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结束的2015年第十一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闭幕式上，“评委会特别奖”毫无争议地授予了南非摄影师盖·蒂利姆（Guy Tillim）的“帕特里斯·卢蒙巴大道”系列（Avenue Patrice Lumumba）。


　　这些一眼看上去有些复杂的摄影作品，拍摄的是漂白的美和潮湿的光，抛弃了我们印象中非洲明信片式的蓝天，呈现出弥漫的灰色；亚热带乡村的苍翠碧绿大多被抛弃了，让位于满是沙砾的非洲大都市的景观。通过这些非洲的城市风景，蒂利姆深刻探究了后殖民主义下非洲城市的结构和体系：图书馆和学校、大学和邮局，以及法律办公室和行政系统……这些建筑遗迹相互交织在一起，耗尽了颜色，呈现了一个苍白的等级社会。这些作品看起来更像是纪实小说，而不像是摄影报道，以低沉灰暗的方式表现了后殖民地时代非洲迈向城市化的理想。
　　迄今为止，盖·蒂利姆的镜头从未离开过他所生活的非洲大地。他最早是作为摄影团体Afrapix的成员开始摄影工作的，当时是1980年代中期，南非正处于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晚期。蒂利姆作为自由摄影师为南非和国外媒体工作，包括1986年至1988年为路透社工作，1993年至1994年为法新社工作。在这期间，他拍摄过刚果的童军、安哥拉的难民、居住在约翰内斯堡的高楼大厦中的人们，以及非洲很多地方后殖民主义现代建筑的超现实主义式的衰败。一方面他仍在继续关注着非洲大陆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自然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他的工作风格向着一种更精细、安静和神秘的方向在变化。蒂利姆的作品获得过很多奖项，包括2002年获得法国多媒体艺术家协会的罗格图片奖，2003年获得日本东川赏摄影奖，2004年获得戴姆勒·克莱斯勒南非摄影奖，2005年他的“约翰内斯堡”系列获得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
　　但是盖·蒂利姆的志向绝不仅止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报道摄影师，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蒂利姆的作品反驳了第一世界对非洲这些地方的期望—他拍摄身处战争中和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这些作品中，他也倾向于捕捉这些地方的静谧之处。在一个竞选集会中，他可能会朝向天空拍摄，捕捉树下的人们高举的上臂，这些画面的元素填充了大部分的照片构图；或者离开这些竞选活动，转而拍摄刚果河的湍流，又或者是蚊帐之下的空床。在饱受饥荒之苦的马拉维（Malawi），蒂利姆则拍摄以古典光线的、卡拉瓦乔式的人物肖像。这些静谧的时刻串成了他的一系列在世界上最饱受战争之苦的地方拍摄的作品，是蒂利姆的创作构想中‘平静’视角的确切证明。他的摄影中所体现出的安静和光芒与传统摄影报道的理念正好相反。”




　　盖·蒂利姆绝不是说教型的或者陈腐的艺术家，他在镜头的最远端的角落中捕捉到了现实，这些现实是被大多数摄影师都完全忽略掉的。在接受《镜头文化》采访时，蒂利姆曾对自己长时间从事的新闻摄影有着清醒的认识：“摄影新闻报道总是趋向于尝试和创造戏剧性，那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戏剧性，用一种图解式的摄影新闻纪实，去创造一种瞬间感。我认为现在的摄影报道中有一种摆脱这一倾向的变化，因为你所拥有的只是这些安静的、不具有表达力的图像，而这些图片以往却被认为是充满了戏剧元素。”
　　与南非其他抵抗运动时期的摄影师比如保尔·维恩伯格（Paul Weinberg）和吉迪恩·孟德尔（Gideon Mendel）一样，蒂利姆在198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把相机作为与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武器。但是在那之后，他从记录南部街头的戏剧时刻，转向追踪这些街头行动的遗产—探索革命斗争的记忆如何持续铭刻在后殖民主义城市的面孔上。
　　蒂利姆的“帕特里斯·卢蒙巴大道”（Avenue Patrice Lumumba）是他于2007年—2008年在非洲的6个国家拍摄的一系列巨幅作品，这是他摄影生涯的一次重要改变。这些拍摄于加纳、贝宁、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的摄影作品，展示的是殖民主义统治者和后殖民主义政权所建造的现代主义建筑，它们的建造时间正是这些国家各自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时间。


