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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副院长刘欣葵教授的当天,正是金秋时节,湛蓝湛蓝的天空让人觉得北京很美。刘教授举止优雅,为人亲切,我们的交谈很随兴。“北京疏朗、大气、开阔,有端庄的美。可是不够亲近,不够方便,不够舒适,因而也不够迷人。”刘教授向记者谈到北京的感受时这样说。这正是北京给人的一贯印象。可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呢?刘教授说,这是因为北京城市建设中,影响城市运行与发展的五种利益群体的力量是失衡的。她很有意思地用五种颜色来比喻这五种力量:红色代表政治力量,金色代表资本力量,绿色代表环保力量,蓝色代表知识力量,灰色代表民众力量。北京在城市发展、环境建设时更多地考虑了红色和金色力量的需求,更多的反应了他们的趣味,而后三者属于弱势,他们的参与机制和决策权都没有得保证。
作为一位优秀女性,刘欣葵教授的学者生涯与众不同,她曾在研究生毕业后在一所高校任职,然后,有十二年政府机关公务员经历,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工作多年,并任研究室主任。是什么让她选择回归高校呢?刘教授很自信地告诉记者,“我在规划委的工作干得是非常出色的,我参与了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负责专题研究工作,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工作。多年的研究、积累让我觉得我可以在外围对政府的工作有更好的支持。我喜欢带学生、作研究,我希望我能对现实世界有所贡献,不能说世界因我而改变,但是作为学者一定要回归社会,回报社会。”
从刘欣葵教授办公室的窗外望去,绿色的草坪生机昂然,学校总是给人一种勃勃生机。在刘教授的理念里,首都城市现代化管理刚刚起步,城市规划全覆盖刚刚实现,学者和政府正是大有可为。管理永远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只要你在做。管理有界,管理无垠。
记者:刘教授,您从事多年的城市规划研究,并带领团队参与了北京2008奥运会、残奥会环境建设规划以及相关规范编制工作,并得到“2008奥运环境建设指挥部”奖励。可以介绍一下这些规划都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对北京环境建设都有哪些推进吗?
刘欣葵教授(以下简称刘教授):北京奥运期间我是“2008奥运环境建设指挥部”百人专家组成员。主要参与了《北京市重点大街、重点地区环境建设概念规划方案》的编定与修改。在这个规划方案里,提出了北京城市“两轴、四环、六区、八线”的环境建设布局,规划按照提升城市环境的整体性水平和宜居性,促进公共空间质量的持续提高的宗旨,对建筑界面、道路交通、绿化植被、市政设施、城市照明、广告牌匾、城市家具、无障碍设施、系统标识、公共艺术十个方面进行了景观规划设计和综合改造。首都环境也因此在奥运期间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主持的《首都环境建设规划纲要(2008-2012)》已经市政府发布实施,主要是规划奥运会后首都环境建设目标及内容,让奥运环境建设成果得到保持。规划将形成第一个以市民需求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环境建设规划。
另外,我参与了《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规范》的编定。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城市道路公共设施的地方标准。标准分14项,包括垃圾箱、座椅、电话亭、流动公厕等的设置规范。例如,规定百米之内可见垃圾箱,报刊亭占地不超过6平方米,信息厅间距大于千米等,首次为“城市家具”规范尺寸。在这个标准里我们把改善通行环境、保障通行放在第一位,因此特意要求距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出入口、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公交车站的人流疏散方向15米范围内的人行道上不应设置信息亭、报刊亭、活动公厕等公共设施,以保障行人的通过。这应该是对城市空间规划的一种创新。
记者:我们现在经常谈到城市公共环境建设,城市公共环境治理,到底什么是公共环境呢?
