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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15日出版的《中华新报》中有一篇杨匏安当时连载写的文章刊登在其中。时隔近百年的2018年4月，在杨匏安故乡的珠海博物馆，这份报纸与杨匏安的另外两本作品一起在《文化的维度付洪波藏书 席湖藏书票艺术》二人展中展出。杨匏安的另外两本作品，1929年初版的《西洋史要》和1964年油印的《中华新报选辑》早在2017年，付洪波就已捐赠给珠海博物馆。
“像杨匏安的作品，如果在市场上流通，它就只是商品，当它回归杨匏安家乡的博物馆，它就是文物，因为文物的支撑，杨匏安的形象鲜活了。”《西洋史要》是杨匏安的主要著作之一。1929年，杨匏安用了3个月时间在上海编写翻译了20多万字的《西洋史要》，以“王纯一”的笔名交给上海南强书局，于当年7月出版。这本书让中国的革命群眾了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开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之先河。此次捐赠的《西洋史要》就是1929年的初版书。全书详尽撰写了西方封建时代、商业资本时代、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小资产阶级专政时期、英国宪章运动、法国1848年革命、德国革命等西洋历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本封面早已泛黄的《西洋史要》用繁体字写着“王纯一编译”几个字，还有左上角的一个带有历史印记的图书馆书标。付洪波当时遇到《西洋史要》的时候，拥有它的人并不知道这本书的由来，也不了解杨匏安的笔名就是王纯一。
付洪波在珠海经营新古书店已有十多年，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到古书旧书，逐渐因为兴趣开始收藏。每次对旧书古籍进行收藏之前，他都会了解书籍、作者的相关背景。也是因此，才能遇到《西洋史要》这本难得的初印本。《中华新报选辑》里面刊载了大量杨匏安1917年至1919年《中华新报》副刊刊登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今年为了藏书展，付洪波还找到了1919年12月15日出版的《中华新报》副刊，其中就有一篇杨匏安的文章，此次与《西洋史要》《中华新报选辑》同时出现在一个橱窗中展示。
过往与现在，百年的时光，因为古籍旧书的保存，能让更多珠海人了解杨匏安这一生于珠海北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
藏书 纸短意深
付洪波的藏书展览前言中写到“图书收藏，门槛低，效益差，故好之者寡。通常，图书收藏，属读书人所为，乃文化人所好。”付洪波自己坦言收藏旧书一方面是因为开书店接触到旧书，兴趣所致，一方面是因为旧书有升值空间，他总想着哪天可以开一个旧书店，让这些古籍旧书进行交流，但是屯了十多年的旧书，近20万本，一直都是自己收藏着，从来没有卖过。有些古书大部分付洪波自己也没有看过，例如毛边本的书籍如果进行翻阅，可能就会破坏了其在装帧艺术上的完整性。而有些古书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翻阅可能会造成破坏。虽然无法翻阅，但是付洪波每每都会通过其他途径了解这些书籍、作者的背景、历史以及其收藏价值。
此次展览精选的300多本藏书，也算是付洪波的藏书第一次在珠海与公众见面。付洪波将此次展览分为八个主题，分别是“文明古国”“香山记忆”“文化大家”“历史民俗”“艺术大师”“收藏之乐”“版本拾趣”“传承传播”。每一部分的设定细细品味，都颇有讲究。在付洪波收藏的20多万本书中，新书占了十分之一。“藏书不仅仅是古籍，一些近年来的新书，也有收藏的价值，要看作者、内容和版本。”例如莫言的签名本，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有莫言亲自签名的书价格大概在几百，当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莫言签名本价格猛升，数量猛增，难辨真假。
