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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具有广泛同情心的动物
近几年，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英文简写）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残暴、残忍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大有除之而后快之势。
可是，若我们认真地想一想，对大多数人来说，ISIS并没有威胁到我们的家庭与生活，如果没有媒体的渲染，我们可能并不会去注意在遥远的中东还有这么一个组织。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物出现愤怒情绪呢？
人们之所以这么激愤，是因为被ISIS残害的受害者，他们被身首异处、被奴役、被折磨的视频和资料激发了人们的怜悯、爱以及同情等同理心情绪。从而激起了人们一边倒的讨伐呼声——除掉ISIS。
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性动物就要求互相帮助，而促使我们互相帮助的动力之一就是同情心，也就是当别人遭遇某些困境或者被肆意奴役时，我们也感同身受，对受害者表现出怜悯、对施害者表现出愤怒乃至仇恨。同情心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如果没有同情心，人们只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会顾及他人的状况和感受。社会的不公四处蔓延而得不到制止，甚至大屠杀的制造者都得不到惩罚。
可是，你知道吗？同情心也有其反作用，尤其是人们的同情心过于泛滥的时候。
同情心泛滥的人更具侵略性
早在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就观察到了同情心的正反作用：当我们看到某人被别人伤害时，我们会给予被伤害的人复仇的欲望，而且我们还会为被伤害人的反击而高兴，甚至还会渴望去帮助他复仇。更为极端的是，即使伤害人死掉了，我们的想象力仍能借题发挥，将其碎尸万段仍不解恨。我们的同情心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激烈，最后演变成对加害者的加害呢？这是因为有时我们的同情心过于泛滥了。
2014年，心理学家安内克和迈克尔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随机选取了若干名志愿者，让他们阅读两个学生的故事。研究人员特意对这两个学生的人生进行了相反的描述，其中学生A的故事是关于他处在顺境之时的快乐，而学生B的故事则是关于他处在困境之时的艰辛。
然后，研究人员让志愿者观看这两个学生的一个比赛。当学生A处于下风时，在一旁观看的志愿者中，同情者寥寥；而学生B处于下风时，志愿者则明显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并且有些人同情的反应非常激烈，还伴以激烈的言辞和尖叫。
随后，研究人员对所有志愿者进行了一项测试，扫描使人们对抗利尿激素和催产素特别敏感的特定基因，这些激素是与怜悯、帮助和同情有关的。正如所预测的那样，在有那些特定基因的参与者中，同情与侵犯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也就是说，当遇到遭遇困境的陌生人，同情心泛滥的人会更有侵略性。
耶鲁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先让志愿者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以确定他们的同情程度。然后给志愿者讲述一些糟糕可怕的故事，其中包括记者在中东被绑架并遭到非人的对待、美国的虐待儿童事件等。志愿者听完这些故事后，研究人员让他们对这些故事做出反应。在中东的案例中，研究人员给出了一系列的政治选择，从什么都不做到公开批评，到进行地面军事打击等选项；在虐童事件中，给出了增加虐待者的处罚，从增加他们的保释金到给他们判处死刑等不同的处罚。从汇集的数据来看，研究人员发现同情心泛滥的人，往往会选择更为严酷的惩罚。
被利用的同情心
同情心的泛滥表现出来的情绪和举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正是因为其左右着人们的理智判断，所以也让许多政客利用起来为自己造势。
比如，2015年的一天，美国女子凯特·斯特尼尔在旧金山与父亲散步时被一个非法移民枪杀了，此事被正在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大加渲染，以此让选民支持他严惩非法移民的主张。同样的，美国作家安·库尔特在其新书《再见，美国》中，详细描述了移民犯罪，尤其是普通强奸和强奸儿童，而且该书的章节还采取了一些容易博得同情的标题，如“失去一个朋友，要感谢墨西哥？”等。特朗普和库尔特正是利用人们对无辜受害者的同情，驱使人们支持严厉的移民政策法案，以此达到政治目的。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在19世纪美国南部，因为白人女性被黑人侵犯的案例时有发生，结果白人政客就利用白人民众的同情心，煽动对黑人动用私刑，以达到维护白人种族至上地位的目的；在20世纪之初的德国，个别犹太人伤害无辜德国儿童的案例，成为政客鼓动反犹运动的说辞，而且后来还成为希特勒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理由。由此看来，由同情心引发的愤怒情绪，如果不加节制，就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
直到现代社会，同情心还能被利用来发动战争。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美国媒体与网络轮番报道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儿子在伊拉克实施的暴政，讲述了他们在伊拉克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以此激发美国人民的同情心，从而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以色列因为三个被杀害的以色列青少年而煽动公众支持对加沙的袭击；与此同时，哈马斯利用巴勒斯坦人被害事件煽动人民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而在对叙利亚的空袭中，奥巴马则把实施了恐怖行动强加给阿萨德和他的士兵，并生动地为人们讲述，例如他们使用化学武器等。
事实上，我们对这些暴行的反应有可能会混淆我们的判断，从而使我们盲目偏向对战争的支持。战争的好处经常被描述得很生动，例如可以为那些遭受迫害的人复仇、拯救民族、开放民主等等，但是战争的代价却仍然是抽象的且难以估量的。