刘教授:应该说影响城市公共生活的环境问题都可以称之为公共环境问题。我认为,公共环境是指在城市自然环境基础上形成的,城市公共空间里的人造设施环境、市容卫生环境和公共秩序环境。这里有一个概念,城市自然环境包括大气、水体、土壤、生物、矿产五大内容。公共环境不能简单地看作城市绿化环保问题,我认为环境其实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环境从来不说谎,最终它将真实反映城市面貌。与传统管理不同的是,现在的公共环境是在公共视角下的公共环境,城市环境建设的相关政策和事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建设、环境设施建设与运行、市容景观与环境卫生管理、环境秩序管理等四方面内容。或者,简单地说,政府应该做好三件事:保护自然环境、建设设施并高效运营、规范公共秩序。现在,在城市环境治理上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就是公共空间还没有法律上的权属界定,即没有公共空间使用权、所有权的法律界定,因此,政府管理也就缺乏相关依据。国家没有法规的情况下,我希望各地政府先行一步,制定地方标准。公共空间的确权太重要了,理不正则言不顺,它是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基础。
记者:您认为首都环境建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刘教授:应该说这么多年首都环境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城市环境质量和管理水平在国内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与国际发达城市相比仍具有非常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空气、水体污染较严重,城市休闲绿地不足,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够;现代化的市政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尚未全面建成,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严重滞后,城市边缘地区环境设施严重缺失;城市景观风貌缺乏整体连续性,城市标志性区域较少,历史文化特色不突出,公共空间不够人性化;城市公共秩序不够规范,市容环境不够整洁,违法建筑和违法经营仍然较多;城市空间结构“二元化”现象明显,外来人口和非正规经济持续增长,旧城破败城区和边缘脏乱地区大面积存在。
分析这些环境问题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要从当代中国大城市管理面临的主要矛盾入手。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即到本世纪中叶现代化基本实现、城市化趋于稳定之前,中国大城市管理的主要矛盾:一是现代化过程中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生态循环方式之间的矛盾;二是城市化过程中持续增长的人口与城市提供的居住、工作、休闲、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足与不适应的矛盾;三是社会转型中管理者与各类城市主体,以及各类主体行为习惯之间的冲突。这三大主要矛盾在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将长期存在。第一对矛盾解决不好,生态环境质量将会恶化,城市发展将不可持续;第二个矛盾解决不好,区域环境差距将加大,城市运行效率将降低;第三个矛盾解决不好,官民之间、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隔离加剧,公共秩序将难于规范。
总体上说,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现在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从环境建设思路上注重增加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能源、资源和设施的供给,以及对工业和城市运行污染的综合治理,而未深入挖掘管理、消费引导和公众行动对环境保护的巨大推动作用。二是环境设施建设上盲目赶超西方发达城市的标准,长期忽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规划设计上模仿西方规范设计方法而未挖掘中国城市特色。三是环境秩序的管理方式上尚未探索出适合中国人行为习惯的治理模式,而按照西方城市的标准采取了政府控制、区域隔离和问题导向的治理方式。
记者:从专家的角度,你有什么建议呢?
刘教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吸取国外城市环境建设的经验应该是可行的做法。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国际发达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他们在环境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创造了先进的技术和理论,学习他们的经验和理论,有利于明确工作方向和建设路径。
世界发达城市的环境建设经验归纳起来有七条:
第一,建立起负责的预防式源头治理方式。几乎所有的世界城市都经历过由于城市规模过大、人口和产业过于集中、对工业化到来的污染失于控制所导致的“城市病”,但通过工业污染源治理后,经过优化产业和人口布局、完善城市空间结构等措施,已经建立起源头治理方式,如以“空气质量达标区”来控制机动车污染源,通过垃圾分类来控件机构和家庭污染源等。
第二,制定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相互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经济发展优先的倾向。现在三大城市建设相继转向功能管理、环境管理和社会管理等重点领域。