付洪波的藏书中，常见到“初版”两字，这说明这本书是第一次印刷，有些不再版，在市面上已经是孤本。当然，收藏古籍旧书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有的线装本就可以造假，市面上会有一些仿古书，我一般会通过纸张、自然旧的程度来分辨。”虽然付洪波的书店开在珠海，但是收藏古书这么多年，在本地收到的古书大概两三本。但他还是经过不同领域了解香山文化和香山文化名人，对他们的书籍进行收藏。例如被《纽约时报》曾用一句话评价：“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的出版大家王云五，就是一位来自香山的大家。付洪波收藏了许多商务印书馆的书籍，这其中不乏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系列。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几十年里，定下了“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出版方针，主编了媲美小型图书馆的“万有文库”系列丛书，他的经营理念让商务赚了大钱，还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万有文库”系列全书1721种，共4000册，这套作者有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傅斯年等等，集合了文学、音韵、法律、艺术、经济、历史、社会各个方面大学者。收藏古书的范围之广，也是付洪波的一大特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的讲述清代皇后每日衣食住行的《清代中南海档案》（帝后生活卷），江西省文献委员会在1947年出版的《张道陵天师世家》，记录潮汕特色文化的《侨批丛谈》，1953年金庸为梦中情人夏梦量身定制的电影《绝代佳人》的宣传单，1947年出版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活页画册，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记录苏轼、黄庭坚书信作品的《苏黄尺牍选》，上世纪70年代风靡的连环画小人书等等，每一个古籍旧书的背后，都有一段旧时光和故事。例如华人社会里第一次介绍木心的杂志《联合文学》的创刊号，付洪波收藏这本杂志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的信息，了解过木心的生平，和这本杂志的背景。有的旧书上写着“南京汽车制造厂”的字样，仿佛可以看到这本书的种种经历，有些书里面写着曾经拥有者的批注和想法，既是属于个人的见解，也是当下时代的印记。
人们常说，收藏是延伸生活触角的方法。收藏古籍旧书不仅仅是跟书本打交道，还要与历史、过往打交道。所谓纸短意深，这其中的乐趣只有淘书、收书不断积累才能得知。 藏书票 述说书籍故事
付洪波与席湖是因为2017年《香山记忆——香洲老照片影像展》而相识，此次共同进行展览，除了缘分，还有同样对于书籍文化的热爱和香山记忆的珍视。付洪波藏书专有香山记忆一个类别，席湖的藏书票，也将香山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印刻在小小的藏书票之中，以身体力行在述说书籍的故事和传承香山文化。
席湖接触藏书票，是在1980年代初，当时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藏书票展，他看了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尝试进行藏书票的创作，没想到第二届全国藏书票展自己的作品就入选了，第三届的时候，作品获得了铜奖。收到认可和鼓励，席湖的藏书票创作愈发有动力，此后的第四、五、六、七、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届藏书票展均有参加，并在第四届获得优秀奖、第十五届获得最佳作品奖。
已经流传数百年之久的藏书票，是书籍文化的重要象征。藏书票顾名思义是贴在书籍的扉页上，其作用相當于中国传统的藏书章、收藏章。起源于15世纪中期的德国，比邮票早300年左右。藏书票初期是作为藏书标记使用的，内容大都是贵族家族徽志图案。五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丢勒、霍加斯、比尤伊克、到马奈、埃舍尔、马蒂斯等艺术大师的参与创作，福楼拜、雨果等作家的使用推广，藏书票从曾是欧洲宫廷贵族权势与藏书的象征，逐渐演变为东西方爱书人和藏书票爱好者的创作、交换、收藏的艺术品。一般藏书票上都会标有创作者的名字落款、拉丁文EX-LlBRlS（表示“某人藏之”）以及拥有者的名号或者图标，藏书票上写着“A/P”标示数量，1/50标明是50张中的一张，A/P既标明是自留的。而在艺术形态上，藏书票是版画艺术的分支。在西方藏书票也因其特有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意趣，成为了普及和传播版画艺术的载体。
藏书票进入中国，则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藏书票从日本传入中国，一批著名作家、艺术家如鲁迅、叶灵凤、郁达夫、李桦、唐英伟等曾纷纷使用藏书票，不少大学与机构的图书馆也在图书上运用藏书票作为馆藏标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藏书票在国内已经是枝繁叶茂。