　　这些影像初看起来相互交叠和发酵，很快，我们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种关于现代主义遗产的非常不同的和更为复杂的理解。首先，这些非洲国家的后殖民主义政权，在建筑上选择了现代主义风格以批判古典主义，因为古典主义是早期殖民主义建筑的标志性风格。他们当然是屈从于当时流行的现代文化中的恋物症倾向。但是毫无疑问，当他们转向现代时，他们也向过去告别，反而变得更加非洲化。这并没有使他们成为更好的政权，相反，这使得他们更糟。在他们垮台前最黑暗的时刻里，他们所矗立的建筑是一份关于归属感的声明。
　　现代主义延续到了后殖民主义时期，这仅仅是“帕特里斯·卢蒙巴大道”系列中所埋藏的众多令人头痛的悖论中的一个。在现代主义建筑之外，还有一条松散的主线贯穿了六个国家，那就是，蒂利姆的摄影作品都拍摄于这样一些大道上，这些大道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刚果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在很多非洲城市，一些街道、大道和广场是以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的名字命名的，他是非洲现代史上最早的民选政治领袖之一，在1960年刚果脱离比利时的殖民统治而独立后他赢得大选。卢蒙巴当年在利奥波德维尔（Léopoldville）发表的独立纪念演讲中，当着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的面，明确地表示他反对西方的新殖民主义秩序的理念，即以间接控制取代公然的支配。1961年1月，在联合国参与共谋的加丹加省和南开赛省的分离活动，以及西方支持下由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发动的军事政变后，卢蒙巴被比利时特工暗杀，成为波及范围远超刚果三角洲的阴谋的牺牲品。


　　帕特里斯·卢蒙巴身后留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道，以及非洲与西方世界痛苦与复杂的关系。今天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梦想者的形象自然毫无动摇，用于控诉后来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权力的滥用。虽然因此其事业中断，但卢蒙巴依然是一个荣耀的人物，总是被人们反复解读和浪漫化，他的名字也与对其未尽事业的追悼回响在一起。 “这些摄影作品不是后殖民主义非洲国家的倒塌的历史，也不是关于晚期现代主义时期殖民主义建筑的沉思，而是一次穿越梦想大道的漫步”，蒂利姆写道：“如果你读出了一些特定的线索，那么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梦想，他的民族主义，以及他的梦想的死去，都在这些建筑中，在这些事实上的纪念碑中依稀可见。现代主义避开纪念性和历史而拥抱自然与未来，却又如此完好的承载着这些记忆，这是多么奇怪。”蒂利姆把纪念性放置于原本是生死攸关的、前瞻性思考的建筑中。他把它们与独立运动联系起来，促使我们认真思考这种联系。然而蒂利姆的摄影作品，并非是非洲的腐败的后启示录般的影像记录。这些建筑是已经使用过的，它们同时也是未来。它们是当代非洲城市的碎片，只有当你熟知它们的历史时才可以辨认。
　　作为曾经的一名街头摄影师，蒂利姆曾试图捕捉像约翰内斯堡这样的非洲城市中重要时刻的激烈场景，而现在他则是捕捉重要时刻间隙中内容更为丰富的、更为柔和而无言的张力：过去的悬浮的暂停，以及创伤的余波中打着哈欠的安静。看着蒂利姆的摄影作品，好像革命斗争的每一个梦想中，都有一条帕特里斯·卢蒙巴大道。随着蒂利姆在这些以卢蒙巴命名的大道中不断发现和再发现卢蒙巴的幽灵，蒂利姆的图片故事把这些分散的大道聚集为关于解放运动的幽灵般的制图学，它把分散的各个地点通过与这位偶像式人物的认同而整合起来。命名是如何与在历史中书写风景密切联系的。空间历史由此在关于地方的文化概念中开始产生，蒂利姆对命名的行为赋予如此关键性的意义，即作为殖民历史的起点，这在后殖民主义时期显得更为辛辣，每一次的再次题字都既是抹去历史，也承载着对未来乌托邦式的渴望。


　　近年来蒂利姆越来越关注围绕形象制造而进行的判决和控制的理念，他在2011—2012年的“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中进行了探索。在波利尼西亚和圣保罗拍摄的这一系列作品中，观众看不到常见的聚焦点，也看不到容易辨认的主题，而这些都是对以往标准的摄影作品判断的前提。相反，不拍摄任何东西又拍摄一切东西的悖论，以及观察由此造成的主题和物体合为一体，成为他的摄影作品的前提。他之后的另一个作品系列，于2012年—2013年创作的“利伯维尔”（Libreville），把这一探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把“第二自然”中的形式化的关注带到了这座非洲城市中，这座城市显而易见地宣称其正在进行与意识形态权力的斗争。在2014年的“约翰内斯堡：视点”系列（Joburg： Points of View ），蒂利姆再一次将他的镜头对准了祖国南非，对准了他熟悉的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非洲著名的反种族隔离之城，这里不仅孕育了威廉·肯特里奇这样的当代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也一直在挑战着蒂利姆对摄影的理解，以及对如何呈现身处政治纷争之中的景观的认识。约翰内斯堡的内城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转型，而市议会对待城市更新的态度引起了争论。蒂利姆的作品思考的正是市民的个人生活，这是城市衰败和公寓街区更新过程中都经常被忽视的一个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