第三,建立起法律、标准、监管体系、行动计划构成的管理体系。总结世界城市环境政策及其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国家和城市政府强势的导向作用,在环境治理上,都实行强力的国家战略。
第四,突出城市的人文特色来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从发达城市的演变史来看,各个城市所经过的发展路径不尽相同,各自形成的特色非常鲜明。目前,先进城市之间的“硬件”差距正在缩小,“软件”差距日益明显,而“软件”集中反映在城市特色、人文魅力、文明素质、和谐氛围等方面。
第五,倡导以健康生活为宗旨的公众环保行动。环境教育措施或者手段是落实世界城市环境治理的思想保障。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教育是环境发展过程的核心”,提出了“发展环境教育”的口号。环境教育由此成为世界各国学科教育的重要主题。美国环境教育立法始于1970年,该年10月美国通过了《环境教育法》。东京和首尔等城市,都通过颁布《环境白皮书》架设公共政策与公众行动的桥梁。纵观纽约、伦敦和东京环境治理的历史,大众的环境教育是其环境治理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公众环境行动计划是环境治理的主旋律之一。
第六,以包容的管理方式应对多元化与“二元化”。对于全球经济、社会、信息一体化而到来的人口与文化的多元化,贫富差距拉大和居住隔离现象,国际化的大城市采取了积极的包容性的管理方式。如对流动商贩、街头卖艺和涂鸦等城市问题,建立了“消除涂鸦专项任务办公室”(纽约)、“商业环境监管小组”(伦敦)、“街头演出许可证制度”(东京)等机构和制度;对于移民增加而带来的居住问题,东方城市多采取混合社区的模式,而西方城市多采取了相对自治的分离社区的模式。
第七,树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的理念与协作机制。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世界城市区域体系的强大支撑,纵观东京、纽约、伦敦等各大世界城市,都强调大都市和大都市带的重要作用。世界城市在环境上对区域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如纽约、东京的垃圾消纳在城市之外,纽约的绿色供水系统也依靠区域自然环境的保育。世界城市周边广大的都市圈地区为城市功能辐射、聚集的腹地,依托都市圈内合理的产业结构配置、便利的交通通讯联系、完善的区域性基础设施和一体的自然人文环境资源条件,建立起一体化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协作机制。
下一步,我认为北京在环境建设上,必须首先完成工业化阶段城市现化代建设的任务,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环境承载能力;同时,不能单纯依赖基础设施的供给来提高环境的承载能力,而应建立起以源头控制与需求管理为特点的环境治理和评价体系,倡导人人参与的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北京环境的建设之路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城市,也不同于中国中小城市,更不同于上世纪北京的环境建设路径。北京必须采取增加服务能力、减少排放与公众参与、多元和谐的环境建设之路。
记者:说了这样多,我很想问问您心目中理想状态的首都环境是怎样的?
刘教授:我想用一个图来谈谈我的观点,就是城市环境构成示意图。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直观看到城市环境由三层构成。第一层是自然生态环境,第二层是物质设施环境,第三层是社会文化环境。这是城市环境的三个子系统。
首先是最外层,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这是城市生活的大环境,是城市人活动的生命支持系统。包括大气、生物、土壤、水体和矿产。理想的状态当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需要我们有环保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一定要在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同时开展城市现化化和农村现代化建设。
第二层是物质设施环境,是城市人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物质设施载体,是中观环境系统。包括工作设施、服务设施、居住设施、休闲设施和市政交通设施。这五类设施的总量、结构、空间布居、建设顺序和建设时间都会决定城市环境基础。北京现在是这五类设施供及不足,一方面因为盲目追求国际标准,使得某些设施过度奢华,而一方面基本设施不能满足公众需求。理想状态当然是以人为本,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均衡发展,适宜人居。
中心层是社会人文环境,是城市人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生态系统,是微观环境系统。人是城市环境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人对环境的认知和文明素质影响着城市环境。公共环境要求人无差别,因此人的问题其实是公共环境中最大的问题。理想状态当然是高度文明的城市环境。
首都北京经过了六十年发展历程,对于浩瀚的历史,六十年真是短暂的一瞬间。我们的城市现代化刚刚来临,城市现代化运行与管理也刚刚开始。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呢,城市化将意味着城市中大部分外来人口从目前的仅拥有一张床要变成拥有一套房。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的城市流动人口,往往在城市只是寄居,在城里只有一张床,而老家有一套房子。可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他们家里的那套房会消失,不会再有人回到农村。对城市而言,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将因此发生巨大的改变。北京现在的交通进入拥堵时代,而拥堵时代也可以说是公共管理时代的开始。城市管理不再是政府制定规则让大家来遵守,而是要大家共同制定规则来遵守。这个现象在城市环境治理中也是一样,不能仅仅靠增加公共设施来满足需求,而是要控制和引导需求。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垃圾分类,就是从源头治理,不同于过去的只关注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共同规划是城市现代化管理的本质特点。政府要做的是科学规划,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科学规划,因为没有科学管理的城市发展规划,就不可能有精细化的城市管理。