席湖不仅自己创作藏书票，也与各个作者相互交换藏书票，收藏各个国家的藏书票。“跟藏书票的作者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会相互邮寄自己的作品给对方。”席湖的作品因为带有强烈的个人特点和香山历史人文印记，备受欢迎。此次在珠海博物馆展出的100多张藏书票中，香山文化、澳门历史建筑融入其中的作品不在少数。在展览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席湖早期的藏书票多采用水印制作，后来延伸到木刻、套色、综合版等，无论在形式、还是风格、题材上，都逐渐日趋多样。这不仅仅是他对于藏书票的艺术探索，也让更多人通过藏书票了解版画这种艺术形式，推广版画。“版画不仅仅只有木刻一种。”席湖的藏书票内容，既有人物、自然，也有再创作的意象场景。有一张为了纪念2000千禧年的藏书票，席湖巧妙地把画面中的草地画成2000四个数字，既有纪念意义，画面又显得生动。席湖的每一张藏书票都要先设计，构思每一个画面，很多创作灵感都来自生活。例如以香山古老传统建筑为元素进行胶版和水印的藏书票，既能通过黑白两色感受到传统的厚重，也能在水印色块和留白中领略作者所营造的意境。珠海这个城市的历史人文被封存在小小方寸间的藏书票中，实属难得。“表现人与书的关系，是许多作者既跃跃欲试、又很难有大的突破的题材，席湖却用他非凡的想象力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老汉藏书’‘艺洋爱书’中带着浓郁喜剧效果，迷宫般的夸张、与木梯相伴的落地灯、巨大无比的放大镜，荒诞而不离奇。画面布局处理上，对破边的处理处理有自己的办法：伸出的镜把、带穗的书签，未闭合的晕环，都为打破构图的平庸，贡献着巧劲。很智慧、很合理、很自然、很舒服，没有刻意为之的别扭与生硬，竟浑然自成，挑不出毛病。仿佛，天经地义、本该如此。读书人那种痴迷之态让人忍俊不禁，相似的体验、强烈的共鸣，会心一笑、为之释怀，从而获得精神上的那份愉悦和满足。保加利亚国家图书馆要收藏，很自然。”2018年《今日版画》杂志出版的《中国藏书票名家精品集》上，著名文艺评论家董大可对席湖作品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认可。
一枚枚小小的藏书票，以多种版画技法制作而成，图文并茂，色彩斑斓，韵味无穷，不仅可以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版画制作方法，变化无穷，趣味无限。展现了书中字里行间的风景，其中有自然的交响、历史的回声、文学的低吟……这也是席湖坚持藏书票创作和收藏的原因所在。
由爱书而藏书，由藏书而有藏书票，由藏书票而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无论是藏书，还是藏书票，它们都让书籍文化变得丰富，让历史得以保存，让我们可以在纸上回望无限风景。
Q：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图书收藏的？
A：从2002年创办新古书店开始，接触到古书，对图书收藏开始感兴趣，到外地出差也会收，在线上旧书平台看到合适的喜欢的也会收。收藏的古籍旧书很多都是人们有意识保存下来的，细细去了解每本书背后的故事和所处年代的经历，在多年后翻看也都是很有乐趣的。
Q：在珠海本地有收到过旧书吗？
A：也有，数量不多，在珠海收到的真正民国的书有两三本， 澳门会比较多点。澳门在两三百年之前，图书文化就很兴旺，澳门的藏书在东南亚一带都是领先的，书籍也保存好，跟香山有关的书籍也会比较留意。
Q：收藏古书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A：看自己的收藏喜好，有的书上百万也有人收，我会比较倾向收藏初版书，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书，一看作者，二看内容。线上交易就是多问问，有些仿古书也做得很像，纸张、装帧、自然旧的程度都能看出来。收藏书也是一个过程，一步一步积累经验，什么年代的书什么价格心里大概都会有个底。
Q：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藏书票创作的？
A：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第一届藏书票展的时候，去现场看了看，挺感兴趣的，回去自己就开始进行创作，没想到第二届的时候，我的作品就入选，第三届的时候再次入选还获得了铜奖，就开始坚持藏书票的创作。
Q：藏书票是版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吗？
A：很多人不太了解藏书票是什么，藏书票文化的传入与鲁迅先生倡导的木刻运动是密不可分的。藏书票是版画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不拘于一种版画语言。我早期的藏书票多采用水印制作，后来延伸到木刻、套色、综合版等，无论在形式，还是风格、题材上，都逐渐日趋多样。
