自我与近代日本现实社会之间的鸿沟，将写人的性格与写国家大势、写人们的生活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刻画出了官僚制国家政体和实利主义社会中逐渐被现实完全疏离的知识分子——文三的内面真实：虽仍怀有理想主义的幻想，却不得不逐渐觉醒；在认识他人的同时，深化了对于自身的认识；面对恶俗的现实，顽强地进行着消极的对抗。《浮云》在塑造人物方面“典型化”的成功，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的讨论，均可视为二叶亭四迷“我以我笔写真理”的作家理想的成功实现，也奠定了他写实主义先驱的文学史地位。
2.2深层的现实——日常性的发现
《浮云》围绕文三被撤职一事展开，在叔父家的日常生活中着力刻画了文三消极、反复、苦闷的内心纠葛。这种写平凡人的真实、平凡状态的作品，在当时曾一度被贬为“无聊的通俗小说”（德富苏峰《浮云（两编）漫评》）。对此，二叶亭在《浮云》第三编的序文中进行了反驳：“该小说本来即起因于无聊事而作，因此人物和事实均难免无聊，这是作者心知肚明的事。但作者认为这些无聊的事情中包含着无聊所固有的趣味性，这正是作者尝试执笔写作的原因。”前田爱认为二叶亭的反驳触及到了《浮云》现实主义的核心。在“无聊事”——即日常性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现实。在深层的荒诞世界中把握司空见惯的表层世界结构，这就是《浮云》的方法。二叶亭借“无聊所固有的趣味性”这种方法成功展现了深层现实。⑤
纵观日本文学史，对“无聊事”的日常性中所包含的深层意义的发现，是重视写实的二叶亭四迷对日本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论述：
“正如风景从前就存在一样，素颜本来就存在的。但是，这个素颜作为自然的存在而成为可视的并不在于视觉。为此，需要把作为概念（所指）的风景和脸面处于优越位置的‘场’颠倒过来。只有这个时候，素颜和作为素颜的风景才能成为‘能指’。以前被视为无意义的东西才能见出深远的意义。……
正是這样的颠倒我称之‘风景的发现’。顺便说一句，柳田国男读了《浮云》据说对于小说里的主人公不是才子佳人而是平凡的人物感到惊讶。……这个时候，无处不在的到处都有的素颜开始具有了意义。”⑥
以上是对《浮云》中发掘出了真实、平凡人物的意义的注脚。二叶亭以写实主义者的创作态度发现了历来为人忽视的风景，让“无处不在的素颜”开始有了意义。他的“写实”并非“精英俯视平凡民众”类型的文学创作，其作品人物的身份——官僚制国家中的小知识分子，与作者本人的身份具有重合性。这样便赋予了文三的挣扎和苦闷以最真实的意义。
通过日常性来写人物内面，二叶亭在明治20年代初即已完成的这种小说模式具有超前性，不能为当时的文坛所认可，二叶亭自身也在《浮云》第三编后搁笔，中止了创作。但这部孤峰般的小说却成为之后日本文学的典范，奠定了日本近代以来文学的基本性格。从明治30年代专写“内面之真实”的自然主义称霸日本文坛，到国民作家夏目漱石在日常性中深刻剖析人性，以及日本近代以来独特的、经久不衰的、以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而创作的“私小说”，都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所开创的独特写实主义的特点。
结语
本文通过对二叶亭四迷《小说总论》及《浮云》的考察，分析了二叶亭四迷早期独特的写实主义特色。二叶亭认为优秀的作品应“意形兼备”，必须采用“借实写虚”的摹写方法，在文章的措辞、构思上煞费苦心。《浮云》践行了《小说总论》的主张，作家怀着写人物性格与国家大势相结合、追求真理的热情，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敏感地抓住了日常性的意义，写出了平凡人的真实内面。二叶亭理论与创作实践并举，为日本近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极高的起点，影响深远。
注释：
①奥野健男.日本文学史 从近代到现代.日本：中央公论社，1972：26.
②二叶亭四迷.二叶亭四迷全集（第五卷）.岩波书店，1981.
③中村光夫.筑摩丛书9明治文学史.筑摩书房，1963：73.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28.
④宫崎梦柳等.现代日本文学大系I政治小说·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筑摩书房，1971：422.
⑤前田爱.都市空间中的文学.筑摩书房，1982：306-338.
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