(责任编辑:黄荔)
刘欣葵,女,1966年生,重庆人,教授,研究员,城市学院副院长。
199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94年至2006年,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兼任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办公室专题研究部部长。2006年5月调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讲授北京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首都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制度与政策。
全程参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修编工作。任《北京志·规划志》编制办公室主任并副总编。北京市教委人才强教项目“北京新城发展机制与政策跟踪研究”创新团队负责人。近三年主持的研究项目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首都体制下的北京规划建设管理研究》;《首都环境建设规划(2008年—2012年)》、《北京市城乡环境发展战略研究》;《北京新城规划实施政策研究》、《北京中心城功能与人口疏解研究》、《北京顺义新城地名规划》等十余项。
刘欣葵教授参与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环境建设规划及相关标准的编制工作,所主持和参与的奥运环境建设规划、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奥运后北京市环境建设规划等政府重大政策都已经市政府审批通过并颁布实施。北京市2008奥运环境建设指挥部授予首都经贸大学荣誉证书,以表彰其在奥运会、残奥会环境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
作为一位优秀女性,刘欣葵教授的学者生涯与众不同,她曾在研究生毕业后在一所高校任职,然后,有十二年政府机关公务员经历,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工作多年,并任研究室主任。是什么让她选择回归高校呢?刘教授很自信地告诉记者,“我在规划委的工作干得是非常出色的,我参与了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负责专题研究工作,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工作。多年的研究、积累让我觉得我可以在外围对政府的工作有更好的支持。我喜欢带学生、作研究,我希望我能对现实世界有所贡献,不能说世界因我而改变,但是作为学者一定要回归社会,回报社会。”
从刘欣葵教授办公室的窗外望去,绿色的草坪生机昂然,学校总是给人一种勃勃生机。在刘教授的理念里,首都城市现代化管理刚刚起步,城市规划全覆盖刚刚实现,学者和政府正是大有可为。管理永远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只要你在做。管理有界,管理无垠。
记者:刘教授,您从事多年的城市规划研究,并带领团队参与了北京2008奥运会、残奥会环境建设规划以及相关规范编制工作,并得到“2008奥运环境建设指挥部”奖励。可以介绍一下这些规划都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对北京环境建设都有哪些推进吗?
刘欣葵教授(以下简称刘教授):北京奥运期间我是“2008奥运环境建设指挥部”百人专家组成员。主要参与了《北京市重点大街、重点地区环境建设概念规划方案》的编定与修改。在这个规划方案里,提出了北京城市“两轴、四环、六区、八线”的环境建设布局,规划按照提升城市环境的整体性水平和宜居性,促进公共空间质量的持续提高的宗旨,对建筑界面、道路交通、绿化植被、市政设施、城市照明、广告牌匾、城市家具、无障碍设施、系统标识、公共艺术十个方面进行了景观规划设计和综合改造。首都环境也因此在奥运期间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主持的《首都环境建设规划纲要(2008-2012)》已经市政府发布实施,主要是规划奥运会后首都环境建设目标及内容,让奥运环境建设成果得到保持。规划将形成第一个以市民需求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环境建设规划。
另外,我参与了《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规范》的编定。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城市道路公共设施的地方标准。标准分14项,包括垃圾箱、座椅、电话亭、流动公厕等的设置规范。例如,规定百米之内可见垃圾箱,报刊亭占地不超过6平方米,信息厅间距大于千米等,首次为“城市家具”规范尺寸。在这个标准里我们把改善通行环境、保障通行放在第一位,因此特意要求距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出入口、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公交车站的人流疏散方向15米范围内的人行道上不应设置信息亭、报刊亭、活动公厕等公共设施,以保障行人的通过。这应该是对城市空间规划的一种创新。
记者:我们现在经常谈到城市公共环境建设,城市公共环境治理,到底什么是公共环境呢?