Q：您的藏书票有着强烈的个人特色，灵感来自哪？
A：例如香山记忆这部分取材珠海一些传统建筑的剪影，有些是生活中遇到的有趣片段的再次创作，在创作之前，自己心里会先有大概的设计，版面如何分布等等，都要有自己的设计。
“像杨匏安的作品，如果在市场上流通，它就只是商品，当它回归杨匏安家乡的博物馆，它就是文物，因为文物的支撑，杨匏安的形象鲜活了。”《西洋史要》是杨匏安的主要著作之一。1929年，杨匏安用了3个月时间在上海编写翻译了20多万字的《西洋史要》，以“王纯一”的笔名交给上海南强书局，于当年7月出版。这本书让中国的革命群眾了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开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之先河。此次捐赠的《西洋史要》就是1929年的初版书。全书详尽撰写了西方封建时代、商业资本时代、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小资产阶级专政时期、英国宪章运动、法国1848年革命、德国革命等西洋历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本封面早已泛黄的《西洋史要》用繁体字写着“王纯一编译”几个字，还有左上角的一个带有历史印记的图书馆书标。付洪波当时遇到《西洋史要》的时候，拥有它的人并不知道这本书的由来，也不了解杨匏安的笔名就是王纯一。
付洪波在珠海经营新古书店已有十多年，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到古书旧书，逐渐因为兴趣开始收藏。每次对旧书古籍进行收藏之前，他都会了解书籍、作者的相关背景。也是因此，才能遇到《西洋史要》这本难得的初印本。《中华新报选辑》里面刊载了大量杨匏安1917年至1919年《中华新报》副刊刊登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今年为了藏书展，付洪波还找到了1919年12月15日出版的《中华新报》副刊，其中就有一篇杨匏安的文章，此次与《西洋史要》《中华新报选辑》同时出现在一个橱窗中展示。
过往与现在，百年的时光，因为古籍旧书的保存，能让更多珠海人了解杨匏安这一生于珠海北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
藏书 纸短意深
付洪波的藏书展览前言中写到“图书收藏，门槛低，效益差，故好之者寡。通常，图书收藏，属读书人所为，乃文化人所好。”付洪波自己坦言收藏旧书一方面是因为开书店接触到旧书，兴趣所致，一方面是因为旧书有升值空间，他总想着哪天可以开一个旧书店，让这些古籍旧书进行交流，但是屯了十多年的旧书，近20万本，一直都是自己收藏着，从来没有卖过。有些古书大部分付洪波自己也没有看过，例如毛边本的书籍如果进行翻阅，可能就会破坏了其在装帧艺术上的完整性。而有些古书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翻阅可能会造成破坏。虽然无法翻阅，但是付洪波每每都会通过其他途径了解这些书籍、作者的背景、历史以及其收藏价值。
此次展览精选的300多本藏书，也算是付洪波的藏书第一次在珠海与公众见面。付洪波将此次展览分为八个主题，分别是“文明古国”“香山记忆”“文化大家”“历史民俗”“艺术大师”“收藏之乐”“版本拾趣”“传承传播”。每一部分的设定细细品味，都颇有讲究。在付洪波收藏的20多万本书中，新书占了十分之一。“藏书不仅仅是古籍，一些近年来的新书，也有收藏的价值，要看作者、内容和版本。”例如莫言的签名本，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有莫言亲自签名的书价格大概在几百，当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莫言签名本价格猛升，数量猛增，难辨真假。
付洪波的藏书中，常见到“初版”两字，这说明这本书是第一次印刷，有些不再版，在市面上已经是孤本。当然，收藏古籍旧书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有的线装本就可以造假，市面上会有一些仿古书，我一般会通过纸张、自然旧的程度来分辨。”虽然付洪波的书店开在珠海，但是收藏古书这么多年，在本地收到的古书大概两三本。但他还是经过不同领域了解香山文化和香山文化名人，对他们的书籍进行收藏。例如被《纽约时报》曾用一句话评价：“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的出版大家王云五，就是一位来自香山的大家。付洪波收藏了许多商务印书馆的书籍，这其中不乏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系列。