种种事例表明，从历史到现代，从政治到战争，同情心的利用给人类世界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也给许多无辜的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近几年，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英文简写）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残暴、残忍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大有除之而后快之势。
可是，若我们认真地想一想，对大多数人来说，ISIS并没有威胁到我们的家庭与生活，如果没有媒体的渲染，我们可能并不会去注意在遥远的中东还有这么一个组织。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物出现愤怒情绪呢？
人们之所以这么激愤，是因为被ISIS残害的受害者，他们被身首异处、被奴役、被折磨的视频和资料激发了人们的怜悯、爱以及同情等同理心情绪。从而激起了人们一边倒的讨伐呼声——除掉ISIS。
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性动物就要求互相帮助，而促使我们互相帮助的动力之一就是同情心，也就是当别人遭遇某些困境或者被肆意奴役时，我们也感同身受，对受害者表现出怜悯、对施害者表现出愤怒乃至仇恨。同情心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如果没有同情心，人们只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会顾及他人的状况和感受。社会的不公四处蔓延而得不到制止，甚至大屠杀的制造者都得不到惩罚。
可是，你知道吗？同情心也有其反作用，尤其是人们的同情心过于泛滥的时候。
同情心泛滥的人更具侵略性
早在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就观察到了同情心的正反作用：当我们看到某人被别人伤害时，我们会给予被伤害的人复仇的欲望，而且我们还会为被伤害人的反击而高兴，甚至还会渴望去帮助他复仇。更为极端的是，即使伤害人死掉了，我们的想象力仍能借题发挥，将其碎尸万段仍不解恨。我们的同情心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激烈，最后演变成对加害者的加害呢？这是因为有时我们的同情心过于泛滥了。
2014年，心理学家安内克和迈克尔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随机选取了若干名志愿者，让他们阅读两个学生的故事。研究人员特意对这两个学生的人生进行了相反的描述，其中学生A的故事是关于他处在顺境之时的快乐，而学生B的故事则是关于他处在困境之时的艰辛。
然后，研究人员让志愿者观看这两个学生的一个比赛。当学生A处于下风时，在一旁观看的志愿者中，同情者寥寥；而学生B处于下风时，志愿者则明显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并且有些人同情的反应非常激烈，还伴以激烈的言辞和尖叫。
随后，研究人员对所有志愿者进行了一项测试，扫描使人们对抗利尿激素和催产素特别敏感的特定基因，这些激素是与怜悯、帮助和同情有关的。正如所预测的那样，在有那些特定基因的参与者中，同情与侵犯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也就是说，当遇到遭遇困境的陌生人，同情心泛滥的人会更有侵略性。
耶鲁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先让志愿者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以确定他们的同情程度。然后给志愿者讲述一些糟糕可怕的故事，其中包括记者在中东被绑架并遭到非人的对待、美国的虐待儿童事件等。志愿者听完这些故事后，研究人员让他们对这些故事做出反应。在中东的案例中，研究人员给出了一系列的政治选择，从什么都不做到公开批评，到进行地面军事打击等选项；在虐童事件中，给出了增加虐待者的处罚，从增加他们的保释金到给他们判处死刑等不同的处罚。从汇集的数据来看，研究人员发现同情心泛滥的人，往往会选择更为严酷的惩罚。
被利用的同情心
同情心的泛滥表现出来的情绪和举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正是因为其左右着人们的理智判断，所以也让许多政客利用起来为自己造势。
比如，2015年的一天，美国女子凯特·斯特尼尔在旧金山与父亲散步时被一个非法移民枪杀了，此事被正在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大加渲染，以此让选民支持他严惩非法移民的主张。同样的，美国作家安·库尔特在其新书《再见，美国》中，详细描述了移民犯罪，尤其是普通强奸和强奸儿童，而且该书的章节还采取了一些容易博得同情的标题，如“失去一个朋友，要感谢墨西哥？”等。特朗普和库尔特正是利用人们对无辜受害者的同情，驱使人们支持严厉的移民政策法案，以此达到政治目的。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在19世纪美国南部，因为白人女性被黑人侵犯的案例时有发生，结果白人政客就利用白人民众的同情心，煽动对黑人动用私刑，以达到维护白人种族至上地位的目的；在20世纪之初的德国，个别犹太人伤害无辜德国儿童的案例，成为政客鼓动反犹运动的说辞，而且后来还成为希特勒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理由。由此看来，由同情心引发的愤怒情绪，如果不加节制，就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
直到现代社会，同情心还能被利用来发动战争。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美国媒体与网络轮番报道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儿子在伊拉克实施的暴政，讲述了他们在伊拉克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以此激发美国人民的同情心，从而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以色列因为三个被杀害的以色列青少年而煽动公众支持对加沙的袭击；与此同时，哈马斯利用巴勒斯坦人被害事件煽动人民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而在对叙利亚的空袭中，奥巴马则把实施了恐怖行动强加给阿萨德和他的士兵，并生动地为人们讲述，例如他们使用化学武器等。
事实上，我们对这些暴行的反应有可能会混淆我们的判断，从而使我们盲目偏向对战争的支持。战争的好处经常被描述得很生动，例如可以为那些遭受迫害的人复仇、拯救民族、开放民主等等，但是战争的代价却仍然是抽象的且难以估量的。
种种事例表明，从历史到现代，从政治到战争，同情心的利用给人类世界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也给许多无辜的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