刘教授:应该说影响城市公共生活的环境问题都可以称之为公共环境问题。我认为,公共环境是指在城市自然环境基础上形成的,城市公共空间里的人造设施环境、市容卫生环境和公共秩序环境。这里有一个概念,城市自然环境包括大气、水体、土壤、生物、矿产五大内容。公共环境不能简单地看作城市绿化环保问题,我认为环境其实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环境从来不说谎,最终它将真实反映城市面貌。与传统管理不同的是,现在的公共环境是在公共视角下的公共环境,城市环境建设的相关政策和事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建设、环境设施建设与运行、市容景观与环境卫生管理、环境秩序管理等四方面内容。或者,简单地说,政府应该做好三件事:保护自然环境、建设设施并高效运营、规范公共秩序。现在,在城市环境治理上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就是公共空间还没有法律上的权属界定,即没有公共空间使用权、所有权的法律界定,因此,政府管理也就缺乏相关依据。国家没有法规的情况下,我希望各地政府先行一步,制定地方标准。公共空间的确权太重要了,理不正则言不顺,它是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基础。
记者:您认为首都环境建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刘教授:应该说这么多年首都环境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城市环境质量和管理水平在国内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与国际发达城市相比仍具有非常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空气、水体污染较严重,城市休闲绿地不足,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够;现代化的市政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尚未全面建成,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严重滞后,城市边缘地区环境设施严重缺失;城市景观风貌缺乏整体连续性,城市标志性区域较少,历史文化特色不突出,公共空间不够人性化;城市公共秩序不够规范,市容环境不够整洁,违法建筑和违法经营仍然较多;城市空间结构“二元化”现象明显,外来人口和非正规经济持续增长,旧城破败城区和边缘脏乱地区大面积存在。
分析这些环境问题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要从当代中国大城市管理面临的主要矛盾入手。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即到本世纪中叶现代化基本实现、城市化趋于稳定之前,中国大城市管理的主要矛盾:一是现代化过程中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生态循环方式之间的矛盾;二是城市化过程中持续增长的人口与城市提供的居住、工作、休闲、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足与不适应的矛盾;三是社会转型中管理者与各类城市主体,以及各类主体行为习惯之间的冲突。这三大主要矛盾在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将长期存在。第一对矛盾解决不好,生态环境质量将会恶化,城市发展将不可持续;第二个矛盾解决不好,区域环境差距将加大,城市运行效率将降低;第三个矛盾解决不好,官民之间、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隔离加剧,公共秩序将难于规范。
总体上说,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现在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从环境建设思路上注重增加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能源、资源和设施的供给,以及对工业和城市运行污染的综合治理,而未深入挖掘管理、消费引导和公众行动对环境保护的巨大推动作用。二是环境设施建设上盲目赶超西方发达城市的标准,长期忽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规划设计上模仿西方规范设计方法而未挖掘中国城市特色。三是环境秩序的管理方式上尚未探索出适合中国人行为习惯的治理模式,而按照西方城市的标准采取了政府控制、区域隔离和问题导向的治理方式。
记者:从专家的角度,你有什么建议呢?
刘教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吸取国外城市环境建设的经验应该是可行的做法。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国际发达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他们在环境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创造了先进的技术和理论,学习他们的经验和理论,有利于明确工作方向和建设路径。
世界发达城市的环境建设经验归纳起来有七条:
第一,建立起负责的预防式源头治理方式。几乎所有的世界城市都经历过由于城市规模过大、人口和产业过于集中、对工业化到来的污染失于控制所导致的“城市病”,但通过工业污染源治理后,经过优化产业和人口布局、完善城市空间结构等措施,已经建立起源头治理方式,如以“空气质量达标区”来控制机动车污染源,通过垃圾分类来控件机构和家庭污染源等。
第二,制定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相互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经济发展优先的倾向。现在三大城市建设相继转向功能管理、环境管理和社会管理等重点领域。
第三,建立起法律、标准、监管体系、行动计划构成的管理体系。总结世界城市环境政策及其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国家和城市政府强势的导向作用,在环境治理上,都实行强力的国家战略。
第四,突出城市的人文特色来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从发达城市的演变史来看,各个城市所经过的发展路径不尽相同,各自形成的特色非常鲜明。目前,先进城市之间的“硬件”差距正在缩小,“软件”差距日益明显,而“软件”集中反映在城市特色、人文魅力、文明素质、和谐氛围等方面。
第五,倡导以健康生活为宗旨的公众环保行动。环境教育措施或者手段是落实世界城市环境治理的思想保障。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教育是环境发展过程的核心”,提出了“发展环境教育”的口号。环境教育由此成为世界各国学科教育的重要主题。美国环境教育立法始于1970年,该年10月美国通过了《环境教育法》。东京和首尔等城市,都通过颁布《环境白皮书》架设公共政策与公众行动的桥梁。纵观纽约、伦敦和东京环境治理的历史,大众的环境教育是其环境治理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公众环境行动计划是环境治理的主旋律之一。
第六,以包容的管理方式应对多元化与“二元化”。对于全球经济、社会、信息一体化而到来的人口与文化的多元化,贫富差距拉大和居住隔离现象,国际化的大城市采取了积极的包容性的管理方式。如对流动商贩、街头卖艺和涂鸦等城市问题,建立了“消除涂鸦专项任务办公室”(纽约)、“商业环境监管小组”(伦敦)、“街头演出许可证制度”(东京)等机构和制度;对于移民增加而带来的居住问题,东方城市多采取混合社区的模式,而西方城市多采取了相对自治的分离社区的模式。
第七,树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的理念与协作机制。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世界城市区域体系的强大支撑,纵观东京、纽约、伦敦等各大世界城市,都强调大都市和大都市带的重要作用。世界城市在环境上对区域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如纽约、东京的垃圾消纳在城市之外,纽约的绿色供水系统也依靠区域自然环境的保育。世界城市周边广大的都市圈地区为城市功能辐射、聚集的腹地,依托都市圈内合理的产业结构配置、便利的交通通讯联系、完善的区域性基础设施和一体的自然人文环境资源条件,建立起一体化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协作机制。
下一步,我认为北京在环境建设上,必须首先完成工业化阶段城市现化代建设的任务,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环境承载能力;同时,不能单纯依赖基础设施的供给来提高环境的承载能力,而应建立起以源头控制与需求管理为特点的环境治理和评价体系,倡导人人参与的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北京环境的建设之路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城市,也不同于中国中小城市,更不同于上世纪北京的环境建设路径。北京必须采取增加服务能力、减少排放与公众参与、多元和谐的环境建设之路。
记者:说了这样多,我很想问问您心目中理想状态的首都环境是怎样的?