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几十年里，定下了“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出版方针，主编了媲美小型图书馆的“万有文库”系列丛书，他的经营理念让商务赚了大钱，还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万有文库”系列全书1721种，共4000册，这套作者有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傅斯年等等，集合了文学、音韵、法律、艺术、经济、历史、社会各个方面大学者。收藏古书的范围之广，也是付洪波的一大特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的讲述清代皇后每日衣食住行的《清代中南海档案》（帝后生活卷），江西省文献委员会在1947年出版的《张道陵天师世家》，记录潮汕特色文化的《侨批丛谈》，1953年金庸为梦中情人夏梦量身定制的电影《绝代佳人》的宣传单，1947年出版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活页画册，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记录苏轼、黄庭坚书信作品的《苏黄尺牍选》，上世纪70年代风靡的连环画小人书等等，每一个古籍旧书的背后，都有一段旧时光和故事。例如华人社会里第一次介绍木心的杂志《联合文学》的创刊号，付洪波收藏这本杂志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的信息，了解过木心的生平，和这本杂志的背景。有的旧书上写着“南京汽车制造厂”的字样，仿佛可以看到这本书的种种经历，有些书里面写着曾经拥有者的批注和想法，既是属于个人的见解，也是当下时代的印记。
人们常说，收藏是延伸生活触角的方法。收藏古籍旧书不仅仅是跟书本打交道，还要与历史、过往打交道。所谓纸短意深，这其中的乐趣只有淘书、收书不断积累才能得知。 藏书票 述说书籍故事
付洪波与席湖是因为2017年《香山记忆——香洲老照片影像展》而相识，此次共同进行展览，除了缘分，还有同样对于书籍文化的热爱和香山记忆的珍视。付洪波藏书专有香山记忆一个类别，席湖的藏书票，也将香山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印刻在小小的藏书票之中，以身体力行在述说书籍的故事和传承香山文化。
席湖接触藏书票，是在1980年代初，当时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藏书票展，他看了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尝试进行藏书票的创作，没想到第二届全国藏书票展自己的作品就入选了，第三届的时候，作品获得了铜奖。收到认可和鼓励，席湖的藏书票创作愈发有动力，此后的第四、五、六、七、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届藏书票展均有参加，并在第四届获得优秀奖、第十五届获得最佳作品奖。
已经流传数百年之久的藏书票，是书籍文化的重要象征。藏书票顾名思义是贴在书籍的扉页上，其作用相當于中国传统的藏书章、收藏章。起源于15世纪中期的德国，比邮票早300年左右。藏书票初期是作为藏书标记使用的，内容大都是贵族家族徽志图案。五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丢勒、霍加斯、比尤伊克、到马奈、埃舍尔、马蒂斯等艺术大师的参与创作，福楼拜、雨果等作家的使用推广，藏书票从曾是欧洲宫廷贵族权势与藏书的象征，逐渐演变为东西方爱书人和藏书票爱好者的创作、交换、收藏的艺术品。一般藏书票上都会标有创作者的名字落款、拉丁文EX-LlBRlS（表示“某人藏之”）以及拥有者的名号或者图标，藏书票上写着“A/P”标示数量，1/50标明是50张中的一张，A/P既标明是自留的。而在艺术形态上，藏书票是版画艺术的分支。在西方藏书票也因其特有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意趣，成为了普及和传播版画艺术的载体。
藏书票进入中国，则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藏书票从日本传入中国，一批著名作家、艺术家如鲁迅、叶灵凤、郁达夫、李桦、唐英伟等曾纷纷使用藏书票，不少大学与机构的图书馆也在图书上运用藏书票作为馆藏标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藏书票在国内已经是枝繁叶茂。
席湖不仅自己创作藏书票，也与各个作者相互交换藏书票，收藏各个国家的藏书票。“跟藏书票的作者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会相互邮寄自己的作品给对方。”席湖的作品因为带有强烈的个人特点和香山历史人文印记，备受欢迎。此次在珠海博物馆展出的100多张藏书票中，香山文化、澳门历史建筑融入其中的作品不在少数。在展览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席湖早期的藏书票多采用水印制作，后来延伸到木刻、套色、综合版等，无论在形式、还是风格、题材上，都逐渐日趋多样。这不仅仅是他对于藏书票的艺术探索，也让更多人通过藏书票了解版画这种艺术形式，推广版画。“版画不仅仅只有木刻一种。”席湖的藏书票内容，既有人物、自然，也有再创作的意象场景。有一张为了纪念2000千禧年的藏书票，席湖巧妙地把画面中的草地画成2000四个数字，既有纪念意义，画面又显得生动。席湖的每一张藏书票都要先设计，构思每一个画面，很多创作灵感都来自生活。例如以香山古老传统建筑为元素进行胶版和水印的藏书票，既能通过黑白两色感受到传统的厚重，也能在水印色块和留白中领略作者所营造的意境。珠海这个城市的历史人文被封存在小小方寸间的藏书票中，实属难得。“表现人与书的关系，是许多作者既跃跃欲试、又很难有大的突破的题材，席湖却用他非凡的想象力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老汉藏书’‘艺洋爱书’中带着浓郁喜剧效果，迷宫般的夸张、与木梯相伴的落地灯、巨大无比的放大镜，荒诞而不离奇。画面布局处理上，对破边的处理处理有自己的办法：伸出的镜把、带穗的书签，未闭合的晕环，都为打破构图的平庸，贡献着巧劲。很智慧、很合理、很自然、很舒服，没有刻意为之的别扭与生硬，竟浑然自成，挑不出毛病。仿佛，天经地义、本该如此。读书人那种痴迷之态让人忍俊不禁，相似的体验、强烈的共鸣，会心一笑、为之释怀，从而获得精神上的那份愉悦和满足。保加利亚国家图书馆要收藏，很自然。”2018年《今日版画》杂志出版的《中国藏书票名家精品集》上，著名文艺评论家董大可对席湖作品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认可。
一枚枚小小的藏书票，以多种版画技法制作而成，图文并茂，色彩斑斓，韵味无穷，不仅可以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版画制作方法，变化无穷，趣味无限。展现了书中字里行间的风景，其中有自然的交响、历史的回声、文学的低吟……这也是席湖坚持藏书票创作和收藏的原因所在。
由爱书而藏书，由藏书而有藏书票，由藏书票而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无论是藏书，还是藏书票，它们都让书籍文化变得丰富，让历史得以保存，让我们可以在纸上回望无限风景。
Q：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图书收藏的？
A：从2002年创办新古书店开始，接触到古书，对图书收藏开始感兴趣，到外地出差也会收，在线上旧书平台看到合适的喜欢的也会收。收藏的古籍旧书很多都是人们有意识保存下来的，细细去了解每本书背后的故事和所处年代的经历，在多年后翻看也都是很有乐趣的。
Q：在珠海本地有收到过旧书吗？
A：也有，数量不多，在珠海收到的真正民国的书有两三本， 澳门会比较多点。澳门在两三百年之前，图书文化就很兴旺，澳门的藏书在东南亚一带都是领先的，书籍也保存好，跟香山有关的书籍也会比较留意。
Q：收藏古书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A：看自己的收藏喜好，有的书上百万也有人收，我会比较倾向收藏初版书，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书，一看作者，二看内容。线上交易就是多问问，有些仿古书也做得很像，纸张、装帧、自然旧的程度都能看出来。收藏书也是一个过程，一步一步积累经验，什么年代的书什么价格心里大概都会有个底。
Q：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藏书票创作的？
A：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第一届藏书票展的时候，去现场看了看，挺感兴趣的，回去自己就开始进行创作，没想到第二届的时候，我的作品就入选，第三届的时候再次入选还获得了铜奖，就开始坚持藏书票的创作。
Q：藏书票是版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吗？
A：很多人不太了解藏书票是什么，藏书票文化的传入与鲁迅先生倡导的木刻运动是密不可分的。藏书票是版画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不拘于一种版画语言。我早期的藏书票多采用水印制作，后来延伸到木刻、套色、综合版等，无论在形式，还是风格、题材上，都逐渐日趋多样。
Q：您的藏书票有着强烈的个人特色，灵感来自哪？
A：例如香山记忆这部分取材珠海一些传统建筑的剪影，有些是生活中遇到的有趣片段的再次创作，在创作之前，自己心里会先有大概的设计，版面如何分布等等，都要有自己的设计。