刘教授:我想用一个图来谈谈我的观点,就是城市环境构成示意图。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直观看到城市环境由三层构成。第一层是自然生态环境,第二层是物质设施环境,第三层是社会文化环境。这是城市环境的三个子系统。
首先是最外层,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这是城市生活的大环境,是城市人活动的生命支持系统。包括大气、生物、土壤、水体和矿产。理想的状态当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需要我们有环保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一定要在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同时开展城市现化化和农村现代化建设。
第二层是物质设施环境,是城市人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物质设施载体,是中观环境系统。包括工作设施、服务设施、居住设施、休闲设施和市政交通设施。这五类设施的总量、结构、空间布居、建设顺序和建设时间都会决定城市环境基础。北京现在是这五类设施供及不足,一方面因为盲目追求国际标准,使得某些设施过度奢华,而一方面基本设施不能满足公众需求。理想状态当然是以人为本,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均衡发展,适宜人居。
中心层是社会人文环境,是城市人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生态系统,是微观环境系统。人是城市环境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人对环境的认知和文明素质影响着城市环境。公共环境要求人无差别,因此人的问题其实是公共环境中最大的问题。理想状态当然是高度文明的城市环境。
首都北京经过了六十年发展历程,对于浩瀚的历史,六十年真是短暂的一瞬间。我们的城市现代化刚刚来临,城市现代化运行与管理也刚刚开始。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呢,城市化将意味着城市中大部分外来人口从目前的仅拥有一张床要变成拥有一套房。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的城市流动人口,往往在城市只是寄居,在城里只有一张床,而老家有一套房子。可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他们家里的那套房会消失,不会再有人回到农村。对城市而言,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将因此发生巨大的改变。北京现在的交通进入拥堵时代,而拥堵时代也可以说是公共管理时代的开始。城市管理不再是政府制定规则让大家来遵守,而是要大家共同制定规则来遵守。这个现象在城市环境治理中也是一样,不能仅仅靠增加公共设施来满足需求,而是要控制和引导需求。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垃圾分类,就是从源头治理,不同于过去的只关注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共同规划是城市现代化管理的本质特点。政府要做的是科学规划,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科学规划,因为没有科学管理的城市发展规划,就不可能有精细化的城市管理。
(责任编辑:黄荔)
刘欣葵,女,1966年生,重庆人,教授,研究员,城市学院副院长。
199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94年至2006年,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兼任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办公室专题研究部部长。2006年5月调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讲授北京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首都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制度与政策。
全程参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修编工作。任《北京志·规划志》编制办公室主任并副总编。北京市教委人才强教项目“北京新城发展机制与政策跟踪研究”创新团队负责人。近三年主持的研究项目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首都体制下的北京规划建设管理研究》;《首都环境建设规划(2008年—2012年)》、《北京市城乡环境发展战略研究》;《北京新城规划实施政策研究》、《北京中心城功能与人口疏解研究》、《北京顺义新城地名规划》等十余项。
刘欣葵教授参与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环境建设规划及相关标准的编制工作,所主持和参与的奥运环境建设规划、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奥运后北京市环境建设规划等政府重大政策都已经市政府审批通过并颁布实施。北京市2008奥运环境建设指挥部授予首都经贸大学荣誉证书,以表彰其在奥运会、残奥会环境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